罗荪，文艺评沦家、前《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名誉馆长。在60年的文学征途中，历经自中国新文学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的长过程。他所留下的不寻常足迹，值得后人思索。

《罗荪集》主要收录了罗荪的“寂寞”、“灵魂的闪烁”、“苍蝇”、“新题目，老文章”、“沉默救国”、“奇文共赏”、“伏惟尚飨”、“探梅和赏樱”、“告别武汉”等作品，从中读者可以领略她的思想和艺术才华。

《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为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沦陷以后至抗日战争胜利)与黑龙江文学有密切关系的作家作品选集，收录了金剑啸、萧红、高兰、萧军、塞克、舒群、罗烽、白朗、罗荪、关沫南等有重要影响的黑土作家的作品。作品反映了抗战时期黑土作家的生活和文化活动，以及黑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发展历程。本丛书的出版，将使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学研究工作者全面了解抗战时期黑龙江的文学创作；在黑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通过阅读黑土作家的作品，将深刻了解这块土地曾经孕育出的文学精英，增强文化自信。

本书为该丛书之《罗荪集》分册。

《罗荪集》主要收录了罗荪的“寂寞”、“灵魂的闪烁”、“苍蝇”、“新题目，老文章”、“沉默救国”、“奇文共赏”、“伏惟尚飨”、“探梅和赏樱”、“告别武汉”等作品。

前言

小说

寂寞

灵魂的闪烁

未发的书简

 ——怀友人T君

代表

杂文

苍蝇

新题目，老文章

论读书

旅行之类

沉默救国

奇文共赏

伏惟尚飨

“国庆”乎？

“一·二八”四周年

新“钦差大臣”

探梅和赏樱

“与抗战无关”

再论“与抗战无关”

美麦和美机

“太平盛世”

告别武汉

江上

喜剧世界

略论“自大”

谈“人格”

第三种人

新踏踏派

反虚伪的精神

鲁迅先生——苏联文艺的介绍者

颂“胜利”

新春试笔

看“岳飞”有感

“小雨点”

一粒带着讽刺的子弹

掘发人性

自觉的声音

关于鲁迅的“明天”

最后的旗帜

 ——回忆

士可“辱”不可“杀”

轰炸书简

养鼠成患

一面镜子

“不行”之所在

庆祝一章

 ——山城杂章

“哭泣文学”种种

“杀人”与“改造人”

时间

 ——新年杂感

《寂寞》集后记

梦与现实

——读张恨水的《八十一梦》

苦雨杂记

“作家”、“诗人”、“猪”

箕豆夜录

预言和泡沫

“错觉”的悲喜剧

东北人民需要什么

附录

好人罗荪

纪念孔罗荪诞辰90周年座谈会

斯人已去遗风长存

——孔罗荪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侧记

惜别孔罗荪

记罗荪

播种的人

《天蓝的生活》的归来

——怀念罗荪先生

挚友情

——孔罗荪与戈宝权

复出文坛苏醒时

高山流水

生命之花

 ——巴金与罗荪

罗荪论

罗荪年谱

寂寞

一九三九年的初春，我接到一个朋友从鄂北寄来的信，他的名字叫林涛，武汉沦陷以后，一直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因为他在武汉沦陷前，正患着相当严重的肺结核，而那时候，他又努力支持着病体，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工作，所以使许多来到重庆的朋友们，都异常的关怀着他的下落。

这封信递到我手里的时候，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和欣慰，我望着那信面上的字迹，正如同看见了他那颀长而清癯的身影，那苍白而两颊上略有一层薄薄的红云的脸庞，那一双富有热情而深邃的眼睛，那一口爽朗而悦耳的北平话。但是在我拆读了这封用“血红”的笔写的信的时候，我在为一个快要倒下来的战友而哀伤，为一个惨酷遭遇的弟兄而愤恨。下面便是他病在鄂北樊城的一个凄冷的小客栈里写来的信：

……我还刚刚要提笔准备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忍不住辛酸的泪倾泻下来。好友，请你不要笑，我会变得这么样的脆弱吧。我连支持起自己的体力的勇气都没有了，可是，在这样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在想念你们啊！

这里还是冷酷的冬天啊！我独自躲在这个荒僻的小城中的一个凄冷的小客栈里，我必须挣扎着我所有的精力，写这封信给你，以及我的那些幸福的朋友们。因为我现在已完全陷于绝路，我必须向你们伸出求援的手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援助我，即使是我现在已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废物。

我还记得很清楚，在半年前，我们还都在保卫大武汉的激流中，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热力来沸腾那一个澎湃的高潮。但是我却不幸的正在昂扬的时候，病缠住了我，稍微累了一点，便会大量的吐着血。可是一等精神恢复，便不能抑止住自己的热情工作，工作！它虽然疲倦着我，却也十分的解救了我。朋友中，你也是其中的一个，曾一再热情的劝我回到乡间去休养一个时候，抗战是长期的，倘没有一个经得起锻炼的体格，是难以支持的。

没有来得及等我考虑这些问题，而一切不幸都已尾随着我而来了。

电台要疏散，发给我六十元钱的遣散费，那时候，我正病卧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不能立时离开这我所爱的城市，我看见那么多热情的年青的伙伴，驰骋在祖国的战场上，激昂的热流中，我不能离开他们。虽然我也许会成为他们的累赘，可是我还有一点勇气和毅力来支持自己。

不幸的日子终于到了，就在狂热的双十节那一天，我扶在朋友的肩上站在江汉关的石级上，巡视了那么伟大的壮观的行列，那么热情而激昂的队伍，我实在不会相信，我们的心脏，我们的伟大的城会陷落的。

我支持着病体，拒绝了一个朋友的伴送，我寂寞的回到了荆门，鄂中的一个小城。这里有我的家，一个破落的大户。当我看见年迈的双亲，用了悲喜交集的情绪迎着我的时候，我的心创痛而拘挛起来。我带回了什么给他们呢？

唉，好友，我不想多说这些属于个人情绪的事吧。虽然你们当会了然当日的景况。我在这个小城里平静的住了一个月的光景，说是平静，实际上也只是我个人好似很平静的住着而已。难民和新的恐怖却时时袭击着这个小城。武汉沦陷后，这儿已成了鄂中的重镇。不幸是孪生的，十一月十三日，这个小城遭遇了空前残酷的轰炸。我们一家三口在仓皇中逃出城外，等到回来的时候，我的家已经变成一片瓦砾。自然，这并非是加于我个人命运上的例外。而我现在却变成一个空无所有的了。

终于靠着亲友的帮助，我们辗转在山野之中。我相信你们一定想象得出，我在第一个月中的休养，在第二个月却取得了双倍的报复。我几次想挣扎起我的体力，到鄂东去参加战争，但是我在这一次的遭遇中，这个幻梦又被毁灭了。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一份鄂北日报，发现了我的朋友啊！我如同吃下了一服兴奋剂，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勇气，我竟然振作了起来，我可以支持自己的体力，不再终天躺在床上。我必须作一次最后的冒险，我不能坐视着老父老母的冻馁，我还须用出我最后的力量，去追求那一团热火。

我终于设法去凑了一点点钱，而留在家里的却只是大洋两元。可是我再不能顾虑这些了，我必须拿出最大的勇气来。我又重新开始了我的征途。

这时候的心境宛如出征的英雄，推开了所有的杂念，忽然好像变成了壮健的战士了。

一到樊城，就去找我的朋友K君，而这个报馆的窘况，却使我冷了许多，但是朋友们艰苦搏斗的精神，吃苦耐劳的毅力，十分的感动了我。他们在沙漠中开荒。我虽然体弱，但我还有自信，我仍然应该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他们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每天从下午四点钟到夜深两点钟的译电，据K说，这是在他们一伙中间担任最少的工作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力量竟至于如此的脆弱了，我仅仅的工作了两个夜晚，就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如果我再工作一天，也许就连生命也都将停止在这里。我不能打扰他们，因为他们都在艰苦困难中工作，他们都穷得每天仅仅吃两顿饭。

现在，我病倒在这间凄冷而狭隘的小客栈里，无穷尽的热望，无穷尽的幻想，和着无穷尽的回忆，折磨着我，鼓舞着我。而我却没有一点力量能够再振一振我那折断了的翅膀。

好友，我这时候只有向你们伸出求援的手，希望你们的召唤，而不会遗弃这样一个病弱的战友吧？！因为，我在呼吸停止之前，我还有一个幻想，我还有一点希望，我还须再振一振我的无力的翅膀，即使飞得低一点，也不妨，总之，我应该飞一飞啊！好友，我深信你们不会吝惜对于我的援助的。

我只要求你们寄给我一点点旅费，我先到宜昌去，我决定要去。之后，我的力量还够的话，我就会飞到你们的面前来的。

P3-5

罗荪(1912—1996)，一位历近百年人生走过20世纪历史风云的人物，虽淡出历史舞台却并未终结人们历史记忆的文化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的一生就与共产党的文化事业密切相关。他在八年抗战期间，作为“抗协”常务理事和《文学月报》主编，与一切消极抗战言论做斗争，扶植文学新秀，不仅是一位激情抗战的文化战士，而且还是一位新中国文艺播种人。解放后，历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名誉馆长等职务。同时笔耕不辍，他又是作家、文艺理论家和编辑家，写过诗歌、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身后留下15部文集。当罗荪先生百年之后，作家端木蕻良写的一副挽联是：“做人做事平生严谨如一日；为友为文世上坦诚无二言。”“严谨”和“坦诚”，几乎是罗荪生前朋友们普遍的评价。中国人一向重视盖棺定论，但能留得生前身后名又能有几人？而对罗荪先生高度的赞誉与他的政治生活似乎并无绝对的关系，恰如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所言：“好人罗荪，我们深深怀念您。”

这是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值得后人怀念的人，他以严谨和坦诚的人生态度为朋友为文学事业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如果以历史大事记的方式回顾一下罗荪的人生经历，人们知道并肯定他的第一个贡献是抗战时期的实绩。1938年，他在汉口积极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为重要骨干担任了《抗战文艺》编委(《抗战文艺》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刊物，从1938年创刊到1946年闭刊，一共出版了十卷，计73期，罗荪参加了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后来该协会内迁重庆，罗荪的家就成了编辑部，团结了大批积极抗战人士。更为重要的是罗荪还发起了文艺界与梁实秋所谓“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坚决斗争，为抗战文艺作出了重要贡献。罗荪第二个贡献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担任《文艺报》主编之初，竭力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鼓与呼，大力提倡突破禁区、解放思想，为所谓文艺“毒草”平反，为艺术家恢复名誉，社会反响巨大，为新时期文艺思想解放开了路。罗荪笫三个大贡献是晚年受巴金先生的委托和中国作协的安排，负责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1982年，古稀之年的罗荪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工作殚精竭虑，奔走呼吁，亲自踏察馆址，征集资料，倾注了一位领导者更是一位作家对文学的情感，奉献了他最后的光与热。他和巴金先生作为第一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名誉馆长当之无愧。

评价罗荪，誉之为中国文艺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人，有史实为证，但这并非是全部。实际上，罗荪对中国新文学事业有过不小的贡献，目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这位当年的东北作家、激情抗战的文艺战士，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缺憾。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罗荪创作了大量与抗战相关的小说、诗歌、散文与杂文，研究这些作品，对于丰富东北作家群创作面貌，认识作为文艺评论家的罗荪对抗战文艺的贡献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探讨。

罗荪与现代文学的深刻渊源始于哈尔滨。

1928年，16岁的罗荪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辍学考入哈尔滨邮政局。他始终保持对文学的热烈向往，一边工作一边开始用“罗荪”等多个笔名给《国际协报》和《晨光报》投稿，第一首诗作由《晨光报》副刊《江边》刊出，第一篇小说《新坟》由《国际协报》副刊《绿野》连载。以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暗》。同时，他与几位文学同道组织了“寒光”剧社，表演话剧。后来由他提议创办了一份《国际协报》的文学副刊《蓓蕾》周刊，并由他担任编辑，由是表现出罗荪的文学和组织才能。他创办的“蓓蕾”文学社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也使罗荪的文学才华与日进展，他像一只春燕，在哈尔滨的寒冬利用文学的阳光播撒早春的气息。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伸进哈尔滨，《国际协报》处境艰难，1931年末，《蓓蕾》周刊被迫停刊。据当年共同创办“蓓蕾社”的台湾著名作家陈纪滢著文说：由于《国际协报》是当年东北最大的一家报纸，罗荪作为一名少年文学爱好者，主编该报《蓓蕾》副刊，有声有色，日渐兴旺，它的影响已超越东北范围，受到平、津、沪等地文坛的重视，并把当时东北地区的作家聚集到了一起，把他们作品介绍到关内，为后来东北作家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少年罗荪是拾薪之人，为东北地方文艺的发展作出了他的贡献。并由此结下了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不解之缘。他日后以笔为枪，写下的大量战斗檄文都和在哈尔滨这段时期的创作与编辑生活密切相关，在他的一生中，哈尔滨是一生难解的故乡情缘，尤其是铁蹄下东北人民的呼与吸之痛更与他的生命休戚相关。特别是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后那个激情的文艺评论家，时刻把抗战作为人生要义。与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年居住哈尔滨生成的切实的丧国之痛与强烈的爱国情怀，都成为罗荪先生积极推动抗战文学的直接思想动因。

1932年9月，罗荪与夫人周玉屏以蜜月旅行为由途径大连到了上海，从此告别了家乡哈尔滨。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也正式开始了一个“左翼”文艺评论家的文学生涯。自此他的生命将与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往往看见的是一本本文集积累的文学成就，但是作家本人的精神成长轨迹却隐于文字背后，有待进一步发现开掘，我们今天看到的思想之树结出的一粒粒饱满的种子，都是经过人生风雨的洗礼锤炼后破土而出熠熠发光的。离开哈尔滨后，罗荪的创作兴趣从最初的诗歌、小说转移到散文和杂文上了，这与他开始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有直接关系。1934年，罗荪曾随叔父孔敏到鲁迅家中拜访过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并于1935年5月22日从武汉给鲁迅写信，邀请他为《大光报》副刊《紫线》写稿，罗荪时为该副刊编辑。能主动向鲁迅先生约稿表现出罗荪的文学志向和他对鲁迅先生的景仰程度，实际上罗荪早在哈尔滨时就经常读鲁迅作品及其编的杂志，汲取精神给养，从一踏上文学之路就奠定了坚实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立场。这也决定了在日后多次复杂的文艺思想争论中，罗荪能够保持鲜明的“左翼”立场和批判激情。罗荪对鲁迅先生的景仰之情还表现在对鲁迅精神的深刻理解上，特别是在鲁迅先生去世之后，面对许多宿敌对鲁迅的谩骂与诋毁，罗荪撰文挺身捍卫鲁迅。他在1940年纪念鲁迅诞辰六十周年的文章《自觉的声音》中写道：

鲁迅先生诞生的六十年，恰恰正是中国在灭亡与新生的路上挣扎与彷徨、斗争与妥协的最激烈的战斗的时代。他，代表着中国的“自觉的声音”，在这无声的古老潭穴里，投下了一颗猛烈的爆炸弹。这声音并不只是激起一些复归于平静的浪花，它不但捣破着旧的巢穴，暴露了鬼魅的行径，揭发了怯懦、卑劣、无耻、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们的面目，而且用了自己的生命和血来拯救和洗清那些“生长在刽子手主义和奴才主义环境里的孩子们”。

罗荪坚定地指出鲁迅代表了中国“自觉的声音”，也正是有这样的“声音”的存在与呐喊，才能拯救被刽子手和奴性主义麻痹的国民灵魂。这正是鲁迅精神的实质和思想根源。有了这样明确的警醒的认识，才能真正继承鲁迅的战斗精神并身体力行地为繁荣杂文创作作出自己的贡献。唯其如此，八年抗战期间，一位奋笔疾书战斗的文艺家罗荪才能给时代留下了铿锵有力的回音。他努力让自己的文字化作“中国的声音”。

风云激荡的20世纪30年代，罗荪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注定在大浪淘沙的历史转折中不时调整自己人生的航程。大时代的光与影与个人命运叠合映证。1938年在汉口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上，活跃着罗荪身影，曾经有过亡国之痛的他对文协宗旨“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抗敌救国是我们的旗号”有着深刻的体会，也是他人生鲜明的精神立场和价值所在。此时，如果有阻碍抗战的言与行，我们相信，罗荪一定会像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那样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表达一个正直中国人的良知。所以，今天的我们同样能够理解罗荪先生当年与梁实秋“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论战的激情。因为在罗荪的思想里，真的是认为“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此外，别无选择。

思想的斗争从来都是尖锐的战争，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大敌当前，山河破碎，救亡是当务之急。1938年，这个中华民族严峻沉重的年代，对于党派、知识分子、个人来说，真正到了历史抉择之际，我们今天看到当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在“左联”解散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成立了。这真是一个同仇敌忾民族生死攸关的历史大转折。但是转折是复杂的，多种党派、多种势力、多种主义话语和个人价值偏好使得大时代语境十分嘈杂，表面上合作抗日，但是各种话语对抗交锋冲突不断，而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衍生积淀的文艺界的斗争，则成为进入全面抗战后表面统一背后话语纷争的根苗。各种宗派情绪与消极思想并非“统一战线”就能统一，而是借用各种历史时机有所表现。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就是代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梁实秋，在当天《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其中有一段代表性文字：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有人一下笔就离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反对“抗战八股”似乎是占据了话语先机，但真实意图并非那么简单。在抗战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和抗战文学远未深入的情况下，以反对“抗战八股”为借口，提出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特别是还公然嘲讽坚持抗战为宗旨的文艺界统一战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冷嘲热讽地叫嚣：“所谓‘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梁实秋所说“文坛”，指的正是文协。对抗战文艺统一组织机构和抗战主张极尽挖苦诋毁之能事，其用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梁实秋身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其言论表明了国民党战略转变的动向，这种对尚在普及阶段的抗战文艺的排斥心理实际上体现了取消抗战文艺的真实动机。

第一个对梁实秋《编者的话》快速做出反应并提出质疑的就是青年评论家罗荪。东北作家的抗战激情和他“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使他能够及时准确地对“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这一消极抗战的言论作出判断。他写出了题为《“与抗战无关”》和《再论“与抗战无关”》两篇杂文，相继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针对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论调，罗荪严正地指出：

这次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战争所波及到的地方，已不止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达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种情况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作看不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家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拙笨的想法也实在并不容易……在今日的中国，想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不过是某些人们心理上的“避难所”的一种幻觉罢了！  民族危亡，罗荪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认识到文艺与抗战的重大关系。想起东北家乡人民的水深火热，侵略者的暴虐行径，罗荪义正词严落地有声地大声疾呼：“今日的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他认为：“作为时代号角，反映现实的文学艺术，更其不能例外的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然而梁实秋抹杀了今日抗战的伟大力量的影响，抹杀了今日中国的抗战这个真实的存在，抹杀了今日全国爱国文艺界在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抗战的文艺。”罗荪的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响应，一场文艺与抗战关系以及要不要坚持抗战的争论，大范围扩展开来。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夏衍、田汉等通过报纸、刊物、专著、演讲、座谈等形式，纷纷对“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提出批评。人们不约而同地严词责问：梁实秋不劝人把抗战文章写好，反而劝人写点不抗战也好的文章，是所为何来？是不是做了帮凶？其结果，《中央日报》面对群情鼎沸的局面，不得不抛出替罪羊——1939年4月梁实秋被迫辞职离任。然而争论并未停歇，事关民族大义，文艺与抗战关系问题的争论，早已汇入了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抗日救国的时代呼声中，这也是民族的正义之声。

何为大是大非？罗荪与同时代人一生中都面临着是与非的考验与抉择，这是一代带有悲剧意味的知识分子，从“五四”到“抗战”再到“反右”、“文革”，真是人生百年风云变幻。作为个人生命史，历史不可回溯，但人生关键抉择真的就是那么几步。在与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针锋相对反击时，历史可以证明：罗荪对了。这不是宗派相争，更不是宿怨报复，这是民族大义大是大非的问题，这场争论之所以那么长久，其意义那么深远，其中就隐含着不辩自明的真理：外虏当前，文艺必须为抗日战争这场正义之战服务。抗日烽火已燃遍祖国大江南北，正义的人们心中响彻的正是罗荪那句穿越历史的铿锵话语——今日的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

以文艺为抗战服务，是青年罗荪人生的信仰。八年抗战期间，他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出版部副主任和会刊《抗战文艺》编委，《文学月报》主编，同当时不抵抗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文艺更好地为抗战服务作出了贡献。这期间罗荪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发扬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同一切消极抗战言论论战，其目的是要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焕发中华民族的新精神，把抗战进行到底。即使是抗战胜利了，他依然警惕着那些发动内战分裂东北的阴谋，在《东北人民需要什么》一文中，大声呼吁：经过十四年法西斯统治终于获得胜利的东北人民不再需要武力战争，不再需要法西斯统治，更不需要官僚政治以及任何形式的掠夺。而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伟大的希望——要有一个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新东北，要有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可以想象，罗荪对于东北新生活的设想，是一个坚守人道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对未来乌托邦社会情景的构想，对家乡的深情，对形势清醒的认知。这些都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价值立场，这时的罗荪作为文化战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表达了思想的力量。

罗荪还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不论是《蓓蕾》，还是《文学月报》等刊物，都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文学月报》连续出版了两年，计3卷15期，每期发行量都达到万份，为抗战时期少有。这一刊物在重庆和大后方曾有广泛影响被誉为“文艺杂志的巨星”。这些刊物扶植了新人，推动了文艺发展，在这一点上，罗荪功不可没。作家碧野曾在1992年撰文《播种的人》回忆了他与《文学月报》的故事，充满深情地叙述了他与罗荪交往的细节，当年真诚友爱的主编罗荪推荐了《灯笼哨》和《乌兰不浪的夜祭》，大大鼓舞了青年作家碧野，回忆难忘的往事，他在文章中热赞罗荪是中国新文学的播种人。多么恰切的评价，没有罗荪这样辛勤耕耘的优秀编辑家，就没有中国新文学繁茂的文学之林。

罗荪，这位东北作家，优秀的评论家和编辑家，其身影已渐渐隐于历史的地平线之中，但是我们依然从那些鲜活的文字以及朋友们亲切的回忆中，看见了这位为新中国文艺播种的人，他是朋友眼里的好人，更是一位激情的文艺战士，正直的文人。

斯人已去，遗风永存！

郭力

2011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