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相反的证据几乎无处不在，无穷无尽，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依然有众多精英，包括学者、新闻记者、政治家和作家，在固执己见地大声高呼：自由企业并不中用。他们义无反顾地主张加强政府管制和集中规划。

在《自由经济学》一书中，约翰·洛特为我们驱散了神话的迷雾，让“传统思维”在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他以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为基础，让我们认识到了自由市场原则的神奇威力，无论是商业、劳动力、犯罪控制，还是公共政策，自由市场都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而本书则是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真谛不可或缺的基石。

我们所谓的种种常识，竟是谬误？管制房价不仅害死人还害死猫！垄断与价格歧视也会增进你的个人福利！餐馆里的晚餐当然比午餐更贵！酒吧、餐馆中酒品的昂贵都是理所应当的！信誉可以让eBay卖家抬高商品价格！女性获选举权，导致美国政府规模扩大1/3！平等雇佣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市场失灵”只是面具！政客们不会把拉选票的希望放在资助者手中！堕胎法无法把罪犯扼杀在子宫里！

约翰·洛特一针见血：自由市场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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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1章 敲诈：似是而非

 油价攀升是好事

 垄断与价格歧视也会增进社会福利

 餐馆的晚餐为何更贵

 登机前的机票为何更贵

 加油站价差的秘密

 掠夺性定价并非易事

 “市场失灵”的面具

 法外开恩并非好事

第2章 声誉：市场的赏罚令

 诚信是社会筛选的标准

 竞选捐款取决于政治理念

 竞选财务改革束缚了政治民主

 竞选支出大增源于政府的膨胀

 双重给予的神话

 名誉扫地的代价

 声誉：企业诚实的动力所在

第3章 政府：无为乃大

 来吧，来搭便车吧

 多样化持股：企业增值的保证

 政府掠夺者和私人羔羊

 执业许可：当代的行会体系

 禁烟法案：适得其反

第4章 罪与罚：把罪犯扼杀在子宫？

 犯罪率为何下降

 堕胎与平等雇佣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

 加大法律惩罚控制了犯罪率

 对犯罪率不关痛痒的因素

第5章 功与过：做得太多

 女性投票与政府膨胀

 抓住降低投票率的罪魁祸首

 被操纵的投票机器

 选民欺诈行为

 无处不在的媒体偏见

 从校园开始的信息控制

后记

致谢

该委员会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斯·佛斯曼(Hans Forssman)和因加·苏维(Inga Thuwe)的影响。这两位学者对1939-1941年被瑞典哥德堡医院拒绝堕胎的女性所生育的188名孩子进行了研究。他们为这些“本不想要”的孩子进行比较研究，而比较的对象则是在他们之后正常出生的孩子。研究发现，这些“本不想要”的孩子更有可能生长在不利的生活环境中，比如说父母离异，或被送到孤儿院。而且他们更有可能行为不轨，或在学校捣乱。遗憾的是，两位学者并没有调查这些孩子是不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或者仅仅与之相关，也许一个家庭的贫困是导致这些反常行为真正的原因，而寻求堕胎的女性更可能是穷人。

然而，这个论点在堕胎合法化的支持者当中也逐渐趋于明朗。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也就是在罗伊诉威德案之前，堕胎权的提倡者把各种社会问题一股脑地归结于那些“多余”的孩子，包括犯罪和精神病。此外，他们还发现，“‘多余’的孩子更有可能被遗弃、冷落和虐待”，他们很容易陷入“吃不饱，穿不暖，无家可归”的境地。因此，有人提出，通过堕胎，从人口中消除这些“本不想要”的孩子是一件让社会更加安全的益事。

最近，经济学家约翰·多诺休(John Donohue)和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自佛斯曼和苏维之后，首次提出了证明堕胎可以减少犯罪的系统性论据。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主要归功于1970年实行的堕胎合法化——当时，各州已先后宣布解除对堕胎的限制，尤其是在1973年，罗伊诉威德案促使其他各州全部实行堕胎合法化。他们宣称，这一措施的效果令人吃惊，这两个人把1991—1997年期间“案件减少量的一半”以及81％的谋杀案下降比例，归结于堕胎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中期的增长。他们肯定以为自己找到了减少犯罪的灵丹妙药。

“多余”的孩子与犯罪之间的理论联系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明显。大多数反对这一论断的人都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而非反驳其论据。但是，无论人们如何看待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声称堕胎能预防某些谋杀和挽救生命的说法，至少会让一部分人重新审视他们的主张。遗憾的是，最初的论点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堕胎可能会给犯罪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当我们回头剖析这些数据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在实证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们首先看看70年代初美国整体的堕胎状况，也就是说，被多诺休和列维特视作为减少未来犯罪率奠定基础的这段时期。应该指出的是，与大多数人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是，早在70年代初之前，美国法律也并没有全面禁止堕胎。尽管存在严格的法规，但堕胎在某些条件下，比如，在孕妇的健康或生命面临危险时还是合法的。在某些州，医生在解释这些法律条款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在罗伊诉威德案之前，堕胎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为普遍。实际上，在1970—1973年，也就是堕胎在5个州“合法化”，但在其他州仍被“禁止”的这段时间，在某些实行“禁止堕胎”的州，其堕胎率甚至要高于实行堕胎合法化的州。例如，1971年，堪萨斯州每1000例生育中就有277次堕胎，对于这个数字，即使是那些实行合法堕胎的州，比如说阿拉斯加利福尼亚州(160次)、夏威夷(261次)和华盛顿(265次)，也望尘莫及。高堕胎率在其他实行禁止堕胎的州也屡见不鲜，比如说华盛顿特区(703次)、新墨西哥(219次)和俄勒冈州(206次)。多诺休和列维特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错误地假设：所有“禁止堕胎”的州在1973年都没有出现合法堕胎，因而以错误的统计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P134-135

郑磊博士

青年经济学者、资深战略与资本市场专家

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高级副总裁

市场与政府：我们如何选择

西方经济学界曾经认为，纯粹的市场将会调节一切经济因素，任何非市场的干预都被证明是不必要或者适得其反的。如果仅仅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的结论近乎完美。然而，现在，无论是欧美学界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都已经认识到，现实世界还远远没有具备那些简单而理想化的假设条件，过度简化和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模型虽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本质，但无法给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美国芝加哥大学曾经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镇，其学派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这些年开始悄然转向，出现了加里·贝克尔这样的主张“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家，被炒得火热的畅销经济学著作《魔鬼经济学》、《超爆魔鬼经济学》的年轻学者史蒂芬·列维特被聘为该校教授。与此同时，仍有弗里德曼的忠实信徒，如本书的作者约翰·洛特博士，坚持原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观点。在这本书里，洛特对列维特在《魔鬼经济学》提出的诸多观点表示不以为然，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和分析。

作为本书的专业审校人，我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分析。如果您在阅读过程中，觉得作者的某些观点偏激或者武断，那可能是由于生活背景与作者大不相同。个人认为，此书如果冠名以“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学”，可能更为恰当。如果此较中美之间的经济环境差异，显然，美国更接近于理论上的市场经济体，而中国其实还只是转型中的国家。当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时，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定位是清晰的，也是相对均衡的，两者无法简单地相互替代。因此，作者从这一角度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多数是不必要的、有害的，因为市场本身具有调节和恢复平衡的能力。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这_主张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而言，市场还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其内部运行机制并不完善，也不稳定。此时，任何否定市场之外其他经济手段的说法都是武断的。中国古谚有“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的说法，从另一角度注解了经济理论其实无法简单套用。

经济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便在西方经济学里，也还是未有定论的一桩公案。对于大力主张政府介入经济管理的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学界内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人指出，其实凯恩斯主义者从没有证明过政府干涉经济是有效的。即便是罗斯福新政，起根本作用的是战争需求的拉动，而非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一说法也很绝对化，毕竟即便是弗里德曼也承认，在1929年大萧条时，美联储存在不作为的过错，而他所指的，本身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引导和调节手段。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正是吸取了在80年前那次危机中的教训，及时进行了干预，才使得全球经济没有陷入持久的深度恶化状态。但是，这种干涉是非常态的，虽能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无法强行扭转经济运行结构，反而对市场造成了人为的扭曲，在渡过危机之后，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状态。如果将市场作为主体来看，政府干预就是外部力量，可以“救急”，可以“治标”，但就市场经济体本身而言，政府无法“救穷”和“治本”。

人类所无法自如掌控的是，如何完美地将市场和政府的手段结合起来，灵活及时地转换。市场是一部“自律机器”，有失灵的时候，甚至会陷经济于崩溃。而政府其实比机器要复杂得多，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他律机器”，往往会发展到自我膨胀乃至摧毁一切的地步，这就是常见的导致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经济学界的市场和政府之争陷入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的误区，往往是缺少更高层次哲学指导的结果。洛特和列维特都希望用自己信奉的理念说服对方，他们在各自的著作里都涉及到了复杂的社会现象，比如枪支是否应该管制，犯罪与堕胎之间的关系，女性投票与政府扩张，甚至是街头妓女这样的出位话题。尽管有专家认为，洛特以令人信服的观点，纠正了《魔鬼经济学》过分简化的分析方法及其内在缺陷，用最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推翻所谓的常理。其实他们的推导过程都有局限性。

在哲学高度，中国人早已知道，任何偏于一个极端的观点总是错误的。无论完全信奉市场万能，还是坚持政府有全面干预的义务，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将两种对立的东西协调使用，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途径。市场和政府犹如人类的两只手，在欧美，政府像左手，市场像右手，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像右手，市场像左手。就像“左撇子”和“右撇子”，如果他们对自身优势运用得当，都能生活得很好。但是，无论谁失去了另一只手，都会陷入麻烦。中国读者应该以包容和理解的心态，正确地看待左撇子”的生活，包括阅读这本书，都应抱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兼收并蓄，洋为中用。

2010年6月于香港

利他主义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但在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中，它也就仅此而已。亚当·斯密为我们作出了一个精辟的概括：个人通过追求私利而造福于社会。斯密所说的，就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如果增加某件事情的代价，就会减少人们做这件事的动力。换句话说，动机才是最重要的。对日常决策所依赖动机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当经济、犯罪和政治政策把个人动机引到一项共同事业上时，它们就可以发挥最大效力。这些政策应鼓励人们自由自在地，去通过个人劳动创造利润，去以更有意义、更公平的方式去消除犯罪动机，去全面考虑那些影响人们通过投票参与民主生活的诸多因素。

在自由市场中，如果只看到了专家和企业剥削消费者的动机，那是因为我们只想到了一种动机，而现实中的动机却是多种多样的。事实上，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下解决欺诈问题的过程，是极其复杂和微妙的，而往往我们却对此不以为然。我们的失误不仅在于没有认识到声誉的重要性，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种新的、以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为宗旨的运行机制，都存在着不断进化、不断完善的巨大动机。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机制注定将会变得越来越有效，越来越具有创造力。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存在于经济生活某些领域的不完美之处，并由此而大声呵斥市场的失灵，极力呼吁政府干预。无论是强迫保险商对路捷给予优惠，游说政府为蜂蜜生产者提供补贴，或是通过强制的执业注册制度保证执业人员质量，这些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人都没有认识到，只要涉及到口袋里的钱，消费者和生产商就都会有足够的动力去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像搭便车这样在今天看来再简单明显不过的问题，它们的解决方案(比如，通过广播进行广告宣传)却不是伴随政府的参与而出现的。当今的经济生活如此复杂多变，以至于很多自作聪明的人，只会在费尽心机地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之后才发现，这些制度所带来的问题，远远要多过它们所能解决的问题。

在自由市场，口是心非的欺诈行为总不可避免。但这个体系者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内在动机，促使个人和企业诚实守信。如果某个人可以通过善待顾客而比别人多赚1元，那么，这个人肯定会伸着手一试。同样，政治市场中也存在着一种制约欺诈的内在机制，驱使政治家在竞选中或多或少地去表达民愿。

尽管自由市场并不完美，但完美绝对不是我们判断市场的合理标准。如果说自由市场难以做到尽善尽美的话，政府的作为就更不可能完美无瑕。

市场不仅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还可以为我们带来自由。只要人类能自由地去体现其自身愿望，按照自己的动机去行动，我们的经济就将体现出这个社会最美好、最富创造性，同时也是最忠诚的一面。

本书以令人信服的观点，纠正了《魔鬼经济学》过分简化的分析方法及其内在缺陷。约翰·洛特总能以令人钦佩的视角，用最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推翻所谓的常理。

——默里·魏登堡

前里根政府首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华盛顿大学教授

本书以令人震撼的说服力告诉我们，成功的经济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它需要自由的思维，自由的市场和自由的交换。约翰·洛特为我们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其中的奥妙。

——约翰·法得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盗窃选举》作者

本书的作者约翰·洛特博士，坚持原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观点。在这

本书里，洛特对列维特在《魔鬼经济学》提出的诸多观点表示不以为然，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和分析。

——郑磊博士

青年经济学者、资深战略与资本市场专家

尽管相反的证据几乎无处不在，无穷无尽，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依然有众多精英，包括学者、新闻记者、政治家和作家，在固执己见地大声高呼：自由企业并不中用。他们义无反顾地主张加强政府管制和集中规划。

在《自由经济学》一书中，约翰·洛特为我们驱散了神话的迷雾，让“传统思维”在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他以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为基础，让我们认识到了自由市场原则的神奇威力，无论是商业、劳动力、犯罪控制，还是公共政策，自由市场都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而本书则是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真谛不可或缺的基石。

——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

前里根政府司法部长

《自由经济学》以令人信服的观点，纠正了《魔鬼经济学》过分简化的分析方法及其内在缺陷。约翰·洛特总能以令人钦佩的视角，用最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推翻所谓的常理。

——默里·魏登堡(Murray Weidenbaun)

华盛顿大学教授

里根政府的首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1981—1982年)

《自由经济学》以深刻的笔触为我们揭示出政治经济学的真谛—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毫无疑问，它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也极具宣传价值。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的：“自由的代价就是需要时刻警惕。”约翰·洛特则通过其职业生涯的亲身经历，以新颖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警惕。

——约翰·雷西亚(John Raisian)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长

约翰·洛特教授有着令人钦佩的胆识。在《自由经济学》中，他再次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不畏世俗、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这本书再次强调了亚当·斯密的有限政府调控观点，重申了自由市场的重要性。

——拉里·埃尔德尔(Larry Elder)

著名广播对话节目主持人

《美国人十戒》(The Ten Things You Can't Say in America)作者

《自由经济学》以令人震撼的说服力告诉我们，成功的经济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它需要自由的思维、自由的市场和自由的交换。约翰·洛特一针见血地为我们揭示出其中的奥妙。

——约翰·法得(John Fund)

《华尔街日报》栏目OpinionJoumaLcom专栏作家  《盗窃选举》(StealingElections)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