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中国”栏目中的法国作家，大抵与中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有较长时间作为外交官生活在中国的克洛岱尔，圣琼·佩斯；有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谢阁兰；有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有出生于中国的博达·吕西安；有作为侵略者来到中国的洛蒂……他们以不同的角色和态度来到中国，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知见俄罗斯”一栏是俄国作家故居观访或文化游踪，也有人物、博物馆、名胜等的描画。其余绝大部分篇章，是跟踪文坛动态的读书札记。

该著分为“情结中国”“与书有约”“知见俄罗斯”“作家与缪斯”“人风文风”“皇林拾叶”六部分。主要收入了作者多年的读书笔记和文化随想，颇多创见。尤其是关于法国大作家谢阎兰、圣琼·佩斯、克洛岱尔·洛蒂、瓦雷里与中国的缘分，提供了不少“近水楼台”的材料，知识性和可读性俱佳。

自序

情结中国

寻找中国

圣琼·佩斯与雷雪

中国吕西安

克洛岱尔一领事大人高禄德

“中国先生”佩雷菲特

瓦莱里与梁宗岱

洛蒂的东方情结

中国博物馆里的意识流

与书奄约

当《一无所知》返回巴黎

马金尼的音乐人生

拿破仑的文学世界

杜拉斯，爱情是不能解释的

风雪世界或超越命运

不是失乐园

地面地下，情人敌人

故事结束故事开始

秀才上战场

蒙田，一个文学化的哲人

“卡吕普索号”的梦想季节

圣·艾克絮佩里，天上三新星

凡尔纳，科幻王国的建筑师

努利斯耶的新事物

知见俄罗斯

白夜城的荡游人

城在水云间

一头习惯了冬天的熊

普希金面对法兰西

青铜骑士之城

《碧姬典娜》，你在哪里？

在俄国的“伏尔泰中心”

作家与缪斯

普鲁斯特的守护神

从马赛到福州

屠格涅夫的法兰西岁月

雨果阴影下的女人

左拉的婚内婚外

科姆湖上的司汤达

人风文风

韩波的《醉·舟》人生

博尔赫斯，一个现代的神话

与历史开《玩笑》

永远巅峰的索莱尔

萨特总值的递减

戈多来也不来

福楼拜的抉择

萨冈的多彩人生

小欢小乐与小烦小忧

随心所欲柯莱特

玛利亚的身后传奇

德翁，一个永远的怀旧者

卡夫卡或第四维空间

加缪，幸福的西绪福斯

弄虚作假亦游戏

雨果的流亡年代

龚古尔奖和龚古尔

撒哈拉的自由魂

皇林拾叶

上河喂天鹅

两重节奏的春天

“中国先生”佩雷菲特

记得1998年11月1日，笔者与志侠一起陪同来访法国的卫建民，一起到普罗旺城（Provin）参观，刚好在街头上看见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这位曾经在普罗旺城当了13年市长的著名人物，匆匆忙忙进入他那部停泊在路边的汽车。关好车门后开始打火，打了老半天，那辆标致牌车子一味吼叫，就是启动不起。车子太老爷了。他从汽车出来，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后，他再次出现，进入汽车再次打火，弄得街道上马达声隆隆，青烟阵阵，汽油味扑鼻。闹了个满天神佛，汽车总算启动了。看到一位大人物也有这种狼狈时刻，心里蛮受用的。心想，我的车子还不至于老爷到这个程度呢。当了数十年高官，连汽车、司机国家也不给配一套，这个高官岂不白当了？比起来，我们的一些芝麻绿豆官，可阔气神气多了。但，1999年11月27日，这位曾经是戴高乐、蓬皮杜、戴斯坦三个时代的部长，就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四。

参加过1980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讨会”的海内外中国作家，相信还记得佩雷菲特。开幕式那天，他到会发表演说。那时候，他官拜司法部长，即法国的掌玺大臣。那天，他是以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身份，来参加大会的。

佩雷菲特首先是个政客。他从国立行政学院出来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来的写作生涯，跟从政分不开。政治的参与，为他的写作创造了条件。十年的外交官生活，使他对欧洲问题思考良多。如东德、西德问题，波兰问题。他从过去的历史和文化着眼，探索欧洲被迫分裂的原因，及其统一的愿望。后来的欧洲，是在他的愿望底下统一了。

1973年，他率领法国官方代表团访华，三晤周恩来。之后，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当中国醒来的时候》（Quand Chine stveillera）。书名来自于拿破仑的名言“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就要发抖”。这部访华见闻和观感，从秦始皇和成吉思汗的崩驾开始，着眼点放在中国的动态上，也放在过去的历史上。作品大量描写了文革时候的情况，比如毛泽东将巴基斯坦送来的一篮芒果，如何转赠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全国上下引起的狂热；中国人怎样学习愚公移山；从北京到广州，从西安到上海，所有人怎样每天唱同样的歌，看同样的戏，重复同样的口号；从军人到学者，以同样的答案回答问题，等等。这部资料丰富的作品出来后，销量达一百多万册，佩氏从此被称为“中国先生”。因着这部书，1978年被选人法兰西学院，得到文人最高的荣誉。它和《法国之病》（Le Mal Francais），是他众多作品中最成功的两部，销量皆超过一百万册。

在佩雷菲特的作品中，“信心”两字是主旋律。他所说的信心，是“非物质的第三因素”，所有思想力量的来源。无论哲学，宗教，社会，都离不开信心。它是一种启动力量，使社会发展，是它使欧洲进入现代化的。他的著作当中，就有一部《信心的感受》（Le Sentiment de cofiance）。佩氏思想严谨，主张从现实出发，没有经过实际的考察，不作判断，不付诸行动。“我们的思想判断，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他不喜欢梦想，不给人梦想余地。因此，法国的舆论界认为，佩雷菲特不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欠缺知识分子的浪漫，与其说他是个文学家，不如说是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佩雷菲特从政数十年，从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到蓬皮杜的新闻部长，到戴斯坦的掌玺大臣；他从国会议员到上议院议员；他担任普罗旺市市长，直到1995年才御任。他的政治生涯，贯穿着直到如今的第五共和国的历史。然而，他在政治上的表现，颇留下一些话题，无论当文化部长或司法部长都一样。1968年5月学生暴动时，作为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既没法阻止学生罢课上街，也没法跟他们对话，之后，也就束手无策了，他本人也失踪了。他指责“职业高手和大学以外的因素”，却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以致局面越来越糟糕。当时左派十分嚣张，声称已经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上台掌权。在戴高乐拒绝辞职之前，局势不明朗，法国何去何从难以预料，人心慌乱可想而知。作为文化部长的佩氏，态度消极，令人失望。这种态度跟他在作品中提倡信心，可谓大相径庭。局势平定后，他提出辞职，理由是他的“怀疑”态度，有碍于“新型大学”的建立。从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从政的尴尬。他鼓吹信心的力量，直面现实的必要，但从政数十年，更明白政治的险恶。显然，这种复杂而危机四伏的局面，并非一个讲求理性、归顺良知的知识人所能轻易面对的。

佩氏访问中国期间，数次接触郭沫若。两个文化巨人同时身为高官，同样处身于权力的中心。有一回他问郭沫若：“你怎样给文化革命下定义？”回答说：“这是以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来炸毁阻止革命潮流的堤坝的运动。这种堤坝，解放后让它残存着，这种堤坝，是修正主义者试图重建的。”作品中也谈到郭沫若在红卫兵面前的自我批判，说他这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比贴地还低”，“比狗屎还臭”。佩氏又问：“为什么你们总是将毛泽东主义比为星星，太阳？”回答说：“没有毛泽东主义，有的是毛泽东思想。太阳只在日间照，星星夜晚才放光，毛泽东思想是日夜照耀的。”

佩雷菲特不难发现郭沫若的尴尬。也可以理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他的尴尬的尴尬。郭沫若是在另一种政治制度下从政，但无论在任何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从政，都有他的尴尬地方。不管郭的态度是真心违心，是自觉或被迫，佩雷菲特都可以跟自己的情况联系起来，作种种比较。就知识分子的本质而言，在政治的惊风恶浪中，往往是进退维谷的。

《当中国醒来的时候》在西方世界既受赞扬，也备受批评。佩雷菲特被指责对乌托邦制度献殷勤，示好意。但佩氏却认为他们的批评，是“居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而非中国的价值观念”。西方的政客和绅士，大抵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自于他们的社会制度的相对健全，相对的文明富足，相对的科技发达。佩氏谈到中国问题时，并不掩饰那种优越感。比如他说：“中国只能以专制和民族主义的制度来统治。”言下之意是，民主、自由、人权之类是奢侈品，只配西方世界拥有，落后国家不可能享用。这种说法颇投合某种旧有意识，但到底是将中国人贬低了。我们被贬低了还不自知。

西方世界也有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政教不分，宗教审判，火烧布鲁诺。到文艺复兴时期，实行政教分家，提倡人文主义，给人的价值予最大限度的确立，以后的三四百年间，才是西方人迈向文明，走向法治的时期。西方今天的局面，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因此，佩氏给中国划地为牢而备受指责，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谈到1966年，他到苏联访问时的一些情况。一天晚上，他与几位学者聚会，佩氏说了几句很平常的祝酒话之后，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数学家用法语说：

我们多么高兴听到一番不是现成的陈词滥调的说话，我们在这里听到的那些陈词滥调！你引述一些使你忽然想起的作家和往事。你们不用怕监视，怕处分。多么快乐啊……而同时，我们多么可悲，我们没有文化和表达的自由！

然后作者笔锋一转：

在我们每天的旅程的讲话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向我们表达过这种对自由的兴趣。

佩雷菲特关于中国和欧洲的著作，虽然引起争议和指责，但也备受尊重。他的作品经常被引用。政客和知识分子集于一身，原来就不容易有一个和谐局面。这两种角色在佩氏身上，有某种程度的相辅相成，但只是相辅相成而已。虽说“学而优则仕”，但学人从政一如上战场，能够完好地活着回来的情况是极少的。

1999年12月

P29-32

自从为报刊撰写读书记以来，读书这码事就较少从消闲或趣味出发。哪部书得奖，哪位新秀冒了出来，哪位名家出了新书，你得马上跟风。读书也得格外留神，去掉个人喜恶，摒弃垂钓采花的闲逸，一边读一边动脑筋，因为绝非书看过就丢过一边。你看书，不单是你与书的关系，还得考虑如何以一篇短文介绍给读者。于是，这场人书恋就有第三者介入，关系难免复杂了。

有时你想，读书只为闲情或个人兴趣真好。为读而读，茶余饭后睡前随便翻翻，翻到哪里是哪里，自由而随意，不必考虑有所作为，打发了时间就好。回想学生时代读书，一味任意南北东西，随手拿起一本书就是你要看的书，一如到郊野散步，随便找个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有一段时间，总是将脖子伸得老长，眼睛望得老远，一味搜索外国翻译作品，总是远的，外国的东西好。韩波是“生活在别处”，而我是“真理在别处”。普希金、屠格涅夫、雨果、司汤达……都很好。而近在身边的呢，跑不了，总会轮到的。到国外以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氛围中，却又希望在中国的文化气息中小息小憩，还是望向远处，今回远的是中国。于是，《红楼》、《老子》、《庄子》、《三国》……旧爱新爱，一下子都成了新宠。远离故土，到底还有曹雪芹、苏轼、老庄近在身边。虽然依旧是东捞西搜，一知半解地读着，左眼入右眼出，书翻过了就算功德完满，到想引述一个句子，面对重重叠叠的乱书堆，总也翻不到它的出处，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多”，然而，到底还算感觉到，外国人所发现的真理，中国人早已发现过；外国人在哲学、社会、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金科玉律，古往今来，中国人都说过了。

读书是文化传统和知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承继，是精神和审美的渴望和追求，它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志趣、修养和价值取向。但这是被动的接受，跟作家创作的主动性有所区别。作家透过现实去创造另一个世界，给现实另一双翅膀，用语言推动它起飞。这个世界带有作者本人的理想、意图、哀乐，甚至个人的逻辑，志在道出生活的所以然，它的声音、颜色、形状。有些书籍也像卡夫卡的《城堡》，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声息相闻，却不容易抵达。如何将那声息或所以然，以一个中间人的姿态传递给读者，是书评人要做的事。评论家可以是棍子，这曾经是某种特殊环境下的现象。就一般而言，书评人大抵是作者的同谋，站在他的立场上，在他和读者之间起一道桥。要是人家从你发出的信号中，还能感染到作者的衷情、热忱，对他的美感、痛感或快感有所感应，有兴趣去翻翻这部书，你就功德完满了。

当你看过一部新作，想写点什么，首先会想，应该从那里入手？从作品？从作家本人的经历、外貌或轶事？写都德，就从他的（（磨坊信札》的序言写起，因为这篇序言，是以磨坊的买卖合约为基础写成的？写拉马丁就从他竞选总统的一败涂地，成为文人问政，却傻态可掬的笑话？写马金尼就写他一身大北寒气？写史奥朗就写他做人的苦处：“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写韩波、魏尔伦，就写他们永远选择地狱，或者本身就是地狱？写罗曼·加利，就写他的神秘莫测，你抓不住他的真实？

作家有时从历史，社会，人生严峻的一面着眼，将重量倍增，雨果让沙威最后投入塞纳河；托尔斯泰让安娜·卡列尼娜卧铁轨；福楼拜叫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有时从轻发落，四两拨千斤，聂赫留朵夫毁掉马斯洛娃一生，为赎罪作出牺牲后，终于找到了出路， 《复活》了；契诃夫悲天悯人，对肮脏小木屋里的农夫世界满怀诚恳；博马舍的快速轻盈，鬼火般的闪烁，写尽人的轻浮，却使他们逃出生活的重力；马拉美对纯艺术的尊崇，对无神的神秘的探索，使他得了个不伦不类的“星相学诗人”称号。总之，作家们将人世间的深浅高低，明暗虚实，前后左右，都测量过了；在文学实践当中，大题小做，小题大做，无中生有，从梦想到现实，从现实到梦想，将时序颠倒压缩，都尝试过了。有一年夏天，《费加罗报》文学版组织了一个专辑，为一些作家制造子虚乌有的“经历”。于是，图尼埃（M.Tournier）一个往后跳，跳回到二百八十多年前，去跟《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Defoe）相会，一起畅谈文学；贝松（P.Besson）为斯大林和纪德安排了一顿晚餐；根据圣勃利（Saint—Bris）的设想，巴尔扎克1850年病危，雨果去探望过他以后，他活过来了，两年后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法兰西学院，被拿破仑三世封为男爵，年终七十七；迪图（J.Dutour）没有让韩波在马赛医院死去，他的母亲、姐姐把他接出来，从此不再谈诗歌，称他过去的作品为“洗碗水”。两年后结了婚，养了四个孩子，还当上殖民官，成为索马里参赞；名记者P.P.A.幻想他换上了拜伦的脑袋……

有的作家企图改变历史，拿破仑当年兵败滑铁卢，如果他从大西洋乘美国轮船到达美洲，对于一个才四十六岁的人，是否还有一番作为？希特拉曾经梦想成为画家，但美术学院没有接纳他，他感到十分沮丧，日后就从战争来进入生活，把战争作为生存的理由。如果他当年的愿望实现了，世界会变成怎样？第一次大战的英雄贝当元帅，如果在二次大战末期，突然改变主意，放弃维琪政府，乘船到阿尔及利亚与戴高乐相会，法国还有戴高乐么？或者，又或者……这一连串的如果、或者，都可以成为话题，成为幻想空间。总之，大家努力去发现空白，填补空白。

事实上，文学经历了长途跋涉，产生过大量文学作品，每一代作家都有所承继，但都离不开太阳底下的旧事。手头上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虚无主义，理性，非理性，都玩得有点过于乏味了。从荷马以后，同样有太阳，有生活，有土壤，有梦想，然而，大家不得不承认，每一代作家都在重复前人的作品，都是变奏。而目前必须面对的新局面是，书商的贸易数字中，文学作品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都说现代科技资讯挤掉了文学空间，实用书和通俗作品更加寸土必争。雨果当年一部诗集的版权，可以购得一座数层楼的华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家担心文学的前途，一如担心威尼斯的陆沉。2005年5月在法国圣·马洛城举行第十五届国际旅行作家大会，讨论中心是，未来的文学将会怎样的？

古希腊时候，德尔斐（Delphe）被认为是世界l中心，因为它是哲学、文化中心。而现在呢，哲学和文化再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没有了中心。大家每天谈的是全球化，是生产指数的增长，是商品的倾销和反倾销。面对这个新形势，作家勒布里（Michel Le Bris）对未来文学有这样的设想：“一个涨潮带走了我们所有的标记，动摇了我们某些信念。数百年来退向自己放弃前卫之后，当大家相信小说这种形式进入困境时，突然出现了文学新事物，它喧天哗地，五彩缤纷，多样杂交，它终于使我们看到读到_个正在诞生的世界。”在这个新文学世界里，“五大洲的文化互相搅拌，。互相渗透，互相碰撞。”勒布里设想以这种嘉年华式的声音、色彩和耀眼争辉，来把我们带入新文学时期。但作家德翁有一句话：“世界性的大堆头文化，不能在理性和感觉上汲取各民族的智慧。”

笔者就在这个缤纷的文学世界中东走西走，“且吟白芝停绿水”，“却伴青霞入翠薇”，写写看看，写了好些年读书记。写书评，是在别人的成果上做文章。通过复述、感受、分析，从个人角度出发，带着个人色彩，来扮演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间人，完成一种传递。也必然将自己的情感、见地或审美一并传递了。不知不觉间，把生活中的苦乐，读书的快意或劳累，变成了写作的趣味，一种打发日子的手段。

本集“情结中国”栏目中的法国作家，大抵与中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有较长时间作为外交官生活在中国的克洛岱尔、圣琼·佩斯；有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谢阁兰；有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有出生于中国的博达·吕西安；有作为侵略者来到中国的洛蒂……他们以不同的角色和态度来到中国，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知见俄罗斯”一栏是俄国作家故居观访或文化游踪，也有人物、博物馆、名胜等的描画。其余绝大部分篇章，是跟踪文坛动态的读书札记。

笔者第一本书话是《巴黎读书记》，那时候，在巴黎生活时间较多。从混饭吃的摊子退下来后，为逃避巴黎的噪音，原意或引申意的噪音，在皇林村（Bois le Roi）居住的日子越来越多。该村属枫丹白露区，这个区域是一部历史字典，法国大部分历史从那里走过，不少地名都有一个故事。这是另一个话题。笔者要说的是，生活在这条村庄里，虽说是“尽借篱落看秋风”，但它的浑然空阔，它的水汽阳光，它的斑驳色彩，无意间已闯进你的精神世界。到第四部书话命名时，就试着跟它连在一起。Bois le Roi原意“王林”，唯恐与人名相混，故译作“皇林村”。翻译不贴切，但从“王”到“皇”，到底是提升了。

2007年7月于皇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