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被誉为大英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为了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中国和英国都派出了最睿智的外交官，由两国最高领导人挂帅，在谈判桌上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高望来编著的《大国谈判谋略》运用最新档案文献，亲历者口述，及珍贵史料，深入剖析了中英双方跌宕起伏的谈判历程，给人以战略智慧的启迪。

谈判是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人们往往会铭记外交谈判的结果，却不了解其间的决策内幕和激烈交锋，而正是这些不为人知的战略博弈决定了谈判的最终走向。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关系到两国的重大利益，跨度近20年，堪称大国谈判的经典案例。高望来编著的《大国谈判谋略》运用最新档案文献和亲历者口述等珍贵史料，剖析中英跌宕起伏的谈判历程。文中以简洁流畅的文笔完整呈现中英谈判的全过程，《大国谈判谋略》深入分析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大国博弈和战略互动，不仅可以感悟中国政治家运筹帷幄的政治智慧，更能领会多种谈判技巧。

第一章 谈判学视角下的中英谈判

 一、博弈论与谈判学研究

 二、实力对比与战略选择

 三、中英谈判的总体架构

第二章 关于主权移交的谈判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诞生

（一）暂不收回香港的战略部署

（二）香港问题提上议程

（三）麦理浩投石问路

（四）一国两制之决策过程

（五）中英攻防关系的逆转

 二、英国放弃主权换治权

（一）邓小平运筹帷幄

（二）铁娘子遭遇钢铁公司

（三）密信外交打破僵局

（四）国家意志的较量

 三、政制纷争的伏笔

（一）殖民撤退的前奏

（二）港人治港的宏伟计划

（三）中英冲突的伏笔

 四、中方框架下的博弈

（一）十二条与迂回战术

（二）关于驻军问题的谈判

（三）联合联络小组之争

（四）最富天才的创造

第三章 英国打出代议政制牌

 一、民主是个贬义词

（一）港英政府阻挠民主发展

（二）缺乏民意基础的改革

（三）在议会瞒天过海

 二、抢步与衔接战略

（一）英国的抢步战略

（二）中国的衔接战略

（三）启动基本法草拟工作

 三、英国在衔接问题上的让步

（一）英国力图先发制人

（二）中方的反制措施

（三）达成衔接协议

第四章 起草《基本法》的磋商

 一、开放的起草工作

（一）香港繁荣的基石

（二）中英磋商进程

（三）循序渐进的政制模式

（四）史无前例的直通车构想

 二、英国向中国施压

（一）英方单方面中止会谈

（二）秘密沟通渠道的建立

（三）英国打出国际牌

 三、达成直通车协议

（一）首相特使密访北京

（二）两国外长的七封信件

（三）创造性的杰作

第五章 后过渡期的斗争

 一、彭定康调整谈判战略

（一）英国战略调整的背景

（二）彭定康的强硬路线

（三）英国外交部的边缘化

 二、对英斗争软不得

（一）背信弃义的改革案

（二）准备另起炉灶

（三）谈判陷入僵局

 三、关于选举安排的17轮谈判

（一）回到谈判的轨道上

（二）没有交集的会谈

（三）谈判最终破裂

 四、另起炉灶与英国的反思

（一）英国修复对华关系

（二）彭定康政策的失败

（三）香港的平稳过渡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对于香港的政制改革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1997年后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实行港人治港，完全不必接受英国在香港过渡时期通过单边改革确立的政治制度。中国还掌握着最后的杀手锏，就是一旦英国的改革在香港造成动荡，出现了非中央政府介入不能解决的情况，中国可以提前出兵收回香港。然而这样的选择很可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经济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投资人对香港丧失信心，出现大规模的逃资现象，有可能意味着香港的终结，这样的结果是中英双方都不希望出现的。在谈判期间，中国为了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不到迫不得已不会使用强制性手段。

衔接是中方为了保障香港政治的平稳过渡，同时照顾英方的利益而接受的通过双方合作解决香港政制改革问题的方案。这一安排不仅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也是中英双方双赢的最佳选择。香港立法局采取4年一届制，1995年选出的立法局议员任期应到1999年。中英双方一直在香港的政制改革问题上展开密切磋商。如果中英双方能够在政制改革问题上达成共识，英国按照中英双方的协议推行改革，1995年香港立法局的议员就可以直接成为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最大程度地减少主权移交给香港政治带来的变数。和中方达成协议，是英国确保其确立的政治架构能够在1997年后被中国接受的‘最佳选择。

谈判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时会做出不利于双方达成最佳解决方案的选择。在中英谈判期间，英国在和中方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推行改革，可以在中国收回主权后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在香港过渡时期通过改革确立的政治制度，是对英国最佳的安排，然而英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谈判期间经常不顾双方过去的协议和中方反对在香港推行改革。

在中英谈判期间，英国在香港的政制改革问题上始终面临以下两种战略选择：一是采取和中国合作的做法，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推行改革。通过这样的合作，两国可以就香港政治体制的平稳过渡达成协议，保障在主权移交以后，香港三级政制架构中的议员通过一定程序，即可自动成为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议员。二是采取单边推行改革的做法。这样的做法不受制于中国的看法，可以更快地在香港推进政制改革。然而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英国的改革和香港《基本法》设计的政治体制差距过大，与1997年前后的政治体制不能衔接。

英国有时也采取不顾中方反对推行改革的做法，例如1985年在香港地区层面和立法局推行的改革，以及彭定康在任港督时期在香港推行的一系列根本改变香港政制的改革。英国之所以在谈判期间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等待其确立的制度被中国推翻，而是希望这些改革也能被中国接受，可以将这些改革视为英国尝试以高风险的做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在中英谈判期间，两国的国内政治是影响两国战略选择和谈判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国内政治直接影响中方和英方对形势的判断、战略选择及其在谈判中的收益。

在中国方面，香港问题的解决自始至终一直在政治家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香港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做出战略选择的时候，为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总是试图一方面照顾英方的利益，确保主权的平稳移交；另一方面，充分照顾香港人的意愿，使其了解祖国的政策。中国的谈判团队自始至终协调一致，在谈判期间对于香港政制改革问题存在共识。P37-38

本书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中文稿和英文稿分别为我赢得了北京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很多人的热心相助。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连玉如老师。连老师不顾教学科研任务繁重，耐心指导我的论文写作，还字斟句酌地修改了论文最后一稿。她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对学术一丝不苟的态度，还有她的乐观热情让我十分感动。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许振洲教授、潘维教授、印红标教授、梁云祥教授、张植荣教授和于铁军副教授。他们仔细看过我的研究计划和论文每一稿，每位老师都抽出大量时间指导我修改。因为写作时间仓促，我对题目把握一直不够准确，每次和老师长谈之后，都有拨云见日之感。

我的答辩委员会中的欧洲问题专家顾俊礼研究员和潘琪昌研究员认真阅读了我的论文，给了我非常好的指导意见。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九年期间，很多老师都给我很大帮助。

本书的基本框架是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博士学习期间确定的。我的导师天儿慧教授从第一次和我讨论这个题目，就热心地为我介绍日本的专家。天儿教授的严格要求促使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写作，想方设法搜齐了和选题相关的所有资料。我的副导师、早稻田大学的植木千可子教授在写作方法上给我很多指导。

东京大学的谷垣真理子教授、早稻田大学的青山瑁妙教授、筱原初枝教授和园田茂人教授都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感谢我在日本讨论班上的同学给我的建议，向我展示从不同角度切入这一题目的可能。我的朋友姚远、张望、董昭华和魏婷婷在写作上给我很大帮助。日本财团资助我在日本的学习，让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

博士论文得以成书，还要归功于外交学院浓厚的学术气氛。我特别要感谢外交学院的朱立群教授、王帆教授、陈志瑞编审、卢静副教授以及其他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支持和关照。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爱是我灵感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