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传主庄周老先生，按照名人辞典的界定，应该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这种定位，无疑是很完整、很规范、很标准的。不过，如果再个性化一点儿，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哲学家”。
哲学与诗，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创造力的产物，它们以不同形式，共同诠释生命、彰显个性、演绎人生。历史上，真正伟大的哲学家，无不重视对艺术中的美的体验，其本体往往是诗性化的，而且，他们的哲学著作大都富于直觉的体悟，具有想象性、形象化与鲜明的个性色彩，有的还颇具浪漫的激情和狂恣的幻想。
哲学，不仅是理性思维的果实，它也常常是诗性思维的产物。也正是为此吧，所以，西方哲人甚至认为，只有诗人或者艺术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哲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闻一多先生对此有深切的体验，他说：“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庄子的哲学“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他所表现的感情既简单，又神秘，“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在这里，诗，既是一个文学概念，也是一个哲学概念。
庄子接受感官的呼唤，放射出激情火花，又能随时运用理性的抽象，营造出幽思玄览。如果说，他从诗那里找到了灵感的源头；那么，哲学则使他获得了悟解的梯航。在他的身上，诗与哲学实现了有机统一，统一于对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追问，统一于对庞大的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弃置，而着眼于对生命、对命运、对人性的形上思索和诗性表达。可以说，庄子的不朽杰作，是在一个诗性最匮乏的时代，却以其熠熠的诗性光辉，托载着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而泽被生民，垂范后世。
“诗人哲学家”之外，如果我们再推演一步，亦即普泛一点说，庄子又是一位“时代巨人”。这就引出了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话题。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几乎在同一时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世界范围内几大文明古国，在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的情况下，都分别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对于人类所关切的宇宙、社会、人生等最高层次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两千余年的漫漫征途中，润泽着人类饥渴的心灵。
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是标志着人类意识觉醒、人类文明精神重大飞跃的时期。他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种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此后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原动力。”由于这几百年间成批出现了世界级的思想、文化巨人，所以，学者们又把它称作“巨人时代”。
在中国，最先关注这一奇特现象，并从文学方面予以阐释的是闻一多先生。1943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理念六年之前，他就凭借其天才的直觉，敏锐地指出：“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这个“巨人时代”，在中国恰值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无疑是典型的衰世、乱世与浊世，但它又是以“百家争鸣”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群星灿烂、光焰四射的文化昌盛期。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比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庄子，“其影响后代中国，实在大极了”。
记得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在谈到契诃夫的《樱桃园》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时，曾以“如来佛的掌心”作喻，说：“就是现在，有时也觉得是在他们的掌上似的”。这个说法很形象、很新颖，也很深刻，不过，只就一部剧作就做出如此绝高的评断，未免稍有过誉之嫌。但是，如果把这个比喻移植过来，用于那几位“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说是我们至今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本源上讲，仍然没有跳出他们的掌心，大概还是恰当、中肯的。
相对于东西方的其他文化巨人，庄子的哲学思想、思维取向，有其瑰奇特异、卓尔不群之处。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