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通，再次以西方人的视角、客观之态度分析中国！作为亲历者讲述了几十年间世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中美、中澳关系的峰回路转！作者延续了《毛泽东传》的叙事和行文风格，客观而又栩栩如生地讲述那些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让读者以沉静的心态来了解历史，了解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模样，备受启发！

《毛泽东传》作者特里尔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1964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从此与中国开始了一段激情澎湃的故事。《我与中国》正是他和中国故事的见证。本书既有对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生动刻画，也有对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娓娓讲述，涉及的人物上至国家领导人、文化名流，下至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

全书时间跨越达四十余载，在一个西方人的眼中，展现了新中国一甲子的发展历程，为广大读者打开了另一扇了解中国之窗。作者还借助自己中外交流使者的身份，对作为时代背景的国际关系格局从紧张的冷战关系发展到世界一体的全球化时代作出了客观的、批判性的分析，并作为亲历者讲述了几十年间世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中美、中澳关系的峰回路转。

据了解，《我与中国》是特里尔专门为《毛泽东传》的授权出版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独家撰写的，此次出版乃是全球首发，中国读者可以近水楼台，抢先尝鲜。

第一章 澳大利亚镜像中的中国

第二章 抵达北京

第三章 哈佛镜像中的中国

第四章 两个文化革命？

第五章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朋友

第六章 从越南、香港地区和东欧看中国

第七章 历史的参与者

第八章 热情高涨的华盛顿

第九章 改变世界？

第十章 见过的人，到过的地方

第十一章 讲述中国的故事

第十二章 通向中国

第十三章 奇怪的朋友，移民及历史变化

第十四章 惠特拉姆飓风

第十五章 逆流：冲突与碰撞

第十六章 哈佛眼中的新中国

第十七章 中国城市的变化

第十八章 过去与新生

第十九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发展的局限

第二十章 讲学，研究，“毛泽东研究小组”

第二十一章 里根与邓小平

第二十二章 艰难历程

第二十三章 友谊之树枝繁叶茂

第二十四章 跨越崇山峻岭

第二十五章 中国阔步向前

我成长在澳大利亚丛林，也就是所谓的乡村。布鲁兰是维多利亚州东南部的一个偏远小镇，只有600人。我父亲是这个小镇中心学校的老师。我母亲是我父亲的助理教师。布鲁兰坐落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以东200英里的青山翠谷之中。回想起来，仿佛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耳边仍回响着布鲁兰之夜那铃乌悠扬的呜叫声和桉树林里微风的叹息。

我们很少接触到国家大事。就是墨尔本对我来说都很遥远。这里自然淳朴，当地人随意聚居在这片荒芜却美丽的土地上。在布鲁兰，孩子们大多光着脚去我父亲的学校上学。我和我哥哥只有在星期日去教堂时才会穿上鞋。这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这样更加亲近自然。这里气候温和。阳光烤着我们的小脚丫，走在软土和绿草铺就的小道上，感觉是那样的温柔。不过，我们要小心偶尔会有蛇。

1941年某天早餐时，收音机播出一条新闻，在悉尼海港发现了两艘日本潜艇。父亲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日本人在离东京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呢?一个四岁的男孩不懂得战争，但是我们小镇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日本人是“坏的”。不久，1942年，日本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澳大利亚丛林里的人们对亚太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美国大兵来这里帮助抵制日本侵略，保卫澳大利亚，也给童年的我带来了包装精致的糖果。我们听到了美国财富和实力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跟我们是一边的。外祖父从他的中国朋友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事情。

20世纪40年代确实有许多亲戚朋友就住在墨尔本，祖父还在那里认识了中国人。他利用晚上时间在墨尔本的唐人街教中国商人和工人英语。一个世纪前许多中国人来这里淘金，在这些窄小的散发着芬芳的唐人街，他们的后裔开了店铺和餐馆，还组织了民间团体来帮助新来的中国人。对于许多普通墨尔本人来说，“中国”的印象主要就是从唐人街进进出出的洗衣工那里得来的。

在墨尔本祖父卧室的墙上挂着两幅精美的软木雕刻画，描绘的是中国南方的景象。金黄色的樟木画框用一根细绳向前倾斜着挂在墙上。这是祖父夜校的中国人出于对他志愿教学的感激而送给他的纪念礼物。我常凝视这些画，上面有湖、亭台楼阁和小山，以浅蓝色的布作为背景。这些画芳香而古朴，一点也不像祖父郊区家中充斥着的那种塑料制品的现代味道。我曾尝试去想象澳大利亚之北的这片土地。大人们只是告诉我中国古老、辽阔，一片混乱。

20世纪中期，在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丛林中一个孩子对于中国的想法，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一定会感到怪异。这就是生活。我们来自一个特定的环境；我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学习生活；我们努力将原有背景和日后经历融为一体。

黄金将中国人和澳大利亚联系到了一起。19世纪50年代早期，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清朝对英国侵略问题的笨拙处理，中国人远航来到澳大利亚淘金；更早些时期，他们就已在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淘金了。数十万人蜂拥至此。结果不久，维多利亚金矿上20％的人是中国人。在十年中，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三倍，突破了10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人的涌入。

许多船只从广州南下澳大利亚，使其北部的库克镇(以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的名字命名的)成为继悉尼之后的澳大利亚第二大港口。这些船只满载着中国人对黄金财富的希望，经过新加坡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停靠港库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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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微笑着问我：“你在哪儿学的汉语?”

“美国，”我回答道，同时对这个世界著名的总理竟然能够听懂我带澳大利亚口音的不标准的汉语感到有点震惊，更没有想到他会对我的研究感兴趣。

那是1971年，马毓真(后来的中国驻英大使)将我引见给周恩来。那时我正陪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后来的澳大利亚总理)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晚会。

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是影响我人生的三个国家。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孩成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又通过个人和职业的方式接触到全球化时期的中国。一个澳大利亚乡村男孩最后来到中国的城市，观察到那里人们的生活。一个在对中国充满恐惧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朝鲜战争后，渴望叙写他与中国人民的交往。

196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国际形势不好，冷战笼罩着整个欧洲和亚洲。当时亚洲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出名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蓬勃发展。它们将会向何处呢?一个外国作家能了解中国吗?

第一次访问中国6年后，也就是1970年，这时我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师，我被要求陪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参观哈佛大学的校园。我安排好他在哈佛室内泳池游泳后，离开了一个小时。进餐时，他告诉我他想去燕京图书馆看《人民日报》。“因为我读到的是宣传报道，”他谈到报纸《北京共产党》(李光耀在新加坡不允许该报发行)，“所以我突然想知道美国人究竞是怎样通过窥视观察达到了解像中国这样的社会的。”

“我们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我对新加坡总理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去认识真实的中国。这样，我们会适时修正我们已经形成的认识。我向李光耀建议，认识到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任何时候，想完全了解中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2008年我的两个经历反映出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变化。陆克文总理邀请我到华盛顿的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共进午餐并讨论中国的一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陆克文作为外交官曾住在北京。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然而我过去所认识的从惠特拉姆到陆克文的前任者之间的五位澳大利亚总理中，没有一个人会说汉语。陆克文跟我进一步谈到对中澳关系的希望。他赞赏布什对中关关系的处理。由于陆克文将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他还问了我对西藏和其他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

四个月后，2008年7月，也是在华盛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簏出席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研究所的落成典礼。20()8年的我已经是该中心的一名公共政策学者了，应邀从波士顿回来参加这个典礼。

在庆祝午宴间，我昔日的教授基辛格跟我热情地打招呼。他说：“哦，我经常看你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85岁的他显得开朗而敦厚。尽管他行动比较迟缓，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抖擞。

我说：“你能帮参议员麦凯恩赢得选举吗?”

“我们尽力，”基辛格很干脆地回答。但是那天的主题是历史，而不是政治。基辛格说：“近40年来我一直坚信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动摇过。”确实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基辛格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并不总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记录。正如桌旁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簏所说，“基辛格本人就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到2008年，20世纪70代早期(我依然记得那时会见周恩来时的兴奋)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三者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已经制度化为富有成效的结构。“中国与美国不再有共同的敌人，”基辛格说，“但面临共同的机遇。”这也是一句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