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贞青的城是块华彩的琥珀，生老病死、爱恨情仇，都密密匝匝裹挟其中了。
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一日一日，连呼吸都调成了熨帖的节奏。入了夜，这城便是灯火璀璨，像镜子，摊成一派支离景象，她的灵魂也跟着碎做一瓣一瓣的。时常有飞机掠过城市上空，它们是剪，而天是柔软的帛，它们裁剪天空，留下一道道狭长的伤口。长长的轰鸣由远及近，这时会有轻微的压迫感从耳膜渗进来，细细碎碎的，像水挤破颓圮的堤坝。她痴痴望天，好像天是面镜子，可以照出她所有的美丽及不堪。轰鸣声飞远了，豁然投下一阵凛冽的错觉。这一刻城市阒寂无言，天空是双眸的延伸，她的心被拉扯着，“呼”的一声，抽丝剥茧，飞远了，消失了，再以极慢极慢的姿态，悄然坠落。
——我知道你没有见过她，在这个故事里她是叶贞青，可能在其他地方她叫别的名字。不过没关系，真的。叶贞青在一家社区医疗服务站上班，是个护士。这座城市，类似的医疗机构很多，几个社区就配有一所。叶贞青习惯称它“诊所”，这样叫起来方便多了，不拗口。诊所处在社区侧门，临近马路，门口种着几株高大的玉兰，与绿化带遥相呼应。风吹过，空气中有好闻的花香。诊所不是很大，但药房、诊室，内外科室一应俱全。遇上些小病，能应付过来的，附近居民一般都会就近治疗。虽然没能继续本职工作（她大学的专业是助产护士），不过没关系，这样就很好，她喜欢随遇而安。打打点滴，处理伤口，缝针，拿药……这些基本的医护工作她还是拿手的。前阵子为了申请挂上“定点医疗机构”的牌，诊所里上上下下好一阵忙。因为是第一份正式工作，叶贞青干起来自是卖力，朝九晚五，在刻板的节奏中，遂逐渐活出温润的颜色来，眉目间，也有了随遇而安的姿态。这里医生护士清一色女的，俨然小小的“女儿国”。有两个女护士和叶贞青年龄相当，一胖一瘦，闲暇时爱聊聊八卦，不过心眼一点都不坏，叶贞青和她们相处甚欢。
叶贞青近视，看东西习惯性蹙眉，刻意将焦点保持在某一位置上，这并不妨碍我们细细看她的相貌，她身上有种如水的宁静，头发黑亮，梳得一丝不苟，有时扎起来，有时放下，她略略的瓜子脸，眉毛细细长长的，和着一双明眸，薄薄两片唇时常紧闭着，很少笑，浑身上下干净，就像一株喜阴却向阳的植物，如果凑近一点看，还能瞧见下巴靠近嘴唇的地方一颗针尖大小的黑痣。
下了班，她习惯慢慢走，汹涌的呼吸和杂乱的步伐在身边水一样流过。但她顾不得这些，在繁芜中找丢了的自己。只有这时她的孤寂才是真实的，孤寂将她裹住，再虚掷于浪浮。这时偌大的城不存在一个叫叶贞青的人，也没人在意谁叫叶贞青。这些都无关紧要，真的，因为最要命的是，她就活在一方逼仄的天地里，连周围那团空气，都不是她的。
从诊所回到住的房子，大约半个钟头。
途中要路过一座天桥。这座城市，这样的天桥司空见惯，它们是横跨马路的人行道，它们驮着沉重或轻快的脚步，像马驮着旅人。叶贞青喜欢站在夜里的天桥上俯瞰车流，橙色的灯光打出一片迷幻的颜色，长长的马路淹没在光晕中，慢慢流成河。叶贞青拿起手机拍下来。她喜欢这样日复一日寡淡的风景——也许还谈不上风景，但喜欢．就是喜欢，上了瘾似的。
不下雨的天气，天桥像个风尘仆仆的旅人，边缘满栽的勒杜鹃开得寥落，但毕竟为这单调的街景添了景致。逼仄的天桥两边摆满地摊，卖的都是些便宜货，吃的用的，一应俱全：臭豆腐、烤番薯、葱油饼、文具、鞋子、卡套、手机配件……它们互不干扰，一字排开。天桥本来就窄，如此一来行人就只能摩肩接踵了。劣质油味飘散开来，众声喧哗，蜷缩在角落里的行乞者被这天桥的热闹所淹没，简直成了天桥的摆设，日复一日，他们的脸孔沾染了这城市的寥落，看起来愈加苍老了。有的小贩将电动车开上天桥，车后座支起一个铝合金的箱子，箱子里摆满了仿制名表；也有的放一张桌子和凳子，贴手机膜；还有卖蟑螂药的，挂着夸张搞笑的广告牌。不过更多的摊子只在地上铺一块布，摆上货，方便城管来时卷起走人。
在广东话里，这些做小生意的叫“走鬼”。叶贞青觉得这名字起得有意思，鬼这东西一向来无影去无踪，偏偏前头还加个“走”字，就更显出广东风味了。粤语里的“走”即“跑”的意思。“走”和“鬼”组合到一起，立刻有了浓浓的市井气。人们批评说这座城市没有人情味，只是赚钱的地方。但她不这样认为，她觉得有无人情味，要看这城市是否有熟悉的气息居于其问，如果有了这熟悉的气味，那它就不是冷淡的、陌生的。叶贞青路过天桥，走过其他摆满地摊的街道，某些熟悉的街景会惹起她淡淡的怀恋，这种怀恋掺杂了些许人在异乡的孤独感。她是潮汕人，老家在澄海，在那里街市总是热闹的，流动摊贩沿街排开，吆喝声说话声混做一团。人们不去超市也能买到日常所需。如此看来，没有地摊的城市总归缺了点什么。地摊就像那些四处迁徙的动物，不管这天地如何寂寥寥、空荡荡，它们都能随遇而安。
叶贞青在天桥买过一只闹钟，卖钟的是个长得很黑的中年妇女。那时是冬天，女人怀里的男婴裹得密实，冷风吹得她脸颊红红的，额头有很深的皱纹，头发却梳得一丝不苟，只有一缕刘海儿垂了下来。大大小小的闹钟摆在地上，泛着街灯的光。中年妇女操一口成都话问她：“你要啥子嘛？我给你挑。”叶贞青刚想说“我自己来就行”，那女人不由分说弯下腰，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利索地拎起一只红色的闹钟，露出黑黑的牙说：“靓女，这个好正的！”叶贞青对她突然转过来的广东式普通话颇为惊讶，她尴尬地笑了笑，又看了看她怀里的孩子，他正睁着一双黑漆漆的眼睛盯着她，像只小兔子，叶贞青想：“如果买了个劣质产品，就当做件好事吧。”于是她付了钱。女人接过钱，顺手就塞进裤袋里，再扯了个塑料袋装好闹钟递给叶贞青，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
临走时，叶贞青想摸摸那孩子的头，转念一想还是作罢。她留恋地看了一眼，就走了。她对小孩很疼惜，这疼惜与生俱来，是渗进了血脉的。
她抬头看了看，天空整片整片被灯火照得通红，好像城市某个地方起了大火似的。P11-14
这是我的第三部长篇。
写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打点好行装准备出发前，我踟蹰不安，我反复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真的要讲这个故事吗？”——仿佛不把后顾之忧连根斩断，我便无法踏上这段全新的旅程。这是一个写作者惯有的怯懦，我所害怕和担忧的是，在面对一片陌生和虚无的境地时，我会不知所措，甚至会因为恐惧而中途放弃。
这个念头缠绕了我好久，像一个顽固的魔咒，除非将故事写完，否则休想摆脱它。
这部小说，自去年十月份开始构思，年底落笔，一直到今年六月份完成初稿，一共花去九个月的时间。这九个月的日日夜夜，在沉浸于故事的罅隙，我常会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如果故事讲完了，它最终会以怎样一番面目示人？这是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它超出了事物原本的逻辑顺序，除非走到终点，不然谁也不知它最终会落入哪个方向。即便现在，它被很多人阅读和评论，遭遇称赞或贬斥，但我相信，你所看到的那个叶贞青，你在文字里邂逅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始终和我预设的有着极为迥然的质地。这难道不是最值得一个写作者沾沾自喜的地方吗？抛开故事被解读后的万千意象，这个构筑故事的过程本身就令人无比着迷。
写作大概与设计和建造迷宫无异，一如博尔赫斯笔下那座小径分叉的花园。你走进来，再顺着交缠在故事背后的脉络一步步追寻，类似探险，因为谁也不知道最后的出口在哪里，更不知道走出去之后，面对的又是何等陌生迥异的世界。
这期间有过停顿，是那种完全不知道如何写下去的状态。特别是在中间部分，叶贞青遇上骆骏之后发生的故事，因为拿捏不好人物的心理和情状，致使我一度中断了书写。推翻，重来，再反复修改，直到遣词造句乃至细节场景都润色得与预想的相去不远，才肯重拾沮丧不甘的心情继续后面的章节。这个过程很考验写作者的耐心，真的，越是写到最后，越是如履薄冰，再也没有好几年前刚开始写小说时的那种毫无顾忌。那时年少，青黄不接的时节，不知天高地厚，凭着胸腔里那股横冲直撞的“激情”，一着笔，便肆无忌惮一泻千里，同样的，也只有在经历一番砥砺，重新审视当初的书写状态之后，才会清醒过来。
“为文生事”，甚至牵强附和，是许多年轻写作者不易摆脱的痼疾，我也不例外。只是，唯有书写才是解脱“原罪”的最佳途径。这是一条不归路，当我选择了，当我全副身心投入进去，文字带给我的迷狂以及由此获得的精神愉悦，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无法比拟的。
写《欢喜城》，是在去年十二月，距离上一部长篇《锦葵》也已过去了近一年的时间。“来时正值年纪莽撞，去时恰逢岁月荒唐。”这个时段不长，也不短，恰好可以供我遗忘上一部小说留下来的惯性，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所要做的，就是将它们分条缕析，统统从记忆的仓库里清扫出来。我知道，倘若我带着那些自以为是的“优点”去敷衍新的故事，最后所能拾取的，不过是一丁点可怜的文字残渣——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这无异于自取其辱。
之所以会写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子因为年幼时目睹弟弟天折带给父母的苦痛，长大后当了助产护士，在接生那些鲜活的生命时，她有意或者无意地想到了类似“宿命”的东西。直到她因为各种阴差阳错的原因抱养了一个弃婴，某种类似“赎罪”的意识才终于在心底萌芽了，喷发了——这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恰逢姐姐生了孩子。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直接导致了我笔下故事的最终走向，以及为此所作的调整。
四月三日凌晨，姐姐忽然肚子剧痛，被姐夫连夜送进医院。
我是在那天早上接到小妹打来的电话的，慌乱之余，莫名的恐惧在心里翻滚。因为距离预产期还有近一个月，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令我们一时乱了阵脚。因为如果是早产的话，对胎儿十分不利。对我们一家人来说，那是一个迟滞而浓重的日子。那天上午，我由深圳出发赶往广州，母亲则在澄海老家搭了最早的一班长途大巴。一路上我提心吊胆，被从未有过的慌乱与担忧啃噬着，极为难受。我暗自祈祷，希望姐姐和肚子里的孩子一切顺利。所幸的是，我与母亲会合之后，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姐夫打来电话说，母子平安，生了一对双胞胎，而且都是男孩。我与母亲相视一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陪伴姐姐的那几天，医院里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以及产妇和家属，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去保温室看望两个刚生下来的孩子，他们那么小，小到让人心疼，以至于后来，他们出院了，抱回家，孩子带给我的种种震颤，都引起我的思考。这些零零碎碎的思考，被我带入了小说里。那阵子，《欢喜城》被暂时搁置一旁，而我得以从节奏混乱的长跑中停下休憩。对于已经跑得气喘吁吁的我来说，那是很神奇的体验：孩子的出生打开了一扇门窗，有光透进来，我好像模模糊糊看到了故事的完整形态，好像触摸到了它柔软的内核。但眼之所见，替代不了真正的书写，我嗅到了消毒水的味道，闻到了婴儿身上溢满的奶香，甚至能够听到呜咽和号啕大哭的声音——可是最后我什么也看不到。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他应该是目盲的，我和故事最亲密的接触，不是我看到它，而是在和它近距离拥抱的时候，我们的心贴在一起，脸贴着脸，可是我们谁也看不见对方。
这样一种神奇的体验，在我写完整个故事之后，得到了更充分的印证。我身边最亲近的人，她见证了这部小说诞生的过程，我也曾试图与她讨论人物和故事情节，然而，这些“纸上谈兵”终究抵不过一个完整文本呈现后所产生的“震慑力”。也是她，在阅读完整个故事后，几乎切中要害一般，将我心中原本模糊不清的东西提挈出来，使我恍悟：原来我写下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可是，为什么写的时候却浑然未知呢？
完稿的那个夜晚，正值六月酷暑。修改完最后一个章节，我便迫不及待出门将它打印出来。那时距离我大学毕业，离开深大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凌晨，学校周边的打印店只剩下寥落的一两家还在营业。店主原本要打烊了，在我的央求下，终于网开一面，做完当天的最后一桩生意。书稿打印出来，装订成册，还散着余热，捧着它，我以为自己会平静如水的，谁知道目睹了这个“新生胎儿”的诞生，再翻阅那些密密实实的文字，我还是难平兴奋的心情。不过，这种感觉却和写完第一部及第二部长篇截然不同：《薄暮》是近乎年少轻狂式的情感喷发，支撑故事内核的，是一股沉重的“怀旧”情绪，以我当时十九岁的年纪，叙述时空跨度如此之大的家庭变迁，明显力不从心；而到了《锦葵》，那种不假思索的写作方式收敛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叙事上的“实验性”，因为用了叶重阳和叶明生姐弟的视角交替讲述，从某种程度上，我是在自我“降低”讲故事的难度；至于现在这部《欢喜城》，我所能做的，就是摈弃一开始“敝帚自珍”的那些投机取巧的叙事模式，不管是语言，还是惯常的观照事物的方式，都被一一抛开了，我想做的，就是回归最原始质朴的“说故事”的形态，将这个不算曲折跌宕的故事原原本本、老老实实讲出来。
许多个日夜，我是怀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来面对《欢喜城》的。夜深人静，周遭遁入黑暗之中，故事才会若隐若现浮上来。敲下一行又一行的字，修改，重来，如此，反反复复。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故事的“难写”，它需要我从那些陈旧的轨迹里跳脱出来，重新审视，尽可能地调和“克制”和“恣意”这两种极端的情绪。写累了，喝咖啡提神，饿了，吃事先准备好的夜宵，或叫深夜的外卖；倘若在白天，我时常是抱着笔记本窝在深大图书馆的角落里，集中精神，写上一两个钟头，回到宿舍之后，再一次打开文档时，再重读一遍之前写下的段落，进行修改，直到满意了，再继续往前走。
这大体便是我写《欢喜城》时的状态。
笔下的那些人物：叶贞青，骆骏，路鸣，天宁，乃至故事里那些长辈们，我和他们素未谋面，纵使相逢应不识，但冥冥中有股力量引领他们走进我虚构的那座“欢喜之城”。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恨情仇，分成了几股交缠在一起的洪流，在我写到刺痛痛到哀伤的时候，它们“轰隆隆”裹挟而来，只需短短的一瞬间就能将我淹没。
所有的人物里，我最疼惜的，无疑是叶贞青。她和《锦葵》里的叶重阳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女孩子。重阳炽烈，贞青隐忍，然而，相比之下，我是更倾向于疼惜叶贞青的。至少，她对加诸自身的命运所作的挣扎和抗争，是远远比叶重阳更为轰烈的，而这轰烈，用的不是外在的“叛逆”，而是内敛乃至痛苦的“承受”：承受生命的苦痛，承受俗世的垂怜。最终，叶贞青所享有的，是一种淡然平常，却非人人皆能拥有的幸福——倘若它可以称之为“幸福”的话。
——以上这些，便是我关于这部小说所要说的，是为记。
林培源
2011年8月5日凌晨于澄海家中
长篇小说《欢喜城》分《琥珀之城》《沉睡之城》《应许之城》三部分，以第三人称讲述叶贞青，一个徘徊在伤害与救赎之间的八零后女孩的故事，“城”是舞台，人是粉墨登场的角色。矛盾重重的家庭、与骆俊、路鸣之间的情感纠缠以及在城市遭遇的人和事，这些构成了“欢喜城”的悲欢离合，《欢喜城》是继《薄暮》《锦葵》之后，作者林培源第一次以全新姿态挑战新故事、新题材，试图将叙事野心深入人和城的内核，演绎新城市的故事。
和作者林培源之前出版的《薄暮》《锦葵》相比，《欢喜城》更注重叙事的平稳和内敛，在故事题材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力求做到客观传神、简练明快。与大多数书写年轻人成长故事的小说相比，《欢喜城》在讲故事的技巧上以及所描述的人和城的关系，所传达的对世界、对人生的体悟上，都会显得更加成熟老练，力求摆脱校园爱情故事的“学生腔”，以更加精准的文字，描写人情世故，爱恨悲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