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街女孩儿/童年中国书系》秉承“五四”以来中国散文文脉，师宗冰心先生典雅、清丽、真情、凝炼的美文风格，契合她的“自然爱、母爱、儿童爱”的美学宗旨，返照初心回到童年，书写真挚情感，表达文学本真，记录人间温情，描绘故乡风土。它既是百名作家具有个体色彩的童年故事，又将汇聚成一幅书写童年的中国文学地图、社会文化长卷。作家笔下的童年生命记忆，也是展现当代社会发展变迁的中国故事。

毛芦芦，女，原名毛芳美，浙江衢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衢州市作协副主席。曾荣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首届中日友好儿童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汪玥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主要作品有《白羊座狂想家》《黄想想的狂想生活系列》《乍放的玫瑰》《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月亮是甜的》等。曾获“五个一工程”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公猪咬了白屁股
三个大功臣
茶娘老太不喝茶
小狐狸与老山羊
离别的苦与甜
导读
附录
关于“冰心奖

汉语童心与成长
相对于高度成熟的中华文化来说，童年是属于现代中
国的一个新词，“童年中国”无疑是对这一古老文化的重
新回眸与打量。中国儿童的发现和现代白话写作有着共时
和历时的双重勾连，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与现代白话文学共
生相成。近百年来，现代白话文置身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嬉
变中，如何以汉语写作重新审视、解读与建构自身的现代
传统，从价值伦理和审美意蕴等维度赋予汉语新的现代性
品质，这些无疑都是当下中国汉语写作最为本质的文学追
求。“童年中国书系”从独特的时间维度回望当代中国的
生活经验、伦理风俗和人情人性，在童心所照亮的世界中
呈现美善的伦理境界，在城乡交融的景观中映射中国儿童
的精神情感成长，在汉语白话文学流变中赋予当下儿童文
学新的人文传统和审美意蕴。
生命感知与乡土中国审美
中国文化重视感官与审美伦理之间的关系，童年是对
世界万物感受最直观的人生阶段。万物在这个时间流中向
童年敞开了最本真的状态，因此儿童有着对万事万物最为
形象、直观和原初的感知与审美。这个书系中，作家们笔
下的童年无不充满着童真时代对于天地万物的神奇体验，
乡野自然以平原高岗、湖泊溪流、烈日星空、秋收冬藏、
农事庄稼、草木虫鱼等等面目出现，四季轮回，时空和季
节更迭往复，让中国式童年充溢着农耕文明特有的宁静、
温馨与和谐。相对于中国近现代历经磨难的社会历史进程
，这些作家笔下的童年在贫穷和困顿中依然保有着蓬勃的
好奇、戏谑、玩闹和天真的儿童心性。在物质匮乏、文化
贫瘠和生存境遇逼仄的时空维度中，童年依然以其强大的
生命力让中国式乡土呈现出美善合一的审美伦理。
童心是有时光印痕的，不同时光年轮中的儿童具有不
同的时代特质。中国儿童依然还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
嬉变，在物质丰裕的环境中，他们依然经受着刻板教育制
度的逼压，更要承受物质主义无形的内在性逼迫。从这一
点来说，当下儿童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纯粹而快乐的童年
，却在一个貌似开放自由的现代性语境中陷入了物质、游
戏、享乐和考试制度等怪圈当中，童心在被异化的维度上
与自然、纯真的人性渐行渐远。如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重
新建构真正的童年及其成长?这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应有的
题中之义。汉语童心是一种中国式的人文传统，是中国人
在日常滋养下的温润和美，是世俗伦常践行中的温良恭俭
，是伦理亲情的孝悌友爱，是天地人三才的相得益彰……
当童心在宽泛抽象的天真、烂漫、纯粹的爱与美中，注入
这些属于东方文化的精神和人文传统之后，中国式童年便
有了自身的来路、出场和面目。当这些汉语童心以文字的
方式流传久远的时候，中国式童年便会在现代性维度上拥
有心性成长的力量和新的人文传统。
郭艳
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点街女孩儿／童年中国书系》作者用生动、幽默的笔触描写了浙江点街的童年生活，可读性强，五个篇章连贯、动人，引得读者一口气读下来，其中对山根爷、茶娘老太和山海爷描述真挚、感人，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好似我们就是点街上的一员，街上的人、情、事，久久令人回味。

爸爸驮着妹妹，妈妈怀着弟弟，我牵着妈妈的衣襟，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妹妹，怀揣着浓浓的羡慕之情和薄薄的嫉妒之意，踏着街心的石板路，默默往前走。脚底的青石板白石板，就咕咚咕咚被我踩出一长串清清脆脆的歌来。
这青石板白石板的歌，在我七岁那年，响得最殷勤。
因为街西头的外婆在这一年造好了新房子，我也在这一年的年末新添了小弟弟，每天晚饭后，趁着天还没黑，爸爸妈妈总要带我们姐弟仁去外婆家串串门。我们的村庄，虽然是远离城市的半山村，可村里却有一直一横两条村街。
横街是南北走向的，很短，不过三四百米，却是进村的主干道，由鹅卵石砌成，只在街道的中心点上嵌着两块黄石板。而我家老屋的大圆门，我家灶屋的小木门，正在这俩石板的左右两侧。
每天傍晚，我们一家，就是从那两块黄石板上出发去外婆家的。
我们先沿着横街，往南走上一百来米，不等走完横街就向西折进一条大弄堂，大约前行一百五十米左右，就到了村里唯一的西洋建筑—洋房屋的门口了。那是一幢两层的别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村里最大的老板“小老板”所建，解放后收归村集体所有，是村干部们的办公楼。可是，不管那房子姓“私”还是姓“公”，它在乡亲们眼里，都是一幢充满神秘色彩的房子，“洋房屋”，这也正是乡亲们对它的爱称。
走过洋房屋，就踏进了村里的直街。这条街，在明清时期有七里多长，那时，我们村的别名就叫“七里街”，据说，街道两边什么店铺都有。可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长毛”放了一把火，烧得只剩两里多长了。“长毛”，是我们浙西老百姓对太平军的通称。而自从闹过“长毛”，我们村就由“七里街”变成了“点街”，我们村的人，也被附近村庄的乡亲叫作“点街人”了…
那幢村里最气派的洋房屋，并不在村直街的中心位置。但村直街的中心点，离洋房屋并不远。从洋房屋门口往东走两百米不到，就是村直街和横街的交会点—村里最著名的“三角地”。村里最大的祠堂—我们毛家人的老祠堂毛家厅，就位于横街东侧、直街北面。所谓三角地，就是毛家厅门口的一片三角形的开阔地。从三角地往东去，统称下街头；从三角地往西走，统称上街头。
七岁那年的初秋，我早上往往都要往东走，经过下街头，去村东头的五余小学上学，傍晚则向西行，去外婆家。外婆的家与我的学校，刚好在直街的最西端和最东端。
那一有人走动就会咕咚咕咚地唱歌的直街，就像一根扁担，把我的世界轻轻挑了起来。而我那位于横街上的家，就像扁担上的把手，或者说，就像那个挑担的人。
每天每天，我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或去学校更东头的大荒桥那边看大姑姑；每天每天，我从家里出发，去外婆家，或去外婆家更西头的桑坞跟爷爷一起看山、放牛。我的世界，就这样，被一根会唱歌的扁担，挑在了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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