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撞上了什么
1912年4月10日正午，随着一声响亮的汽笛，白星航运公司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驶离港口，开始了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航程。众所周知，泰坦尼克号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从船头到船尾长约269米，从龙骨到4根烟囱的顶部有10层楼高，吨位更是超过了45000吨。有关它的一切都是规模巨大的：能让每根烟囱排气的发动机，还有可以供给29个锅炉的双层矿车。它的船舵比一个板球场还长，每个船锚都重达15吨。
然而，泰坦尼克号不仅仅是个庞然大物。同白星航运的德国对手汉堡一美洲公司和北德意志一劳埃德公司正在建造的那些笨重的大船不同，泰坦尼克号是一艘优雅的船——线条干净，比例恰当。当然，一旦它那每个都有4层楼高的巨型引擎开始发动，3个巨型推进器开始搅动时，这艘船的55000匹马力是怎么也藏不住的。但当泰坦尼克号停泊在南安普敦码头，最后几名乘客和船员匆忙穿过喧嚷的舷梯上船时，它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种平静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大块头。 “她的比例多么完美，”海洋工程期刊《造船专家》称赞道，“要是没有另一艘船在旁边作比照，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几乎不可能感受到她的宏伟。”
在泰坦尼克号的外壳之下，有一套使其强大的外表成为现实的安全设备系统，用来消除远洋航行带来的种种风险。考虑到这些风险，泰坦尼克号的建造者——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认定可能会导致沉船的原因有如下三个：第一，船体搁浅；第二，撞上另一艘船或是遭遇自然灾害；第三，被另一艘船撞上。他们推论出，只要提供可以处理这三种情况的安全措施，就能避免大多数风险。为了应对第一个威胁，哈兰德·沃尔夫为泰坦尼克号加了双层底，这就是说，在龙骨上距离第一层钢板2．1米左右的地方又加了一层钢板。这样一来，就算龙骨刮到了海床，整艘船也不会暴露在海水之中。解决后两个威胁的方法则是用15层舱壁把船体分成16个防水隔间。如果泰坦尼克号撞上别的物体，撞坏了船头，可以让船头和淹了水的前4节隔间一起漂走。而若是被别的物体撞上，则可以让中间任意两节淹了水的隔间漂走，这样，就算是另一艘船正撞上两个隔间的连接处，把它们都撞坏了，整艘船也还能继续航行。舱壁上还需要一些开口，好让乘客和船员自由穿梭，但这些开口也都装上了防水门。船体底层是发动机室和煤舱所在地，要想关闭那里的12扇门，只需拨动驾驶室里的一个开关。另外20扇门则是由内底板上的手柄装置进行手动操作。所有防水门都和一个浮阀装置相联系，如果一个隔间里的积水超过15厘米，防水门就会自动关闭。
也难怪建造者会对他们的作品感到如此骄傲。毕竟，大多数轮船只在船首有1～2个“防撞舱壁”，而不是整艘船配备16个防水隔间。当然，整个海事工程界也都为之惊叹：“几乎不可能沉没的船。”《造船专家》称道它看上去简直是个万全的系统。白星航运的对手冠达航运在建造他们的两艘旗舰路西塔尼亚号和毛里塔尼亚号时，使用了双层船体的设计，而哈兰德·沃尔夫过于自信，并没有将其采用在泰坦尼克号的设计中。对此，白星航运自然乐不可支，因为这大大节约了建造成本。而且，在白星航运提议把原计划中的48艘救生船减少到20艘时，哈兰德·沃尔夫也几乎没怎么反对。这样一来，成本进一步降低了，同时还可以减少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杂物。也就是说，这艘大船可以容纳3300人，但它携带的救生船却只有这个数量的大约1／3。但这又会有什么危害呢？泰坦尼克号那处处可见的安全性能已经让它成了自己的救生船。再说，20艘救生船比法律规定的还多出4艘呢。这艘船的所有者和建造者都觉得，白星航运的钱应该花在确保“泰坦尼克号是海洋中最豪华的轮船”这一美名上。关于敲定泰坦尼克号和它的姐妹船奥林匹克号设计图纸的那场讨论会，哈兰德·沃尔夫的常务董事亚历山大·卡莱尔回忆道：“我们花了2个小时讨论头等舱的地毯，而救生船只用了15分钟。”
然而，泰坦尼克号的设计中有一个缺陷，或者说，至少它是建立在一个已被证伪的假设上。防水舱壁加强了安全性，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由于舱壁之间的通道数量十分有限，乘客和船员在船上的移动就不那么方便。而且，它们还增加了成本。考虑到这些原因，白星航运希望尽可能地压缩舱壁的高度，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即可。于是，哈兰德·沃尔夫的设计师们经过计算，认为从船头到船尾的舱壁只要达到D层甲板的高度，中间的一些再加上半个E层甲板的高度。这就是说，舱壁所到之处的顶部只比水线高不到5米。但哈兰德·沃尔夫觉得这已经足够了。即使前四节隔间在迎面的撞击中损坏了，船头也不会沉得那么深，深到整个没进水面，把整艘船都带下去。那么，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故：前6节隔间都破裂了，船头下沉得非常深，水漫过了分隔第6和第7节隔间的舱壁，然后漫过第7和第8节隔间之间的舱壁，一直向后漫延直到整艘船沉没……但什么样的事故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呢？这样的事故在航海历史上还前所未见。
泰坦尼克号的建造者和所有者凝视着他们那停泊在南安普敦码头的新作时，不由得感到一阵骄傲。即便是在这个技术奇迹辈出的时代，这艘船仍是个无与伦比的存在，代表了人类聪明才智所能实现的一切。P1-3
斯蒂芬妮·巴尔切夫斯基叙述了一个在灾难发生一百年后仍在人们心中回荡的集体记忆……值得赞颂的是，相比只在上面住了几天的乘客，她花了更多时间讲述建造、驾驶和操作泰坦尼克号的男男女女，因为是他们赋予了泰坦尼克号生命。这些记忆值得被纪念，向她致敬！
——丹尼尔·艾伦·巴特勒（Daniel Allen Butler），作家，著有《永不沉没：泰坦尼克号的真相》
这是一个从未失去冲击力的故事。如果你之前没有阅读过对泰坦尼克号的详细记录，一定会为之深深吸引。作者提供了传奇的人物传记……其中船长爱德华?史密斯最引人入胜：他兀自站在那里，带领船只一寸寸前行，不顾冰山发出的无数警告信息。他能如此不负责任，其他船舶都停下时一意孤行地驶向纽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前方并不是只有一小座冰山，当黎明终于来临时，幸存者看到大块冰山缀满了地平线。
——贝利尔·班布里奇（Beryl Bainbridge），刊于英国《新政治家》杂志
本书绝对值得一读，因为它挑战了泰坦尼克号英雄主义的传统观点，生动再现了与泰坦尼克号相关的港口，以及灾难中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爱尔兰独立报》
与世界上数百万的人们一样，在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史诗巨片《泰坦尼克号》于1997年上映后不久，我便观看了此电影。尽管我也赞同一些评论家有关这部电影对话笨拙、情节平庸夸张的说法，却也轻易地发现了这部电影如此受欢迎的关键。在1912年4月14日至15日夜晚，泰坦尼克号发生沉船悲剧，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这是一个有关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够成就多高的故事，一个有关有如此智慧的人类在面对简单而不可测的自然力量时又是如何轻易失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极度危机。一些人平静地接受死亡的到来，并且退避一边以便为他人让出生存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则拼命挣扎来获取生存机会。在这个故事中，人们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受到了考验，他们被迫作出无法作出的抉择。尤其是许多女人，她们要在两种亲情中作出艰难的抉择：是要留在甲板上与丈夫同生共死，还是要登上救生船和儿女们继续生存。所有这些发生在北大西洋一个漆黑的夜晚：甲板已经倾斜，船体已经下沉，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混乱和恐惧，泰坦尼克号逐渐走向终点。
总之，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一直吸引我们的地方在于：它从内心深处提醒我们，人类不是无所不能的。当人们骄傲自满，认为自身是宇宙主宰时，泰坦尼克号的记忆将人们唤回现实。“泰坦尼克号”这个词语代表了两“最”：它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豪华的游轮。然而它却在与冰山经过船上大部分人都没能感觉到的轻轻撞击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里沉入海底。上帝、自然和命运用几乎鄙夷的姿态猛推了一下人类这无比自豪的庞然大物。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人们常常提到，建造泰坦尼克号的一个工人曾说过，“就算是上帝本人也不可能让这艘船沉没”。虽然不可能真的有造船工人或者其他人这样说过，但是那些在心里曾这样亵渎过神灵的人们现在必定充满负罪感。
这些故事内容是众所周知的，也正是这些故事让卡梅隆的电影在全球大热。而这些故事更是衍生出大量针对全球不同受众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多种语言的书籍、歌曲、电视节目和其他文化产品。然而在某些地方，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却带有特殊的含义。这其中的大多数地方都位于英国，因为这里是泰坦尼克号建造并注册的地方，并且船上的主要船员也都来自英国。然而此次沉船灾难也在美国引起了反响，因为船上最富有、最有社会地位的乘客皆是美国人，同时该船也归美国所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两个国家对于此次沉船灾难十分不同的反应。
当1997年《泰坦尼克号》在英国上映时，许多评论家便指出电影中有仇英情绪，他们对此很反感。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电影中展示了一种严格遵守等级差异的旧等级社会（以电影中罗斯·布克特的势利又懦弱的未婚夫卡利登·霍克利为代表）与完全依赖自身的民主新社会（以罗斯所爱的思想自由而又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杰克·唐逊为代表）之间的碰撞。晚餐之后到吸烟室中一边小口品尝白兰地一边相互吹捧彼此是如何影响世界，这是旧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新社会则表现为吐痰、流汗、喝啤酒以及在下等舱里跳爱尔兰快步舞。紧接着，英国的评论家就指出，属于前一个阵营的角色要么是英国人，要么是富有的美国东海岸亲英派；而新社会的角色大多数是中西部美国人或者移民去美国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每日邮报》的克里斯托夫·图科指出，“《泰坦尼克号》中充满了对英国愚蠢的抨击”，“与几乎所有20世纪9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一样，《泰坦尼克号》一如既往地抨击英国人，指责我们冷酷、怯懦、自负和残暴”。
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根据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杰克和罗斯在下等舱中参加了一个派对。这个派对伴之以詹姆斯·霍纳有些悲悯的凯尔特风格的音乐，促成了杰克·唐逊和汤米·瑞安间的联盟——种豪迈又感性的叛逆精神与浪漫的爱尔兰文化间的联盟。这种联盟的建立是为了反对沉闷带有压迫性而又充满陈旧的阶级文化的高等舱社会，反对这种只有英国贵族和美国财阀相互吹嘘、相互模仿的社会。因而，卡梅隆含蓄却又张扬地为这部电影描绘上一种民族色彩。他将谦逊、诚实的来自“奇佩瓦瀑布唐逊家”的杰克·唐逊安置在颓废、贪婪的欧洲角色的对立面。虽然电影中最大的反面角色——罗斯的未婚夫卡利登·霍克利是美国人，但是他却带着很重的中大西洋口音。这体现出他以及他那些头等舱里面的富有而又野心勃勃的同胞们已经严重地遭到欧洲价值观的腐化。虽然电影中有些角色超越了这两种群体间的界限，但他们也只是这种规律中的例外而已。那位傲慢的美国百万富婆莫丽·布朗，被描绘成一位能够接受新思想的人物。而对另一位本船的建造工人之一——爱尔兰籍的托马斯·安德鲁斯，电影也极力表现出了同情色彩。但布朗是地地道道的仇视英国的美国人。而安德鲁斯除却他的爱尔兰籍贯，他还被演员维克多·加柏演绎成仿佛一位来自科克郡的南爱尔兰人。或许现实中不是，但是他却被完全演绎成卡梅隆式“英国人坏，爱尔兰人好”的模式。
卡梅隆对于泰坦尼克号上的英国船员也是缺乏仁慈的。史密斯船长是一位和蔼却倒霉的角色，他没能抵抗住白星航运公司主管J·布鲁斯·伊斯梅的劝说而加快了航行速度。当泰坦尼克号首次驶入广阔的海域时，史密斯满足地品尝着经典的英式茶点，心中充满了自豪感。然而当船开始下沉时，他却浑浑噩噩地站在甲板上，喃喃自语。二副查尔斯·莱托勒只能晃醒他，才从他那喃喃自语中得到了放下救生船的命令。大副威廉·默多克采取了更严厉的手段。在汤米·瑞安刚刚向卡尔贿赂了一个救生船座位后，他便射杀了汤米·瑞安，然后自杀。就在瑞安被杀之前的一瞬间，瑞安对默多克大喊道：“给我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你这个英国佬！”而这更进一步显示出卡梅隆极力想要展现正派和反派之间的种族差异（此处有一点需要指出，默多克是苏格兰人，而不是英格兰人）。
然而，英国评论家们的抗议却不仅仅针对卡梅隆电影中的仇英内容。他们也同样反对《泰坦尼克号》中所展现的主流文化是一种英国和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他们声称，这部电影简单而又浪漫地描述了历史。它用了大量的动作和特效来表现人物对话、角色发展和展现事实的准确性。电影杂志《视与听》的劳拉·米勒评论说：“《泰坦尼克号》中的所有一切，从传统而保守的角色到开明新思想的人物，可能都显得很虚假且显而易见。然而，这却无法影响大多数人观看这部电影，似乎只会影响到那些就算是对迪斯尼主题公园中那些完美的人工娱乐设施也提不起兴趣的人们。”《每日电讯报》的保罗·古德曼指出：“如果情感的约束能使人的生活走向危机，那么情感的放纵就不会了吗？”当我们观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电影时，我们看到现实中的人们挣扎在复杂的生活中，我们会叹息：“他们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另一些英国评论家指出，这部电影昂贵的耗资又是美国人庸俗粗鄙的另一种表现。杰夫·安德鲁斯在TimeOut杂志中写道：“如果有这么一笔预算，你可能会想，我们本应能够看到少点儿平庸陈腐而多点儿内涵并更真诚感人的东西。但可悲的是，这种期待似乎不可能实现。”
这些攻击性的评论已经不只是从影片的角度评论其优点或缺点了。取而代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民族的英勇反抗，因为这个民族感到他们对泰坦尼克号故事的所有权受到了好莱坞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英式美德”，如骑士精神、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在困境中仍能沉着冷静，贯穿着这个经典的英国故事。然而卡梅隆却将这样一个英式经典转变成了充满勇于自我发掘的美国故事精粹。这部电影的关键不是去弘扬如同英式版本所宣扬的那种乘客和船员的英勇无畏，而是赞扬罗斯脱离我们看到的卡梅隆所塑造的跟英国有关的那种势利、社会精英主义枷锁的束缚。
英国媒体对该电影的消极反应显示出英国较为关注这个故事的所有权。电影评论家认为现实中的泰坦尼克号轮船是属于英国的，因而假想的泰坦尼克号也应是英国文化所有物。卡梅隆怎敢将它夺离他们？英国评论家之所以坚持这种所属关系，一部分源自于英国有许多跟此次海难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泰坦尼克号建造于位于贝尔法斯特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它在当时的白星航运公司总部所在地利物浦登记。它载着英国当地900多名船员从南安普敦出发离开英国海岸，开始它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而其他跟船和那次海难有关的地方，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船上所有的高级船员都是英国人，这其中就有两个表现极具争议性的人。一个是来自英国中部汉利（现为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一部分）的船长爱德华·J．史密斯，另一个则是来自苏格兰西南部达尔比特的大副威廉·默多克。此次海难中还有一些英国籍的正派人物，特别是来自萨里郡高达明的高级无线电报务员杰克·菲利普斯，来自兰开夏郡科恩的乐队指挥华莱士·哈特利，以及来自贝尔法斯特的造船工托马斯·安德鲁斯。
所有这些地方上的联系使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在英国生根，使英国人对该故事的所有权更具合理性。该船在不列颠群岛上建造，并由几乎全是英国人的船员操作航行。但同时，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泰坦尼克号在实际上并不隶属于英国，因为其运营商白星航运公司在1902年已经被美国亿万富翁J．P．摩根的国际商业海运公司所收购。而且船上大部分乘客也不是英国人：三等舱载满了世界各地的移民，而头等舱则满是有钱的美国人。因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美国也造成了很深的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人却不像英国人那样将此次海难看成全国性的一次大灾难。为此，本书将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探讨。
随着泰坦尼克号海难百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年的悲剧继续引起大西洋两岸的共鸣。自2003年以来，再也没有什么观点或资料能够改变我们对泰坦尼克号处女航的看法。有关该船和海难的实际故事基本保持不变。而一些新观点的出现更是唤醒了长达十几年的对一些最为有争议方面的辩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2010年9月，由露易丝·帕顿女士提出。她是二副查尔斯·莱托勒的外孙女，同时也是前英国保守党教育部长约翰·帕顿的妻子。她指出，在以前的航行中，“反口令”是指长官要求转动左舵，那么实际上舵手则是转动右舵，就如同帆船上的船舵一般。而另外一种则是“正口令”，顾名思义，此命令即长官的命令与舵手的行为保持一致。
在帆船向蒸汽轮船过渡的时候，船员接受到的培训以及各种轮船的操作变化多端。直到20世纪30年代，轮船的驾驶系统才逐渐标准化。尽管泰坦尼克号是一艘蒸汽轮船，但其驾驶者仍然采用旧的反口令系统，因为他们对此系统更为熟悉。但是，帕顿说她的外祖父曾告诉外祖母，当时大副威廉·默多克下达“右满舵”命令以避开冰山时，舵手罗伯茨·希金斯在恐慌的状态中采取了他所受训的正命令系统而将舵转向错误的方向。又因泰坦尼克号太过巨大，转向的速度很慢，当默多克意识到问题时已来不及。当船体触上冰山时，莱托勒并不在驾驶台。但据帕顿说，默多克和船长爱德华·史密斯随后告知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在随后美国及英国展开的泰坦尼克号事故调查中，莱托勒却隐瞒了真相，因为他仍为白星航运公司工作，他不想将公司牵扯人内。如果被调查出其中存在人为因素，其公司将有可能对此次事故负责，而支付上百万美元的保险赔偿金。
当帕顿的言论首次在《每日电讯报》刊登后，，该言论受到了大量的宣传，并受到了泰坦尼克号专家的大肆讨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将是解开当晚驾驶台谜团的一条重要信息。但许多评论员找到了质疑其准确性的证据。很明显的一条便是，帕顿揭露此真相的时间距船沉没已经很长时间，如此长的时间足以使人们的记忆扭曲。另一些人指出，在事情发生时莱托勒并不在场，他只是在那个极其混乱而恐惧的环境中得到了二手的信息。再者，希金斯不像是会犯如此错误的人，因为他有着10年的航海经验，而且在事故发生前他已零失误地驾驶了泰坦尼克号4天。在所有英国人驾驶的船上，无论帆船还是蒸汽船，所有的转舵命令都是反的。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与美国系统保持一致，这项惯例才发生改变，使转舵命令与实际操作方向保持一致。最后一点则是，如果希金斯转向了错误的方向，那么驾驶台里包括默多克在内，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似乎不太可能。
最终，帕顿的讲述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却没能彻底揭示泰坦尼克号下沉的原因。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布拉德·曼森在其书《泰坦尼克号最后的秘密》（2008）中写到，与原设计的具体要求相比，泰坦尼克号的建造者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将船体的钢壳电镀层变薄了1／4英寸，将钢铁铆钉变薄了1／8英寸，以便减轻船体的重量，从而使其更快速、更高效地穿越大西洋。由于同时建造泰坦尼克号与其姊妹船奥林匹克号和不列颠号，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不得不寻求不熟悉的供应商，这使铆钉比正常情况下更加不牢固。为了节省开支，公司订制了。“最”好的铆钉而不是大多数造船厂所采购的“最最”好的铆钉。这种低一级的铆钉中含有较高成分的硫黄渣，这使铆钉在高压环境下变得更易断裂或弯曲。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将较强的铆钉用在了可能受压更大的船体中央外壳上，而船首和船尾的电镀层则是由较薄弱的铆钉连接。而同一时代的其他轮船，丘纳德公司的路西塔尼亚号和毛里塔尼亚号，都是全船采用钢铁铆钉。曼森还指出，在灾难发生之后，额外的钢铁镀层被加固到奥林匹克号上，而不列颠号更是严格按照设计建造。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否认此项指控，其公司发言人乔伊斯·麦恩曾经向《纽约时报》透露说：“我们的建造材料没有任何问题。”
以上这些不是仅有的对船的设计和制造不规范的指控。在2007年，历史频道派遣的研究员以及纪录片拍摄团体“孤独狼”指出，通过分析拍摄的海底船壳碎片的影片，发现这艘船的建造带有明显的瑕疵。不像大多数人猜测的那样，只有当船尾与海面交叉形成一个很大的角时，船体才会断裂；相反，当船尾与海平面成10度角时，船尾的外壳就将发生断裂。而此种现象在遇上北大西洋海域经常发生的暴风雨时就会发生，况且泰坦尼克号本就定位于北大西洋海域。此种缺陷皆是由船头和船尾伸缩接缝拙劣的设计所引起。这些接缝的设计是为了增加船体在暴风雨中的灵活性．，然而对于泰坦尼克号，套用海军设计师罗杰·朗的话来说，它的接缝设计简陋不堪，在遭到下沉过程中的压力时船体会迅速崩塌。通过对不列颠号的研究发现，其上安装了额外的伸缩接缝。这也暗示出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发现了泰坦尼克号设计的不足，并且在其姊妹船不列颠号上作出了修正。研究人员承认，就算更好的伸缩接缝设计也不会阻止船体的沉没，但是他们认为这种设计可能会使船体在海上多漂浮几个小时，从而给救生船提供更多的时间到达失事地点，来救出那1500多名遇难者中的一部分。
除去这些故事之外，有关泰坦尼克号的新闻继续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关从船体遗骸中得到的艺术品所有权以及合理处置它们的争议，而泰坦尼克公司则时不时地宣称其公司对这些艺术品的长期所有权；另一个则是对如何保存这些艺术品以及如何利用其获取商业利益的关心。与此同时，借着泰坦尼克号沉没带来的鲜活利益，一些私人手上的工艺品也偶尔出现在拍卖会上。2010年10月，在威尔特郡德威奇斯，亨利·奥尔德里奇父子拍卖行举行了一场拍卖会。该拍卖会上拍出了多件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物品，其中有：英国在沉船灾难调查中获取的一份由幸存者罗拉·弗朗卡特里签署的宣誓书，该物品拍出2万英镑；由三等舱位中的一位遇难者寄出的明信片一张，拍价12000英镑；绘有泰坦尼克号和奥林匹克号的广告海报则拍出6万英镑。这些物品并非来自船体遗骸，而船上面的遗留物也将继续成为众多争议的源泉。在过去的10年里，人们不断地呼吁停止潜人沉船以便阻止对船体遗骸的破坏、非法的打捞以及残骸加速恶化。
过去7年里，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毫无疑问是在2009年5月其最后一位幸存者米尔维娜·迪安的去世。由于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迪安只有9个月大，因而她无法想起任何关于那场悲剧的事情。但是她的辞世却切断了真正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事情和之后人们对其进行的猜测和构想之间的联系。同时，在洋底，一群吃锈的细菌正以一种较快的速度腐蚀着船体遗骸。科学家估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船体残骸将变得不再完整、可辨。最后一位幸存者的离世以及泰坦尼克号残骸腐败的临近，这两者意味着这个故事将不可动摇地终成一个传说。而泰坦尼克号也将更多地成为一种历史象征而非历史部分。
1997年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继续保持着泰坦尼克故事主要塑造者的地位。电影获得了11项奥斯卡奖，最终票房收入达18亿美元，并一直保持票房收入排行世界第一。直到2010年，其记录由詹姆斯·卡梅隆自己执导的电影《阿凡达》打破。《泰坦尼克号》上映时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在随后的日子里．，它的道路也不平坦。人们经常将《泰坦尼克号》与其同时代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放在一起，如《与狼共舞》、《勇敢的心》和《英国病人》。这些电影似乎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史诗剧作的需求，但在现今时代，它们却显得过于冗长而又与时代不相符。《泰坦尼克号》中使用的高科技，尤其是其在当时花费超过2亿美元的计算机合成图像技术，更是被其他诸多影片远远超过。但《泰坦尼克号》还是对英美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15年后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电影中的一句对白或哼出其中的一首歌。同时它也是对好莱坞促进文化全球化能力的检测，因为它已被全世界数十亿的人观看过。盖兰·史杜德拉写道：“通过空前强大的吸金，《泰坦尼克号》为自己在电影界及当代媒体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它也是后现代一件重要文化成果，因为它18亿美元的净票房收入意味着全球大量的观众观看了该电影。”多亏了卡梅隆的电影，现在在有人居住的大陆上，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被诸多文化所学习，甚至被套用。因而现在它已不单单是英美文化的一部分了。
《泰坦尼克号》电影的持久流行造就了人们对泰坦尼克号故事长期并似乎源源不断的关注。目前，由泰坦尼克公司从海底打捞出来的工艺品世界巡回展即将在美国图森、拉斯维加斯、达尔波特和爱荷华，加拿大卡尔加里和温尼伯，以及伦敦和巴西阿雷格里港举办。而在美国一些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还有着固定的泰坦尼克号主题展览。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是沃尔特·迪斯尼世界的故乡，同时它也以“泰坦尼克号：体验”和“泰坦尼克号：展览”主题活动著称。 “泰坦尼克号：体验”向人们展示了船上大阶梯、长廊咖啡馆和驾驶台的全方位复原，训练有素的演员们穿着同时期华丽且彰显高贵的服装带领人们参观，以及展示超过200件艺术品。 “泰坦尼克号：展览”也给人们带来大量的艺术品以及还原的船上景观和房间（包括大阶梯），还有穿着同时期服装的说书人给大家带来的生动活泼的故事，而更具诱惑力的便是那件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电影中的演出服。还有两处宣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景点”的固定展览地，一个位于田纳西州靠近美国大烟山国家公园入口处的鸽子谷小镇，另一个坐落于密苏里州的布兰森市。
这些旅游景点的建造皆因《泰坦尼克号》电影为提升该故事知名度所作的宣传。而泰坦尼克号故事的演变必然很大程度上受到电影的影响。就像接下来的几页所描述的那样，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自沉船时开始流传并相对完整地被保存下来，它是一种宣扬男性英雄主义的故事，它所强调的妇孺第一的思想决定了当时谁能优先登上那数量有限的救生船。如同其他传说，这种说法也是有现实依据的，因为当时船上有接近3／4的女性乘客幸存，然而却只有1／5的男乘客活了下来。可以确定的是，卡梅隆设计的电影结尾场景——杰克泡在冰冷刺骨的水里，而罗斯漂在一块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的木头碎片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故事的真谛。而其他方面却将其复杂化了。罗斯并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女主角，在电影结尾之前，她和杰克是两个平等的个体。而她所吸引杰克的地方就是其被专横跋扈的卡利登置于附属地位的遭遇。再者，卡梅隆讲述的这个故事是通过一位年长者——老年的罗斯——而和观众联系在一起。这样，他就将这部电影的讲述权交到了一位女性的手中。 这部电影对原故事最显著的改动不是有关性别主义的描述，而是对社会阶级性的展现。在众多主要版本的泰坦尼克号故事中，男主角来自三等船舱，而高等舱中的男人为在救生船上确保一席之地表现出来的是如此胆小、无能和势利，这种情境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我开始的分析中就提到了这些方面，但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便是卡梅隆对这些阶级冲突的处理对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将有深远的影响。卡梅隆之后，能够专门集中在旧的价值观、上等社会阶层的骑士精神和英雄主义的版本已经很难找到。
由于我对《泰坦尼克号》的即刻反应主要集中在分析它与以前故事版本的区别，因而还有一点不太清楚的便是，虽然它对性别和阶级方面作出了改动，但是其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很保守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结尾部分，它与电影中对传统性别观点作出的改动相反；另一方面，当其承认新思想到来必然性的同时，影片又充满了一种怀旧感染力，一种哀悼旧社会秩序衰落的情调。这很明显地体现在为重新建造轮船而花费的大量精力和财力上，这至今都是该部电影让人最难忘记的成就之一。电影中对高等舱中人物批判性的刻画却又无法掩盖电影镜头在豪华奢侈的头等舱和公用大厅间的徘徊，以及对失去这艘漂亮而又豪华的客轮的惋惜。电影对民族主义的处理也可以体现这点。电影通过塑造两个群体的对立，来彰显其对自由主义的支持。然而，一旦深人观察，这种信奉却是十分浅显的。肖恩·雷德蒙写道：“影片中所刻画的卡利登那种负面、英国化的白人资本家形象，被安置到两种对立面中。一个与之对立的便是罗斯那种不易捕捉到的美国化的自由白人形象，另一个则是放荡不羁的拥有两者都没有的特点的杰克。”因而，这部电影并不存在种族差异。它尝试揭露和批判的只是阶级间的偏见，而它呈现的只是19世纪下半叶的种族差异，并将“其他种族”仅仅局限于爱尔兰和意大利角色。这些角色也只是被塑造成众所周知的那种形象——精力充沛的意大利人和热爱跳舞的爱尔兰人，而他们之间真正意义深刻的文化差异却被抹掉了。
为了与其对社会和种族差异性的描述保持一致，《泰坦尼克号》赋予贫穷浪漫色彩。它展示给人们，三等舱内的人们虽然穷却比那些束缚自己感情的高等舱乘客快乐，而船上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派对”，也只能在低等舱中捕捉到。通过继承而得到的财产是腐败的象征，而通过自身奋斗而成就的有钱人如莫丽·布朗，以及绅士打扮前往头等舱吃晚餐的杰克却不被认为带有此类特征。这样，电影将美国塑造成一块简单而无争议的人人机会平等的大陆。我们在电影中最后一次看到年轻的罗斯是当卡帕西亚号驶入纽约港时。卡梅隆随即将镜头切向了容光焕发的自由女神像，缓和了船上悲伤的气氛，并预示着它将给罗斯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然而没有这些罗斯也将坚强地活下去。卡梅隆剥去这座雕像本来的含义而将其转变成了一种爱国主义的象征。这也完成了电影中泰坦尼克号悲剧故事由英国角度向美国角度的转变。因看到三等舱乘客在沉船时所受到的待遇而产生的愤怒，都因这种“美国梦”的重申而消失殆尽。在这种宣扬中，任何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异都是可以克服的，因而这种差异是无任何影响的。
《泰坦尼克号》刚刚上映时让人们感觉它对原故事进行了大量改编，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部电影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改编那么多。相反，它只是简单地将1912年超级大国英国的主流文化观念替换成了1997年超级大国美国的主流文化思想。而除去电影，泰坦尼克号故事仍活跃在主流文化中的另一个体现便是，它被用于一种修辞手法——暗喻，并且常见于幽默中。《洋葱》讽刺小报在其1999年出版的《我们无言的历史》一书中转载了一篇有关那次沉船的评论，名为“世界上最大的比喻手法撞上了冰山”。而有关泰坦尼克号的比喻也会用在较为严肃的场合。尤其是这样一句话“重新整理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座椅”，它的意思为做某事或修理某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即将被其他事件所代替或者东西已错过了修理的时间。这句话在最近几年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如果用谷歌搜索此句，那么将产生近100万的搜索记录。
这种比喻手法使用的源头无法追溯，但是其被人所知的首次使用日期是1972年。《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写道：“当泰坦尼克号下沉时，（林肯中心的）管理者们正忙着清理甲板上的座椅呢。”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表达方式变得极其流行，并以不同的版本出现在各种语境中。在政治中，它常常被一个政府的对手用来形容其领导内阁或关键任命人员的重组。在2010年巴拉克·奥巴马任命皮特·劳斯接替拉曼·伊曼纽尔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时，保守派脱口秀广播主持人拉什·林博播放了一段2006年的广播剪辑。当年乔舒亚·博尔滕接替安德鲁·卡尔德担任乔治·w·布什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时，林博讽刺布什总统只是在整理甲板的座椅。他随后评论说，“所以说这个只是，你明白的，白宫内部的一个改组，没什么大不了的。当年布什总统那样整顿他的手下，也不过是一种整理泰坦尼克号上甲板座椅的行为，毫无意义。”
将这个句子用在布什政府改组上，最为出名的还是喜剧演员史蒂芬·卡尔波特。2006年5月，卡尔波特受邀到白宫例行的记者协会晚宴表演。在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节目中，卡尔波特无情地讽刺了布什总统，当时他们俩只有几步之遥。卡尔波特否认说，有关布什总统最近白宫成员改组的评论中，他没有说布什是在“整修泰坦尼克号上的甲板座椅”，而是“布什政府不是在下沉，而是正在高飞。要是他在修啥的话，也是在修理兴登堡号上面的座椅吧”。
这种手法还经常被一些评论家们用在政治语境中，而这些评论家们所认为的重要事情常常得不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例如，2006年8月，评论家本·斯坦在阅读《纽约时报》时发现，美国正无视逐渐增多的恐怖主义袭击。他对此十分愤怒，写道：
我们正处在一场与想要将我们全部杀死且毁灭一切文明的人们的战争中，而且他们十分严肃认真地对待这场战争。然而我们却在担心融资收购、额外红利，以及那些新成立机构发行的垃圾债券，在被卖给最终那些容易上当的大众散户股东前，还能撑多久。我们担心好莱坞是不是原谅了梅尔·吉布森。我们是在给泰坦尼克号整理甲板座椅，而恐怖分子们就是那座冰山。
除去政治领域，美国媒体还用这个短语形容企业重组和体育运动队伍教练组的变动。自2007年以来，其也更多地被用在描述复苏已经衰退的美国经济所作出的努力。
在英国，有关泰坦尼克号的比喻手法也经常被使用。在2008~：英国工党首相戈登·布朗民众支持率大幅下滑时，《每日快报》引用了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对布朗和爱德华·史密斯船长所作的比较，它认为这种比较是十分恰当的，并且“唯一的希望”便是换一位“新的船长”。据普雷斯科特说：“布朗首相作出改变的承诺就如同为泰坦尼克号整修甲板座椅。”这个短语也曾在托尼·布莱尔任职首相时被使用过。在2006年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大势失利时，前卫生部长弗兰克·多布森呼吁“新的管理”，换句话说便是戈登·布朗替代布莱尔。他认为任何形式的内阁改组也只不过是“在泰坦尼克号上整理甲板座椅”。
这种手法也不仅仅局限在英格兰政治。2009年9月，体育零售商、亿万富翁汤姆·汉特极力劝说苏格兰民族党首领艾利克斯·萨尔蒙德推迟有关苏格兰独立的全民公投，直到国家经济得到改善。 “我们应该弄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汉特认为，“当我们的经济在边缘摇摆时，讨论宪政改革就如同整修泰坦尼克号上的甲板座椅。我们应该将经济紧迫性放在首位。”2002年10月，当北爱尔兰议会再次被迫暂停运作时，一位议员观察到，为使其运作而做出的极端措施就像是“在泰坦尼克号上整修甲板座椅”。《贝尔法斯特时讯简报》称：“当政府引擎几乎陷入瘫痪时，许多人担心这个联合执政的政府会因爱尔兰共和军的解散而毫无痕迹地沉没。”议会是真的暂停了运作。2年之后，北爱尔兰统一党领导人大卫·特林布抱怨说，武装解除的失败阻碍了其恢复运作的进程。特林布认为：“在未解决阻碍进程的主要问题前，继续进行讨论就是在整修泰坦尼克号上的甲板座椅。”
“整修泰坦尼克号上的甲板座椅”这个短语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2011年1月，巴基斯坦报纸《黎明》评论说，最近国家内阁的重组就好像是“整修泰坦尼克号上甲板的座椅”。2010年6月，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在提到最近公布的工党预算案时写道：“整修泰坦尼克号上的甲板座椅这个短语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而工党的这个预算就像是为已经沉没98年后的泰坦尼克号整修甲板座椅。”2005年10月，新西兰国家党副领袖格里·布朗利贬低新西兰最近的内阁改组为“整修泰坦尼克号甲板座椅的一个经典代表”。
为何这个暗喻会如此流行呢？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我在这本书的初版中提到过，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世贸中心双子楼，人们又联想到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这次袭击引出了许多与灾难和高科技局限性相关的问题。在袭击发生2天之后，丹尼尔·杰夫瑞在《每日邮报》上写道：“如同泰坦尼克号，人们认为美国与她的象征，如世贸中心双子楼，是永远不会沉没的。这种可以压倒一切的自信已经消失，或许将永远消失。”在调查双子楼倒塌的国会听证会上，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代表克里斯托夫·沙伊——一名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人士——十分担忧其楼梯的设计。它们极易断裂，从而将人们困在飞机撞击地方之上的楼层。沙伊提到：“从某个点上来看，我们是不是把这座大楼建成了泰坦尼克号呢？上面没有足够的‘救生船’。”在双子楼倒塌一周年纪念日时，吉姆·德威尔提到造成此次悲剧的原因缺乏实质性的调查：
国家一定要找到哪里出了问题。曾经最大的建筑之一竞然倒塌，而且生命损失惨重。当被告知有危险时，那些领导们只是耸耸肩而已。在救援过程中，通信的阻断、协调性的缺失以及准备工作的失败增加了死亡人数。1912年4月18日，卡帕西亚号载着从北大西洋手中抢夺回来的705名幸存者，停靠在曼哈顿切尔西码头。在此之后，有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调查进入公众记录。
跨过大西洋，在其海岸另一边也有对两者的比较。2001年9月12日，《苏格兰人报》上写道：“当前的世界跟24小时前的世界不同。”上面还写道：
想要忽视那些将会成为21世纪最典型图像，并让人刺痛的电视画面，可能又不太可能。世贸中心大楼是美国不会沉没的资本主义的象征，在它倒塌时，它那为之骄傲的电线杆缓缓下落而最终竖立在了波涛汹涌的浓烟中。这如同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船尾的旗子慢慢地沉入海中。
一年之后，桑德拉·查普曼在《贝尔法斯特时讯简报》中写道：“再过5年、10年、15年或是20年的时间，我们仍将记起‘9．11’事件，就像我们记得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一样，尽管我们那时可能很小或还未出生。”
第二种对于泰坦尼克号的暗喻手法在过去10年里盛行的解释跟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关。自2007年，虽有因可循但突现的全球经济衰退，引发人们对西方未来经济的思考。而增多的恐怖主义袭击使西方安全及其霸主地位变得越来越脆弱。美国媒体一次又一次地将有关泰坦尼克号的暗喻用在对危机的描述中。2009年3月，奥巴马总统未能足够快地改善经济而遭到很多指责。《迈阿密先驱报》的一篇社论为其辩护说：“这让我想到了泰坦尼克号。如果当时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更换船长，那么结局会不同吗？当一艘船的一侧出现破洞时，，船体是很难保持一直漂浮而不下沉的。”2010年4月，弗兰克·里奇在《纽约时报》上讽刺了前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格林斯潘称他对未来经济预测的，正确概率有’70％。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泰坦尼克号的船长也可以宣称他航行在正确航线的概率也至少有70％。格林斯潘只是在向委员会证明且想要其放松对有关美国经济是如何全速撞上冰山的关注。”
作为鲜有的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共鸣的传说，泰坦尼克号也被用来比喻一场严重影响欧美的经济危机。在2010年12月，乔恩·格里芬在《伯明翰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西方的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的文章。在文中，格里芬写道：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工商研究所执行理事莱弗利·杨教授认为，犹如泰坦尼克号这般大的冰山将会淹没整个西方世界。杨教授最近在阿斯顿商学院讲到，美国已经撞上了“中国这块冰山”，而且面临着沉入经济大深渊中的局面。
这种暗喻也被用来特指欧盟中正遭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成员国。2008年10月，《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当欧洲寻求救生船时，商人们要小心意大利这座冰山……自从里拉时期以来，该国的债券现在最为脆弱。”同样，罗马尼亚总理克林·波佩斯库一特里恰努宣称：
全球经济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逐渐下沉。在底层的人们，水已经淹到了脖子，而高层的人们呢？——就像电影中演的似的，音乐还在播放。这些人听着音乐而全然不知泰坦尼克号已经撞上了冰山。这就是罗马尼亚的现状。我们就像电影中一样。
在2009年3月，《周日独立报》（爱尔兰）写道，“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太忙了，以至于忽视了冰山”，这个言论暗指共和党处理爱尔兰财政危机的失败。
同时，泰坦尼克号的暗喻还经常用来形容西方国家走向一场刚刚发生不久但全然无法预测的灾难。我们能够避免撞上路途中的冰山吗？到2112年200周年纪念日时，我们就会知道了。但同时，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似乎将会百分之百地保持其最大的人类悲剧之一的地位，永远是英美文化中的悲剧传说。这是因为大西洋两岸的人们仍然感觉跟这场悲剧之间保持着十分强烈的情感联系。在我为这本书作调查研究时，一些人很好奇我在做什么。通过跟他们闲聊，我得到一些关于在泰坦尼克号事故中或与其有关的事情中去世的先人们的看法。而其中的一些观点很显然是不真实的。我记得在火车上的一段谈话中，一个男人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他的亲戚曾经在利物浦有个旅馆，而在泰坦尼克号出海前的一夜，许多乘客都住在那里。我很委婉地向其解释说，当时泰坦尼克号不是从利物浦出发，且从未到过那个城市，但是我的说明完全无用。每个人好像都想跟泰坦尼克号沾上点儿关系。
这部100年纪念版包括一个新的引言，两个重新写过并且更新信息的章节，以及针对初版内容所作出的部分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