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主持人曹可凡琐记海派轶事！《悲欢自酬》作者曹可凡，因为对书法、书画艺术的爱好进而去接触其作者，去探求作品背后的故事，因而这本讲述上海老画家、书法家故事的书在知人论世、手泽犹存之后，读来格外有趣、有料。对人物事件和海上文化的熟稔，也使得本书充满海派文化风味。

曹可凡先生在《悲欢自酬》这本书中叙述的名家，大半就是这些海上人物，所谓文人画家，大半多才多艺，不仅仅是画家，还兼擅书法、诗词、篆刻等相辅的艺术，有时本身也是惜才的收藏家或说项者。例如《尘土有至情》一文中，便叙述吴昌硕之成名有赖另一书画家也是实业家王一亭的赞助。先是吴的弟子赵子云去上海展画，在王一亭的张罗下，卖得很好。吴见弟子成功，非常高兴，此时他已六十九岁，才去上海定居。开始乏人问津，但经过王一亭再三揄扬，终于成名，甚至成为“海上画派”后期的宗师。其后由于王一亭的说项，吴昌硕与齐白石也扬名于日本。 《悲欢自酬》里三十五篇文章，原则上以人物为经，而以事件为纬，事件之中也每每涉及当事人的分合恩怨，有的令人钦仰，也有的令人惋惜：前者例如梅兰芳与俞振飞在京剧与昆曲之间的互补互助，合作成功，并且感动了现场一位小小观众，白先勇种下了日后他为重振昆曲而奔去的因缘。后者例如两大科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的分合。《悲欢自酬》下篇涉及的人物，跨越了戏剧、电影、绘画、文学及科学，比较复杂。不过曹先生笔下大致上避免偏袒一方，语气不失温柔敦厚，有所评论，也往往是引述他人。

序

《悲欢自酬》读后(余光中)

寄曹可凡(董桥)

上编

 枯荷落木——记翁同龢

 枫落吴江冷——记林琴南

 尘土有至情——吴昌硕与王一亭

 朽者不朽——齐白石与陈师曾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记沈尹默

 鹤庐居士与西泠印社——纪念丁辅之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嵩山梅影——冯超然与吴湖帆

 腕底云烟——吴待秋与吴子深

 闲福犹堪寻纸上——记郑午昌

 旧时堂前燕——记溥心畲

 问人生至此凄凉否——记白蕉

 “虚斋”双晖——张大壮与吴琴木

 一场没有赢家的争端——吴湖帆与贺天健

 东风桃李——记江寒汀

 冷月照画魂——记陶冷月

 清雅润秀补天功——记陆抑非

 新声留与世间传——记来楚生

 海上畸人——记谢之光

 纸上戏——记关良

 是真名士自风流——记唐云

 《丹霞连江图》记

 偶然相诤也相宜——启功与谢稚柳

 纫秋兰以为佩——记陈佩秋

 程十发·张君秋·李翰祥

 六根清净否

下编

 江南俞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俞振飞爱恋片断

 惟有痴情在——叶浅予与戴爱莲

 只留清气满乾坤——记苏渊雷

 不守恒的友情——杨振宁与李政道

 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流沙河、余光中、李敖

 张爱玲与白先勇

 柯灵·张爱玲·黄裳

 单飞的蝴蝶

 双“陈”记

附录

 说绍兴话的玉卿嫂——日记摘抄

跋(汤哲明)

枯荷落木——记翁同龢

总共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大清王朝，到了道光皇帝手中已是摇摇欲坠，干疮百孔；待咸丰驾崩，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更是江河日下，几近垮塌。穿过历史的烟尘，当人们评说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有两位苦撑时局的晚清重臣是无法绕过的：一位是拓展洋务运动，但甲午海战大败后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张謇讥讽“不特战败，并且战和”的李鸿章；另一位则是保荐康梁，力主光绪帝维新变法的“两朝帝师”翁同稣。而“合肥”与“常熟”之间既合作又矛盾的复杂关系，更是贯穿于整个晚清历史。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早年受道光皇帝赏识，入值上书房，为年幼的咸丰及恭亲王等授课。后来肃顺独揽大权，清除异己时，幸亏有了这层关系，翁心存才幸免于难，绝处逢生。父亲去世后，翁同龢蒙召，入值弘德殿，专门给同治讲授张居正《帝鉴图说》。相对于徐桐的疾言厉色和倭仁的老气横秋，翁同龢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让同治感到亲切、放松，学习也进步神速。同治帝因天花痘毒并发被夺取生命后，翁同稣因深得慈禧宠眷，同时又走“朴园路线”，获醇亲王青睐，被任命为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皇帝。光绪自幼离家人宫，又非慈禧亲生，太监宫女也不敢与之过于亲近，唯恐招来老佛爷猜忌。因此，可怜的德宗常常郁郁寡欢，情绪波动较大，有神经质倾向，动辄以泪洗面。父亲醇亲王又“望子成龙”心切，一味苛责，这让光绪备感压力。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道：“盖上性高明，不喜人敦迫，然好谀之病，亦当深懔。”好在翁师傅善于揣摩光绪心理，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如果光绪有逾越礼教的现象出现，翁同龢也会给予严厉的训诫。这种宽严结合、收放自如的教育方式，使得光绪进步神速。翁同龢对光绪是寄于厚望的，“敬从光绪当阳日，追溯康熙郅治时”，他期待这位年轻的君主能够以自己的雄才大略，重振康乾盛世。而他经世救国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光绪，为日后光绪接受康有为变法思想打下了伏笔。翁同稣在毓庆宫行走长达二十一年，力图变革、胸怀大志的光绪对师傅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信任。但翁同龢绝不会想到，皇上的信任竟会成为自己人生悲剧的直接导火索。

翁同龢为人公正，书生意气，在以内阁学士派署刑部右侍郎期间，曾参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平反。浙江余杭葛品连离奇暴亡，家属怀疑葛毕氏（即小白菜）与举人杨乃武通奸，遂用砒霜毒死葛品连。杨乃武在乡间常包揽讼事，冤家对头在所难免。余杭知县刘锡彤仗着有大学士宝望做靠山，为所欲为，未及细审，便罗织罪名，并用酷刑将杨乃武与小白菜屈打成招。最终判决为：杨乃武斩立决，小白菜凌迟，并上报刑部。翁同龢在阅读卷宗时就发现疑点重重，故奏请“驳令再审”，但浙江巡抚杨昌溶草菅人命，欺上瞒下，案情始终未能水落石出。随后杨家人接连赴京告状。以汪树屏为首的数十名浙江籍京官联名向刑部控告，于是此案又发交浙江学政胡瑞澜重审。可胡氏也是个糊涂官，结论竟是维持原判，于是，舆论哗然。迫于社会压力，慈禧下旨开棺验尸。结果发现，葛品连全无中毒症状，系因病死亡。但丁宝桢、桑春荣仍坚持反对翻案，而翁同龢、潘祖荫等力主有错必纠，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慈禧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一锤定音，下令平反。由此，翁同龢清廉、正直、亲民的形象跃然而出。

在晚清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与曾国藩同朝为官，获取功名也仅差一年。李鸿章为曾国藩门生，所以，为突出老师的形象，李鸿章一直把属于晚辈的翁同龢称为“大”，以示尊重。有人认为，翁、李两人的矛盾缘于“家仇”。当年主持安徽军务的曾国藩弹劾翁同书处理苗沛霖团练团不力，并在定远失守时弃城私走寿州等，致翁同书被褫职逮问，获判斩监候。翁心存闻之大惊失色，惶惶不可终日，最终积忧成疾，魂归道山。翁同书虽然后改判为遣戍新疆，但年过半百的他精神倍受折磨，苦不堪言，终因息血痢死在了甘肃。父亲与兄长在短时间相继亡故，翁同稣悲痛万分，他曾哀叹道：“执法者欲如是，周内真无可如何矣。”据传，曾国藩的弹章便出自于李鸿章手笔。但据此断定翁同稣“公报私仇”，处处克扣北洋水师军费，最终导致甲午海战大败，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

其实，翁、李两人的分歧更主要缘自于他们不同的个性。李鸿章为人精明圆滑、首鼠两端，但他曾出访俄、德、美诸国，与德皇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等有交流，因此，有着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而翁同稣毕竟一介书生，是孝悌君子，个性又温厚懦弱。况且，他对军事也一窍不通，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尤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军事实力概莫能知，过于听信张謇“日本蕞尔小国，何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息”的空泛论调。所以，借用高阳先生的话说，翁同稣“只宜于做育人材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乱世”。P3-5

《悲欢自酬》读后

余光中

画品可以清奇高古，超逸凡尘，画家却必须在现实社会过日子。画院画家可以依附朝廷，民间画家可以诉诸百姓，文人画家却必须在官宦商贾之间寻求买主与知音：前有扬州，后有上海，正可提供这样的市场。扬州在前，因为那还是河运兴旺的时代；等到海运大开，市场便移向上海了，乃有“海上画派”之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居五口通商之首，文入画家乃向十里洋场汇合。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号称“海上三杰”，成了奠基名家。

曹可凡先生在《悲欢自酬》这本书中叙述的名家，大半就是这些海上人物，所谓文人画家。其中大半多才多艺，不仅仅是画家，还兼擅书法、诗词、篆刻等相辅的艺术，有时本身也是惜才的收藏家或说项者。例如《尘土有至情》一文中，便叙述吴昌硕之成名有赖另一书画家也是实业家王一亭的赞助。先是吴的弟子赵子云去上海展画，在王一亭的张罗下，卖得很好。吴见弟子成功，非常高兴，此时他已六十九岁，才去上海定居。开始乏人问津，但经过王一亭再三揄扬，终于成名，甚至成为“海上画派”后期的宗师。其后由于王一亭的说项，吴昌硕与齐白石也扬名于日本。

陈师曾认为文人画的四要素是人品、学问、才情、思想。所以文入画家不但是艺术家，也该是兼有知性与感性的文化人；如果只擅绘事，就落于匠气了。因此苏轼将王维置于吴道子之上。曹可凡先生在上海电视台“可凡倾听”节目中所访问的，大半都是类似这样的文入画家，大半是水墨画高手，工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得意忘形，不拘写实，只重神韵，而周边的配合例如题诗、书法与刻印，也要相当功夫。其中也有一些例外，譬如宦海半生的翁同稣，晚年成为收藏家，书法家。又如坚拒新文化运动的古文家林纾，竟在不解ABCD的情况下，凭他人口译而笔授，竟然间接成为推广西洋文学的译家。

《悲欢自酬》里三十五篇文章，原则上以人物为经，而以事件为纬，事件之中也每每涉及当事人的分合恩怨，有的令人钦仰，也有的令人惋惜：前者例如梅兰芳与俞振飞在京剧与昆曲之间的互补互助，合作成功，并且感动了现场一位小小观众，白先勇，种下了日后他为重振昆曲而奔走的因缘。后者例如两大科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的分合。《悲欢自酬》下编涉及的人物，跨越了戏剧、电影、绘画、文学及科学，比较复杂，把我也卷了进去。不过曹先生笔下大致上避免偏袒一方，语气不失温柔敦厚，有所评论，也往往是引述他人。只是张爱玲的《小团圆》涉及柯灵的一段，令我深感惊异。柯先生晚年和我见过三面，每次都恨其短，却对我的作品鼓励有加。他是我十分尊敬的文坛前辈，也是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知音。两岸交流之初，他率先站出来肯定钱、张，十分难得。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他竟被塑造成那样的形像，我实在不能接受。

我初见柯先生，早在一九八一年，当时他和辛笛同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四十年代文学研讨会”。第二次在一九八四年，同时参加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三次在一九九四年，柯先生以上海作协主席的身份邀梁锡华、黄维墚和我去上海访问。又过十年，我去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讲学，柯先生已作古，曹可凡便带我们夫妇两人去医院探望柯夫人陈国容女士。当时她就倚坐在柯先生弥留其上的病床，主客怅然相对，思念的都是音容犹在的亡者。柯先生与我有缘，是大幸，却恨缘浅，未能常挹清芬。而今，当年在上海作协一同接待过我们的辛笛和罗洛，也都去了。上海的故事，海上的因缘，绵绵不尽。

二０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于高雄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