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在大一统的格局下奠定了皇权制度，及至绵延两干多年后的大清帝国，其间虽然屡有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兵变、政变，无非是甲皇帝变成了乙皇帝，秦始皇变成了汉高祖，成吉思汗变成了朱元璋。而这件事不同，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宗旨是推翻威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从此天下不再有甲皇帝，也不再有乙皇帝，只有A党或B党，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国会，以及A总统或B总统。
众所周知，自古皇帝都是无党派人士，而在他们的治下却有很多派系，这些派系都是围绕某个人或几个人形成，除了互相关照、党同伐异，勾心斗角是常事。所以，这些组织被称为“私党”，封建社会常常“结党营私”，由此而来。
严格地说，“私党”不能算“党”，顶多是个山头。但是，历史还是给了一个并不光彩的定义：党争。
唐朝有“牛党”、“李党”，明朝有“阉党”、“东林党”，清朝有“帝党”、“后党”、“保皇党”……这些“党”争来争去无非是谁下台、谁上台，排挤、消灭谁的人，提拔、重用谁的人，博大精深的“山头文化”由此形成，并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私党”牢固地嵌入了中国文化土壤，影响自古至今，而革命组织“兴中会”却带来了一个对中国社会影响更加深远的舶来品：政党与主义。
皇帝只有一个，他虽然痛恨党争乱政，却总能设法制衡调和；而政党与主义却是各自为政，各怀异志，一旦难以从根本上调和，就会让社会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这是中国政党的历史悲剧，每当悲剧发生时便是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看不到历史的进步和先进文明的理念，只看到了人民在争斗中痛苦而无奈的呻吟。
自兴中会之后，中国便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现代革命组织，这些组织经过聚合、分化，终而形成了立场不同、纲领目标各异的政党组织，而这些政党组织与山头私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具有颠覆性和近乎偏执的理想、目标，以及成系统的组织体系。这些政党组织代表着不同的主义，因目标、利益一致而调和、合作；因目标、利益不可调和而分裂、争斗。他们都认为自己代表着正确的方向，而难以容忍非我族类的主张与实践。
此外，这些政党都试图牢牢地控制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作为实现其纲领目标的暴力工具。这就让党争从一群书生之间的肉搏变成了军人和军人之间的鏖战。
为什么非要通过战争而不是协商解决分歧？原因很简单：谁都认为自己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者，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应该由自己，而不是由别人来完成。
由此，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完全可以被浓缩为党争史、主义史，其中代表着公权力的政党与私党的边界则经常十分模糊。
让我们回到1894年11月24日的美国檀香山。
这一天，孙文、檀香山永和泰商号经理刘祥、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兼为华人教堂领袖)与其他二十多名华侨相约创建兴中会，这个组织不是为某个人或几个人服务的，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个目标被负责起草纲领的孙文写进《兴中会章程》。
这件事被永久地记录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但是在当时，它不过是一个轻松惬意的家庭聚会而已，与会者们风度优雅地端着红酒，品尝着火鸡肉，围在壁炉前高谈阔论。
此情此景我们在欧洲革命故事中见得多了。这些人有的是商界老板，有的是高级外企白领，还有的是生计尚无着落的“海漂”。他们中有的人的确是想干一番大事业，而有的人却是因为一时激动了，乘着酒劲参加了组织。
不久，兴中会主席刘祥退出了，而副主席何宽也不知所终，很多人喝完红酒，吃完火鸡肉回去后就再也没有下文。
这种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譬如西方的大小政党多为松散组织，想入党填张申请表，想退党打个招呼即可，进退自如、来去自由。那里无非是政客们的落脚地，如果你感到好奇、刺激，可以加入看看；如果你体验过了，又有了新的想法，完全可以选择远离。P6-7
2011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写完了《三十八年——1911～1949》(乱世)的最后一个字。但是我想表达的内容并没有结束，如您所知，这本书最后出现的日期是1928年，距离1949年还有21年。也就是说，后面还有21年的故事。
之所以隔开来写，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两段完全不同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前者验证了民主共和的失败；而后者则验证了一党专制(训政)的失败。
这一切都已或将通过文字来表述，而在此我想多说几句是因为曾有一个朋友问我，民国书籍那么多，为什么还要写这部书？
是的，对于近现代史，你根本无法揭示新的史实。我写这本书最大的痛苦不是资料太少，而是太多，多得无所适从，所以需要去梳理、判断、取舍，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历史的价值观。因此，如果我不幸撞到一个通晓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他一定会提出很多问题和批评意见，而我只能说抱歉，请多指正。
事实上我决定写这部书有两个目的：
其一，用通俗的表达方式系统梳理一段历史故事，因为这段历史枝枝丫丫太多，至少我本人从来没有搞清楚。所以，我只能说，把梳理的结果与大家分享。至于每一个人从中发现了什么，感悟了什么，升华了什么，就与我无关了；
其二：尽可能地体现我对历史的理解。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向来鄙视任何歪曲和偏见，我认为捍卫客观真实的尊严应当超越任何之上。在任何时代，正邪都不能以表面的态度来区分，而人性善恶从来不该以简单的是非对错来度量。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人性的弱点存在于包括圣人、伟人在内的每一个人身上，就能理解历史的真实与内涵。
当然，我无意于揭示所谓的历史真实，但至少能呈现一种独特的视角和逻辑。如果您能感受到这一点，我将无比欣慰。
最后，我还要感谢很多人，我的夫人于立宏女士、中央编译出版社叶芳女士、好友沈山先生等，他们在我的著作过程中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他们！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民国的书，回顾一下日渐久远的历史，并表达一下个人的思考。
说久远，其实并不久远，都是近现代百年间发生的事情；说思考，真的不敢当，因为思考的人太多，也太深刻，水准远在我之上。
但是，我还是想写点什么。生活在当下，每每翻起过去的历史，总会有诸多百感交集的情绪，并因为俯视历史长河的两端和长度而产生错乱与恍惚感。
1840年鸦片战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延续千年的闭关自守政策被迫终结。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认识到，那些曾向往天朝的蛮夷、倭民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而中国正在被世界文明无情地抛弃。
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书上出现最频繁的词汇，就是“变革”。既有局部变革，也有全局变革；既有经济变革，也有政治变革、军事变革……直到今天，变革、改革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事实上，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变革史。
变革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国回到它本来的位置，让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
通常，变革都是从改良政策的“局部变革”开始，比如1866年至1890年的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回顾历史，并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多么光荣而正确，更多的则是需要反思。100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为探寻中国发展之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献出了生命，他们至死也没有放弃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
他们中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在生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弥留之际，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是为序。谨以此书献给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那些为了人间光明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先烈！
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结束帝制进入近代社会，这场革命以模仿时髦的现代政治体制为开端，始终伴随着党派之争和军阀割据，重重羁绊使共和很快成为浮云一般，并给未来中国前途留下了深深的伏笔。
《先行者(共和浮云记)》是为一场影响深远却短命的共和运动作出独特的解读，作者以犀利的笔锋，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为实现共和理想，先行者们所经历的艰难政治历程，生动而不乏尖刻地描述了清皇朝灭亡后先后登上巾国政治舞台的各色人物的政治命运，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不同的个性以及所作所为。深刻地表现了辛亥革命时期共和尝试的时代局限，在刻画众多主角命运的同时也揭示了由于个人信仰、政治派别等的差异而形成的尖锐矛盾和冲突，既表现出中国现代政治开局光怪陆离的一面，也体现了那一代人对权力、政治威望和国家前景追求过程中复杂多变的心态。
《先行者(共和浮云记)》(作者沈力钧、于立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拉近了读者与辛亥革命的现场距离，同时对1911-1927这18年何以成为现代中国开创和奠基的关键性历史时期，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从而令读者深思。
先行者；一声枪响；袁世凯出山；孤儿寡母； 遍地谋杀……《先行者(共和浮云记)》(作者沈力钧、于立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拉近了读者与辛亥革命的现场距离，同时对1911-1927这18年何以成为现代中国开创和奠基的关键性历史时期，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从而令读者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