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英所著的《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主要介绍万历援朝东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南兵游击吴惟忠，他在二次东征时，被升为总兵。

下篇主要介绍的是一个南兵群体，被称为“赤心报国”的义务人。

《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旨在让更多人来关注这场战争及其参与者，关注这段历史，重塑其中断裂、空缺的环节。

杨海英所著的《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以明代万历东征为历史舞台，具体关注了“义乌兵”这一人群的活动轨迹。作者广泛收集海内外史料，力求重现400多年前那一场散失于硝烟的战争背后的细节。上编围绕明军游击参将吴惟忠，考察其波荡起伏的军旅生涯。下编介绍胡大受、王必迪、毛国科等人的事迹，书写东征战场上南兵的奋斗史。

总序

前言

上编 东征之旗

 第一章 “功最”廉操的天将啷

一、来自朝鲜的赞颂

二、《天将吴侯颂德碑铭》

 第二章 军中“第一神钻”

一、来自孙善继的指控

二、孙善继其人

三、孙劾吴的政治背景

 第三章 “南将中之白眉”

一、吴惟忠《行传》及《云峰将军履历功次荐本考语》

二、吴惟忠一生的三大舞台

三、五个《行传》不载的细节

 第四章 平壤血战 酬功失宜

一、初次东征，统领南兵

二、大战前夕的接触战

三、平壤之战，中铅洞胸

四、酬功不平，病势深重

 第五章 庆州驻守 艰苦卓绝

一、驻守庆州

二、血战安康

三、保全粮道

 第六章 蓟镇兵变 危如累卵

一、蓟镇兵变，石门疑云

二、索要粮银，死亡维权

三、吴惟忠与孙□的交集与失机

四、蓟镇兵变后的朝廷纷争

 第七章 再次东征 驻守忠州

一、再次跨鞍东征的机缘

二、经营朝鲜的邢杨搭档

三、吴惟忠与朝鲜的关系

四、南原之败与稷山之胜

 第八章 蔚山战役 吴杨矛盾

一、岛山攻坚，蓝江张疑

二、移驻永川，背负奸名

三、战胜自我，保留杨镐

 第九章 坚忍不屈 成就美名

一、坚忍自律，美名传扬

二、从征子弟及族人

三、献给“天将吴总兵”的赞歌

下编 剑阁精兵

 第十章 小游击的大外交

——练兵总理胡大受

一、《中国通史》反正

二、胡大受敕谕建州女真事件再解读

三、心腹相公余希元

四、榜文分析及启示

 第十一章 小王阡的大将军

——光宗耀祖王必迪

一、致柳成龙书七通

二、王必迪与楼必迪

三、国手赠序与经略题本

四、蓟镇兵变与楼必迪升职

 第十二章 小使者的大胆量

——“军中间使”毛国科

一、军中“间使”毛国科

二、明军中的其他间使

三、毛国科使日细节稽钩

四、毛国科归国所触动的机关

五、和战转圜与东征功罪

 第十三章 小将领的大舞台

——东征最著陈家郎

一、诚心教练陈良玑及葛峰陈氏家族

二、陈文彦与陈文亮

三、善后参将“好人”陈蚕及子侄

四、倍磊陈氏家族的其他东征者

 第十四章 援朝东征英雄谱

——义乌兵将八十家

一、曹陈方冯龚何胡

二、黄金刘楼毛石孙

三、万王吴徐杨叶俞

四、余张赵周朱待续

 第十五章 结语

附录 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件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的冬天。当时，吴惟忠等所率南兵驻扎朝鲜南部尚州，当地百姓派裴龙吉前往慰劳。营中其他两个南兵将领刘綎、王必迪都以礼相见，只有吴惟忠拒绝见他，除收下壶酒之外，其他礼物均不收受。为此裴氏耿耿于怀，觉得吴惟忠为人严峻，不近人情，更不解吴惟忠为何不肯见他，以为他嫌弃什么。裴龙吉在此还用了一个典故“岸帻迎笑”，说的是光武帝刘秀以天子之尊，见马援时还曾推开头巾，笑脸相迎。帻是古代的一种头巾，戴帻既是一种装束，也是一种礼节。岸帻就是把头巾掀开推高，表示行事不受拘束、率性而为。裴氏的抱怨是吴惟忠似乎比光武帝还牛，不仅当面驳人面子，而且有看不起人的嫌疑。因为在朝鲜人眼里，来自明朝的官兵都是天兵天将，故裴龙吉对吴惟忠的第一印象甚是不佳。直到万历二十五年，东征第二阶段，吴惟忠再次率军进驻朝鲜南部庆尚道，作为主管司粮官的裴龙吉，与吴惟忠有了更多的接触，才明白吴惟忠是一个纯粹的性情中人，既不会巧言令色，也不擅长迎来送往，更不愿“以声音笑貌求取美于外国瞻聆”，所以他不愿出见朝鲜官员，完全本自一以贯之的朴质天性，或许还有怕给驻地百姓增添麻烦的考量在内。裴龙吉接着记载的细节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当地阖府士庶各出壶箪犒劳明军诸营，也只有吴惟忠不肯收纳，并将酒壶退回。吴惟忠曾在裴氏手掌上留字问疑：“留此何用？”裴氏解释说犒劳其他明军军营时还要用到，因为在战争期间，一切物品都很宝贵，得之不易，因此吴惟忠赶紧将酒壶也退回裴氏。

裴氏还用两个事例具体描述吴惟忠对军士及朝鲜百姓的爱惜之情。一是吴惟忠军南下时，有个士兵割了一块朝鲜提供的公家褥子修补马鞍，被吴惟忠看见，除了严格执法外，还拿出自己的银子赔补褥子，地方官要还给他，也被拒绝。另一事是朝鲜支粮官所见，吴惟忠曾到上级部门办事，路过一邑，见有人托着一顶儒生的帽子，怀抱画轴，想以画易银，吴惟忠明白他的意思后，就送了一些银子给朝鲜儒生而归还了他的画。

可见吴惟忠为人清廉正直，所领军队纪律优良。凡军中兵士有求粮草于百姓者，必以日常什物“缎布针帽”等进行交换，甚至朝鲜百姓愿意无偿赠予所需之物，他们也一律推辞不受，更不用说强求硬取了。所以即使言语不通的普通朝鲜百姓，只要看到明军的举动，就知道哪一支是吴惟忠的军队。裴龙吉举例说明东征军在庆州、蔚山之间，领取粮食时，始终没有强横之举的就是吴惟忠之军。因此，相比那些不注意军纪的明军，尤其是东征军中的北军，往往将所过村邑的牛马牵取一空，不考虑将来乡民的耕作和运输问题，行事高下，云泥立判。因此，只要听说吴惟忠军到来，朝鲜百姓往往不招自来，不令自集。总之，朝鲜士民对吴惟忠及其所率军队的评价之高，用心至诚，绝非应景之作、违心之论。

可以说，吴惟忠之军，扬起了东征军中的一面旗帜。“南营良善”的口碑出自朝鲜百姓，且异口同声。“自入国境，所过者感；七八年之间，数千里之远，转相称颂，莫有异同。”吴惟忠前后二次出征朝鲜，七八年间一以贯之，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千百中之一二”，仅千分之一二的概率，吴惟忠做到了。因此，“侯东西怨，侯北南愁。侯镇釜山，山有猛虎。侯首鸭江，民失慈乳”。裴氏用不愿须臾分离的慈母乳子形象，描绘了朝鲜民众对吴军的依恋，若非刻骨感铭，下笔留墨断无此情。由此，可以想见曾立在朝鲜南部的其他几块吴惟忠颂功碑的内容，应该也大抵若此，虽然这些碑后来都被嫉妒南兵功绩的东征军北军军士所毁。

吴惟忠成为东征明军最佳口碑的创造者，这不仅是家国之幸，也是浙东所有父老乡亲的骄傲。从他第一次入朝时得到“稍可称者”①的评价，至再次入朝时享有“十年留住不厌”之美誉，“惟忠持身不滥，检卒能严，东征诸将实尠其俦”②。吴惟忠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什么？他所率的南兵，正是从长期抗倭斗争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明人王士性曾总结说：倭寇横行，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到四十年（1561），“十五年问督、抚踵死”。嘉靖三十一年王仔练兵选将，得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人，取得普陀、太仓之捷，“杀萧显，败尹凤，浙人始知兵”，浙兵脱颖而出正是拜倭患之赐。自王忬后，“雄行阔略”的胡宗宪再败倭寇于皂林、梁庄，杀徐海，擒麻叶，降王直、毛海峰。其后在谭纶与戚继光、刘显的相继指挥下，又有白水洋之捷，崇明沙之捷，“浙人始力能胜倭，志在杀倭，至今称南兵，皆其遗也”。③浙兵的内涵扩大后也称南兵，因此，王士性认为胡宗宪、谭纶、俞大猷、汤克宽、卢镗、刘显、戚继光等人都对南兵的创建、成长功不可没。尤其是“戚功在闽，其方略又出诸将之上”。正如吴惟忠对朝鲜国王所言：“吾所领浙江、福建兵，当初戚总兵所练，而吾其门生也，岂有违吾分付作弊之事乎？”自称戚继光门生的吴惟忠，当然要不辱师门！

对于南兵，朝鲜相臣柳成龙有一个经典概括：“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①朝鲜人认可的南兵即浙江兵，他们的身形、面貌，尤其是着半臂五色衣很值得注意——他们没有统一的军服，冬天穿羊皮大衣，不喜吃小米，生活习惯与北兵完全不同，却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初入朝鲜之际，南兵就利用最擅长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火炮技术，加以配套的中医中药知识，对据守朝鲜平壤的日军发动狠狠一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占领朝鲜的野心。柳成龙的看法，代表了朝鲜君臣的意见，他们往往只认可浙兵。万历二十四年四月，朝鲜李好闵在《请兵粮奏文》中也斩钉截铁地说：“复破此贼，非得浙兵不可。”②实际上，朝鲜人所称的浙兵，是指狭义的“南兵”，广义的南兵应该还包括江南、福建、两广之兵，而总兵刘綎所领西南地区的苗兵，包括云、贵、川等地的土兵、狼兵等，在中国史籍中往往被称为“西兵”，他们共同构成了东征军中的南军。

在抗倭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南兵，经戚继光的精心调教和刻苦练习，拥有维系不坠的优良传统、杰出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严格不懈的自律精神，使他们赢得朝鲜上下的一致爱戴。吴惟忠的表现，在东征军中也是云出其岫，清简高蹈、无出其右者。但奇怪的是，在中国历史中不仅找不到多少有关吴惟忠的记载，可显示其光辉形象，反而呈现出另一种令人迷惑乃至截然相反的情形。历史如坠五里雾中，似乎既无定规，也可随意颠倒黑白、翻云覆雨。

P7－9

自秦王政始置乌伤县，义乌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古老的义乌大地，山川秀美、物华天宝，文教昌盛、地灵人杰。勤劳智慧的义乌人世世代代在此耕耘劳作，繁衍生息，改造山河，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在义乌大地上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她既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

“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是义乌精神；“崇文，尚武，善贾”是义乌民俗；义乌的民风则是“博纳兼容，义利并重”。义乌精神及民风、民俗遂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泓泓一脉，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千百年来，义乌始终在传承着文明，演绎着辉煌，从而使义乌这座小城艳光四射，魅力无限。

自古以来，特别是唐代之后，义乌学风渐盛，至有“小邹鲁”之称。自宋以来，县学、社学、书院及私塾等讲学机构多有设立，而“莅兹土者，莫不以学校为先务”。故士生其间，勤奋好学，蔚成风气，学有成就，烨烨多名人。并且，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不仅本地名儒代有，在浩浩学海与宦海中大展宏图，而且还活动过、寄寓过数不胜数的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从能工巧匠到杏林名家，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绵延不绝的文化承续与传递，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领域里独树一杆颇具特色的义乌文化之帜，在优雅千载的儒风中诞生了许多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英杰。也正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造就了令人神往的义乌，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薮的鲜明形象而历久弥新。

历史，拒绝遗忘，总要把自己行进的每一步，烙在山川大地上。

时间逝而不返，它带走了壮景，淘尽了英雄，留下了无数文化胜迹和如峰的圣典。只有在经过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的各要素所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饱含着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信息，而《义乌丛书》正是记录这些信息的真实载体。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许多古老的文化至今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我们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怎样继承古老文化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格局，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任务。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失落的家园。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意识到，对民族民间文化源头的追寻迫在眉睫，鉴于此，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概而言之，有三大作用：

文化典籍的传承保护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文化典籍中的善本古籍，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义乌也同样，历代文士迭出，著述充栋。这些历经沧桑而幸存下来的“国之重宝”，或则出于保护的需要，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利用率甚低；或则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战乱，面临圮毁，因此，亟待抢救。如今，《义乌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为古籍的保护与使用找到结合点，通过影印整理，皇皇巨著掸除世纪风尘，使其化身千百，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同时，原本也可以得到保护。真可谓是两全之策，是为民族文化续命，是为地方文化续脉。

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在义乌历史上，有许多人文典故值得挖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值得记载。拨浪鼓文化需要传承，孝义文化值得发扬，义乌兵文化应予光大。但由于历史上的义乌是个农业县，文化底蕴虽然深厚，载入史册的却寥若晨星。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孕育和产生强大的文化力，能为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重要基础，这种文化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深深熔铸在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因而，《义乌丛书》编纂者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衔接，精品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兼顾，创作出义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系列丛书，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发展经验的文化阐释义乌经济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定有其源。”义乌发展的文化之源，义乌商业的源流之根，义乌文化圈的形成特质包括宋代事功学说对义乌“义利并重，无信不立”文化精神的影响，明代“义乌兵”对义乌“勇于开拓，敢冒风险”文化精神的影响，清代“敲糖帮”对义乌“善于经营，富于机变”文化精神的影响等。因而，如何用文化来解读义乌，也成了《义乌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的文化几乎无所不包，狭义的文化基本限于观念形态领域。从以上包含的内容可看出，《义乌丛书》对“文化”的界定，似乎介于广、狭之间，凡学术思想、哲学原理、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类别与层次，均在修编范围之内。

几千年岁月蕴蓄了丰赡富饶的文化积淀。面对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义乌文化形态，我们感受到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

保存历史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如今，守望岁月的长河，我们不能不呼吁，不要让义乌失去记忆。

这也正是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的主旨与意义所在。

《义乌丛书》卷帙浩繁，她集史料性、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收藏性于一体，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题材、新颖的编排，全景式地再现了江南“小邹鲁”的清新佳景和礼仪之邦精深的内涵。走进她，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走进澎湃着历史的向往和时代的潮音的宝地，去领略一个时代的结束，去见证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宏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也将永远是义乌区域文化赓续绵延的基石，也是义乌继续前进乃至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的力量。在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因而，编纂这套丛书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时势的需要。

谨为序。

中共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

义乌市人民政府代市长盛秋平

本书得以完成并面世，首先要特别感谢的，是义乌市志办主任吴潮海先生：若没有他高瞻远瞩的积极建议和大力支持，可以肯定地说，本书不会以这种形式完成，也不可能这么快面世。其次，要郑重感谢张金龙、陈江彬、虞有法三位先生：在过去的五年中，一次次地陪同我查找资料，走访、探寻义乌兵的历史轨迹。尤其是张金龙先生和陈江彬先生，一直是我案头工作最有力的支持者与合作者：张先生不辞辛劳，每次我到义乌时都亲自陪我下乡，到各乡镇、村庄查访家谱，而且不断将读谱过程中见到的相关资料寄示于我（这样的书信就不下一二十封）；而书中下篇的世系部分，多数由陈江彬提供材料编制，在校对、寻找材料的过程中也不惮辛劳地奔走、帮忙；虞金法师傅除尽心尽力地开车外，还曾帮我买过饭送到图书馆里吃：那顿饭里的千张味道永世难忘；而每次买票、送行也都由虞师傅代劳。夏演村里那张破碎的凳子，一定不会忘记傅健曾经多么用力地坐下过；同窗好友任幸芳的加入，更使我的工作增添了几许温馨和欢乐。

2010年春，托吴主任的福，得到机会与义乌市志办的同仁一起，考察蓟北长城，从辽宁山海关到河北蓟县三屯营，一路上的经历以及得到的种种照顾，都使我铭感五内。更感谢张金龙和金善富二位先生审读我的初稿、修改稿，给出不少专业而有见地的意见，使我能够将稿子修改到比较满意的程度。这些年来，能与这样的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幸运，也很愉快！同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师兄召集了“清代满汉关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发表论文的同时，也得到了与日本学者交流的机会。十月，再借中国明史学会的东风，终于完成从辽东到蓟镇长城考察的全过程。

2012年是壬辰年，也是万历援朝战争420周年纪年。这年春天，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的高足、浙江工商大学郑洁西博士及韩国庆尚大学人文大学张哲源教授的帮助，使我顺利完成了对韩国庆尚南道晋州古城和泗川朝明联合军塚的考察，洁西还慷慨提供了多种我无缘得见的日本资料。数年以来，从洁西那里不断得到诸多教益，一年后的秋天，在北京顺义召开的“新世纪明史研究的新热点与新进展”会议上，又见到洁西的另一位老师、日本史专家王勇教授，不仅得到新资料，而且相谈甚欢，受益匪浅。2012年夏天，又赴韩参加《壬辰乱7周甲纪念——文化学术大祭典》，主办方是一个称为“壬辰乱精神文化宣扬会”的法人社团，除了再次见识韩国社会珍视传统文化的风尚外，也与韩国同行进行了多方交流，并得到仁荷大学李俊甲教授、明知大学韩明基教授的多方关照。2013年秋，浓浓雾霾天里的保定之行，在河北大学宫进才教授、河北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崔广社馆员的帮助下，得以寓目《尚胡胡氏宗谱》，对照国图的《凤林胡氏宗谱》，终于弄清了义乌凤林胡氏和尚胡胡氏分别都有胡大受所产生的混乱。对于以上各位先生给予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郑重致谢！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江桥研究员、文学所靳大成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商传研究员、楼劲研究员、万明研究员、吴伯娅研究员、李花子研究员、李华川研究员及其他明、清史研究室的同仁、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的帮助，也是本研究得以完成、并能较为圆满呈现的前提。尤其是首席研究员万明先生设置“明代官私文书：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课题，慷慨接纳本书作为子项目之一，遂使本书得以厕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创新工程，谋得一份津贴，改善生活。

还有许多挂一漏万、无法在此罗列完全的人们：包括配合我们历次调查、访问的对象，如义乌市佛堂镇大成中学的陈如楠老师，义亭镇叶前村的叶芹和、叶春竹，后宅五房头后宅二村的叶洪富、叶之翰，王阡一村的楼珙云，王阡二村的楼珍全，吴坎头村的吴云飞，夏演村的楼洪财、楼柄有，葛仙村的陈廷祥，义乌市北苑街道柳一村的杨南山，义乌著名的农民画家叶洪桐，义乌市图书馆古籍部丁小明先生以及辽宁省秦皇岛市山海关的郭泽民，辽宁省绥中一高中老师王怀平，绥中县地方志办公室刘宏伟，绥中县永安堡乡李兴泉，大甸子曹家房子村的曹成敏，洪山口村的蔡春芳等诸位先生、同仁，请接受我的感谢。浙江丽水老家我年迈衰病而不能尽孝、承欢膝下的父母双亲大人，远在欧洲的妹妹和她们的家人，我的公婆及家人，还有不能一一点名的朋友，你们的关照和支持，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感谢你们一直与我同在，使我能够安心、顺利地完成这个研究。

最后，要感谢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楼岚岚、高笑红。她们认真细致的审阅和专业可贵的编辑，纠正、弥补了书中出现的硬伤和漏洞，对于她们的工作，我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