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学校是1881年创办于山东烟台的一所专门招收西方传教士子女的学校。《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是关于芝罘学校的一本回忆录。作者高登·马丁经过认真的整理和详细的调查，用通俗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它的历史。同时，值得我们鼓励的是，在这部书中，他还收录了一些自己所创作的关于这所学校历史的素描和诗歌。

1879年，当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Hudson Tavlor）先生遵从医生的建议，来到这座位于上海以北500英里的中国城市——烟台来度假休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将会在这座位于山东的城市发现一个非常理想的适宜于传教士子弟接受教育的地方。

芝罘学校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在高登·马丁先生的《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这部书中，将会很详细地告诉我们这些，从某种角度来说，《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这部书也是高登·马丁先生的个人自传。

对中国来说，从1881年到1951年之间的这70年，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芝罘学校在这70年间，所经历的内战、劫掠和囚禁，构成了她这段堪称惊心动魄和波澜壮阔的历史。

原著前言／001

作者前言／002

原著出版说明／005

芝罘学校校歌／007

芝罘学校综述（译者序）／009

第一章 荣耀的芝罘学校／029

第二章 从疗养院到芝罘学校／035

第三章 芝罘学校琐事／044

第四章 麦卡锡校长时代（上）／063

 附 芝罘校友之歌，078

第五章 麦卡锡校长时代（下）／079

第六章 学校的船／104

 附 芝罘学校赛艇比赛之歌／118

第七章 布鲁斯校长时期／120

第八章 “通州”号海盗劫持事件／160

第九章 其他人的记忆／165

第十章 被囚禁的岁月／173

第十一章 预备学校的补充材料／199

第十二章 芝罘学校的重建／207

译者后记／231

第二章 从疗养院到芝罘学校

任何一个人，如果了解了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时期，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传教士们的工作、生活情况，都会被当时他们因必须忍受的恶劣环境而导致的时常面对各类疾病感到震惊。传教线路的延伸是以遍布于线路附近传教士和其家庭成员的墓地为代价的，在这些墓地所埋葬的人中，有成年人，也有他们的孩子。在中国内地会，在很长时间里，有资质的保健医生只有戴德生一个人。更让人震惊的是，查看他当时的行医记录，他当时提供医疗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隶属于自己教会的传教士，还有很多是当时在中国生活的其他外国人。今天我们再来体会他在当时环境下所承担的三项艰巨工作，让我们是那么的感动和敬佩：他是最早进入中国传播福音的福音会传教士；他是中国内地会这一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者，这一组织当时虽然规模尚小，但正在快速发展；除了以上两个重要工作，他还要经常性地为别人提供医疗服务。

因此，当他来到烟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在这里设立一个疗养院，帮助那些患病的传教士早日恢复健康、保健身体。这源于他自己在1879年返回中国的途中，在经过旅途的长途跋涉之后，身患重病，极度虚弱。途经新加坡，当地一位医生甚至怀疑他是否能活着到达香港。在上海期间，他再一次身患重病，医生再次对他建议，如果他不能摆脱长江流域闷热的天气，他的生命将再次受到极大威胁，康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医生同时向他推荐具有良好气候条件的烟台，就是他最好的避难所。于是中国内地会就安排他前往烟台，虚弱的戴德生几乎是被人抬着上了岸边的一条小船。烟台果然是他的福地。这里的空气和气候不但救了戴德生的命，还为他开辟了另一个事业。在这里居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后，在1880年，戴德生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你来到了烟台，你将再不会对英国感到满意。”

此后，他多次建议其他传教士也能来烟台分享这里的健康生活。果然不久之后，真有几个新来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在烟台海湾对面芝罘岛一个位于悬崖边的小渔村中租房居住下来，其目的是学习中国的语言。此外，还有被称为中国内地会先锋传教士的祝名扬（Charles Judd）夫妇。本来他们的宣教地区在遥远的中国中部地区，长期以来，一直被那里夏天闷热难耐的气候所困扰，极大影响了传教工作的开展。很快，祝名扬夫妇和他们的5个孩子都来到了烟台，并立即喜欢上了这里的沙滩和海风。

芝罘学校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芝罘学校，可以说是上帝在烟台赐予我们的礼物。关于学校的创立起因，戴德生先生的夫人曾经给我们有过这样的描述：

一天，正在休养的戴德生先生和祝名扬先生一起在外面田野里散步，这时有个当地农夫向他们走来，让他们感到非常惊奇的是，这个农夫询问他们是否想购买土地。从内心来讲，他们真想马上就答应下来，只要能买到土地，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愿意，何况这位农夫所指给他们的这片豆田，还有这么好的位置。

“你们想买土地吗？”这个农夫再问了一次，好像感觉他们是在犹豫。

几乎并没有表现出非常迫切的愿望，他们表示可以考虑。

“那你能买我的吗？”农夫的请求再次使他们感到惊喜。

这个农夫提供给他们的土地，正是他们心中中意的那块，并且价格也绝不是漫天要价，他们很快也意识到了这点。

祝名扬先生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烟台，这个价格简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便宜。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件获利丰厚的生意，可以如此简单地搞定。我们付了钱，然后就办理了土地买卖手续。让人更加满意的是，在这块土地边上，还有一条水渠，有一股清水从旁边流过。不久，这块土地周边土地的主人们也纷纷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卖给我们，我们用非常划算的价格就把这些土地全部买了下来。当然，现在这些土地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当时。”

在征求了经费捐助者的意见之后，这片土地被规划用来建设一个中国内地会疗养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尽可能节俭的办法去实现这一目的。在当地，几乎没有现成的石料、砖块、木材等这些建筑材料供应，如果这些东西都从较远的地方购买，那么价格就可能会比较昂贵。

P35-36

我们高兴地看到，高登·马丁先生讲述的关于芝罘学校故事的这部著作，现在终于要付梓了。

关于这所我们希望急切了解的、被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作者经过认真的整理和详细的调查，用通俗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它的历史。同时，值得我们鼓励的是，在这部书中，他还收录了一些自己所创作的关于这所学校历史的素描和诗歌。

在这部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曾联系了许多芝罘学校的校友，来帮助他共同完成这项工作。非常高兴的是，作者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和快速的反馈，在他们的来信中，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高登·马丁先生所从事这项工作的敬意和期盼。有一位校友就写道：“在芝罘学校上学的时候，无论高登·马丁先生给我们教授的哪一门课，都是那么的有趣，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相信，通过阅读这本书，广大读者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还要感谢那些芝罘学校的校友，仰仗于他们的无私和慷慨，才使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他们是：

吉米·布鲁斯（Jimmy Brlice），1931～1932、1938～1944年在校校友；

诺曼·克里夫（Norman Cliff），1931～1941年在校校友；

戴维·兰保夫（David Landsborough），1926～1931年在校校友；

若兰德·斯泰德芙（Roland Stedeford），1939～1945年在校校友。

这是一段即将，或者说已经被岁月所湮没的历史。

在100多年前，烟台就以它新鲜的空气、宽阔的大海、适宜的温度、优越的气候、秀美的风光、便捷的交通、多元的文化、繁荣的城市，吸引了中国内地会在这里创办一所专门招收西方传教士子女的学校，这就是芝罘学校。随后的近60年里，在这所被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里，几千名西方传教士子女，其中不乏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这里度过了他们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即使在之后芝罘学校离开烟台的又一个60年里，虽然辗转东南亚各地，却执著地一直沿用着“芝罘学校”这一名称。时至今日，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依然活跃着一个称之为“芝罘学校校友会”的组织，并不时来到烟台寻根问祖。芝罘学校的历史，称之为一部传奇故事，绝不夸张和过分，而其中的很多细节，即使在烟台本地，别说是现在，就是在过去，也很少有人关注和知晓，因为，这所学校从来没有招收过一名中国学生。尽管这样，芝罘学校的历史，至少是前60年历史，与烟台近代历史密切相关，或者说就是烟台近代历史的一个方面，芝罘学校与烟台这座城市，共同经历了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给我们认识那段历史，提供了很多鲜活的资料。这就是我关注这部书的缘由。

在文本翻译过程中，笔者尽可能尊重原作。原书中收录有一些当时作者关于某些事件的素描，在翻译中都悉数得以保留。由于毕竟年代久远，相关背景方面的介绍和笔者的一些理解，在译作中都只以注释的方式出现，本书中的所有注释都是笔者自己所加入，与原作无关，笔者承担一切责任。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现芝罘学校北美校友会会长Ian Grant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他花费很多时间，帮我寻找和联系到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本书作者高登·马丁先生的家人，帮助我得到了他们允许翻译此书的授权。此外，因为原书中除了一些素描，并没有几张照片，为了使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书可以图文并茂和更加生动，也助于更加方便理解文本内容，Ian Granl先生还为我提供了大量关于芝罘学校的历史照片。现在收录在本书中的素描，都来自高登·马丁先生的原著，而收录的照片，大部分就是由Ian Grant先生所提供。其余部分，则是笔者长期通过不同渠道所收集。在这里，再次衷心感谢Ian Granl，先生，也感谢高登·马丁先生家人的帮助、支持和信任。

旅居加拿大的崔元喜先生，多次帮我联系Ian Grant先生，为本书的顺利翻译提供了大量帮助；徐慧女士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本书中所收录的图片进行调整和修饰，为本书增色良多；烟台档案局的赵海局长、长期在烟台高校担任外教的Edawrd（Ted）G.Margrett先生、烟台九中的李卫东先生等，在查找相关资料方面，都提供了大量的帮助；齐鲁书社的贺伟先生，也是我上部译著的责任编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保证本书的出版质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此外，烟台市胶东特色文化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胶东文化研究会、烟台市新华书店等，为此书的出版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