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笔记》里的作品，有一些是写知青生活的，还有一些不是写知青生活的。

《知青笔记》的作者罗丹是个老知青。读罗丹描写乡村生活的那些散文，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知青之手，感觉就是一个土生土长在农村窝了一辈子的乡土作家。罗丹集中笔墨写了一组吊脚楼人物。罗丹也有感情很外露的时候，她写牛，她的好几篇文章都是写牛，在另外一些篇章中也多有涉及。罗丹另外的一些散文，写的是知青生活。这应该是《知青笔记》的主体。

罗丹，1964年下乡，当过六年知青，二十年工人，后进入一家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1994年开始发表散文，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和丛书。2000年出版散文集《缺角的风景》。

编进本书的文章，多是知青生活片断的积累，对六十年代的湘南农村和老一辈知青的坎坷经历有不少真实的记载。知青朋友们提供了很多弥足珍贵的老照片，这本小书因此有了特别的纪念意义。

人和牛的村庄

 无雪的山村

 寂静，因为一头牛

 山里的村庄

 老牛

 牛，是不会给你让路的

 山口

纯情岁月

 躲雨

 火龙

 月夜

 我在山坡上为你唱歌

 菜花开的日子

 与月光同在的美丽

白水街，1967

 吊脚楼

 女知青虹和石林疯子

 你从彩虹中来——无法发给喻虹的一封信

 一个多事之夜

 抓进看守所

 黑屋断片

 女知青的恐慌

 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

 “乌托邦”的破灭

 知青组最后的日子

吊脚楼人物

 剃头佬

 周老大和七都女

 裁缝佬和他的女儿们

 聋子爷和孙女小青

 火铺佬和女儿灿美

 民兵队长何四苟

 两个新媳妇

回城的日子

 一夜流浪

 天上人间

 城市夜游人

 人在天桥

 乐闲和闵立宏

 重返白水河

 寻找一座坟茔

 一条河老了

她的泪一流，大伯更憋屈，伤心起来自个出村去。他的身后会有好一阵慌乱，紧张兮兮的伯娘会把刚刚进栏的牛从栏里牵出来，将牛绳交在我手上。她明白，只要这头牛跟在大伯的身后，大伯就走不远。

山里路容易看到头却难走到头，年轻人喜欢往城里转悠，老人往山里转悠，总有人找不着回头路。许久以后，人们想起走失的那个人时就会说，只看见过他的背影。

大伯的背影我看得太多了。队里为抓现金收入，隔三差五就挑东西去县城卖。翻山越岭十多里路，我一直盯着他的背影走，上山时，看不到他的头只能看到他黑汗水流的背，衣褂子当是风扇在扁担头左摇右晃。他的背膀有些畸形，瘦长驼背，一条条骨骼清清楚楚，唯两块三角肌山坡似的高高地隆起着，再宽的扁担都能摆平。

他心烦时，背弯得更厉害，脚也不听使唤，一条直路，走得弯弯曲曲。

我完全进入了一个老人和一头牛的孤寂的世界里。不管是上坡下田、在远离村庄的草地上还是傍黑时分稀薄的夕阳里，我们这一老一小总会和一头牛在一起。大伯像我俩的领头，他伤心时，我俩总会在他的左右。很多时候，他跟着一头牛走，我跟着他的背影走；此刻，一头牛紧跟着他，而我傍着这头牛走。牛比我高出一头，当冷飕飕的风划过田垄，荒草的黑影排浪般地扑来时，我紧靠着它，突然感到身在天之涯的孤寂。

牛明白它此时的责任，不急不慢地跟着。两对牛蹄落实了它全身的重量，沉重而又清晰。在荒野的黑色混沌中突现的一抹血红的晚霞里，撩起了一种巨大的寂寞。

往山口走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牛蹄踏在架空溪水上的木头时，那种“蹬蹬蹬蹬”的声音像要把木头踩踏似的，让人心惊肉跳。再往前走，我们三个都有可能掉进一个深渊。

人总需要一个解气的结，大伯走上那座木桥时会清醒一半，转回头走到老牛的身边气就顺些了。他终究犟不过这头牛，他担心牛会掉下桥摔死。

一个村庄的黑夜常在一头牛的惨叫声中惊醒。当太阳将山峦照亮、树木农合照黄、鸡鸭遍布篱旁时，有一家牛栏里多了一头小牛。

就像谁家添了一个壮实的小男孩，村里人多了一分聊天的快乐。大伯扛锄下地，经过村口时有意地放慢脚步，弓着腰竖起耳朵，小牛顺产还是难产，是公牛还是母牛，骨架子大不大，都一一听进心里去。和牛在一起时还说：你看人家多争气。

这头牛已经九岁多了，十岁的牛相当于一个步入黄昏的老人。大伯认定畜牲比女人贱，比女人经得起折磨。问或总要说上一句：你再生个崽，让我笑几声去进泥巴。

牛不以为然。这种时候，它通常是甩几下尾巴，以示抗议。

每天的黄昏，全村的牛羊都在草地上集合了。

那是悬崖峭壁下向小树林倾斜的几亩荒草地，没有石头的地方满是匍地生长的无名草，几股山泉在崖底汇合，丁丁冬冬拦腰穿过。草地上花草繁茂旺盛，淡绿肥实的宽边叶、颈长叶圆的马齿苋、浅紫嫩黄的野菊花、白色的牵牛花比比皆是。就像平时不爱喧哗的人，处在山凹里一弯角落，轻松自在，无拘无束，悄悄的生长繁衍。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这片荒草地总是生气勃勃。P010-011

《知青笔记》里的作品，有一些是写知青生活的，还有一些不是写知青生活的。

《知青笔记》的作者罗丹是个老知青。她下放的时间很早。比我们这些人都早。她是1964年下去的。她们那批人中学毕业，还是豆蔻年华，却从省会长沙一竿子插到了偏远的湘南江永山区。江永地属永州，当年柳宗元就是被贬谪到那里以后写出了《捕蛇者说》。那里还是一块没有怎么开发的生土。这些中学生好比种子，被撒在那块土地上，也经了风霜，也吸了雨水，阳光也不谓不多，可是，没有发芽。

也不是完全没有发芽。罗丹就是在经过很多年以后，以她所特有的艺术方式，发作起来的。她开始是画画(她是个很有特点的画家)，后来又写散文，一篇接一篇地写，一发而不可收。她用散文的形式表达出对尘封已久的那段生活的一种怀念，一种追忆，一种怅怨。

我很早就看过罗丹的散文。她的最早的散文发表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了。后来只要见到，我都会翻开一读。这里有个原因：我们曾经是同事。我有个习惯，只要是朋友、同事的文章撞到了眼下，都会要浏览一过。读一个人的作品，很能够看到这个人的心性。我这人不善言谈，不大容易跟人交流沟通。读作品．是一种较为便捷的沟通的方式。而且，读朋友、同事的作品，有一种亲切感。我陆续读过罗丹的一些散文，感觉这是位诚朴、善良、传统，而又有点迂执的女子。

忽然罗丹要出版散文集，请我作序。罗丹说这是林贤治先生的郑重推荐。理由是：我也当过知青；叉曾经做过她的领导。

这个理由其实并不充分。这也让我感到了为难。我很少给人写序。我总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七十岁、八十岁以上年纪而又功德圆满的老先生做的。我给人写过的有数的几篇序，都是再三推辞不下，勉强为之。自己感觉十分费力，有的还不一定谈到了点子上，好久还心存惶惑。

可是罗丹还是把厚厚的两大本书稿送到我的桌案上来了。书稿全部按版式重新打印，插图有了(是罗丹自己画的插图)，老照片有了，写了后记，也给“序”预留了位置。一切就绪，只等“序”到，我只能慨然从命，应承下来。

书稿在桌案上摆了一段时日，然后，等到了元旦小长假？我这才可以有一段整块的时间，有一份安静的心境，闭门谢客，好好地读罗丹的散文。我读得很慢。怍品中的一些情景，常常让我停顿下来，怃然良久。我下放的地方，和罗丹下放的地方同属湘南，都是山区，风俗人情极其相近。我比罗丹年纪要小，下放的时间也晚几年，但下放的形式差不多，所经历的事情也差不多。我们都是怀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虔诚心愿下到农村去，忘我劳作，力图洗心革面，做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罗丹的散文，挑起了我很多久远的记忆，也触发了对那段生活更多的思索。我暗暗_呋幸，好在当初没有硬推硬辞。我不再觉得这是件苦差事。我觉得我有责任给罗丹的散文集写一篇读后感。

我忽然有点明白林贤治推荐让我写序的意思了。

读罗丹描写乡村生活的那些散文，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知青之手，感觉就是一个土生土长在农村窝了一辈子的乡土作家。感觉她的指甲缝里长年淤着黑沃的泥土，头发上是沾了碎草的，散发出一种泥腥气。她笔下的乡村生活是古朴的、凝滞的，像百年老屋脚下的土砖坯。开春了，“山谷里有了纷纷扬扬的雨，地里有了水，有了牛的闹春，有了人声吆喝，干冻一冬的山沟沟才算活泛了。”——这是写自然环境。她写去犁田，“赤脚插进田里，一股寒流冲上了心尖。那种刺骨的痛、透心儿的凉，我浑身直打着哆嗦，牙齿止不住嗑嗑嗑地响。看不见的风雪像是在地里储存了一个漫长的冬天，见天之日，冷气冲出来三下五除二，将人的衣服剥得精光。我好比赤裸裸地站在冷轧的风雨中。”——能把人对气候的感受写得这么准确，这么生动，这么到位，非一日之功。又写：“暮归时，只要有一个人招呼一声：回哕——．山坳里即刻回音四起。人在水凼里洗净泥脚，洗净锄头；牛慢悠悠地踏上回村的路，一头紧挨着一头，遇宽敞的路段，自然形成两三头一排，四五头一群，摩肩擦肚，蹄声嘚嘚。”——这是一幅水墨画。自然，朴素，恬静。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的心也会变得柔软，宁静。还有写赶集。赶集在乡村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走啊。女人从各自的家门走出来，背着背篓，挎起竹篮，挑起细箩，两三人一组、五六人一行，银手镯丁丁当当地响，大裤脚一撇一捺地摆。”一个银手镯，一个大裤脚，把村姑村妇们的心思都挑明了，写活了。她们从沉重的劳作中暂时解脱出来，到那又熟悉又陌生的墟场上去走一转，心里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憧憬。这时候她们一定都是非常美丽的。

罗丹集中笔墨写了一组吊脚楼人物。“吊脚楼人家二十多户，摩肩搭背紧紧凑凑，出工时，队长站在樟树下一声喊，声音就落在石板上，落在家家的街基上。后来公路通了，上公路过河渡的人都从此地经过，能干的人家把堂屋改成了铺面，搞起了豆腐店、炒货店、理发店、裁缝铺，河街成了像模像样的小街。街上的人也就比那些交通闭塞地区的农民要活泛得多，古灵精怪得多。”罗丹笔下的这些人物，我下放的那乡下都有，都见识过：但没有罗丹这般熟悉。她好像从小就在那里生活着，成天没有事干，这家出，那家进，看他们做生意，忙时搭一把手，闲时喝碗芝麻豆子茶，说说贴心话，所以才写得那么巴肝巴肉，细致灵动。她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当然有所臧否，怛她把自己的感情掩藏得很深，完全不动声色。她只是把这种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触摸，各凭心得去评判。这是艺术创作的一种高境界。在这里，她用了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

罗丹也有感情很外露的时候。她写牛。她的好几篇文章都是写牛，在另外一些篇章中也多有涉及。她对牛的感情真是很深很深。在湘南农村，牛是农民最勤苦，最忠实的伙伴。罗丹也有着同农民一样的情愫。“在人畜共存的村庄里，牛屋就搭在人屋边上。牛和人一样金贵，或者说，人和牛一样卑贱。人和牛都逃脱不了一种责任，农家兴旺，人畜共同强健共同兴旺才行。”“村子里的牛本来是一大家子，就像几十户人家一脉相承，山里的世界就是两大家族人和牛的世界。”罗丹对牛的了解很细徽，很深入。因为她就住在牛屋边，朝夕相伴。白天，她牵牛上山吃草。“在冬日的暖阳里，牛会慵懒地俯身在草地上，两只前腿向后弯着，我会靠在它身上惬意地打个小吨。”无边的草地上，一个半大的女孩子靠在蜷咽着的牛身上打盹，那情景是很动人的。她很感慨，“没有下过农村未曾见过牛群喜庆情景的人，绝感受不到那些笨牛除了犁地、吃草、沉默、肮脏外，还有着与土地的可以入地几尺的温情的粘连，还有着骨肉相聚的舔颈贴身的依恋的缠绵。”

罗丹刚刚下放到村里的时候，房东大伯问她：“罗罗，你们城里有牛吗？”她说：“没有。”房东大伯张大嘴巴看着她，朝她喊道(是喊啊！)：“没有牛的地方有什么好！”她是很久以后才体会到房东大伯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了农民们对牛的那份感情。她和牛的感情，在以后的日积月累中，也越来越浓，以至在后来写到春节杀牛时，会写得那么壮烈，那么沉郁。

她写道：

“老牛是被村里有威望的老农牵至祠堂前的，一路上着实长长地吼了好几声，卸下了它一生的重负。接下来的一幕让我惊呆了：老牛一脸的严肃，面对父老乡亲它前膝着地，慢慢地跪了下来，驯服的头颅稍稍低下，一对哀伤的大眼睛看着众人。我看见它的眼里滚出了白色的牛奶般的泪珠，豆大的一颗，一颗一颗地往下掉，很快又串成了一行行，沿它的腮边刷刷直下，女人背过脸去，老人掉了泪。全场肃穆。鲜血喷溅中，只见一道血光飘飘扬扬地越过人群，消失在云霞之中，那一定是老牛的灵魂吧。”

读到这里，我也流了泪。

这哪是写牛，分明写的是人。

罗丹另外的一些散文，写的是知青生活。这应该是《知青笔记》的主体。

罗丹是1964年的下放知青，他们比1968年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了整整四年。同为知青，但有差别。68年(及以后)的知青是中学毕业即统统下放，少有例外；64年的那拨知青却是高考落榜生。据说这批人中间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家庭出身不好，(那时候统称“黑五类子弟”。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下放农村，带有浓重的“原罪”烙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是出于无奈，但心是虔诚的。他们愿意劳动，愿意吃苦，愿意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摔打自己，决心洗心革面，改造自己。他们都很天真，也带点悲壮，以为脱离开家庭的阴影，苦几年，瘦一身肉，流几桶黑汗，从此就踏上了康庄大道。

罗丹下放去的地方叫白水街。这地名很美。看她的一些散文的标题，也能让人感觉到美。《无雪的山村》《我在山坡上为你唱黝《菜花开的日子》《与月光同在的美丽》《天上人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尚不富裕，甚至还很贫穷。但他们没有感觉到苦。罗丹说：“我们的住房简陋，没有可供女生洗澡的地方，砍柴很辛苦，只有在寒风凛冽的冬天才动用少许干柴烧火，互相掩护着轮流洗澡。夜阑人静时，我们一行人会悄悄地来到山脚下，走进溪涧里。会游水的在深水里玩一阵，水性不好的就站在浅水里洗一洗、在石头上搓洗衣服。白天，我们将头发抓成一个大刷巴，穿着乌黑宽大的补巴衣裤，赤脚奔走在田边地头。夜里，污浊洗尽，个个都是靓女。活泼调皮的还会在坡上转几个圈，做些舞蹈动作。回屋的路上，走一条绕过草坡、穿过田间的蜿蜒小道，有一人领头唱歌，一行人都会轻声附和。”罗丹在好几处文章中都写到了唱歌。收工路上唱歌。躺在床上唱歌。聚在禾坪上唱歌。在屋檐下躲雨唱歌。连卖完了一担辣椒也唱歌。且歌还且舞。在她的笔下，那时候她们是那么快活，那么无忧无虑，还那么没心没肺。

我总觉得她们的唱歌是另一种心情的曲折表达。我下放在农村时也常常哼歌。那是在很孤苦，很迷茫，很无助的时候．心里一冲，就会哼起歌来，如果四外无人，哼歌就变成了吼歌。我唱：“听奶奶，讲红灯，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我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我吼：“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吼唱一阵，心里的郁结就舒张了。其实我从小五音不全，厌烦唱歌。长大后进了城，也从不进歌舞厅。我自己都不明白那时候会用唱歌来解愁。

生活中的风雨不期而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罗丹和她的“插友”们突然被人捆起来，送进了看守所。而那是什么日子啊。1967年的春节，中国人传统的节日。罪名呢？没有罪名。也不需要有。如果硬要安一个罪名，那就是：出身“黑五类”。然而罗丹恰恰出身不黑。但她还是一起被抓了。在我的印象中，罗丹是位仁厚、本分，甚至有点懦弱的女子。面对任何人都是一副怯生生小心翼翼的神态。她的文字也是典雅温厚的。然而写到那一幕时，文字压抑不住地激愤起来。她写道：“……冲上来几个人又将我捆了。我听到我的骨头轧轧地响，手臂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一下被反扭到了后背，身体触电似的猛的一个大弯弓，头几乎贴到了膝盖。我就以这样的姿势走完县城一条又窄又长的鸡肠子街，在人声鼎沸中从两排雪亮的刺刀下进了看守所，最后被人推进了一间黑屋。……在黑屋里，我的双手被反绑到了头顶，那种全身撕裂般的疼痛无法用言语表达。”这里她没有表达另外一种痛。那就是心里的痛。这种心里的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她太无辜了。不明不白，岂有此理。但有什么办法呢？这只能归结为“文化大革命运动”(1967年还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阶段)。是这场运动搞乱了社会，搞坏了人性。

一关半月，罗丹从此种下了风湿病的病根。让她完全想不到的是，在她回城治病期间，一个捆绑过、审讯过她的回乡青年居然找到家里看她来了。一个刚刚展现过人性最凶恶的一面的人。这时试图表达人类最崇高纯洁的情感。

罗丹却表示了一种宽容和大度。她只是摇摇头，看着他。罗丹的这种态度，让人惋叹。可是在那种乱世，她又能怎么样呢？她也只能沉默。她后来写到另一个女知青闵立宏时，说：“我只能认为，每个人对苦难的理解不同，你无法忍受的屈辱和困苦，闵立宏已经把它们细细地揉碎了，揉成了一种静，揉成了一种沉默。”我想这也是在写她自己。

罗丹后来又补送了两篇文章，一篇《乐闲与闵立宏》，一篇《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从文章标题大致可推知文章内容，但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我们正常的想象，裂人心魄，不忍卒读。这两篇文章都是记实。

罗丹的文字温婉，朴厚，细密有致。她天生地有着艺术家的敏感(她是个画家)，能够善于捕捉到生活中有意味的东西，写得很有味道。她很会用文字营造一种氛围。可是后来这两篇文章突然一变，文字变得粗粝，简洁，短促，没有一点水分。这当然是由内容决定的。这种文字，能够恰切地表述那段生活，——那次事件。她的悲愤都隐在字词的背后了。她的控诉是十分冷峻的，很有节制，让人读着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她的控诉明显地带有很多的反思。反思那段生活，反思那种不正常年代的不正常的疯狂行为。补上这两篇文章，她们那拨人的生活就全面了，增加了复杂的一面，残酷的一面，这本书稿的分量也顿时不同。

进入新时期以来，表现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出了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表现1964年下放那批知青生活的作品，似不多见。他们是整个知青下乡运动的前奏，他们背负的枷锁更加沉重，他们的生活道路更加艰辛，他们的心路历程也更为曲折。他们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都已过了耳顺之年，绝大部分已经退休，甚至有一些不在人世了。他们中间也有一少部分人经过努力(那是比旁人多一倍甚至几倍的努力)，事业有成，成了哲学家、企业家、画家、教授。他们也有人一直致力于对那批知青那段生活的回忆、整理、研究，搞过很多活动。但是这些努力都还不够，影响还很微弱。我很希望《知青笔记》的出版，能带发更多、更大的作品。

那批知青，那段生活，实在是可以出大作品的。

2010年1月16日

1964年，我们下乡的那一拨有一百多人，都是长沙市三中、四中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在湖南永州地区江永县白水公社，我分在最偏远的山里，北岭大队。长沙市那年下放江永县六千学生，连十来户的小村子都分有知青。当地人说，走错路都撞着长沙学生了。

两年后北岭的知青点撤了。当时有两种说法，一是北岭太穷，一个工才两角钱，女知青五分工，劳动一天一角钱，养活不了自己；二是我们不自觉学习，躲在山里搞自由主义。北岭九个知青又分两拨插在白水大队的黄家村和白水街生产队，我被安排在白水街。白水地区交通便利，离县城才十里路，有一条公路和一条白水河，生活条件比山里要好得多。

白水大队集中了一些知青领导，他们组织学习，搞自觉革命，互相写大字报，天天晚上开会“斗私批修”；白水大队的农民比山里人也活络得多，“文革”中不少农民卷入了暴乱事件之中，他们对待知青的过激行为是山里农民想也不敢想的。

和白水街比起来，我还是喜欢窝在北岭，喜欢那份清静、那份自由自在，特别是在仲春时节，漫山怒放的红杜鹃将山里打扮得喜气洋洋，鸟儿落满树梢，叽叽喳喳，摇曳出一派生机。一分好心情正是一年的好兆头，看着就高兴。山里那种浓浓的牛粪味在白水街只能嗅到点点气息，那气息的稀薄仅仅让你感觉到这里还是农村。

农村里，贫穷和富裕的区别其实不大。我修了两年河坝，跑遍了几个公社，看哪都一样，富裕的人家不过是劳动力强一些，挣的工分多一点，多吃了一碗白米饭；穷人家是因为家里子女多，劳动力弱，若还有人生病，日子就难过了，比一般人家要多喝几顿稀粥。

六十年代，从每个村走出来的农民，一眼望去都差不多，黄黄的、瘦瘦的、家织布衣裤上补巴叠着补巴；知青也不例外，以皮肤晒得黝黑、衣服补巴多为荣。不同的是他们比农民多识些字、多点笑，多点歌声，多点不安分。

我的不安分是我想读书，一直都想。

下农村时，学校领导说过，在农村表现好的两年后可以考大学。1966年，我向带队干部说过我的想法，她很惊诧。她说，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总之，给我上了一课。

文化大革命开始，知青中开始批判“下乡镀金”论，我的想法也只能埋在心里了。直到37岁时我通过了成人高考，40岁那年获得了一张大专文凭。我们这一代人，40岁读大学是普遍现象，40岁还能进大学门是莫大的幸福，说明你少年时代的求学梦还没有破灭。没有文凭，不可能获得一份像样的工作，没有稳定的工作你无法对你的家庭、子女负责。个中的辛酸与种种的屈辱只有同辈的老知青才能体味，才能隐忍。

1994年，我开始向国内几家文学刊物投稿，虽有失败，但收获很多，更多的是来自于国家一流散文月刊《散文》给予我的惊喜。我在《散文》发表的数量近20篇，并有多篇被选刊转载和入选十几种丛书的幸运。当我寄出第一篇《血色花瓣》之后，就收到责任编辑鲍伯霞女士的来函：“欢迎再寄佳作”，一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主编贾宝泉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北方汉子的普通话非常好听，声音淳厚且言词恳切，15年中，从未与他们谋面，鼓励与关怀之情，久久感动，终身难忘。

编进本书的文章，多是在北岭和白水街的生活记忆，40年的沉淀，多了一份对个人的审视，对往事的回眸、对知青同道的关注中多了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祝愿。

在北岭山里的生活比较单纯，只有在进入了城市纷繁的人事之中才能体味到那种物质的空白所带来的精神的纯粹，其实并不脆弱，它无形中给了我一份自强勤勉的底气。白水街的那几年则进入了“文革”，“黑五类子女”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歧视与耻辱，我都未能幸免，既是生活在同一个染缸里，也就同呼吸共命运，彼此友爱，互帮互助。

在《缺角的风景》一书中有几篇文章又编进了本书，一是与知青生活有关，二是记录了回城后的重要片段，如《一夜流浪》、《天上人间》等篇。回城的日子较之知青岁月有其更艰难的一面，向你打开的门很多，但每一张门都难以跨进去。

在本书出版之际，特别感谢花城出版社林贤治先生，因为他的鼓励和推荐，促使我有信心将一些知青题材的零星文章结集成书，来自智者的教诲总让人变得清醒一些，目标明确一些。

感谢肖建国先生多年以来对我的关怀与培养，从善良出发的对一个弱者的扶持，使我当上了出版社的一名美术编辑，从而与书结缘，告别了一段颠簸的日子。

我的朋友们提供了很多已经难以寻找的弥足珍贵的老照片，我在编排的过程中，心里遏制不住激动的感情，就像与阔别多年的好友重逢，少时的音容笑貌活泼再现，这本小书因而有了特别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