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赐笼络:爵以驭其贵,禄以驭其富。“赏”,从来都是君上控制臣下最为有效的手段。楚汉相争中,刘邦在力量对比上远不是项羽的对手,但其高明之处在于,他比项羽大方,不吝封侯之赏,因而笼络住了人心,最后大败项羽于垓下。
牵制防范:一个掌权者在处理与下层的关系时,最关注的只有两点,即如何制造向心效应和如何防止产生离心效应。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过问刘师立蓄意谍反一事;他听了刘师立解释后,不但不心存芥蒂反而对他信任如初,更加宠信。这在刘师立及其他大臣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向心效应。
媚事左右:通过媚事那些最贴近皇帝、最受皇帝宠信、最具势力之人,进入权力中心,便可以大肆施展其谄君、欺君之术。杨国忠,一个沦落蜀地的无赖、赌徒,不相因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远方妹妹杨贵妃而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实学通鉴系列丛书作者邹纪孟,自称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匠,授课之余,研读历史,学而思之,于古人治事、治人之法,悟今世从政者为人处世之道,乃成一家之言。
本书是实学通鉴系列中的一本,专讲君臣关系,故称“局道”,书中援引国史中此类政治公案凡百余例,尽皆细说始终,辅以作者心得评述,时有点睛之笔,令阅者不胜唏嘘。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昔时之故人往事,当世之为政者,亦当为鉴,习之,思之,戒之,行之。
驭下篇
第一章 立尊树威
权威对于统治者是十分重要的,他们需要凭借它来号令天下,驾驭群臣。一个没有权威的统治者,是难以长期而稳固地维持其统治的。权威来自何处?来自至高无上的地位吗?来自至大无边的权力吗?不,地位和权力并不等同于权威。一个柔弱的幼儿,即使戴上皇冠,执以利剑,也没有多大的威慑力。权威应当来自于超凡卓绝的识见、力挽狂澜的魄力、百折不回的坚毅、能够付诸实践的丰富知识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这是指主观方面;权威还应当来自于统治者在争夺天下时的武功和治理天下时的政绩,这是指客观方面。可是,古往今来,真正具备这些条件的能有几人?即使具备了其中某一方面而能长期保持下去的,又有几人?于是,为了取得权威、增强权威,便不得不人为地去立去树,大立特立,大树特树。虽然说这种靠立、靠树而取得的权威不能持久,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节 制造神话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说什么“皇权神授”,宣扬一个人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是出自“天意”,并不只是由于人力。因此,那些争夺帝位的人,无论是通过武力去强夺,还是通过阴谋去巧取;无论是在得位之前,还是在登基之后,总要编造出许多离奇的神话,以证明自己权力的取得,实在是“受命于天”,以此来增强政权和个人的权威性。这是威慑、驾驭臣下,统治百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
这些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十分荒诞可笑的,但它却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编造龙蛇鬼怪的神话来实施统治的人大概不会再有了。但读读这些故事,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迪。
刘邦的父亲是谁
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他的父亲叫太公,母亲叫刘媪,这对夫妻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刘邦排行第三。因此,他的父亲便是太公,这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的。
其实不然,传说刘邦的父亲是神。
据说,有一次刘媪干活累了,在汪洋大湖的堤岸上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而且做了个梦,梦见一尊天神破水而出,与她交欢。这时天空雷鸣电闪,乌云低垂,太公不放心,去湖边接他的妻子,正巧撞见了这个场面:一条蛟龙正趴在刘媪的身上。于是刘媪受孕,怀胎十月,生下一子,便是刘邦。
可见刘邦的父亲便是这条龙。由于他是龙的儿子,他身上便有许多怪异现象:他的长相似龙;他的身体上密密麻麻长了七十二颗黑痣;他酒醉熟睡之时,总有一条龙盘踞在他的身上。
后来,他当了一名小小的亭长,负责押解一批犯人到陕西骊山为秦始皇修建陵墓。这些犯人不堪虐待,半道上逃跑了不少。刘邦估计到达骊山时,这批犯人大概都会跑光,自己也难免一死,便干脆把犯人全都放了,说:“你们都自奔活命去吧,我也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了!”犯人中有几个人愿跟他一起逃亡,刘邦便同他们痛饮一番,让一个人在前面探路。那人便抄近路向大湖的方向奔去,可没走多远又退了回来,说:
“前面过不去了,有一条大蛇挡路,咱们绕道走别处吧!”
刘邦此时醉意未消,说道:“男子汉大丈夫,还能怕一条蛇!”便借着酒劲,独自前行,挥剑将大蛇斩为两段,一行人顺利通过。
后来有个人从这里经过,看见一个老太太在朦胧的夜色中哭泣。那人问她哭什么,老太太说:“有人把我的儿子杀了,我正哭儿子呢!”
那人问:“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呀?”
老太太说:“我的儿子是天上白帝的后代,化作一条蛇卧在路中,被赤帝的儿子给杀了,我因此伤心。”说完,老太太便不见了。
这个神话流传开来,追随刘邦的人更多了,对他也更敬畏了。 这便是有名的“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故事。
这么说来,刘邦的父亲是龙,刘邦便是“真龙天子”,他当皇帝也就是天命注定的了。
【评说】
这自然是一个荒诞的神话,但是中国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大概和刘邦的这个故事有点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神话是怎么产生和流传开来的。刘媪在湖边与神交媾,只有刘邦的父亲太公一人看见;刘邦斩蛇时,更没有其他的人在场;后来刘邦逃亡芒砀山,其藏身之处的上空总有五色祥云笼罩,而能发现这一点的,只有他的老婆吕雉。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故事是由刘邦及其亲人编造的,甚至可能是在刘邦的授意下编造的。
那么,刘邦为什么要编造这么些神话呢?这和刘邦的身份有关。
春秋战国以来,列国的国君都是通过世袭取得权位,他们都具有一个掌权者所应有的合法身份。第一个以皇帝自称的秦始皇,虽然有他是私生子的说法,但其王位继承人的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这些人无须借助什么灵异的神光,也能得到臣下的认可与服从。
刘邦则不然,他是江苏沛县中阳里一户农家的子弟,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土里刨食的泥腿、穷汉,他的身上没有一点天潢贵胄的血统。在楚汉相争的激烈角逐中,他比对手——身为贵族后裔的项羽,在先天的条件上差了一大截。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增加其在帝位争夺战中的影响力、号召力,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威慑力,他才苦心孤诣地编造出了这些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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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过,中国人的政治学问,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治事,即对治国平天下之事(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思想、观点、主张,一是治人,即处理政治舞台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这本书,专门谈后者,即治人的学问。
处于权力结构金字塔不同层次的人,都要面临上对下、下对上以及同一层次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如何自处的问题。这是一些极其重要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从政者个人的荣辱成败,也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这也是一些极其复杂、难于处理的关系,历代的从政者无不为之绞尽脑汁。
提到处理政治舞台上的人际关系,人们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词——权术。什么叫权术?以对权术有着深刻的理解而跻身于先秦思想家前列的韩非子,对此也没有明确而完整的定义,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郭沫若说:“术就是手段,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也就是所谓‘人君南面之术’。”
他们都将权术理解为君上驾驭臣下、处理与臣下关系的一种手段,这自然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权术并不是君上所独享的专利,它是所有政治人物(不管其层次的高低、官职的大小)都在殚精竭虑学习、研究并付诸实践的一门学问,是政治舞台上时时刻刻都在演出的一场场智斗。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使用者以权力(自己的或借用他人的)为后盾,以角逐权力为目的;二是潜在性,不动刀、不动枪,不见形、不见影,完全是一种心智的较量,暗箱操作。正是由于它的潜在性,我们将其称为“智术”。不要小看这种无形的智术,它所起的作用,有时可以胜过千军万马。一个置身于政治舞台的人物,如果不懂智术,不使用智术,要想立足,那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经过几千年不计其数的政治人物不断充实和发展,它已经成为政治学中一个独特的门类,蕴涵着巨大的政治智慧。
但是对于这门从政者须臾不可离的大学问,自韩非子以后,在我们那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专门的著述却是少得可怜。那些被孔夫子“为政以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思想熏陶出来的从政者,对这门学问总是讳莫如深,有些人甚至将它与邪恶等同起来。其实这种智术作为一种手段,本身并无所谓正或邪,关键在于谁使用它,对谁使用它。用以惩治邪恶,它是正义的利剑;用以陷害正义,它是邪恶的凶器。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对待它,它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对今人也还是有一定教益和启迪的。
邹纪孟
2008年6月
写书人原来是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人,既不曾研究过古代的历史,与现实的政界也绝少接触,甚至连结识“七品”以上官员的荣幸都很少有。那么,为什么竟干起这种“纸上谈官”的营生呢?
究其初衷,还是和教书有点关系。徜徉于古代文学那辉煌瑰丽的殿堂之际,有一个问题一直令写书人大惑不解:为什么许许多多创作了精美绝伦锦绣文章的作者,仕途生涯却多是黯淡无光,甚至是一片黑暗呢?忠贞高洁如屈原,自沉汨罗;博大精深如司马迁,身体被残,才华卓越如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死后多年也未能翻案;参透人生如曹雪芹,更是终身布衣,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凄凉境况中消磨岁月……杜甫在一篇忆李白的诗中曾沉痛地写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难道文章竟是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岂止文学家如此,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孔子被称为中国儒家思想之父,一生却颠沛流离;商鞅的变法使秦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之首,最后却惨遭车裂;岳飞收复了故土,却冤死风波亭;张居正起颓振衰,给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带来一线生机,身后却被鞭尸抄家;袁崇焕保卫了北京,却被寸磔菜市口……这样的名单,我们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大串。而另一些人,如李林甫、秦桧之流,一辈子却高官显贵,大红大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授课之余,写书人开始研读历史。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浏览过去,一幅幅多姿多彩、万象纷呈的政坛百态图便展现在眼前。写书人深深感到,文坛和政坛,著书立说、吟诗为文与从政为官,完全是不同的两门学问。
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向他推荐《诗》、《书》,刘邦骂道:“老子马上得天下,要这些玩意儿做什么?”陆贾反驳说:“马上得到的,难道能在马上治理吗?”据说刘邦惭愧了,便让陆贾将秦败汉胜的道理写出来。陆贾写了十二篇,刘邦很是赏识,可也没见后来的继承人按陆贾的主张治国。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学问够大的了,可他却斗不过投机分子公孙弘。汉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好儒术,可汉朝的衰败也是从他这一朝开始的。传说宋朝的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当时能将整部《论语》倒背如流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都当不了宰相,治不了天下?
虽然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能将圣贤之道说得头头是道,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着繁纷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磕碰得鼻青脸肿,有的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这里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敢为人先,该出手时就出手……
写书人所从教的学校,原来主要是为政界培养人才。学生们对古人政治生活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每当谈起古代政治人物的生平遭际、成败得失,不免感叹欷歔。当然,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政治环境之中,但政治母体中的遗传基因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完全中断,它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正或反,还会影响着后来人。了解一些古人古事,让遗传基因中的健康细胞在新的躯体内成长壮大,预防和消灭那些可能恶变的细胞,这对新一代从政者也许不是多余的吧!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知识分子除了投身仕途便别无其他出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一代的人,有着广阔的人生道路,多样的选择。但是,即便不从政,古人在政治生活中所坚守的人生理念、表现出的处事智慧,对我们是不是也有借鉴作用呢?因此,写书人不避简陋,将在教书和读书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整理成这么一套书,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