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话》旨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中国史话》系列丛书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

王子今的这本《变法史话》为该丛书之一，简要地回顾和介绍变法史，希望通过对历代变法的理解和总结，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总体面貌的认识。

正史中《史记》关于商鞅事迹的记述最早使用了“变法”的说法。长期以来，“变法”也被看作“改革”的同义语。人们一般习惯于把王朝当政集团成员所策动和主持的，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的改革，特别是法令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都称之为“变法”。《变法史话》简要地回顾和介绍变法史，希望通过对历代变法的理解和总结，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总体面貌的认识。

《变法史话》由王子今所著。

引言 历史上的变法运动

 1“变法”的名义

 2“革正法度”的意义

 3“圣人”“变法”

一　吴起变法

 1明法审令

 2廉平，尽能得士心

 3在德不在险

 4死后留权

 5“猜忍”与“刻暴”

二　商君的历史贡献

 1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2商鞅能令政必行

 3尚力任法

 4兵为强国之要

 5迁都咸阳的意义

 6商鞅与《商君书》的政治文化影响

 7以“法古”反“法古”

 8《商君书》“国强民弱”政治公式

 9关于商君“刻薄”

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胡服之功未可知也

 2赵武灵王胡服而朝

 3革政而胡服

 4“无穷之门”

四　汉武帝“更化”

 1文化新政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2选官制度的创新

 3新经济体制的确立

 4轮台诏：“过天地之风雷”

五　王莽改制

 1“匿情求名”的贵族

 2王田私属

 3五均六筦

 4分州定域

 5“东都”规划

 6新莽王朝的覆灭

 7“复古”的失败

 8躁扰·激发·数变改：变法史上的教训

六　北魏孝文帝“变俗”“迁都”

 1对中原“礼数”“法禁”的尊重和学习

 2改革吏治的制度化建设

 3迁都洛阳

 4均田制·三长制

 5“往宪”和“旧典”

七　“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事业

 1理财兴农新法

 2省兵置将新法

 3励学选官新法

 4“三不足”精神

 5“先王之法”和“先王之政”

 6“井田”梦想

 7“拗相公”形象

八　金世宗改革

 1“以富贵文字，坏我土俗”

 2资级不到庸何伤

 3“小尧舜”称号

九　张居正改革

 1加强边防：以相而兼将

 2考成法

 3一条鞭法

 4张居正改革的负面现象

 5柔刚·宽狭·缓急

 6“夺情”风波

 7身后一败涂地

十　戊戌维新

 1《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2《强学报》和《湘学报》

 3百日维新

 4戊戌六君子

结语 变法的文化史思考

 1中国历代变法的类型分析

 2变法的理论和变法的实践

 3“托古改制”：变法的策略形式

 4变法运动与变法运动的主持者

参考书目

后记

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中国古代，“变法”，通常被用作表述较彻底的政治改革的语汇。

记录商鞅的理论与实践的《商君书》一书中，较早出现“变法”一语。其中第一篇，篇名称作《更法》，“更法”也就是“变法”。这篇文字，是商鞅和另外两名秦国的大臣甘龙、杜挚关于是否应当实行“变法”的争论的较原始的记录。商鞅的言论，实质上可以看作义正辞严的改革宣言。

《商君书·更法》开头就说到，秦孝公期望“变法”、“更礼”以实现改革。“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商鞅和甘龙、杜挚在廷前争论，前者坚持改革，劝秦孝公“亟定变法之虑”，后者反对改革，以为“知者不变法而治”。双方都使用了“变法”这一语汇。

司马迁在记述商鞅变法时，除了前面引录的《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谓“(商)鞅欲变法”，以及甘龙坚持“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也说“利不百，不变法”，而秦孝公力排众议，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于是“定变法之令”而外，《史记·秦本纪》也写道：“(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说商鞅建议秦孝公“变法”，推行对内重视农耕，对外奖励战伐的政策，得到秦孝公的赞许。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信”。

商鞅受秦孝公信用，在秦国主持变法，变法之令制定后尚未公布，恐民众不信，于是有著名的“徙木立信”的故事。《史记·商君列传》写道：“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日‘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商鞅以如实兑现徙木予金的承诺“以明不欺”，表明法令的严肃性。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经赋诗《商鞅》称赞商鞅的政治风格：“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也曾经就此评论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他指出，“信”而“不欺”，是为政的根本之一。司马光列举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的实例，其中就包括“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他又说：“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史记·秦本纪》说，商鞅推行新法，“法不行，太子犯禁”。商鞅说，法令不能推行，正是贵戚们在阻碍，“必欲行法，先于太子”。而太子作为未来的国君，不便行黥刑，也就是直接在脸上刺字，于是“黥其傅师”，自此“法大用，秦人治”。《史记·商君列传》也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太子犯法，对其师傅施以刑罚，致使秦人遵从法令。新法推行十年，社会安定，民间富足，百姓尊重治安秩序。

正是由于商鞅变法实行得坚决彻底，使秦国迅速崛起，走向富强，终于成为第一强国。

商鞅变法最终获得成功，自有时代条件在起作用。朱熹曾经论说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文字差异，“左氏一部书都是这意思，文章浮艳，更无事实。盖周衰时，自有这一等迂阔人。观《国语》之文，可见周之衰也。某尝读宣王欲籍千亩事，便心烦。及战国时人，却尚事实。观太史公《史记》，可见公子成与赵武灵王争胡服，甘龙与卫鞅争变法，其它如苏、张之辩，莫不皆然。”朱熹指出的，其实是文化的时代风格。他说：“及秦孝公下令，鞅西人秦。然观孝公下令数语，如此气势，乃是吞六国规模。”关于商鞅和秦孝公合力变法的机缘，朱熹又说：“鞅之初见孝公，说以帝道、王道，想见好笑，其实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坚孝公之心。后来迂阔之说，更不能人。”对于商鞅变法得秦孝公支持的因素，其实至为重要，朱熹是这样认识的：“使当时无卫鞅，必须别有人出来。”不过，商鞅自身的资质，也是决定的因素，正如朱熹所说：“观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P28-31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奠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教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人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活》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奎元

2011年4月

在传统中国，变法改革，特别是触动社会基础和政治支柱的激烈的变法改革，与讲究“治”、讲究“安”的文化基调总是难以协调，因而长期被看做一种反正统的、非主流的、不正常的文化现象。

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调强调稳定的平和宁静风格，即使进步亦追求缓进。

《管子·君臣下》说：“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言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背。”就是说，身为君主，背弃传统的法制，一意孤行，就是政治的迷乱。身为人臣，变易传统的秩序，宣传邪说，就是政治的僭忒。这种反常的政治现象，都将导致严重的动乱。历史上的变法，都可以解读为“倍道弃法”，“变故易常”。“倍道”，就是“背道”、“悖道”。《宋史·儒林列传五·胡安国传》中可以看到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王安石轻用已私，纷更法令，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佑，使我国家君臣夫妇之间顿生疵疠，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遂使敌国外横，盗贼内讧，王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嚣嚣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变法的反对者甚至将数十年后民族战争的失败，也归结于王安石“纷更法令”。其中“悖道”和“忘义”并说，是十分严厉的攻击。读古代文献，常可看到对“悖道逆理”(《后汉书·隗嚣传》)、“悖道弃义”(《旧唐书·敬晖传》)、“悖道乱常”(《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令秦王讨王世充诏》)、“悖道违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〇“宋哲宗元祐六年”)、“悖道害德”([宋]张九成：《横浦集》卷七《太甲论中》)的指责。而所谓“反经悖道”(《大事记续编》卷二九“晋显宗咸康三年”)、“违制悖道”([宋]萧楚： 《春秋辨疑》卷一《弑杀辨》)、 “诬祖悖道”([宋]范祖禹：《唐鉴》卷一《高祖上》)、“逆天悖道”(《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四三《张孝祥论涵养人才劁子》)、“反伦悖道”(《柳河东集》卷三二《与瞿饶州论石钟乳书》)、“离经悖道”([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二四《禁室女守志殉死文》)等，也体现“悖道”是极其严重的罪行。

指责王安石变法的人士说，王安石不仅“废祖宗法令”，推行了新法，而且“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颠覆了传统的原则和文化的根本。

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主导下，于是，“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周书·颜之仪传》)，成为一种政治思维的定式，成为一种政治生活中规范所有思想和言行的铁律。

《楚辞·九辩》写道：“变古易俗兮世衰。”根据唐代学者的解释，应当理解为：“代衰之时，则必变古之法，易常之道。”也就是说，变法改革运动的兴起，往往导致时世的衰颓。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是不是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世衰”，正是因为处于“代衰之时”，才使得所谓“变古易法”，也就是“变古之法，易常之道”，成为历史的必然呢?

任何一代执政者，都妄想当时的政治制度能够凝定化，成为万古不变的定式。但是，历史是一种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运动。尽管变法改革面对着诸多的阻力，缠绕着无尽的繁难，预伏着万重的艰险，仍然如大江浪涛，百折不回地、此伏彼起地推动着历史潮流奔腾前进。

历史上的变法改革，背景往往是那样的复杂，进程往往是那样的曲折，结局往往是那样的悲壮，要总结变法史、改革史的规律，要描绘变法史、改革史的全景，即使是大手笔，可能也不是以个人力量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这样的课题，最终成果可能是分量相当惊人的巨制。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只是回顾和理解变法史、改革史，简要地介绍变法史、改革史的一种尝试。其中参考和借鉴列位师友研究论著甚多，点滴个人见解，则均有待于在今后的学习和思考中推敲凝练。因为笔者学力的浅薄，疏误必然难免，因而诚挚地期望得到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高世瑜先生的鼓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吕方给予诸多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王子今

2011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