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别称芙蓉、芙蕖，属睡莲科，素生南国，北地一向罕见。
查辞典，相关词条这样注释：“莲者，荷也。多年生草本植物，生浅水中，地下埋茎，有节，叶子圆形，高出水面，花大，淡红色或白色，有香味。”
古诗亦有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腹地的大兴乡，竞也有一大片莲塘，满池莲花恣肆盛开，微风过处，其摇摆之姿袅袅婷婷，清气逼人，成为一处塞外的奇景。
大兴莲塘最初形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水面约有五十多亩，周围蒲草丛生，塘中水草茂密。这个池子的位置颇为特殊，贴近西拉沐沦与老哈河的交汇地带，东走不远就是通辽市的开鲁县地界。它紧邻河水，原是一个用推土机开掘出的蓄水池。而在推土机推过之后的第二年，池中竟偶然冒出了几茎莲花，且愈开愈多，愈开愈盛，终至“一发而不可收”，几年后繁衍出了三大片生机勃勃的莲花。
每年七月至九月的夏秋时节，是大兴莲塘最生动绚烂的花期，空气格外清新，满池绽开着红白两色荷花，洁净的水面上漂浮着伞形荷叶，鱼戏其间，野鸟啁啾出没，颇为热闹。负责管理莲塘的当地农夫不时撑上小铁皮船，在莲叶与苇丛间穿行，体验水乡荡桨之乐。
为什么大兴乡会生长莲花?是气候原因还是地灵之故?披阅《翁牛特旗志》可知，大兴乡是翁牛特旗最低处，海拔仅二百八十六米，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地F水位较高，土质多为草甸土、沼泽土，适宜发展农、牧、渔业生产。在开阔的冲积平原上，遍布着沙丘、草甸和沼泽地。而沿河地区的河道宽阔，多有河汊、深槽、浅滩。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为大兴莲花提供了“偶然得之”的牛长条件。
大兴的莲种，属优质“大叶莲花”，原产地在热温带。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热温带莲种在遥远的北方落地生根了呢?这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味的现象。我咨询了许多大兴当地农民和农业科技人员，他们的回答都不太确定。归纳一下说法，大致有三：一是莲种由飞鸟衔来；二是莲种由河水冲来；三是邻近大兴乡的高里罕苏木，至今仍有“莲花泡子”这样的旧称，大兴乡也可能同样生长过清荷，衰败后有古种散埋于地下深处，偶被挖起。
三种说法中，我觉得第二种比较接近实情。大兴的莲种最有可能来源于老哈河上游敖汉旗小河沿。清朝时，敖汉旗小河沿一带广种荷花，秋季盛开，花势茂然。因为是“特佳品种”，敖汉荷花曾被移栽到承德避暑山庄。在《热河志》中，可查到这样的记载：“敖汉所产荷花，较关内特佳，山庄移植之。塞外地寒，草木多早黄落，荷独秋尚开，木兰回跸时犹有开放者。”荷花的果实莲子属坚果，生命力极强，据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仍能萌芽。莲子虽产于热温带，但很耐寒性，只要冬季池底不冻，即能存活。估计是敖汉旗小河沿的地下古莲子被水冲刷而出，裹入泥沙，顺老哈河之流而下，到了与西拉沐沦交汇处便淤积下来，“得其所哉”，又再现了几百年前的生机。
大兴乡现在的莲塘由来自通辽市开鲁县的一位农民承包和管理。他就住在莲塘附近的土屋里，每天除了踏过急流上的木桥到莲塘里照看荷花之外，还种稻、养鱼。莲塘在秋后所产的莲子和藕，也能拿到集市上去卖，赚得一些经济收入。这农民是一个质朴乐观的人，他爱这片莲塘，也专注于自己富于诗意的“护花使者”工作，心里很满足。
大兴莲花的来由虽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正是此地适宜的水土气候，才孕育出了“时空穿越”、“择地而生”的这一池莲花。
这个奇异现象，给我们带来不少环保启示，以及“天意怜幽草”、“出淤泥而不染”、“低头弄莲子，莲子洁如水”等古典美学意境的品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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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六月一日，我与草原出版家黄妙轩兄赴南京参加作家沈文冲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所出新书《中国毛边书史话》的研讨会，会上结识了八十二岁的著名学者陈辽。在一个饭桌吃饭的时候，我送了一本我的小书《书读长城外》给陈先生作纪念。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呼和浩特忽然接到陈辽先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生病，病中以聊读《书读长城外》自遣，个别篇章还读了两三遍，读出不少新感觉，病愈后特意为这本小书写了一篇评论《散文出现了新品种——“游走散文”》，请我读后交换意见。次日，我便收到陈辽先生的助手葛加红女士用电邮发来的这篇近三千字的文章。
陈辽先生高龄且在病中，与我仅有一面之缘，竞在病床上仔细翻阅了我的拙著并写下评论，这首先是我的荣幸，其次也展示了这位老辈文艺理论家的热情与敏感。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陈辽先生这样开宗明义：
若问：新时期到来后，最繁荣的文学门类是什么?答日：是散文。时至今日，全国各种报刊发表的散文作品，每日以万计。举凡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写人散文、游记散文、议论散文、小品文、随笔、杂文、文化散文、金融散文、应用文、碑铭散文、书信散文、日记散文……目不暇接。以至有散文研究家说过，散文品种该有的都有了。但是，谁也不曾想到，身处长城外、长期生活在内蒙古的散文家张阿泉先生(以下直呼其姓名)，却又推出了一个散文新品种——“游走散文”。张阿泉的“游走散文”完全不同于游记散文，他的文字主要在三个层面上游走：从游走草原到游走全国各地；从游走文学到游走新闻、学术；从游走喧哗骚动的物质世界到游走淡泊宁静的精神世界。这种“游走散文”潇洒自由，信马由缰．进入了有我更忘我的境界。
这是陈辽先生的观点，我未必完全赞同，更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推出了一个散文新品种”，但这个观点颇为有趣，值得探讨。我做电视职业，不在文学界混迹，写作也非主业，多以娱情畅意为宗旨，因此就写得很随心和率性，没有太多章法的束缚。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散文的新写法，努力把“游牧主义”思维运用到写作实操中，让新闻采集、文学描述与学术研究“混搭”、“杂交”，让它们深度互动与融合，形成张力更大的“三不像”散文，其中有些散文原本就是短的电视纪录片解说词。蒙陈辽先生关注，他把这种“杂草丛生的散文”类型界定为“游走散文”，并认定它是散文的一个新品种。
我认为，具有三层“游走”境界的“游走散文”的概念是成立的，它应是散文家族的新成员，虽然未必是由我率先推出或者说这个品种早已存在。我的一位已十几年没再见面的朋友、作家祝勇曾提出一个说法叫“散文叛徒”，我想我也属于“散文叛徒”之一。作品频出的祝勇，始终在尝试一种“综合写作”、“跨文体写作”、“互文性写作”，比如他的《旧宫殿》一书就把小说、散文、历史研究、对话进行了大杂烩，多声部合唱，效果相当不错。祝勇在二〇一二年四月所写的《禁欲时期的爱情》书序中对这种“叛徒情怀”有多处阐述：“……我看到了被画地为牢的散文外面，还有一大片空白的开阔地，我们可以在其中奔跑，撒野”，“这种离经叛道、不守规矩——好听点儿说，叫做‘探索’，支撑了我最近十年的写作道路”，“在中国绅士们自以为是的艺术偏见之外，我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展现写作的不可预知性，我的作品……很难归类，在书店里不知该放在哪个书架，更与奖项无缘，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领域，它们都是边缘，但我从不后悔，反而心怀庆幸”。祝勇的写作方法与偏好当然自成一家，但在追求写作的“远兜远转”、“歪打正着”、“旁逸斜出”这一点上，我们非常近似。祝勇的许多散文作品，也都可列入“游走散文”一档。
如果要追溯我的“游走”型写作的缘由，大致来自两方面：一是来自“走马兰台类转蓬”的新闻记者经历，二是来自“淘书如秋风扫落叶”的藏书家嗜好。前者主要解决“田野调查”问题，后者主要解决“文献查考”问题。人生苦短，世界的田野又太大，我们的时间、脚力与财力都非常有限，无法一一涉足并把诸事都调查清楚，所以大量积累私人藏书以备检索之需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持续近三十年的淘书生涯中，我把“杂览主义”作风逐渐发挥到了极致，所藏书籍早已从文学、新闻、历史、哲学、美术、摄影、宗教等几个有限门类延展扩张到了百科杂学乃至天下学问，几乎到了无论门户、无论学科、全方位打通、逢好书奇书僻书必收的饕餮程度。如果陌生人浏览我的大工作室内满荷载的一百多个混装铁、木书架，恐将无法准确判断出我所从事的专业，因为品种实在太杂了，而每一个具体品种又太专了(譬如我长期潜心搜存的中草药类、民俗风物类、环境生态类、乡邦文献类、农牧林水类、考古类、古建民居类、蒙古学类书籍，绝不在专业人员所藏的数量与质量之下)。我喜欢把这些巍然壁立、五行八作的藏书比作块状矿石，专供慢慢提炼“稀有金属”之用，矿石务求多，提炼务求精，而“提炼之妙，存乎一心”。搜存一堆矿石摆在屋子里没什么可炫耀的，不被矿石压死且能粉石萃金才是当紧。
已届中年清凉阶段，心性愈趋淡，只醉于读书、写文章。文章虽是纸上云烟，却也极富横岭侧峰、云蒸霞蔚的万千之变，它吐纳的实际上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流变与风华。我的这本新结集的山东画报版《把心放进一个嘎查》，与内教版旧著《书读长城外》一样，属于“游走散文”的实验文本，其特点约略就在一个“野”字，即用“文”的语言来表达“野”的内涵。如果让我在这本小书扉页题下一句话来赠勉朋友，我愿意这样写：“旷野和书籍，是我们人生求知历程中永远的两个博导。”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四日，从早晨至黄昏，写于成都；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夜，校订于呼和浩特。
这一册小书，收二十四篇文章，近八万字，跨度有十二年，最早一篇写于二〇〇一年八月，最后一篇写于二〇一三年一月。与其说这是一本随笔集，不如说这是一本职业电视人的多元做工札记。这些文章往往不是出于刻意创作，多是因为某种特定机缘的相促相激而偶然留下，体裁也比较杂，包括微电视解说词、民间风物考证、序跋、评论、发言、书话、新闻事件追踪、美学个案研究等等，短则千馀字，长则八千多字。全书篇目，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大致可以看出近十二年来我的工作行踪和思想轨迹。
二〇一一年六月，我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书《书读长城外》，收入了二十一篇“杂拌儿”文章，跨度也比较长，有十一年。在该书《后记》中，我曾这样阐述：“……‘书读长城外’的下旬应是‘马放阴山下，。突破狭隘的书斋，吸收游牧文化中的‘越位’、‘流动’思维，把心性融入草野大地，用镜头和笔搜索纯净、定格真实，一直是我努力追求与践行的目标。”现在的新结集《把心放进一个嘎查》，依然延续了这种“游走”、“跨界”风格，写作时段也与《书读长城外》基本平行，并在某些方面做了更“摇曳多姿”的探索，可算是《书读长城外》的姊妹篇。
“嘎查”是蒙古语，汉译为“村庄”之意。它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小、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稀疏而谦卑地散落在大地上，生活节奏缓慢，完全保持着“野生”状态。在采访、行旅过程中，我曾多次深入一个又一个嘎查，总被由蒙古包、风车、牛粪堆、围栏、奶茶和悠闲的牧人构成的“蒙古人的慢生活”所感染。我虽是汉人，却有一颗蒙古心，这心必须放进一个嘎查才会觉得安妥、轻松，嘎查成了我的精神家园。也是因此，我惯于把生机勃勃的游牧主义思维灌注到日常的采编、读书与写作中，使之成为一种鲜明的美学追求。
在大都市的拥挤嘈杂中讨生计的人，时时被名利所羁绊，麻木干涩，久已不接地气、不沐云水，如果能有机会去草原深处的嘎查走一走，清清心，洗洗肺，那将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即便没有机会去，至少也要“心向往之”，因为只有把心放进嘎查而不是放进闹市，我们的人生才有返璞归真的希望。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日夜至三日晨，写于成都芳邻路十号。
张阿泉著的《把心放进一个嘎查(精)》由二十四篇长短不一的文章组成，体裁涵盖散文、序跋、谈话录、评论、文化风物考索等，涉猎广泛，文风平白质朴，思想锋锐，具有鲜明的原创风格。
张阿泉著的《把心放进一个嘎查(精)》收入二十四篇文章，近八万字，跨度有十二年，与其说这是一本随笔集，不如说这是一本职业电视人的多元做工札记。
这些文章体裁包括微电视解说词、民间风物考证、序跋、评论、发言、书话、新闻事件追踪、美学个案研究等等，短则千馀字，长则八千多字。全书篇目，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大致可以看出近十二年来作者的工作行踪和思想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