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政权的敌人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危险的一个。所以，即便他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仍不能释然，屡派杀手，直到将他刺死才罢休。连赫鲁晓夫这位一心想为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恢复名誉的人，在访华时也竟把“托洛茨基分子”这顶帽子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一顶。在戈尔巴乔夫平反冤案的顺序表中，托洛茨基仍被排在最后一名。托洛茨基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人们为什么对他这么耿耿于怀呢？托洛茨基编著的《托洛茨基自传》会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理解。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一1940)，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和作家，曾是前苏联共产党和第四国际领袖。

托洛茨基编著的《托洛茨基自传》是列夫·托洛茨基的自传，《托洛茨基自传》记述了作者从童年到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轨迹，也以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的俄苏革命史，以翔实的资料再现了这段历程。

前言

第一部

第一章 亚诺夫卡

第二章 邻居和第一所学校

第三章 家庭和学校

第四章 书籍和最初的冲突

第五章 农村与城市

第六章 转折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

第八章 我最初蹲过的几个监狱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

第十章 第一次逃跑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

第十二章 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

第十三章 返回俄国

第十四章 1905年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和德国社会主义

第十七章 准备新的革命

第十八章 战争爆发

第十九章 巴黎和齐美尔瓦尔德

第二十章 从法国被驱逐

第二十一章 穿过西班牙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

第二十三章 在集中营

第二部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

第二十五章 关于诽谤者

第二十六章 从七月到十月

第二十七章 决定性的一夜

第二十八章 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第二十九章 执掌政权

第三十章 在莫斯科

第三十一章 布列斯特和谈

第三十二章 和平

第三十三章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

第三十四章 专列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

第三十六章 军事反对派

第三十七章 军事战略上的分歧

第三十八章 转向新经济政策以及我与列宁的关系

第三十九章 列宁患病

第四十章 追随者的阴谋

第四十一章 列宁逝世和权力转移

第四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时期

第四十三章 流放

第四十四章 驱逐

第四十五章 不发签证的星球

年表

童年被公认为是人的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总是如此吗？不，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的童年是幸福的。对童年的理想化源于特权阶层的旧文学。在世世代代财产丰厚、教育背景良好的家庭里，童年是富足安康、无忧无虑的，它被宠爱和玩乐所包围。记忆之中，生活道路的起点就如洒满阳光的林中空地。文学中的达官显贵以及歌颂他们的平民把对童年的这种彻头彻尾的贵族化评价奉为典范。相反，绝大部分人在回首时看到的都是阴暗无光、饥饿难耐、受制于人的童年。生活总是打击弱者，而有谁比孩子更弱呢？

我的童年不是忍饥挨饿的童年。我出生时家里已经挺富足的了。但这种富足得来艰辛，大家摆脱贫穷往上爬，都不愿半途而废。所有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所有的想法都关乎干活和存钱。这样的生活让孩子的地位边缘化了。我们没受过贫穷之苦，但也没体会过生活的慷慨与怜爱。我的童年不像小部分人那样，是阳光明媚的林中空地，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是饥饿、暴力和委屈的黑暗洞穴。它是偏僻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灰色童年，那里的自然广袤而开阔，而习俗、眼界和兴趣却贫乏而狭隘。

我小时候所处的精神氛围与日后自主生活的氛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不仅隔着几十年和许多的国家，而且还隔着由重大事件构成的山脊以及虽不易被察觉但对个人而言颇为重要的内心波折。刚开始草拟这些回忆文章时，我每每感觉讲述的不是自己的童年，而是从前在某个遥远国度里的旅程。我甚至尝试过用第三人称来讲述自己的事情。不过，这种假定的方式太像小说了，而这正是我最想避免的。

尽管两个世界是矛盾的，但统一的个性却能通过某些潜途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泛泛地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比较广泛影响的人的传记和自传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我试图比较详细地讲述自己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不做任何预先的推测和判断，也就是说，不依据事先得出的结论去选择事实，而是原原本本，依照我记忆中留存的那些往事来写。

有时我感觉自己还记得吮吸母亲乳汁的情形。其实，我不过是把从小孩子那里看到的移植到了自己的身上。我还依稀记得一岁半时在园子里的苹果树下尽情玩耍的场景。但这是不足为信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件事：我和母亲在博布里涅茨的Ц家里，那儿有个两三岁的小姑娘。大家叫我新郎，叫小姑娘新娘。孩子们在厅里的油漆地板上玩耍。后来小姑娘不见了，小男孩一个人站在柜子旁边发呆，就像在梦里一样。母亲和女主人走了进来。母亲看看男孩，又看看他身旁的一泡水，再看看他，责备地摇着头说：“你也不觉得羞哦……”男孩望望母亲，望望自己，又望望那泡水，好像看的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东西。

“没事儿，没事儿，”女主人说，“孩子们玩得太久了。”  小男孩既不害臊，又不认错。当时他几岁？应该是两岁，也可能三岁。

大概就是在那件事前后，我和保姆在园子里散步时撞上了一条蝰蛇。“你看，廖瓦廖瓦，男人名列夫的小名。，”保姆指着草地上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说，“地里埋着一个鼻烟壶。”保姆拿起一根棍子去挖。她自己大概还不到十六岁。鼻烟壶伸展开来，变成了一条蛇，开始在草地上爬行，发出咝咝的声音。“哎呀！哎呀！”保姆叫喊着拉起我的手，飞快地跑开。我却没法快速移动双脚。后来我常常激动得喘不过气地告诉别人，我们还以为在草里找到了一个鼻烟壶，其实是条蛇。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白厨房”白厨房，给主人准备餐食的厨房。里发生的一幕。父母都不在家。厨房里除了女仆和厨娘，还有她们的客人。来度假的哥哥亚历山大也在那里跳来蹿去的。他双脚站在木头铲子上，活像是踩着高跷，在厨房的泥地上不停地跳。我让哥哥把铲子给我，想要站上去，可总是掉下来，然后就哭了。哥哥把我扶起来，亲了亲，抱出了厨房。

我大约四岁的时候，被放到了一匹灰毛大马上，它像绵羊一样温顺，没有上鞍，也没有套笼头，只系了一根缰绳。我使劲叉开双腿坐在上面，双手抓着马鬃。这匹马悄悄地把我驮到梨树旁，从齐我肚子高的树枝中间走过。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顺着马臀滑了下来，噗通一声摔到草地上。疼倒不疼，但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小时候我几乎没有买过玩具。只有一次，母亲从哈尔科夫给我带回一匹纸马和一个球。我和妹妹玩的是自家做的布娃娃。有一次，父亲的姊妹费尼娅姑姑和赖萨姑姑用碎布给我们做了几个娃娃，费尼娅姑姑用铅笔画了眼睛、嘴和鼻子。那些布娃娃很特别，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的机车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硬纸板剪贴了一个带窗户和轮子的车厢。回来过圣诞节的哥哥立刻就说，他马上就可以做出这样的车厢。他先把我的车厢拆了，又找来直尺、铅笔和剪刀，画了半天的图，但等他按照图纸剪出样子之后，却没能做出车厢来。

亲戚朋友到城里去时常问我：从伊丽莎白格勒或者尼古拉耶夫给你带点儿什么？我两眼发光，该带什么呢？大家帮我出主意。有人提议带匹马驹，有人说带书，有人主张带彩色铅笔，还有人建议带冰鞋。我说要“帕鲁加利法克斯”冰鞋，我从哥哥那里听到过这个牌子。那些答应给我买东西的人刚出门就把自己的许诺给忘了，可我却是一连期盼几个星期，接下去的很长时间都会因为失望而不开心。

屋子前面的小花园里，一只蜜蜂落在向日葵上。蜜蜂会蜇人，得小心点儿，我扯下一片牛蒡叶，隔着它用两根手指捉住蜜蜂。我突然感到一股剧烈的疼痛。我哭喊着跑过院子到作坊去找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帮我挑出蜂刺，在手指上涂些止痛药水。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个罐子，里面装的是泡着塔兰图拉蜘蛛的葵花油。这东西是治疗蜇伤的良药。我跟维佳·格尔托帕诺夫一起捉过塔兰图拉蜘蛛。先在棉线上拴一小块蜡，然后把线放进洞内。蜘蛛会用所有的爪子抓住蜡块，这样它就被粘在上面了。接下来只要把它抓出来放进空火柴盒就行了。不过，捉塔兰图拉蜘蛛应该是年龄稍大一点儿的事情了。

我想起了大人们在漫漫冬夜喝茶聊天的情形。他们讲到亚诺夫卡是什么时候买下来的，整个过程如何，那时哪个孩子多大年纪，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什么时候来做工的。母亲说：“廖瓦是从农庄带过来的。”她狡黠地看看我。我心里想了想，然后说：“就是说我是在农庄里出生的？……”“不，”他们对我说，“你是在这里出生的，在亚诺夫卡。”

“可妈妈怎么说我是出生后被带过来的呢？……”“妈妈这是自说自话，是说着玩的。”……我并没释怀，觉得这个玩笑很奇怪。不过我没再吭声，因为我从大人们的脸上看到了知情者特有的微笑，我很不喜欢这种笑容。冬日里没人急着往外赶，这样的茶叙能够还原出许多事情发生的时间。我生于10月26日，因此，我父母是在1879年的春天或者夏天从农庄搬到亚诺夫卡的。

我出生那年沙皇制度第一次遭到炮轰。此前不久出现了一个恐怖主义政党“民意党”，它于1879年8月26日——我出生前两个月——判处了亚历山大二世死刑。11月19日发生了袭击沙皇列车的事件。一场残酷的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导致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同时也导致“民意党”自身的灭亡。

此前一年，俄土战争结束。1879年8月，俾斯麦为奥匈同盟奠定了基础。同年，左拉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协约国未来的组织者、当时的威尔士亲王被塑造成了一个精于品评轻歌剧女演员的鉴赏家（《娜娜》）。自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失败开始在欧洲政治生活中愈演愈烈的反动风潮还没减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遭到了俾斯麦的非常法令的重创。1879年，维克多·雨果和路易·勃朗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向法国议会提出了大赦公社社员的要求。

然而，无论是议会的辩论，还是外交事件，甚至连炸弹的爆炸都没将其余波传到我出生并度过了生命中最初九年的亚诺夫卡来。在赫尔松省和整个新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小麦和绵羊的王国依照特有的法则生息繁衍，这里地域辽阔，道路缺乏，它借此坚决抵挡政治的侵入。大量的荒冢散落在草原上，像是民族大迁徙的标志。

我的父亲是农民，起初是小农，后来成了大农。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跟全家一起离开了波尔塔瓦省的犹太人聚居地，到无拘无束的南方草原上寻找幸福。那个年代，赫尔松省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大约有四十个犹太农民移居地，差不多两万五千人。就权利方面（1881年以前）和贫穷程度而言，犹太农民与一般农民无异。我的父亲不知疲倦地劳动，对待自己和别人都残酷无情，就这样进行着原始积累，不断往上爬。

在格罗莫克列伊移居地，出生登记执行得不是很规范。很多都是事后补登的。我要读中学时才发现还不到读一年级的年龄，于是就在出生登记簿上把我的出生年份从1879年改成了1878年。因此，我的年龄一直有两种算法：正式的和家里的。

我生活中的前九年几乎没有离开过父亲的村子。这个村子之所以叫亚诺夫卡，是因为一个姓亚诺夫斯基的地主，地是从他那里买来的。亚诺夫斯基老头是列兵出身，后来升成了上校，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期间承蒙上司的恩惠，得到了赫尔松省尚无人烟的草原上的五百俄亩土地，任其支配。他在草原上盖起了用干草当顶的土屋以及简单的院内设施。但他经营不善。上校死后，他家迁居波尔塔瓦。父亲向亚诺夫斯基买了一百多俄亩土地，还租了两百来亩。上校的妻子是个干瘦的老太婆，我记得很清楚。她一年来收一两次地租，顺便看看情况。我们派车去车站接她，她到的时候得摆上椅子，方便她从带篷的弹簧马车上下来。后来，父亲养了专供骑乘用的马匹，才有了敞篷轻便四轮马车。我们给身为上校妻子的老太婆熬鸡汤，煮嫩鸡蛋。她跟我姐姐在园子里散步的时候，会用干瘦的指甲从树干上抠下凝固的树脂，说那是最美味的东西。

播种面积不断扩大，马匹和牲畜的数量越来越多。试养过美利奴绵羊，但没有成功。猪倒是养了很多。它们在院子里随处乱窜，刨遍了周遭的土地，把园子给彻底毁了。我们经营得很用心，但遵循的都是旧法子。什么赚钱，什么赔钱，只靠估算。也正因如此，难以估量产业规模。所有的资产都在地里，在穗里，在粮食里，粮食要么在粮囤里，要么被运到港口。父亲有时在喝茶或者吃晚饭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来：“快，记下来，我从代售人那里拿到了一千三百卢布，给上校老婆寄去了六百六十卢布，给了坚博夫斯基四百卢布，接着记，春天在伊丽莎白格勒给了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一百卢布。”账基本上就是这样记下来的。但父亲还是顽强地慢慢爬上去了。

我们就住在老上校盖的那幢土屋里，屋顶是干草搭的，房檐下有无数个麻雀窝。墙面有深深的裂纹，里面藏着黄颔蛇，它们有时会被当成蝰蛇。我们从茶炊里接热水往缝隙里灌，但不管用。下大雨的时候低矮的顶棚会漏水，尤其是在门厅里：泥地上都摆着碗和盆接水。房间狭小，窗户也暗，两间卧室和儿童房的地都是用黏土铺的，会有跳蚤。饭厅铺了木地板，每星期都用黄沙擦一次。主要的房间有八步长，它被庄重地称为主厅，里面的地板是刷过漆的。上校妻子就被安排在那里。房子周围的园子里长着一丛丛的金雀花，还有白色和红色的玫瑰。院子完全没有围栏。父亲盖起了黏土大瓦房，它包括作坊、主人用的厨房和仆人住的下房。旁边是“小的”木头仓库，再旁边是“大的”木头仓库，还有“新的”仓库，顶上都铺了芦苇。为了防止雨水渗漏导致粮食发霉，仓库用石块垫高。酷暑严寒时节，狗、猪和家禽都躲在下面。母鸡也在那里找到了僻静之处下蛋。我不时匍匐着爬进去，从石头中间掏出鸡蛋——大人可爬不进去。大仓库顶上每年都有鹤群栖居。它们仰起红红的喙，吞食蛇和青蛙——真可怕！蛇的身子在鹤喙里蠕动，就像是前者在后者的体内咬噬一般。

仓库里隔出了粮囤，存放着飘香的新收小麦、粗糙扎手的大麦、滑溜如水的亚麻籽、黑中透蓝的油菜籽、轻细的燕麦。孩子们捉迷藏的时候，如果家里有贵客，就可以到仓库里去玩。我翻过粮囤的围栏，爬上麦堆，又晃悠到另一边去。手肘和膝盖没进了四散的小麦中，经常都是豁了口的鞋子里以及怀里也都被填满了。仓库的门掩着，门上挂着锁，但并不锁上——游戏的规则如此。我躺在凉爽的仓库里，浸在粮食中，呼吸着植物的微尘，听着B.谢尼亚、Ж.谢尼亚、C.谢尼亚、丽莎姐姐或者别的什么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躲起来的人。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藏在新收的春小麦里的我。

马厩、牛棚、猪圈和鸡舍在房子的另外一边，它们都是用黏土、细枝和干草简单搭成的。离房子一百来步的地方有口水井，立着一根高高的舀水吊杆。后面是庄稼汉浇灌菜园用的池塘。每年春汛，池塘的坝堤都会被冲垮，然后人们又用干草、泥土和牲口粪便重新把它加固好。池塘边的小坡上有个磨坊。木棚里放着一台十马力的蒸汽机和两个磨盘。我记事的头几年，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的劳作时光。磨坊不仅供自家使用，也向附近的村子开放。农民们从十到十五俄里开外的地方把粮食运来，并用十分之一的面粉当工钱。最忙的打麦时节，磨坊二十四小时连轴干。我学会写字和计算以后，有时会给农民过秤，算算该交多少面粉。收割庄稼的时候，磨坊就关了，蒸汽机用来脱粒。不过后来安装了一台固定发动机，用石头和瓦片建起了新磨坊，主人的土屋也被铁皮屋顶的大砖房取代了。但这都是我十六七岁时的事了。在最后一个假期里，我为新房子计算过窗户的间距和门的尺寸，但怎么也算不对。后来有一次回家，我见到了石头地基。但房子我没有住过。如今那里是一所苏维埃学校……

有时农夫们得在磨坊里等上几个星期。住得近的就拿袋子排队，自己先回家去。远道而来的人则在大车上候着，下雨时便在磨坊的袋子上面睡觉。

一个来磨粮食的人的马笼头丢了。有人看到一个外地来的男孩老是围着别人的马匹转悠。大伙上去搜他父亲的车，在干草堆里找到了笼头。男孩的父亲是个留着大胡子、脸色阴沉的汉子，它朝着东面画十字，发誓说这是该死的混蛋小子自己想出来的，自己会狠狠地教训他。可大伙不相信这个父亲。后者抓起儿子的衣领，把他摔到地上，用偷来的笼头打他。我躲在大人的背后看到这个场景。那个男孩哭喊着对天发誓，说再也不敢了。叔叔伯伯们围成一圈，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地听着少年嚎叫，抽自卷的纸烟，嘀嘀咕咕地说那人是假打，只是做个样子而已，应该把他也给揍一顿。

棚子和畜圈后面是打谷棚。都是几十俄丈的大顶棚，一个是芦苇搭的，还有一个是干草搭的，都是直接架在地上，没有墙壁。棚里堆放着粮食，刮风下雨的时候就在里面用扇车或者筛子干活。棚子旁边是脱粒用的场坝。山沟的另一边是全部用干的牲口粪便堆起来的露天牲畜栏。

我的整个童年生活都跟上校的土屋和饭厅里的旧沙发联系在一起。我坐在贴有红木镶面板的长沙发上喝茶、吃午饭和晚饭，和姐姐一起玩布娃娃，后来又坐在那里看书。镶边的地方破了两处。靠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单人沙发那头的破洞小一些，父亲旁边我坐的地方洞大一些。“该用新呢子做个沙发套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早就该做了，”母亲回应说，“从沙皇遇刺那年起我们就没做过沙发套。”父亲辩解道：“你们是知道的，一到该死的城里就东奔西颠，车夫要价又贵，就想早点回庄子来，要买的东西自然就忘了。”

一根横梁从饭厅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穿过，这是一根粗粗的原木，被刷成了白色，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物件：盛有食物的盘子——这是为了不让母猫偷吃，以及钉子、绳子、书本、带纸塞的墨水瓶、笔尖又旧又锈的钢笔。家里没有另外的笔尖。有几个星期我用餐刀给自己削木头笔尖，用来临摹旧的《田野》画报上的马匹。在上面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截烟道是凸出来的，那里是母猫的窝。它在那儿喂养小猫，如果太热了，它就会叼着小猫勇敢地跳下来。个头高的客人从桌子旁边站起来的时候脑袋常常会撞到横梁上，所以我们都习惯性地用手指着上面的顶棚提醒客人：“小心，小心。”

小小的主厅里最棒的东西是一架拨弦古钢琴，它占据了超过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这个东西是在我记事之后才有的。十五到二十俄里开外的一个女地主破了产，她打算搬到城里去，所以变卖家具。我们从她那儿买了一张长沙发、三把弯木椅和一架破旧的钢琴。它的弦都断了，一直放在仓库里。我们买这架钢琴花了十六卢布，用双轮大车把它拖回了亚诺夫卡。在作坊里修整它的时候，从音板下面拖出了两只死老鼠。那个冬天，作坊的工人围着钢琴忙活了几个星期。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它粘合起来，然后清洁、擦亮，找来琴弦绷上，把音调准。所有的琴键都被重新装上了，厅里响起了钢琴声，尽管音调轻浅，但还是令人倾倒。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自己神奇的手指从手风琴键挪到了钢琴键上，弹奏喀马林舞曲、波尔卡和《我亲爱的奥古斯丁》。姐姐开始学习音乐。在伊丽莎白格勒学过几个月小提琴的哥哥有时也瞎弹一阵。后来，我也照着哥哥的小提琴谱开始用一根手指在琴弦上拨弄起来。我缺乏辨音能力，对音乐的爱很盲目，永远都不会有结果。我们的邻居莫伊塞·哈里东诺维奇·M-斯基用自己为奏乐而生的右手在这架钢琴上展现了技艺。春天，院子变成了泥沼。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给自己做了一双木头套鞋，更准确地说是厚底靴，我兴奋地透过窗户看到他的个子比平时高出了差不多半俄尺。不久后，庄子里来了一位老爷爷，他是马具匠。大概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八十多岁了，是尼古拉（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一名士兵，在部队里待了二十年。他高大魁梧，肩膀宽厚，留着白胡子和白头发，艰难地挪动双脚往仓库走，他把自己的流动工场设在了那里。“腿脚没劲啦。”老爷爷已经抱怨了十来年，可他那双带着皮革味的手比钳子还有力。手指甲仿佛是用大象骨头做成的琴键，指尖非常犀利。

“想让我带你看看莫斯科吗？”老爷爷对我说。我当然想。他用大拇指撑起我的耳朵，把我拎了起来。我感觉他那可怕的指甲戳得我又疼又恼。我双脚乱蹬，要他把我放下。

“不想看就别看。”老爷爷说。尽管我很委屈，可还是没有走开。

“来，”老爷爷说，“你顺着梯子爬到仓库顶上去，看看阁楼上有什么好戏。”我觉得有诈，有些犹豫。原来，磨房的小工康斯坦丁和厨娘卡秋莎卡秋莎，女人名叶卡捷琳娜的小名，下文出现的“卡佳”也是叶卡捷琳娜的小名。在阁楼上。他俩长得都挺好看的，性格乐观，人也勤快。“你什么时候娶卡秋莎？”女主人问康斯坦丁。“我们现在这样也挺好，”康斯坦丁回答，“结婚得花十卢布，还不如给卡佳买双鞋呢。”

草原的夏天火热而繁忙，是农事和收割最热闹的时候，夏忙的景象铺展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在这之后，早秋来了，可以对整整一年苦役般的劳动做个总结。脱粒进行得热火朝天。劳作的中心转移到了打谷棚后面的场坝上，它离我们的房子有四分之一俄里。场坝上空集聚着乌云般的草灰。脱粒机的滚筒轰鸣。戴眼镜的磨粉工菲利普站在滚筒旁，他的黑胡子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粉尘。别人从大车上给他送来一捆捆麦子，他看都不看就接过去，解开草腰，拆开麦捆，放进滚筒。滚筒吸入一抱麦子，就像饿狗抓住了骨头一样咆哮起来。逐秸器玩儿似地抛出麦秸，糠秕从旁边的管子里飞出来。麦秸用大车运到干草垛去，我就站在它的尾板上面，抓着缰绳。“小心点儿，别摔了！”父亲喊道。不过，我已经摔过十来次了，要么跌到麦秸上面，要么落到糠秕上面。灰色的尘云在场坝的上空越来越浓，滚筒轰隆，糠秕钻到衬衣和鼻子里，让人直打喷嚏。“嘿，菲利普，轻点儿！”如果滚筒突然发出太过嘈杂的声响，父亲便在下面提醒。我掀起大车，它整个倾压下来，磕在我的手指上，疼得我两眼一抹黑。我悄悄爬到一边，以免别人看到我哭了，然后跑回家去。母亲用凉水浇到我的手上，把手指包扎起来。但疼痛并没减轻。接下来几天手指都肿着，很难熬。

仓库和打谷棚被一袋袋小麦塞得满满的，院子里也一层一层地叠放着袋子，上面盖着防水帆布。主人时不时地亲自走到筛子旁，站在杆子中间，教大家怎样摇晃筛子的边缘，把糠秕筛出去。然后轻轻一抖手，把簸净的麦子倒到麦堆上。在打谷棚和能防风的粮仓里，扇车和选种机转个不停，麦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准备上市。

收购商来了，随身带着漆得光光鲜鲜的箱子，里面装着铜器和秤。他们验麦、出价、付定金。大家对他们都挺客气的，用茶和甜面包干招待他们，但却不把麦子卖给他们。他们都是小打小闹，主人已经用不着这样进行交易了，他在尼古拉耶夫有自己的代售人。“先放那儿，”父亲回答说，“粮食又不需要吃东西。”过了一周，从尼古拉耶夫来信了，有时也许是电报：麦价一普特涨了五戈比。“又赚了一千卡尔博瓦涅茨卡尔博瓦涅茨，卢布的乌克兰语名称。，”主人说，“这些钱可不好挣啊。”但也有相反的情形：价格下跌了。国际市场的神秘力量甚至打通了通往亚诺夫卡的路。从尼古拉耶夫回来后，父亲满脸阴沉地说：“看来，嗯……那个叫什么来着……阿根廷今年产了很多粮。”

冬天，乡下静悄悄的。真正干活的只有磨坊和作坊。仆人们抱来大捆大捆的干草生火，把它们撒了一路，每次都得扫干净。把干草塞进炉子，看着它熊熊燃烧，这非常有趣。有一次，格里戈里叔叔发现只有我和妹妹奥莉娅两人在饭厅里，蓝烟缭绕，我在屋子中间转圈，已经看不清东西了，随着叔叔的喊声沉沉地晕了过去。冬天我们常常自己待在家里，尤其是在父亲出门期间，那时所有家务都落在母亲的肩上。有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和妹妹依偎着坐在沙发上，不敢动弹。有时，一个巨大的身影带着寒气走进黑漆漆的饭厅，硕大的毡鞋咯吱作响，他穿着翻领大皮袄，戴着帽子和手套，胡须上都是冰碴。他在黑暗中大声地说道：“你们好！”我们蜷在沙发的一角，连他的问候也不敢答应。于是巨人划亮火柴，在角落里找到我们。这人其实是邻居。有时，饭厅里的孤单让人实在无法忍受，我就不顾严寒跑到过道上，然后打开门，蹦到石头上——门口有一块扁平的大石头，在那里冲着暮色大叫：“玛什卡玛什卡，女人名玛丽亚的昵称，下文出现的”玛莎“是玛丽亚的小名。、玛什卡，到饭厅来，到饭厅来。”我不停地喊，因为玛什卡此时有自己的事，在厨房、下房或者别的地方。母亲终于从磨坊回来了，点上灯，端来了茶炊。

晚上我们通常待在饭厅里，直到睡着。大伙在饭厅里进进出出，取钥匙，还钥匙，大人们在桌旁做着各种安排，准备第二天的事情。这时候，我、妹妹奥莉娅、姐姐丽莎，有时还有女工，就只能自个儿待着，受制于大人们的生活节奏。有时，大人说的一句话唤起了我们某个特殊的记忆，我就冲妹妹使个眼色，她小声地嘻嘻笑起来，大人就会漫不经心地看她一眼。我又使个眼色，她想藏到桌布下面去笑，但额头却撞到了桌子。这让我觉得好笑，有时也让姐姐觉得好笑——她保持着一个十三岁女孩的自尊，在大人和小孩子之间转换角色。如果笑得太大声了，我就得钻到桌子下面，从大人们的腿脚中间溜出去，冲进旁边的小房间，也就是儿童室，还常常踩到母猫的尾巴。几分钟过后，一切又重新开始。笑得手指发软，连杯子都握不稳。脑袋、嘴唇、手和脚都在笑声中融化了。“你们怎么回事？”筋疲力尽的母亲问道。上一代和下一代的两个生活圈子瞬间交织在一起。大人疑惑地望着孩子，有时带着善意，更多的时候面露愠色。这时便会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奥莉娅又把脑袋藏到桌子下面，我倒在沙发上，丽莎咬着下嘴唇，女工则躲到门后面。

“快去睡觉！”大人们说。

可我们不走，躲到各个角落里，不敢互相对视。妹妹会被抱走，我则经常在沙发上入睡。有人把我抱起来，我就迷迷糊糊地大声叫喊。我觉得自己要么被恶狗包围了，要么被强盗掠进了森林，或者就是有蛇在下面咝咝作响。孩子的梦魇惊动了大人，他们边走边安慰我，爱抚、亲吻。就这样从欢笑到入睡，从入睡到噩梦，从噩梦到惊醒。等到重新入睡时，我已经躺在温暖卧室的羽绒被褥里了。

冬天仍是一年当中最有家庭氛围的季节。有时父亲和母亲一整天都不出门。哥哥姐姐从学校回家过圣诞节。星期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洗个痛快澡，刮过胡子，拿起剪刀和梳子开始为父亲理发，接着给中学生萨沙理，然后给我理。萨沙问：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您会理卡普尔发型卡普尔发型，十九世纪流行的前额垂有卷发的男式发型。吗？”大家都抬起头来看着萨沙，他说，伊丽莎白格勒的一个理发师给他理过漂亮的卡普尔发型，可第二天他却为此受到了学监的严厉批评。

理完发之后我们开始吃饭。父亲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在桌子两头的单人沙发上，孩子们坐在长沙发上，母亲坐在对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结婚前都和主人一起吃饭。冬天里饭吃得比较慢，饭后大家会聊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抽着烟，吐出一个个奇妙的烟圈。有时会让萨沙或者丽莎朗诵。父亲坐在暖炕上打盹，但会被大家逮住。晚上偶尔用扑克牌玩捉傻瓜的游戏，笑声、闹声不断，有时还会发生小小的争执。骗父亲特别有意思，他打牌的时候心不在焉，输了就一笑而过，母亲则不同，她牌打得更好，总是紧张兮兮地仔细盯着，以防哥哥骗她。

从亚诺夫卡到最近的邮局有二十三公里，到铁路则超过三十五公里。这里离官衙、商店和城市中心都很远，离重大的历史事件更远。这里的生活完全依靠农事的节奏来调节。除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其余的一切都无关紧要。那个年代，农村收不到报章杂志，到我读中学之后才开始递送。书信也难得收到，都是托人顺路带来的。有时邻居从博布里涅茨带回一封信，却会在他的兜里揣一两个星期。收到书信是大事，收到电报就是灾难了。

大人告诉我说，电报是通过电线传送的，可我亲眼见到有人骑着马把它从博布里涅茨送来，还得付给他两卢布五十戈比。电报就是一张纸，跟信一样，上面用铅笔写着字。它怎么可能通过电线传送呢？难道靠风吹吗？有人告诉我说，是用电。这下子就更不明白了。有一次，阿布拉姆叔叔煞有介事地跟我解释：“电流顺着电线被传送出去，并在带子上做符号。你重复一遍。”我重复道：“电流顺着电线被传送出去，并在带子上做符号。”“明白了吗？”明白了。“可后来怎么又变成了信呢？”我问道，指的是从博布里涅茨送来的电报纸。“信是单独送的，”叔叔回答。我不明白，如果“信”是靠马匹来传送，为什么还需要电流。叔叔生气了：“别管什么信了，”他叫道，“我给你解释电报，你却老跟我提信。”如此一来，问题还是没弄明白。

波林娜·彼得罗夫娜来我们家做客，她是住在博布里涅茨的一位小姐，戴着大大的耳环，额头上挂着刘海。后来妈妈送她回博布里涅茨，我跟她们一起去。当我们经过十一俄里处的一个山冈时，看到几根传送电报的杆子，电线一阵嗡响。“电报是怎么传送的？”我问母亲。“你问波林娜·彼得罗夫娜吧，”母亲不知如何作答，“她会给你解释的。”波林娜·彼得罗夫娜解释说：“带子上的符号代表字母，报务员把它们抄在纸上，再由信使骑马送出去。”这就清楚了。“那么电流是怎么传送的呢？什么都看不见啊！”我望着电线问。“电流在里面，”波林娜·彼得罗夫娜回答，“所有这些电线都跟细管子一样，电流在里面流动。”这也弄清楚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追问了。四年后我听物理老师讲电磁流体时，反倒觉得难懂得多。

父亲和母亲在操劳过程中难免有摩擦，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和睦的，尽管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母亲出身于城市的小市民家庭，她家瞧不起双手皲裂的庄户人家。不过父亲年轻时相貌英俊，身材匀称，长着一张威武而精神的脸庞。他攒了一笔钱，这让他在几年之内就可以买下亚诺夫卡。一个年轻的女人从省城被扔到了草原上的农村，一下子无法适应乡村生活的艰苦条件，但她最终还是完全习惯了，而且差不多在四十五年间都没停止过劳作。在这段婚姻中一共生养了八个孩子，有四个活了下来。按照年龄大小我是第五个。那四个因为患白喉或者猩红热夭折了，他们死得悄无声息，活下来的过得也一样。土地、牲畜、家禽和磨坊需要人付出全部精力。四季轮回，农事不断来袭，淹没了亲人对家庭的依恋。家里没有柔情蜜意，尤其是在早年。但母亲和父亲之间因为劳动建立了深深的联系。“给母亲搬张椅子来。”满身粉尘的母亲刚从磨坊走到家门口，父亲就会吩咐。“玛什卡，快把茶炊摆好，”女主人还没到家就叫起来了，“主人马上从地里回来。”他俩都很清楚身体极度劳累是什么滋味。

毫无疑问，无论是智商还是性格，父亲都强于母亲。他更深沉、内敛、有分寸。他的眼力出奇的好，不管看事还是看人。父母很少买东西，特别是早些年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会节约每一个戈比，但对于购买的东西，父亲从不出错。呢子、帽子、皮鞋、马匹和机器——他对质量的感觉很准。“我不贪钱，”后来他这么跟我说，好像是在为自己的吝啬辩解，“但我也不愿意缺钱。要钱的时候没有钱就糟了。”他说话错误不少，把俄语和乌克兰语混在了一起，后者更多一些。他根据言谈、举止、长相和脾性来评价人，很准确。

因为生养的孩子多，劳作又辛苦，有段时间母亲病倒了，得去哈尔科夫找教授诊治。这样的外出是大事，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母亲攒好了钱，还存了几罐油、一袋甜面包干和几只炸鸡等等。之后还需要很大的花销。教授看一次病要收三卢布。家里人也跟客人们谈起此事，说的时候向上伸出一根手指，面带意味深长的表情，里面既有对科学的尊重，也有对其如此昂贵的抱怨，还包含着有能力支付这笔闻所未闻的费用的骄傲。大伙焦急地期待母亲归来。母亲回来时穿着新裙子，在亚诺夫卡的饭厅里这条裙子显得格外华美。

孩子们小的时候，父亲对大家比较随性而温和。母亲却经常发火，有时毫无缘由，只是因为太劳累了，或者家事不顺，就拿孩子们出气。那个时候向父亲提要求似乎更容易得到满足。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变得越来越严厉。主要是生活艰辛，而随着事业的发展麻烦事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八十年代出现农业危机的时候，此外，孩子们也让他失望。

漫漫严冬，草原上的雪遍布四面八方，把亚诺夫卡封住了，雪堆比窗户还高，每到这时妈妈就喜欢阅读，她坐在饭厅里的三角形小暖炕上，把脚放到椅子上。当冬日的黄昏早早来临的时候，她便坐到结了冰的小窗户前，那里摆着父亲的单人沙发。母亲一边轻声地朗读从博布里涅茨图书馆借来的破旧小说，一边用酸疼的手指一行一行地指着单词。她常把词语搞混，遇到结构复杂的句子就结巴。有时，某个孩子会提示她一下，从她的眼睛里能够看出，这会让她对读过的东西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她仍然坚持阅读，不知疲倦。在静谧冬日的闲暇之时，从过道里就能听到她有节奏的轻声诵读。

父亲到老年以后才学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分辨词语，这样至少可以读出我的书名。1910年在柏林，我看着他执着地想读懂我的那本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甚是感动。

十月革命时，我的父亲已经很富裕了。母亲在1910年就去世了，而父亲活到了苏维埃执政。在国内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南方久战不息，政权频繁更迭，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不得不步行数百公里，到敖德萨找个临时的栖身之地。作为一个大私有者，红军对他而言很危险，而作为我的父亲，白军又要追捕他。苏维埃军队肃清南方地区以后，他才有机会来到莫斯科。自然，十月革命夺去了他积攒的一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掌管着莫斯科郊外一座不大的国营磨坊。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秋鲁帕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秋鲁帕（1870-1928），苏联国务活动家、党务活动家。喜欢跟他讨论经营方面的问题。父亲因伤寒于1922年春天去世，当时我正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干活的作坊是亚诺夫卡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地方。他是二十岁时，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来干活的。他对所有的孩子——包括年龄大的——都称呼“你”，我们则用“您”称呼他，尊敬地叫他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列比翁不得不服兵役的时候，我父亲陪他一道去了，贿赂了人，所以他留在了亚诺夫卡。他很能干，仪表堂堂，留着暗褐色的小胡子和法式的胡须。他技术全面，会修蒸汽机、烧锅炉、车制金属和木质的圆球、铸造铜轴承、做弹簧马车、修钟表、给钢琴调音、为家具蒙面、制造完整的两轮自行车——只不过没有内胎。在我读一年级之前上预备班的时候，就用这辆车学会了骑自行车。一些德国移民把播种机和捆禾机送到作坊来修理，还请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陪他们去采购脱粒机或者蒸汽机。他们跟父亲商量经营问题，跟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讨教技术问题。作坊里还有帮工和学徒。在很多事情上我是这些学徒的学徒。

我不止一次在作坊里车制过螺帽和螺丝。这让我很是满足，因为成果总是立竿见影。有时候我也在光滑的石制圆盘上研磨染料。但很快就厌倦了，一再询问磨好了没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用指尖蘸一点儿油质混合物，表示否定地摇摇头。我就把石盘扔给一个学徒。

有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坐在工作台后面角落的小工具箱上，抽着烟发愣，不知是在想事情，还是在回忆，抑或什么都没想，只是在歇息。这时我就从一旁悄悄靠近他，轻轻地捻他那蓬松的深褐色小胡子，或者仔细观察他的双手——这是一双出色的、特别的工匠之手。手上的皮肤布满了黑点，这是开凿磨盘的时候永远嵌入皮肉的碎屑。手指像粗树根一样坚韧，一点儿都不僵硬，指头粗大，异常灵活，大拇指可以向后弯成弓状。每根手指都很独立，可以独当一面，而当它们合到一起时，就构成了奇妙的工作组合。虽然我年纪不大，但能看出来，也能感觉到，他的手握着锤子和钳子的时候跟别人的手不一样。左手的大拇指上有一道斜斜的环形疤痕。在我出生的当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小心用斧头劈伤了自己，指头几乎就只悬在一层皮上。父亲不经意间看到年轻的工匠把自己的手放在台板上，打算彻底剁掉那个指头。“住手，”父亲喊道，“手指能长好。”“您觉得能长好？”工匠一边问一边放下斧头。手指的确长好了，活动自如，只不过无法像右手拇指一样向后弯那么多。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把一支旧的别丹式步枪改成了猎枪，他需要校准，大家就轮流朝着放在几步开外的蜡烛射击，并不是每个人都打得准。我父亲突然进来了。他举枪瞄准时两手发抖，枪也端得不太自信。不过却一下子就把蜡烛弄灭了。他做任何事都有一副好眼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执，尽管父亲对其他人说话时总是摆出一副主人的腔调，经常训斥和纠正他们。

在作坊里我从来都不会无事可做。我摇动灰坑的把手，这个系统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自己设计的，看不到通风机，因为它被安装在了顶间，这让所有访客都很吃惊。我旋转车床的轴承，直到使尽浑身的力气，特别是在用层状的合欢槐木车制玩槌球游戏用的木球时。那时，在作坊里聊天一次比一次有意思。说话时并不总是规规矩矩的，更准确地说，根本就是不守规矩。可我的见识却得以迅速增长。福马讲他干过活的那些农庄，讲男女地主的种种轶闻。应当说，他对他们没有太多的好感。磨粉工菲利普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则会提问、打断别人的话或者做些补充。

司炉雅什卡有时也充当锻工，他面目阴沉，头发火红，三十来岁。他总是待不长久，好像有事绊着他似的，秋天或者春天的时候就不见了，过了半年又冒出来。他很少喝酒，可一旦喝起来就很疯狂。他酷爱打猎，但因为狂饮只得把枪给卖了。福马说，有一次雅什卡光着脚来到博布里涅茨的一家店铺，给自己的单筒猎枪配火帽。他的脚上粘满了黑泥，故意把盒子撒到地上，然后又拾掇起来，用自己的大脚踩在火帽上，把它带走了。

“福马瞎说的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

“干吗要瞎说，”雅什卡回答，“当时我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我觉得这个能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弄到手的办法很棒，值得效仿。

“我们的伊格纳特来了，”女仆玛莎说，“不过敦卡没来，她回家过节去了。”司炉伊格纳特之所以被称为“我们的”，是为了与驼背的伊格纳特有所区别，在塔拉斯来以前，后者是领班。“我们的”伊格纳特应征入伍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亲自给他量过胸围，当时他说：“他们绝对不会收你。”征兵委员会让伊格纳特住了一个月的医院，进行检查。他在那里认识了城里的工人，决定到厂里去碰碰运气。伊格纳特穿着城里人穿的那种靴子和带彩色刺绣花纹的短皮外衣。他整天都待在作坊里，聊城市、工作、秩序、机床和工钱。

“那是肯定的，工厂里嘛……”福马若有所思地说。

“工厂可不比作坊。”菲利普补充道。

于是大家望着作坊顶部，陷入了沉思。

“有很多机床吗？”维克托充满渴望地追问。

“跟林子里的树一样。”

我听得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像以前想象森林一样想象着工厂：上下左右，前前后后，什么都见不到，全都是机器，在这些机器的中间站着伊格纳特，皮带扎得紧紧的。伊格纳特还有手表呢。它被大家拿在手里传来传去。晚上，主人和伊格纳特在院子里散步，后面跟着管家。我也在，一会儿靠着父亲这边，一会儿又跑到伊格纳特那边。“嗯，那吃饭要花钱吗？你买面包吗？买牛奶吗？住宿要花钱吗？”“那当然，什么事都得花钱……”伊格纳特承认，“不过工钱可不一样。”

“我知道工钱不一样，但你全都得花到吃饭上去。”

“不过，”伊格纳特坚定地辩解道，“半年之中我好歹添置了衣服，还买了手表。瞧，表在这儿，口袋里装着呢。”他又把手表掏出来。这个论据是无以反驳的。主人沉默片刻，然后又问：“你不喝酒吗，伊格纳特？在那儿周围全是老手，他们很快就把你教会了。”

“伏特加是什么味道，我连尝都不想尝。”

“哦，伊格纳特，你会把敦卡带走吧？”女主人问。

伊格纳特冲着一旁笑了笑，带着一丝歉意，但没有回答。

“嘿嘿，我明白了，明白了，”女主人说，“看来你已经勾搭上城里的下流女人了，老实交代，你这个骗子。”

伊格纳特就这样离开了亚诺夫卡。

孩子们不许到下房去，可谁能管得住呢？下房总有很多新鲜事。有很长一段时间厨娘都是一个颧骨突出、鼻子矮塌的女人。她的丈夫放养牲畜，是个半边脸瘫痪了的老头。他们被叫做“喀查普”喀查普，革命前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因为他们是从内陆省份来的。这对夫妇有个八岁左右的女孩儿，非常可爱，蓝蓝的眼睛，浅色的头发。她对父母总是吵架已经习以为常。

星期天，姑娘们常给小伙子捉脑袋上的虱子，或者互相捉。两个塔季扬娜一高一矮，并排躺在下房的干草垛上。马倌阿法纳西是管家普德的儿子、厨娘帕拉斯卡的兄弟，他横坐在两个姑娘中间，把腿架在小个子塔季扬娜的身上，而身子则靠着高个子。

“哟，好一个穆罕默德，”管家酸溜溜地说道，“你还不去饮马？”

这个头发红红的阿法纳西，还有那个黑头发的穆图佐克总是纠缠我。每当我分发稷米粥或者谷物粥的时候，肯定会传来讥讽的声音：“廖瓦，跟我们一起吃饭吧。”或者“廖瓦，去找你妈妈给我们要点儿鸡肉来。”我很难为情，只能悄悄走开。复活节的时候会给工人们烤圆柱形甜面包，绘制彩蛋。赖萨婶婶是画彩蛋的工匠。她从移民区拿来几个彩蛋，送给我两个。大伙儿在地窖后面的斜坡上滚彩蛋玩，让鸡蛋互相碰撞，看谁的更结实。我去的时候游戏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只剩下阿法纳西一个人。“挺好看的吧？”我一边给他看彩蛋，一边问。“还不错。”阿法塔西满不在乎地回答，“想不想碰一碰，看谁的更结实？”我没法拒绝他的挑战。阿法纳西碰了碰，我的彩蛋从顶部裂开了。“这个蛋就是我的了。”阿法塔西说，“来，我们再比一比那个蛋。”我顺从地掏出了第二个彩蛋。阿法纳西又碰了碰：“这也是我的了。”他老练地拿起两个鸡蛋，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特别想哭，可已经于事无补。

一年到头都不离开庄子的长工并不多，主要都是临时工，农忙季节有几百人，包括基辅人、切尔尼戈夫人和波尔塔瓦人，通常他们都受雇干到圣母节，也就是10月1日前。收成好的年份，赫尔松省要雇用二十万到三十万这样的帮工。收割工在夏天的四个月里能拿到四十到五十卢布，妇女能拿到二十到三十卢布，雇主还提供伙食。他们就住在地里，雨天则到草垛里躲避。午饭吃的是寡淡的红菜汤和谷物粥，晚饭是黍米粥。他们从来都没肉吃，主人给的差不多都是植物油，而且很少。有时候这会激起骚动。工人们从收割过的庄稼地里走出来，聚到院子里，俯卧在粮仓的背阴处，把满是裂口、被麦秸戳伤的双腿朝天弯起来，就这么等着。有人会给他们拿来酸奶、西瓜或者半袋鱼干（黑海拟鲤），然后他们就又去干活了，有时还会哼起歌来。这样的事情在所有的庄子里都发生过。有些收割工已经上了年纪，他们身形干瘦，皮肤黝黑，已经连续来亚诺夫卡干了十来年。他们知道肯定会有活干，而且能拿到几个卢布的补贴，有时还能喝到一杯伏特加，因为工作进度是由他们掌握的。另外有些人则率领全家，从外省出发，徒步赶整整一个月的路，用大块的面包充饥，夜宿市场。有一年夏天，外来工都患上了夜盲症。他们在暮色中伸出双手一边探路，一边缓缓挪步。来村子里做客的母亲的侄子就此事写了一篇报道，地方自治会注意到了此文，派了个监察员来。大伙都很喜欢这个“通讯员”，但父母却有些生气，他本人也不开心。不过，什么令人不快的后果都没有发生：监察部门确认，得这种病是因为缺乏脂肪，差不多全省都有病例发生，因为到处提供的伙食都是一样的，某些地方还更差。

我在作坊、下人的厨房和后院里见识的生活跟家里的不一样，接触面要宽得多。生活这部影片是没有结尾的，而我才刚刚开头。我很小的时候，没人对我的存在感到不便。大家伶牙俐齿，无所不谈，尤其是当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者管家不在场的时候——他们毕竟是半个管理者。在锅炉或者厨房灶台的火光中，父母、亲戚和邻居常常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那些谈话涉及的很多东西都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很多东西或许还为我对待当代社会的态度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这个年代，回忆录又大量涌现，也许比任何时候都多。这是因为有话可说。时代越是富于戏剧性，越是充满转折，对当下历史的兴趣就越是浓厚。风景画艺术不可能在撒哈拉沙漠产生。我们这样的“错综复杂”的时代产生出一种要求——借由积极参加者的眼睛回望刚刚过去的时日和已经久远的往昔。这就是自最近一次战争以来回忆录作品层出不穷的原因，或许从这里也可以找到写作本书的动因。

作者积极的政治活动有所中断，这为本书的问世创造了契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旧称。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后住在距该市不远的普林吉坡岛上。是我生活中未曾料到但也并非偶然的阶段。我栖身于此——这不是第一次了，静待时局的发展。革命者的生活一点儿“宿命论”都不带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君士坦丁堡的短暂停留是最恰当的时机，让我能在局势允许迈步之前回顾一下过去。

起初我为报纸写了一些简略的自传性随笔，并打算到此为止。需要即刻指出的是，我不可能在避难所里追踪这些随笔到达读者手中时是什么样的。但每件事都自有逻辑。就在报纸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我才来了兴致，于是决定写本书。我另外选择了一个广泛得多的规模，全部重新写。最初的报纸文章与这本书的共同之处只有一个——它们所述的是同一个对象，在其他方面它们则是两部不同的作品。

我特别详尽地讲述了苏维埃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其开端与列宁患病和发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相吻合。正如我想展现的一样，追随者们的权力之争不仅是个人的斗争。它掀开了崭新的政治篇章——反对十月革命和酝酿热月政变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中推翻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政权的政变，因发生在共和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得名。此处系借用此名。。由此便能自然而然地得出人们经常问我的问题的答案：“您是如何失掉权力的？”

革命政治家的自传必然会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与俄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全人类的社会发展相关的理论问题，特别是与被称为革命的非常时期相关的理论问题。当然，我没有可能在本书中分析复杂理论问题的实质。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现如今，此论对于东方国家极具现实意义。但它也只是作为一个模糊的主旨贯穿本书。如果这不能让读者满足，那么我只能对他们说，对革命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另外一本特别之书的内容，在那本书里，我将力图对最近几十年的经验做出最重要的理论总结。

由于我这本书对不少人的诠释与他们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党所作的阐发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认为我的陈述缺乏必要的客观性。报刊上发表的片段已经引发了某些异议。这是不可避免的。毋庸置疑，即使我能把自传写得跟自己生活的银版照片银版照片，用早期的银版摄影法拍摄的照片。银版摄影法是法国布景画家达盖尔于1839年发明的利用水银蒸气对曝光的银盐涂面进行显影作用的摄影方法。一样——我根本没想这么做，它还是会引发对所述冲突的争论。然而，这本书不是对我生活的冷静写照，而是它的组成部分。在本书当中我继续进行毕生从事的斗争。一边说明，一边议论和评价；一边讲述，一边自卫并频频出击。我认为，这是让传记在某种更深层的意义上变得客观的唯一途径，亦即让它更准确地表达人物、境况和时代。

客观不是假装冷淡，并借此伪善地谈论朋友和敌人，把不便直接告诉读者的东西间接地暗示给他。这样的客观无非是斯文的圈套，仅此而已。我不需要。既然我得谈谈自己——还没有人能不谈自己就写出自传，那么我就没理由隐瞒自己的好恶和爱恨。

这本书是论战性的。它反映的是完全建立在矛盾之上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学生对老师的无礼，被恭维话掩盖的出于嫉妒的沙龙式挖苦，无休止的商业竞争，技术、科学、艺术和体育等各个领域的疯狂竞赛，包含激烈利益冲突的议会之争，报刊上日复一日的激烈斗争，工人的罢工，游行者被枪决，文明的邻国之间互相扔炸弹，我们地球上几乎永不熄灭的内战火焰——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形式的社会“论战”，从日常的、每天不断的、正常的、尽管紧张却几乎察觉不到的论战到非常的、爆炸性的、火山般的战争和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跟它一起长大。我们与它水乳交融。既然想永远忠于自己的祖国，那么我们怎能不展开论战？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更起码的标准，它要求陈述事实认真负责。最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应当考虑到地点和时间的状况，最具论战性的作品也应当遵循物与人之间存在的种种关系。我希望，我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局部上都能遵守这个要求。

某些时候——诚然，这样的情况不多——我以对话的形式来陈述交谈。谁也不会要求多年以后还能逐字再现那些谈话。我也不指望能做到这点。有些对话其实多半是象征性的。但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这样的时候：某些谈话会特别清晰地留在记忆里。这些谈话通常会被一次又一次地讲给亲朋和政治盟友听。因此，对它们的记忆越来越深。当然，我指的首先是带有政治性质的交谈。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我一贯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凭记忆讲的东西接受过多次客观检验，它们都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的地理记忆力很差，更不用说音乐记忆力了，视觉记忆力和语言记忆力也不过如此，但思想记忆力则大大超出了平均水平。而在这本书里，思想及其发展，以及人们因为这些思想而进行的斗争其实占据着主要位置。

当然，记忆力不是自动计数器。它很难做到无私。它往往把不利于生命本能的事情剔除出去或者掩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而生命本能是监督记忆的。这多半是出于自尊。但这已经关乎“心理分析”批评了，它有时机敏而有益，更多的时候却任性而专断。

没有必要强调我如何坚持利用文献来核实自己的记忆。无论工作条件——我指的是图书和档案材料——多么艰苦，我还是有可能核对所需的一切最重要的情况和日期。

从1897年开始，我主要是利用手中的笔开展斗争。因此，我生活中的事件在三十二年里几乎毫无间断地在出版物上留下了痕迹。从1903年开始，党内的派别斗争就充满了个人之间的种种事件。我的对手跟我一样不吝攻击。他们都在出版物上留下了痕迹。从十月革命开始，革命运动的历史在年轻的苏维埃学者和不少机构的研究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革命档案和沙皇警察局档案中找出一切感兴趣的材料，加上详尽的事实注释出版。最初几年还没有必要掩盖或者伪饰什么东西，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为认真。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列宁文集》和我的部分著作，每一卷都有几十页注释，并且收入了关于作者活动和相应时期事件的不可或缺的事实材料。这一切自然减轻了我的工作，有助于确定准确的时间顺序，避免事实性错误，至少避免不应犯的错误。

我不能否认自己的生活有些不同寻常。究其原因，与其说在我本人，不如说更多地在于时代环境。当然，同样也需要具备某些个性特点，才能完成我所从事的那些或好或不好的工作。但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个性特点便可潜藏不露，就如同人们的许多倾向和激情在社会环境不需要时便潜藏着一样。但是，目前受到排挤或者抑制的品质也有可能表现出来。客观因素高于主观因素，前者最终决定一切。

我开始从事自觉而积极的活动大概是在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它是为了某些思想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在我的个人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值得引起社会的关注。我过去所有好歹算得上不平凡的事都与革命斗争相关，并因此而具有自身的意义。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的自传才有出版的必要。

然而，这也为作者造成了困难。个人生活的事情和历史事件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难以把它们分开。况且，这本书毕竟不是历史著作。事件的选取不是根据其客观意义，而是取决于它们和个人生活有何关联。本书在评说单个事件与各个阶段时缺乏历史著作应有的协调比例，这不足为怪。自传和革命史的分界线只得依靠经验去探索。历史研究不必掺入传记材料，但必须为读者提供社会发展的事实。而我的出发点是认定读者已经对重大事件的轮廓有所了解，只需为他们简略地提一提历史事实及其顺序。

本书问世时我将年满五十。我的生日和十月革命的日子是同一天。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的拥趸可以由此得出种种结论。我自己只是在十月革命发生三年之后才注意到这个有趣的巧合。九岁以前我一直在偏远的农村生活。上过八年学。从学校毕业一年后第一次被捕。对于我以及许多同龄人而言，监狱、流放和迁居国外就是大学。我进过两次沙皇监狱，在里面待了差不多四年。第一次被沙皇流放了将近两年，第二次是几周。两次从西伯利亚逃跑。两次流亡欧美各国，将近十二年，1905年革命之前有两年，革命失败后近十年。战争期间，我被霍亨索伦家族霍亨索伦家族，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1888年至1918年在位的威廉二世是该家族的末代君王。统治的德国缺席判处监禁（1915年）；次年被从法国驱逐到了西班牙，被短期地关押在马德里的监狱里，又在警察的监视下在加的斯待了一个月，而后被驱逐到了美国。在那里我获悉发生了二月革命。1917年3月，在离开纽约的途中我被英国人逮捕，在加拿大的集中营关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1905年和1917年都担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我直接参与了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政府成员。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进行了和平谈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组建红军并重建红色舰队。1920年我还同时领导了衰败的铁路网。

不过，除了国内战争年代以外，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党务工作和写作活动。1923年，国家出版社着手出版我的文集。此前我已有五卷军事著作问世，出版社又推出了十三本。1927年，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压制越发厉害，出版工作被中止。

1928年1月，我被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流放，在中国边境度过了一年，并于1929年2月被驱逐到了土耳其，现在就是在君士坦丁堡撰写此文。

即便是从这一简单扼要的叙述中也能看出，我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认为是单调的。相反，就转折、意外、尖锐冲突和起伏的数量而言，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了“惊险的奇遇”。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就本性而言我并非是个猎奇者，倒是有些学究，在习惯上也很保守。我热爱并重视纪律和制度。这么说完全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因为事实如此，应当承认，我不能容忍无序和破坏。我以前一直是个勤奋而守规矩的学生。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保持了这两种品质。国内战争年代，我乘专列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环绕了赤道几圈，那时，每一块用新鲜松木板做成的新栅栏都令我高兴。列宁知道我的这个喜好，不止一次友善地拿它开过玩笑。于我而言，包含新思想的好书和可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的好文笔以前是、现在仍是最珍贵、最亲切的文化成果。我从没放弃过学习的愿望，我在生活中多次感到，革命妨碍了我系统地工作。然而，在我有意识的生命中，有几乎三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都被革命斗争完全占据，如果有机会从头开始，我将毫不犹豫地踏上同样的道路。

我不得不在流亡中写下这些文字，这已经是第三次流亡了，与此同时，我的密友们则挤满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和监狱，他们都曾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共和国的创建。其中的某些人动摇了、退缩了，向敌人屈服了。一些是因为精神耗尽，另一些是因为自己无法在复杂的局势中找到出路，还有一些则是因为物质压力的逼迫。我已经亲历过两次这样大规模倒旗的事情：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和世界大战之初。根据生活经验我相当清楚，什么是历史的涨潮和退潮。它们有规律可循。只靠急躁不能加速它们的更替。我已经习惯不从个体命运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前景。认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规律，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是革命者的第一要务。同时，这也是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今天的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的个人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