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西关小姐》之后的又一力作《东山大少》是梁凤莲“羊城烟雨四重奏”长篇小说系列的第二部，意欲再度唤起更多的人对广州城市文化的记忆，用文学的形式建立城市的形象符号，传播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该小说将叙事目光聚焦于“东山大少”这一最能代表上世纪20年代以来羊城历史的特殊群体，成为继“西关小姐”之后，梁凤莲为广州历史手找到的又一地域文化符码。

梁凤莲长篇小说《东山大少》以最具广州地缘特色的东山为切入点，以广州百年历史风云为背景，以一群活跃在羊城历史舞台上的男人为主角，以灵动的文字复活了历史，唤醒了城市记忆，生动地再现了这座南国城市的百年进程，并以众多的人物形象再次探求了羊城以及岭南文化性格，为文坛再添一幅颇具岭南风采的文学长卷。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渐成国策，“重拾岭南文化自信”之声再次响起的今天，梁凤莲的本土创作尤为珍贵，意义非凡。

自序 个人、历史、出生地的关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跋一 复活一座城市的记忆

跋二 穿越历史的旅行：故乡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奏

后记 “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我感到血往上涌，激动，不明就里的愤懑，让我的双手发抖，我蹬蹬蹬往外冲的时候，一脚踢飞了什么东西，扫把，或者一张小凳，佣人四嫂惊愕的双眼和大张着的嘴巴，下人阿七欲言又止的恐慌样，全成了一个个我要捅破的气球，我前所未有的暴怒和冲动一定把她们吓坏了。一旦快嘴又没主见的四嫂和碎嘴滋事的下人阿七再飞短流长，这事情就会被添油加醋神神鬼鬼起来。

可我管不了那么多，那积攒多时无处发泄无处倾诉的情绪快要把我绞成碎片了。我都长得牛高马大的了，为什么还老要憋着掖着。

门重重地被我摔碰在门框上，巨大的声响在我的身后炸起，有什么好像从身体喷溅而出，有点解气，顷刻间又涌上点无聊，那火星来不及点燃，又烟花一般地散落下来。四嫂慌乱的声音“二少，二少，我没说错什么啊，我只是说了……”被关门声生硬地切断了。

萧青的脸贴在二楼的窗玻璃上，尖嘎的声音像指甲在砖墙上划过，那灰土又胀又痛地嵌在指缝里，甩也甩不掉似的，“东风，东风……”这后母，什么后母。

我只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气声。甬道上的卵石弄得脚步磕磕碰碰的，正在浇花圃的阿七拿着个长柄勺讨好地躬着腰，嗫嚅着，我没好气地闪过他，皮鞋也沾湿了。

我飞身上了门前树阴下的一辆黄包车，往车夫的衣襟上扔了几块碎银，“我让你去哪你就去哪。”语调狠狠的，似乎这样才消气。

车夫被我凶巴巴的口气震得有点不知所措，“那当然，那当然，少爷，你吩咐好了。”

我瘫坐着，一拐弯，坐落在新河浦的史公馆，也被称之为将军府的褚红色的围墙，就被树木掩去。黄包车沿着河涌、蕉林往江边走，周边掩映着一栋栋中西合璧的小洋房，既有岭南建筑特色，又有西洋风格的庭院洋楼，自几年前美国归侨黄石先生在这里率先开路盖楼后，这里已建成一片小洋楼群，住的多是军政要员或是归侨商贾，一改先前民谣所唱的“东村西俏、南富北贫”的情形。这一带位于广州旧城东门，地势逶迤，被称之为东山的地方，已是昔非今比，不知不觉就成了位倾权重人士的聚居地，来头都是不可小觑的，远非青砖石脚的西关大屋格局，而是疏落有致，独门独户，是静僻中敞开的奢华，跟市中心密集的繁闹截然不同，环境清幽得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连地名都跟哥哥的名字一样，是天意还是巧合，我还怎么跟他抗衡。该去哪里，该向谁兴师问罪，一时间竞变得一片茫然。

四嫂刚才说什么来着，一奶同胞的哥哥史东山要和父亲手下的参谋长范英明的千金定亲。东山一大早就去了范家。

“父亲不在没关系，我自己来确定这件事情。”哥哥是这么说的吗，我可以想像他那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自以为是的口气。

范英明的千金，不就是范妮，难道东山不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在他跟前虽不多言，却从不遮掩、绝对信任，我跟哪个女孩子这么接近过呀，这算怎么一回事，真是岂有此理。

正是这个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像一座山，总是横在我的面前，所有的风光以及风水都给他挡住了。我和哥哥只相差五分钟降生人世，却好像差了五百年的宿缘，而欠了五百年的宿怨。

东山凭什么把这五分钟的先后当成必然的等级，我只能永远屈居其后。凭什么他总要摆出一副姿态，他有权力与能力保护我，而我也只能受他保护。凭什么他嘴里不说，却用行动让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不够男人味，只是个儒雅温文的公子，虽不窝囊，却还欠火候。他曾公开说爱护我这个亲弟弟义不容辞，弄得我好像既小气又懦弱似的。现在不明摆着欺负到我头上了吗，明摆着让我变成妒忌小人，这也是为我好吗？真真是岂有此理，这算怎么一回事。

我和东山是双胞胎，从外貌和身高上，乍一看，几乎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都是一米七八的个头，东北人那种硬实粗放的骨架和肢体，尤其是脸上的线条，流畅而又分明，高挺的鼻子和棱角成线的嘴巴，从哪个侧面看，都是周正和英气勃勃的。小时候几乎分辨不出，等慢慢长出个性，一开口说话，一迈步走路，两人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尤其是那双眼睛，越长越泄露了心性的秘密，东山的总是眯缝着眼，眼珠滴溜转，四嫂不是说过吗，那水灵灵的眼神桃色很重，他自己不也自诩很有女人缘吗？而我则是过于清澈和真实，范妮妈妈梁姨娘不知是赞还是弹，“你心性太高了，眼神空灵就难以回到地面上来。”我还是不太透彻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走路的步态、四肢的动静，说话的神态、五官的表情，都在不经意间泄露着一个人的内心和禀性，泄露着一个人内心的质地与情性的收放。这恐怕就是先天遗传与后天养育合谋的秘密吧。气质和情性，就这样使人的样貌有了始料不及的变化，一个看起来是儒雅而文弱的，一个则是豪爽而霸气的。外界的认定与内心的暗示，反过来又框限了这种状态的定势。

东山走路的步幅很大，像一头老林子里的黑熊，步态霸道，毫不掩饰那种摊手摊脚的张扬，步态的不羁标示着身体语言的无所顾忌，也几乎是肢体的放纵，和人说话的时候，东山的下巴不由自主地往上翘着，脸上的轮廓显得更为方正，眼睛从下眼睑看着对方，很傲慢，也很自负，笑起来的时候则眼睛碌碌的，有点轻佻，又有点顽皮，嘴巴尽兴地咧开着，声音洪亮，很肉欲，也很有那么点不可抗拒的性感，尤其是女性，感觉会咯噔了那么一下子，像是玻璃杯里浮动在清水里的冰块，碰着了杯壁，不经意的声响，却是直截了当且分明的。而父亲，似乎欣赏这种做派，认为东山有豪放大气的性格，也许因为东山更像他，有充分的欲望和野性。

微妙就在于，我更像是一只毛色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小虎，步态轻盈而迂回，有那么点躲闪，又竭力想显示出某种踏实与从容，给人的印象则是内敛而含蓄的，什么时候脸上都是明静的温和，恍如很温厚也很随和的样子，就这一点，身边的人都说我和自己的生母十分相似。每当这时候，我会惊异于父亲历来严肃的不耐烦的目光会变得柔和起来，而且还有那么点恍惚，这时候我心里就会不可遏止地涌出一股暖流，不由分说就把自己淹没了。潜意识里我时常想保持着这么一副招牌式的表情，好像是为了离已故的生母近一些，离可畏而不可亲的父亲亲近一些。然而有时，我的眼神一转，自觉目光就有股狠劲，硬刮刮地让对方一悚，我会像一只行动敏捷而又不动声色的老虎，伺机而出，我太渴望扑中目标了，就像我要变成心目中理想的那种样子，而不仅仅是目前的这种聪明又听话的状态，外人眼中的我并非我所期待的。所以我很多时候因为幻觉，或是过于紧张而动作变形。

不知是因为不甘心，还是因为胸有抱负，我常常有憋屈的感觉，激情和豪放无处突围，身边的人却认为我天生应该是文质彬彬的，我想反抗这种定位，却又不知道如何反抗，我羡慕哥哥的为所欲为，被鼓励着，被追捧着。我不得不爱着自己的哥哥，他确实是男子汉气派十足，什么事情都敢作敢为，天生不知何为怕字，十岁的时候，我不慎滑进池塘，他不会游泳就敢浑水里救我，我现在见了水就脚打颤，他已经是年年夏天横渡珠江。尽管才及豆蔻年华，而长得老成的哥哥身上既有着吸引女性，同样也吸引男性的一种魅力。我有时也很困惑，不知道是有意无意在哥哥的影子下模仿着，搞不清怎样才能做回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想成为儒雅的人，还是威严的有杀气的放纵的爷们。

我歪坐在车上胡思乱想着，那股气堵得我心里发慌。难道我不是史南成的儿子，我史东风和哥哥史东山可都是戎马倥偬几十年、北战南征的猛将史南成军长的儿子，虎父无犬子，遗传与血缘，难道我身上就不带有军人的气质。我得让所有的人睁开眼睛好好瞧瞧，我也是将门之后，我并不懦弱，真逼着我要动真格的，我也会将温良谦恭让的那副面孔撕掉，大丈夫敢作敢为，拼个输赢。

听说哥哥要横刀夺爱，那股无名火嘭就把我点着了。血性要求我做点什么，揪个什么人打一架，推翻身边的人对自己的既定印象，或者跟哥哥翻脸，趁着父亲不在家，在家里大闹天宫，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要么退让，要么自动放弃。

我在车上烦躁异常，把车摇晃得东倒西歪，我一会火气上窜，一会又愁肠百结，车夫见我不出声，扭头看了我几次，讪讪地不明就里地笑着。

其实，眼前的郊野初春的气息很浓，树木都绽出了新芽，池塘河涌边的杂划蓬勃，鲜嫩鲜嫩的，有雀鸟这里那里知知焦焦着，空气水洗一般，过了有多久，我脸上气冲冲的神情开始有点缓解。P3-7

在《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里，布托曾对远赴哈佛读书的女儿说：“你就要远渡重洋到美国去了。你将会看到许多让你惊奇的事物，你将去许多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但是要记住，不论怎样，你最终将回到这里，你的天地在这里，你的根在这里。拉卡纳的尘土和炎热已经融进了你的躯体，而且你最终还将被埋在这块土地上。”每次读到这句话，我都有一种泪涌的冲动，是的，一个人和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故乡，总是充满了欲说还休的牵连，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牵系，充满了挥之不去的牵挂。

我一直为自己缺乏足够的才情与勇气而惭愧、而无从自信，我有足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吗，我能对视角中的生存世界有精微的体验能力，对视角中的人物内心世界有独到的发现能力吗？唯从此时起，我第一次感受到肩负使命感的压力，肩负担承的压力，广州就是我的压力、就是我的担承，就是我写作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同约翰·肯尼迪所说的那样，“我不会逃避责任，我欣然面对。”

阅历为我秉烛，我必须为我的故乡找到一种表达、怀想和关注的方式。用坚毅和爱，书写我领受和感悟到的一切，就像1993年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所持守的——“撰写着我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历史信念。”故乡不仅是地理学上的一处场所，更是精神学上的一个空间。本土化是文学发展的根基，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有很顽固的原生性，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人文环境、文化积淀和情感基调，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家。这就决定了我的写作的何从何去，决定了我须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意识，去记录属于广州的历史和经验，去真实地还原广州恩赐给我们的情感和记忆，去留下我们关于广州的历史信念。这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我渴望着在文学中呈现我关注中的一段历史，我要给自己作为一个广州人捧出一个问心无悔的交代。

我仍然依循这样的写作取向：对人的存在进行深入、严肃的思考，当然也包括想像，假如没有想像，也许是无法穿越尘俗与时间的风烟的。当文学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的时候，我仍然深信，现实主义的美妙，与其所承载的精神重量以及导引的宽广度，才能让文学更有分量、更加自重，并且才有可能让文学更为精粹、更为经典，它强有力的探寻与审视，将向社会与历史的深处延伸。

如果说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是要按中国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问题，亦即“中国经验”，那么，我的“岭南经验”就是用自己的审美与创作方式来反映。以这样的姿态处世为文，我已承受过一些无奈与无助，自然也懂得了那么些不屑与孤傲。或许从那时起，个人也好，写作也好，那些难能的独立与尊贵才有可能慢慢地萌发出来、滋养起来。对此，我有足够的耐心和持守。我愿意相信爱因斯坦的经验之谈：“不管时代潮流和社会风尚怎样，人总是可以凭借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路。”热闹与否，风光与否，和文学的心灵之路又有什么更大的关系呢。忠于理想与追求，至少还有一种无悔，还有一种坦然和从容。

是的，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任务和宿命。长篇小说一定要在难度、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带给阅读百科全书般的东西，一定要有面对历史与文化反思与探索的尊严，小说今后的出路，也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小说，它有自身的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体审美，是对历史与现实关于发现与关注的审美的唤醒、关于记忆与想像的唤醒，很难用词语来概括，它们就像某种叹息，无法用以具体的描绘和形容，是怀着感恩与惊奇、悲悯与激动等等的那种难言的叹息与肯定。是因背叛与丧失，是时间流变中最寻常的风景了。是否曾经拥有的不过是错觉，而不属于我们的才是永远的真相？其实人生许多事情不是靠经验来刺激和提醒的，而应该是从自身的信仰或信守中去寻找和感悟的：你对所写的一切热爱吗？你思考与寻觅吗？你有净化与超越的意识吗？你对艰难、挣扎、丑陋、不公、堕落、潦倒怀着悲悯与仁慈吗？你渴望美好、公正与自由吗？你怎样守护神性、抵制庸俗？

《东山大少》展开的历史背景，正逢乱世，也当盛世，从乱世里能看到心如止水，也能从盛世里窥见兵荒马乱，这无疑是广州历史上的大境界，无论是太平光景，还是人心惶乱，广州的这片天空下，广州的日常营生与以权为谋的政治博弈里，人究竞可以坚强到什么地步，人又可以绝望到什么地步，爱恨情仇，家事国事，千头万绪，千丝万缕，欲说还休，生与死，就义与苟且，战死沙场与忍辱偷生，得过且过与行尸走肉，等等，其实都是答案。

事实上，无论乱世还是盛世，人的命运也有关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沉浮，也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推演与流变，更有关生存的氛围与环境。写作的过程于是成了我慢慢滋养这部小说的果实的过程。书写自己痴迷的历史与人生，用虚构与真实的记忆，去营构一个个生活场景、细节、氛围与体验的世界，同样是亦真亦幻的世界，去再现与感受一个个人物的悲欢离合，我沉溺其中，歌哭涕泪，竟然难以回来，难以摆脱。在写作过程，具有挑战性的正是如何处理小说的想像与史实之间的关系，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启示是很有效的，那就是进入历史现场，进行生命和历史场面相遇的体验。

回望广州的历史，回望在虚构与想像中姿彩纷呈的广州人生，我真真切切地对这句话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叹，是的，面对我生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历史与文化，万万不能丢了温情与敬意。是的，我把这样的书写看做是我的宿命，更把对它的敬奉看做是我必须迎对的命运。使命是什么？使命是系着全局乃至国家命运的一种支配，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而具体到个人，就是无法推诿的心事与心病。文学的价值又是什么？就是赋予这座城市以文化的意义，基础正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本身是一种叙述，可以看做是眼前的文本。

小说中的文化，不妨看做是一种绵密到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是对生存状态的切身体验，不仅是一种深切的感悟，更是对人的内心与人性的守候和追问。时间的跨度有多长，牵涉的头绪有多广，除了这些外在的框架性的东西，是否还囊括了生活的内在节奏，以及这个庞大机体内里的血脉、骨络，以及它的气息与辐射力。小说里所谓具体的人文，就是追踪人的境遇、人的命运、人的精神性的东西。从人文这个角度来说，是作为一个作家需要土地这个“根”，人文历史就是作为“土地”最重要的根之一。要挖掘丰厚的岭南文化积淀，追求独特的岭南风格，完成岭南艺术负载的文化使命。

我一直在想，怎么样的广州生活才会更有自己的特色，才有可能更像自己，我们的心灵在哪扎根才可能更具意义、自由生长？生长是一辈子的事情，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情？不管哪个时代是怎么样的，太多的人与事都处在困境里面，似乎困境对于人生而言是接连不断的，生活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可供折腾的余地也不多，我希望借助小说的触角，能把叙述空间推向生活的各种人物和各种层面，从而打开种种微妙而丰富的人性世界，而树立起该文本独特的精神思考和审美趣味，而摒弃不断复制的自恋式的与呓语状的表达。

写小说对我来说是另一种精神寄存的历险，是在想像中完成的跋涉，进行置换(角色)、倾诉(宣泄)、体验(代入)、演绎(再现另一种可能)，焦虑与畅快交替并行。对广州市井氛围的捕捉与还原，对民俗风情的叙述与表达，是可以生动丰富的，也是可以别有情致的。应该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尽可能地释放出来。我在小说中寄望于自己能激情地述说一群人的爱恨情仇，同时又能冷静清醒地描写纯粹彻底的广州人品格，使小说的情节有足够的力量和密度，去承载厚重的历史内容，能充满广州的风情和绚烂的历史怀想，优柔与内在的刚毅——这是广州人的美感，是唯有广州人才能保持的节制与内敛，把握长袖善舞一般的从容。

我希望自己在小说的文体和语言上，有一分创造性的努力，有充分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神韵和文气，小说不仅止于故事，还应浸透了人文色彩的诗情画意。我致力于将深厚的广州情怀，转化为一种精神性的诉求，使小说的内核充盈着地域文学的人文精神，为广州的以至岭南的地域文学建立一种本土化的言说。确实如此，任何一部好的小说，都能给人提供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看到以个人视角非常准确的回忆、刻骨铭心的记忆的时候，人们才能进入故事本身，感同身受。

在全球化的覆盖下，故乡的价值与广州本土化的走向似乎有点渐行渐远了，风俗地域之类的人文，有时成了猎奇，有时成了附庸的点缀，有时是尘封的历史，有时又是一些嫁接的说法。真相在哪？广州的真相与广州人的真相？所以，小说的创作就成了我唯一的寄托和希冀。对我来说，广州是故乡的归所，沧桑沉郁的同时又是温馨感人的，人性的广袤深邃使广州的一部分对我来说依然是谜，既有残酷的风烟，又有柔韧的闲适，如同粤剧的某些唱腔，尖嘎而又舒缓、明丽而又苍凉。面对广州的前世今生，内心里总有一些无法漠视的隐痛和焦虑，对人性与存在的真相，有时是绝望的，有时又是虚无的。萨特说：人生就是从虚无到失落。所以我与现实及想像之间，始终处于一种难以抵达的紧张的关系，或许这恰好成全了我全力以赴的激情。如同孤独与寂寞的创作状态，也是我的存在状态，不管怎样，我渴望着去表达和诉说、描画和塑造，这既是我自愿担承的对自己的期求，也算是我对赋予我柔韧情怀的广州的报答。在这主导特征是物质、权力与欲望的时势里，要选择与判断信任的人与事是困难的，所以，我宁愿用想像去侍奉好我的写作，同样用想像对理想中的文学保持忠诚。是的，此在的从一而终是多么可遇而不可求啊。是的，只要我不放弃，只要我坚持理想与愿望。打开心胸与打开视野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记于2008年春节

“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这句话，对我而言饶有深意。进行这个长篇的写作，于我实在是如同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理念的清晰，对我来说，自然应该先于想像。写作的过程，不能不联系到新历史主义种种关于历史与叙事、史实与书写之间互相映现、互相作用的理论，我倾同于这样的说法，真实是需要呈现的，没有被呈现的过往就有可能被遮蔽了：而历史是需要被诠释被书写的，否则就会在时间中灰飞烟灭而进入不了历史的记忆的视野。

但金庸先生又说过：人们不能在小说和戏剧中去找历史，古今中外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三分真七分虚，历史资料常常是很平淡的，而创作选材则是选择其中精彩炫目、动人心魄的内容。但这不是历史本身，只是艺术创造。

我的写作，仿佛是这两种观点的身体力行。能写好什么，恐怕也是先天被决定的。说到底，最浓厚的文化之根还是离不开这生长于斯的城市。我若能以自己所有的能力，说出对广州、对这座城市、对这片故土的历史与现实，最个人化的、最有个性认识价值的话，那么我的写作才有可能接近价值和意义吧。在汗牛充栋的书写中，我必须找到自己赖以为信为凭的渊薮和源泉，不然，淹没只能是一种必然。

所以，我要调动我愿望中的认识系统，来描绘我心目中的广州，尤其是广州的历史。因为被关注，因为此在的广州又掀起了文化热的关系。历史的广州成了一个充满魅力而又神秘的不在场，一个引人遐想的过往。

从确认了对地域文化的探索与叙述这个方向之后，有十来年的时间吧，我不停地问自己，我对人生对情感的思考透彻到位了吗？表达这座城市最本质的情感方式找到了吗？换言之，广州表达情感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我能穿越时间这个无情的障碍，去描述广州人最基本的人性的基因、人的真相以及人性的光彩吗？地域文化是有着自身独特的密码的，我所信奉的小说，就是如何去理解、去把握这座城市表达情感的方式。

这便是我写这部小说最初的出发和最后的抵达。距离《西关小姐》的完成，三年又过去了，很多顺理成章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又消失了，我的老父亲也离我远去了，能留下来的，也不过是我对文学创作初衷不改的一往情深。

我衷心希望能用我的本土意识和血脉情缘来表述广州。把种种真实的碎片，拼成一幅完整的艺术图景，有可能将自身的想像移情于对广州的描述。文化是需要不断地被描述、被展现的，我希望这些声音和想像能获得更多的共鸣和认同，更多的热爱与呵护。

真爱所在，衷情所系，这才是让自己肃然起敬的。

确实，小说要有故事性，同时我亦倾向于小说在形式上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点，像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那样，让浓郁的风情风貌，为人物和故事的发展做出最为充分的铺垫。我视之为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复现其中的人文价值，这是观察时代细微脉动和人们真实处境的方式与手段。对广州的情感，构成了想像中地图的指南，也构成了沉思默想中的对广州历史今生的艺术还原。

文化这东西，不是馒头，多吃即胖；学问这东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一个渐进的成熟过程。一如我在写作中对广州的把握。

写这部小说，出现了一种先前没有的奇怪的现象，似乎是意在笔端，运笔的起承转合都有不自觉的指向性，当我还未必决定要那样写的时候，好像是通灵的文字先知道了，我仿佛是不得不这样地写下去。这让我联想到罗杰·加洛蒂在《无边的现实主义》里评价卡夫卡时所说过的：“他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世界的态度。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而卡夫卡则在《误入世界：卡夫卡悖谬集》里就面对现实生活，表现得如此的谦卑，“生活大不可测，深不可测，就像我们头上的星空。人只能从他生活的这个小窥孔向里窥望。而他感觉到的要比看见的多。因此，他首先必须保持窥视孔的清洁纯净。”我的理解是，要保持对人生的坦诚和对写作的虔敬，要面对真实的自我。文字是能见证着一切的。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接受某种惯例的暗示，这突出地表现在地域与作家的关系上，比如柔软、感伤、含蓄等等美学术语总是与南方有关，而粗粝、豪爽、直率大概与西北更有关系。如果作家所赖以依存的地域、环境以及由此环境潜移默化塑成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笔下的文字关系不存在了，这只能表明文字的灵魂死了，而不是作家在世界化了。

因此，在小说中尽力去表现广州市井风格的生命哲学，其实，也是在建立。是因市井风格常被轻贬为没有哲学层面的深刻，多是鸡零狗碎吃喝拉撒，然而，实在中潜行的亦是深意，是大俗之后的大雅。

归省自身，颇为幸运的是，所有对我的理解就是对我的鼓励。成绩也好，批判也好，都是生命两岸的风景，就看我想到哪里去了。有时候，误读、轻视、排斥成了推动我一刻不停地向前的最好的动力。很多的批评、不屑、压制、排斥，都经历过，也承受下来了。自我安慰开解的说法是。历练才能有所修为嘛，那就调动起有效的可能，去承受吧。当然，也有偶尔的犹豫，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不悔，人世何来有什么无缘无故的东西？这么一想，才决定要甘愿受筋骨之苦，心神之累，甚至精神之辱。生命被贬黜，可以旷达待之，偶尔对酒当歌；天才之火，只能随生命熄灭，却不能因境遇而暗淡，我就这样给自己鼓劲。于是，我把身外各种世态炎凉的际遇当成了一种刺激，逼着自己去写，去坚持去努力，以写新的来不断地证明自己，整个过程一路走来，作品眼看着就多了起来。

如果说学问是关乎生命的东西，解决的是自己生命中的难题，何处依托，何所沉潜，那么创作则无疑是关乎灵魂的飞翔，是生命的呐喊和激情的进发，是穿透内心的天堂之光。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文学就是一条没有路标、没有界碑的林中之路，只有依仗于灵魂的导引，然后兴许就能走上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一旦进入，自然会有无限的惊喜，亦会有无限的艰难。只是，还能回来吗？

越来越不敢忽略内在的动力，动力越大，才能走得更远。而这内在的动力，兴许就来自于这种血脉认同的召唤。听从了，就得一次再次地出发。

有师辈祝福我：中年出发，霞光满天。

所有的头衔都是虚名，只有良知和独创，以及沉甸甸的作品，才是作家安身立命的基石。

我的写作取向与生存态度绝不是偶然的，我的所有的努力与所有的坚持，都是必然的。因为我心怀梦想，因为我不屈不挠地抗争，因为我心甘情愿地为了抵达而一步一步地前行，哪怕有很多的挫折与艰难。我愿意全力以赴地成全广州赋予我的所有想像与灵感，把它们白纸黑字地留下来，并且以文学的命名流传下去。不管是否力所能及，我做了，就问心无愧。

也许荣耀，只属于那些坚持梦想的人。

已经年过不惑，或可说是站在生与死的中点，从生命的出发到终结，距离都是等长的，现在剩下的，就是坚守，只是坚守。

坚守着自己，坚守着梦想，其实是大无奈，但是，永远胜过随波逐流。

我选择了坚守，其实是为了征服自己的自卑心魔，我没有什么办事的能耐，也没有更多的交换价值，没有更多的人脉关系，更不用说权势金钱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能胜任的而且愿意全力以赴的事情，那就是练好自己的内功，让自己丰富和充实起来。作为一个专业的写作者，还是得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如果我真正热爱写作，我就必须去承受那种时间性的东西、那些机遇和偶然性的东西，用实力去获得而不是用别的什么去乞求。每一个不同的年龄时段，总会有不同的磨砺和波折，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坎在等着我，不管是自找的，还是命运安排的，我得学会去化解、去承受，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硬朗。时到如今，我更为看重的不是这个奖那个奖的结果，这个机构那个机构的认可，而是是否问心无愧地做了自己该做而又能做好的事情。至于其他，就交给时间吧。我是在为精神的和生存中的温暖和意思努力着、承受着，失去这些，人生或者做事，还能有更大的意义吗？我无法想像。

三年的时间静水流深又过去了，当这部新书稿修改订正的时候，又一年的春天来了。又一代人长大了，那天去广州的老字号大同酒家喝我姑姑孙子的结婚喜酒，来到高楼簇拥的西堤珠江边，环境虽还在，却是物非人也非，我的小说就在这片土地上演，此时却非旧时的风貌。正是春水潮涨的时候，不远处的江面已现开阔，河水滔滔流逝，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隐没在时间的深处，我感到一种无边无际的怅惘。生存不就是对时间的追踪吗？我知道我只能往前走，再次踏上一条也许没有归途的路。

由衷感谢江冰和柏莉为本书点评，感谢责任编辑秀敏和殷慧，感谢版式美术编辑苏家杰老师。更要感谢为本书插图的黄穗中老师，百忙中通读书稿，不计报酬工笔细雕。他们的坚持和付出。才使本书得以成形，一切尽在不言中，将会在日后的时间流淌中显现出来。尤其记牢黄、苏两位老师给我发来的短信，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广州立此存照，就值得去做，不必计较得失。我无以言表，唯携行铭记。

二○○九年端午节

补正于八月十五中秋节

梁凤莲长篇小说《东山大少》以最具广州地缘特色的东山为切入点，以广州百年历史风云为背景，以一群活跃在羊城历史舞台上的男人为主角，以灵动的文字复活了历史，唤醒了城市记忆，生动地再现了这座南国城市的百年进程，并以众多的人物形象再次探求了羊城以及岭南文化性格，为文坛再添一幅颇具岭南风采的文学长卷。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渐成国策，“重拾岭南文化自信”之声再次响起的今天，梁凤莲的本土创作尤为珍贵，意义非凡。

十分显然，梁凤莲在《西关小姐》之后，借《东山大少》在文化描述方面又有大的拓展。散文集《情语广州》的粤味，弥散全篇，《东山大少》一以贯之，有增无减，愈加浓郁。对羊城一个“食”一个“商”的描写，更有从形似进入神似的多处妙笔。我衷心地祝愿作者早日成就“广州之于梁凤莲”的创作业绩，“羊城阿莲”成为名副其实的羊城文化传人。

——江冰

该小说将叙事目光聚焦于“东山大少”这一最能代表上世纪20年代以来羊城历史的特殊群体，成为继“西关小姐”之后，梁凤莲为广州历史手找到的又一地域文化符码。

作者将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以泼墨点化般的手法随个体命运的起伏展开轮廓，凸显其上的始终是个体在时代洪流下的生存境况。这一匠心独具的结构设计，充分展现了梁凤莲自觉的文体意识，以及想像叙事的宏大视野，读者伴随这些人物的命运纠葛而涉入历史空间的众多现场，从而多维度地观照了半世纪以来羊城的烟雨风云、

梁凤莲直接继承了岭南文学的传统品格，将广州的风物细节作为构筑城市文本的经纬线。风味盎然的本土情韵，在历史与想像间悠悠流淌，在时光深处绽放光芒。

这需要的不仅是宏大的历史视野、有条不紊的历史梳理能力、丰富的艺术想像与虚构力，而更为可贵的仍是，作家灵魂深处对故乡历史文化永难弃舍的温情与怀想。

梁凤莲对于广州的书写，必将成为我们近年收获的“岭南最美的创作”。

——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