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海南岛东南部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浴血奋斗的英勇事迹。男女主人公董光略、祝新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黎族青年，他们遵照党的指示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不断重创敌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生动地展现了琼崖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画卷，表现了海南各族人民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歌颂了他们在反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

黎族是个具有优良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为了摆脱历代统治阶级的奴役，求得民族生存的权利，黎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道，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黎族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海南岛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明海的《楔子》，正是其中一个辉煌历史片段的真实写照。小说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海南岛东南部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浴血奋斗的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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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董光略不小心跌了一跤，太重的一跤。他万没想到，身经百战的他竟然被一个不起眼的小石子绊倒，而且使自己的下肢几乎瘫痪。他躺了整整三个月，医生说要完全恢复，恐怕还需要三个月的疗程。现在，他像一头在角斗中败下阵来的老公狮，徒有蓬松夸张的鬃毛，再也不会给对手构成任何的威胁。关于这一点，董光略开始是意想不到的。七尺男儿，过去从没犯过大病的他，打死他也不相信平地也能把人绊成伤疾。他想不通。他当然想不通。眼下他的体内还藏着日本鬼子的三颗子弹，几十年来除了大腿上那颗逢阴雨天时隐隐作痛之外，其它的则与他井水不犯河水，似乎已形成了共生关系。前些年，他那当大官的儿子董松林接他上海口家里住了大半个月，目的就是想劝他上医院动手术，取出那些弹片，可他怎么也不肯去，一是心疼儿子的钱，说好好的取出来干什么，没必要花那冤枉钱；二是觉得留住那子弹光荣，还不会忘记国耻。

过去，村里人都知道董光略参加过革命，打过鬼子，因此都不直呼其名，而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共产党。人们这么叫着时，他应答的最爽快，走起路来也格外精神。“共产党”，多形象多伟大啊！在岭仔、下河两村，乃至附近的十里八乡，二三十年代参加过革命的，除了他和祝新再找不到第三个来，而进过黄埔军校、留学日本的，就只有他董光略一个了。

董光略不是他的原名。他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只给他起个乳名，他七岁进入私塾时，教书先生根据他父亲的意愿，照着董氏家族“进”字派，给他起名“董进福”。起初，没人觉得董进福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妥，后来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说参加共产党光荣，而且希望他文韬武略，于是就建议他取名“董光略”。他答应了，也很满意。他甚至觉得，他的名字比起他的直接领导人广州地下党组织文明街交通站站长的还要响亮。站长叫杜小山，哪有“董光略”文雅而响亮呢？

不过，解放初期，董光略复员回到农村后，突然有人叫起“共产党”这个绰号。起初因为担心他听了反感，没人敢明着来，只能背地里叫，直到后来有些调皮的小孩当他面叫开了，大家才放着胆子叫起来。董光略开始也觉得有点刺耳，像是在嘲弄他，可是慢慢的却听出味道来，不叫“共产党”，他反而觉得不舒服了。

董光略吃力地调整了一下身体，想打个盹，不料鼻梁上却飞来只苍蝇，舔吸着附在他鼻子上的秽物。董光略屏着气，斜乜着眼，紧盯苍蝇，然后“啪”地猛一回手，重重地打在鼻梁上。那机灵的苍蝇“嗡”地一声飞得无影无踪。“他娘的！人倒霉了连畜生也欺负。”董光略嘀咕着骂道。他过去不是这样打苍蝇的，凭他经验，苍蝇不挪动身体他是绝对不会下手的，这就如同打仗，活动着的敌人最容易消灭。而且只要他双手一挥，苍蝇必死无疑，从不失手。现在，因为他的左手活动不灵便，只能单手应对，加之气性大，怎能奏效呢？这下可好，他这么一拍，苍蝇打不着，反而把自己鼻子打出血来。董光略伸手一抹，见手心里沾满了血丝，藐视地骂道：“血算什么东西？老子久经沙场，流过见过的血还少吗？他娘的！”

当然，董光略怄这闷气，不单是因为跌跤，主要还是由于曾跟他一起出生入死地战斗过的女战士祝新近日病逝了。1950年海南岛刚解放那阵子，由于要复员的军人太多，政府一时安置不过来，只好动员部分军人弃甲归田，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在那种背景下，董光略作为营教导员，不得不率身垂范，复员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下河村，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董光略因进过黄埔军校，还留学日本，被造反派组织——“红陵”当成“汉奸”、“特务”揪出去批斗、游村，还判了几年徒刑。“文革”结束后，他才重新获得自由，而为其奔走申冤的正是这个祝新。祝新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本来，刘芳牺牲后董光略就没有了再婚的念头，可是，当他无意间看到祝新在日记中对他的思恋以及无私的爱情的表白时，他的心中重又涌起青春的波澜，他发现其实他也是爱她的。他俩是抗日胜利当天结的婚，1946年秋儿子董松林降生，董松林断奶后便交由董耀辉和韩氏抚养，一直到海南解放后，他才和哥哥刘懂一起回到父母身边。祝新把刘懂视为己出，疼爱有加。1966年“文革”爆发后，由于受到董光略的牵连，她被从陵保县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赶下台，下放到农场劳动，直到1979年春才得以平反，1982年她和董光略一起办了离休手续。离休后，她便跟在海口一中任教的大儿子刘懂一起生活。而董光略则过惯了农村生活，一直住在下河村，跟弟弟苏文成逍遥自在地安度着晚年。P1-3

《楔子》是黎族作家黄明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自200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至今仅有短短的四年，足见其创作的勤奋与才华的彰显。

黄明海的创作成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收获，更是黎族文学发展史中不可多得的一种贡献。

世居于海南岛的黎族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蕴藏丰富、绚丽多彩。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黎族书面文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在很长的时间里，黎族文学都还一直停留在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阶段——民间文学是黎族唯一的文学。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开始得到初步改观。自此，黎族文学才实现了从单纯的口头创作向书面创作跨越的历史性转变，黎族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作家文学”的概念。

30多年来，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批长篇小说的陆续出版面世：2002年，第一代黎族作家龙敏首开黎族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创作先河，出版了洋洋50万字的《黎山魂》；继而，亚根于2004年出版《婀娜多姿》、2006年出版《老铳。狗.女人》；黄明海于2005年出版《你爱过吗》、2008年出版《色相无相》，现今《楔子》又正式出版。这些长篇小说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题材却各具特色。《黎山魂》写清朝末年海南乐东地区黎族人民与官府抗争的故事，对黎族社会历史和生存状态作出了全景式的反映，内容沉实而厚重；《婀娜多姿》写民国时期黎族人民抗击外辱的反抗斗争，故事可歌可泣；《老铳·狗·女人》写上世纪70年代“文革”期间政治风暴的冲击在黎乡引起的动荡，叙述牵动人心；而《你爱过吗》、《色相无相》写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世相和普通人的情感欲望，描写细致入微，真实感人；新作《楔子》则将视角转向了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回顾，情节跌宕起伏，内容悲壮激烈。这批长篇小说的问世，在黎族文学发展史上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显示出黎族作家文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这层意义上说，作为黎族为数不多的重要作家之一，黄明海的创作是具有开拓性的。

黄明海出身于海南省陵水县的一个普通农家，以往困顿的乡村生活磨砺了他的意志，秀美的祖地的山水滋养了他的灵性。他在民间传统文化的浸润中长大，自小热爱文学，上大学时却未能顺利就读于梦寐以求的中文专业，大学毕业后的20余年里，也始终从事着与文学无关的党政管理工作。然而，儿时的那个文学之梦始终难以去怀．与之紧密相连的是积淀于心的一种为自己民族的振兴而奋发的情愫。在年过不惑之后，他终于按捺不住蛰伏已久的创作激情，真实地进入到他守望已久的文学梦乡。长期的生活积累，细腻善感的艺术禀赋，责任驱动下的深沉思考，使他初涉文坛便不同凡响，奉献给读者的第一个作品竟是长篇小说，且一发而不可收。这就使他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并跻身于黎族长篇小说创作的开创者的行列。

黄明海是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楔子》是他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倾情而为的一部辛勤之作。他认为，一个作家“除了保持创作热情，还要讲求社会良知。……应当了解历史、贴近生活、融入社会，自觉地、有独创性地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同社会历史、时代发展、民族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选取独特的题材，以独特的见解，采取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充分地反映伟大时代以及伟大时代中非凡的人物和非凡的事件，使作品具有震撼力、感染力，从而引领人们弃恶从善，净化心灵，陶冶性情。”正是这种创作上的自觉追求，使他的作品内容显得深沉而厚重，艺术把握日臻成熟。我认为，《楔子》的新意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题材的新颖。黎族是个具有优良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为了摆脱历代统治阶级的奴役，求得民族生存的权利，黎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道，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黎族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海南岛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明海的《楔子》，正是其中一个辉煌历史片段的真实写照。小说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海南岛东南部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浴血奋斗的英勇事迹。男女主人公董光略、祝新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黎族青年，他们遵照党的指示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不断重创敌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生动地展现了琼崖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画卷，表现了海南各族人民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歌颂了他们在反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就题材而论，关于海南岛的抗战历史，不仅是之前的黎族作者未曾涉及的创作领域，而且也是包括汉族作家创作在内的整个海南文学都很少加以足够关注的领域。因此，《楔子》的题材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其次是艺术把握上的自我超越。黄明海是个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从《你爱过吗》到《色相无相》到新作《楔子》，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艺术坐标，努力在更高的点线上实现自己创作的突破。他说：“在创作中，我总是把自己和读者摆在平等的位置，尝试以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叙述模式，巧妙地利用悬念、留白等手法，激发读者的兴趣，调动读者的思考，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作者的创作链之中。这种互动的创作模式，使自己在创作中既有感性的自由挥洒，又有理性的布局取舍。”黄明海这种艺术把握上的自觉努力，使《楔子》这部作品产生了较好的阅读效果。其间既有对敌浴血的搏杀，也有同志温情的相持；既有牺牲的悲壮，也有胜利的狂欢……内容波澜壮阔，回肠荡气；故事曲折迂回，扣人心弦。较好地体现了“先烈们为民族尊严、国家独立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思想根基”这一创作思想。

以上所言，仅是我对黄明海《楔子》的一种观感。深度的评价，留待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进一步关注。

总之，黄明海的路还很长，我们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2009年10月

按照惯例，我要在这部书的后面写些话，表白心迹。

《楔子》是我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而创作的抗战题材小说。战争是残酷的，无论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然而，那些在反侵略战争中表现出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的勇士们，依然值得后人敬仰。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冯白驹和王国兴为杰出代表的琼崖纵队，在党的领导下，在海南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烈们为民族尊严、国家独立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思想根基。

《楔子》也圆了我儿时的一个梦想。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爷爷当过一年(或许是一个月)的轮流甲长，尽管这个“甲长”害得解放后我的父亲和叔叔长期不能入党，但是，小时候的我却能从父亲口中了解到一些有关爷爷跟日本鬼子智斗的如今无从查考的故事片段，而正是这些零星的故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托庇着幼小的我的精神家园。这种精神支撑，对于一个渴望进步、憧憬未来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啊。当然，这部小说中并没有我爷爷的影子。它是文学作品，纯属虚构。这是必须说明的。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四岁起跟随哥哥放了三年牛，之后又独自放了两年，熬到九岁才获准上学读书。也许是机会难得，也许是求知渴望，也许是从小养成的责任所致，在我的记忆里，从上小学直到大学毕业，我没有欠交一次作业，旷过一节课。上小学时，我甚至向黎良海校长请求学校增加我们班的课时(当时一天只上四节课)。显然，学校是不可能采纳的。但是，对于学习，我似乎总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劲，除了回家吃饭，白天所有时间几乎都待在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记得读小学三年级时，公社文教干事林明传先生曾经对全社小学三年级学生进行抽样识字测试，方法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默写出自己熟知的汉字。测试的结果，使我成了全公社识字最多的三年级学生之一。读中学时，我开始对语文课产生浓厚兴趣。1978年底，我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全县的中学生语文知识竞赛，虽然成绩未进入三甲，但是赛前，我得到当时学校最优秀的语文教师黄余明先生的悉心指导，不但夯实了语文基础，而且埋下了从事文学事业的种子。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黎良海、林明传、黄余明三位前辈，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也是我青少年时期最敬佩的人。

高考时，我虽然与中文专业擦身而过，但还是没有放弃文学追求，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静静的顿河》、《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宁娜》等中外文学名著，吸取营养，陶冶性情，提高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研究哲学问题。1987年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试论古代黎族的原始天道观》一文，引起了哲学界的关注，我因此差点被调去马列教研室当教员。没有去成的原因是我担心误人子弟。我当时只有26岁，能如此自知之明，实属不易。之后，对于哲学问题只是偶尔作些研究，多数时候还是当文学爱好者，关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

然而，爱好文学与从事文学创作，二者虽然有一定关联，但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因此，从大学毕业到走上社会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依然停留在文学爱好者阶段，没有质的飞跃，甚至连拿起笔来尝试的勇气都没有。直到我年满四十岁后的某一天，突然才产生了进行文学创作的冲动。也许是几十年的文学情结，也许是多年的生活积累，我对自己的创作定位比较高，打破从短篇中篇再到长篇的常规，直接从长篇小说着手，于是写了《你爱过吗》第一部小说。

为了写好那部小说，我花了近三个月的业余时间进行练笔，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了两万多的文字。通过实践，检验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叙述技巧，同时给自己壮胆打气，增添信心。《你爱过吗》那部长篇我写了两年多时间，于2005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尝试的成功给我带来莫大的喜悦和鼓舞，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于是，第二部长篇《色相无相》便于2008年8月应运而生。现在《楔子》又出版了，从创作到出版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2006年10月，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虽然是个业余作家，但既是作家，便有社会责任，因此我的文学创作也就多了一层思考，换言之，除了保持创作热情，还要讲求社会良知。文学创作活动，属于作家个人行为，社会理应尊重作家的这种自由，并给予足够的空间。但是，作家也不能因此而认为，文学创作纯粹是自己的事情，与社会大众无关，把自己的情感表达与对社会的观照人为地对立起来。因此，我认为，作家应当了解历史、贴近生活、融入社会，自觉地、有独创性地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同社会历史、时代发展、民族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选取独特的题材，以独特的见解，采取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充分地反映伟大时代以及伟大时代中非凡的人物和非凡的事件，使作品具有震撼力、感染力，从而引领人们弃恶从善，净化心灵，陶冶性情。我上述提到的自己的三部小说，其创作意图和创作实践，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努力达至这样的社会效果。因此，在创作中，我总是把自己和读者摆在平等的位置，尝试以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叙述模式，巧妙地利用悬念、“留白”等手法，激发读者的兴趣，调动读者的思考，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作者的创作链之中。这种互动的创作模式，使自己在创作中既有感性的自由挥洒，又有理性的布局取舍。当然，这种互动模式中的所谓读者参与，其实只是作者创作过程中的一种预设，也就是说，是作者对读者的一种阅读期待，过去这种阅读期待往往只限于作品出版之后，而我尝试的“互动模式”则贯穿于创作的整个过程。正因为读者的这种参与只是作者的预设，因此，创作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作者手中，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需要“互动”、因为有所“期待”而在创作中缩手缩脚，放弃主动权。否则，我们将失去独创性，失去读者，最终失去自己。

从事文学创作虽然寂寞而艰辛，但我将坚守文学阵地，继续以谦卑与敬畏的态度对待文学、对待自己作品、对待广大读者，竭力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作品，为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楔子》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有许多朋友给予我支持和帮助。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海南省副省长，现任海南省民族学会会长王学萍先生为本书作了序，我想，先生的这一举动。既是对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支持，也是对海南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期待。著名画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黄增炎先生特地为我画了肖像；我的师兄王海、王雄，挚友谢立新、江伟良，大学同学王艳、林天学、吴志雄、黎仕胜、吴琦琳、曾鸿、刘荣军等均以不同方式给了我支持和帮助；花城出版社文化艺术编辑室主任温文认先生已经是第二次为我的书做责编了，他不辞劳苦的身影，时常刻在我的心间；青年设计师彭家顺、林绵华在百忙中为本书设计了封面和插图。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黄明海

2009年10月于广州

黄明海是个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从《你爱过吗》到《色相无相》到新作《楔子》，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艺术坐标，努力在更高的点线上实现自己创作的突破。他说：“在创作中，我总是把自己和读者摆在平等的位黄，尝试以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叙述模式，巧妙地利用悬念、‘留白’等手法，激发读者的兴趣，调动读者的思考，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作者的创作链之中。这种互动的创作模式，使自己在创作中既有感性的自由挥洒，又有理性的布局取舍。”黄明海这种艺术把握上的自觉努力，使《楔子》这部作品产生了较好的阅读效果。其间既有对敌浴血的搏杀，也有同志温情的相持；既有牺牲的悲壮，也有胜利的狂欢……内容波澜壮阔，回肠荡气；故事曲折迂回，扣人心弦。

——王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