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原子弹是二战中最大的谜团，之前，我们听闻的仅仅是传说。但此刻，所有的真相将在这里大白于天下。作者从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众多相关国家的档案馆获得了第一手的权威资料，有些资料是第一次公布于世。

根据近几年所发现的档案文献资料证明，在二战时纳粹德国与同盟国之间激烈的原子较量中，德国人并非战后人们所认为的那般“一事无成”，而是差一点就在制造第一颗可用于实战部署的原子弹竞赛中拔取头筹，纳粹领导人甚至在投降前三周曾讨论过与同盟国展开小规模核战争的方案……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希特勒的原子弹》一书中所列举的事实和结论成立，那么纳粹德国科技史、甚至20世纪世界核技术发展史就得推翻重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也得加入新的内容。

前言

译者序 纳粹核试验内幕

 一、德国“传说”与希特勒的“原子弹”

 二、从铀核裂变到世界“裂变”(1939年)

 三、“憧憬与惶惑并存”(1940～1941年)

 四、转折之秋：希望与失望(1942年)028

 五、聚光灯转向“边缘者”(1943～1944年)

 六、鲜为人知的“原子弹”测试

 七、并非最后的话

第一章 德国的“铀项目”

 一、“铀俱乐部”

 二、其他研究群体

 三、万事开头难

第二章 核反应堆试验

 一、“一条直接获取炸弹之途”

 二、争权夺利和原料匮乏

 三、铀反应堆

 四、迄未人晓的反应堆试验

第三章 核武器计划第二选项

 一、核空心装药? 

 二、第四种“神奇武器”之路

 三、党卫队和高技术

第四章 1945年3月：图林根“炸弹”测试

 一、测试

 二、结局

第五章 回声  

 从法姆堂到“哥廷根宣言”

致谢

注释

译者序参考文献

译后记

1938年圣诞节前夕，奥托·哈恩教授及助手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在柏林达勒姆(Dahlem)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Chemistry)完成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实验，他们用中子轰击第92号元素铀，希望在所得产物中找到放射性元素镭(radium，第88号元素，符号Ra)，然而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却在结果中惊异地发现，铀核于大批中子轰击碰撞过程中发生了“破碎”，成为已经不再是铀的两个部分。德国化学家使铀核“一分为二”，他们发现了原子“裂变”现象。

奥托·哈恩——或许是那个年代世界上最杰出的放射化学家——最初对这个实验结果却并不太有把握，于是便给自己此前合作的同事、现在已被迫离开德国的莉丝·迈特纳(LiseMeitnet)写了封信，把实验结果和心中的疑问统统都告诉了她，想征询她的看法。

与她所处时代的所有权威物理学家一样，莉丝-迈特纳也坚信原子核是稳定的，它不可能被分裂。如果非常密集坚实的核子可以被一个中子击破，这多少有点像是一个人拿一块小鹅卵石去砍砸大岩石，而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大岩石被劈开来。她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迈特纳把她的外甥、同样是物理学家的奥托·弗里施(Otto Frisch)找了来，共同讨论哈恩提出的疑问。终于，他们谈到了引用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液滴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液滴模型”显示，重原子核的运转形态大致就如同一个滴落的液体，能够像一只灌满水的气球那样被拉伸和压缩。根据玻尔的理论，这些“液滴”各自都具有同样的表面张力，原子核通过这些张力保持自身的稳定，无论其弹性如何。

在一个原子核内部，有一对相互作用的力量存在：原子核内质子的排斥效果和原子核中心力量的强大向心吸引效果。在通常的环境下，这两种力量相互抵消，液滴在向外爆散和向内聚敛之间保持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在玻尔模型的原理启发下，迈特纳和弗里施设想，在一个质量尤其重的原子核——像铀核——里，如果其整体表面张力因外来附加力撞击的额外负荷作用而导致被减弱，这种情况就类似于充满水的气球在外来力的一再导入作用下使表层厚度变薄，以至于整个气球体变得大而重。随后，“气球”被手指轻轻～戳，便形成了某个确定的以原子核发生突然爆裂为目的的足够环境条件。

迈特纳和弗里施利用玻尔的“液滴模型”来对铀核裂变可以如何发生进行了解释。一个作为“液滴”的铀核具有很小的稳定性，因此，它完全可能在吸收俘获一个中子时“一分为二”，并且同时释放出能量和粒子。

“原子核裂变”之谜就这样被揭开了。迈特纳和弗里施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被击碎铀核的两部分，理论上要比分裂前的原子轻一些。原来的质量消失并立即变成清晰的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被转化为能量，而这个转化值是相当可观的，如此单个原子可以释放出的能量大约为2亿电子伏。因此，在原子核裂变过程中蕴藏着一个巨大的能量数值。

1939年1月6日，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将其系列实验结果公布发表，他们的发现立刻在世界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消息随即便如春风吹拂下迅速蔓延的野火般四处传播，这个新类型的核反应最令人着魔之处在于巨大的能量释放。

P51-5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些关于德国原子研究情况零散无序、含糊不清的资讯，在伦敦(London)、华盛顿(Washington)和莫斯科(Moscow)都时有散播。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原子弹计划军方负责人、陆军少将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于1943年组建了一支秘密代号为“阿尔索斯”(Alsos)的特别使命团，其所肩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搞清德国人在原子研究领域的努力已取得了多大成就。荷兰物理学家塞缪尔·古德史密特(Samuel Goudsmit)受命负责“阿尔索斯”特别使命团(Alsos Mission)的科学事务。古德史密特之所以被挑选担当此任，不仅是因为他在科学方面具备必不可少的能力和背景，还有他在哥廷根(GaRingen)上学时就已经结识多位最有地位的德国物理学家这个事实。

1944年11月，古德史密特小组成员在斯特拉斯堡帝国大学(Reich University，Strasbourg)获得一项重要发现：所收缴研究文件明白无误地显示，德国人始终没有中断对如何建造“铀机器”(此处指铀反应堆)问题的探索，即使他们并不拥有造出一颗核炸弹所必需的可裂变物质材料。古德史密特后来写道：“尽管在斯特拉斯堡获得了决定性发现，但无论是军方官员还是我们这些文职同僚都不能否认，当初我们对于可能遭到德国‘原子弹’打击的恐惧感是有理由的。”1944年底，古德史密特小组的这项评估被分送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委员会。

欧洲战事终结后，美国人对“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安全和保密工作依旧不遗余力，毕竟，对日本的作战尚未结束。同时，他们对更进一步了解德国原子武器研究状态的细节颇感兴趣，然而这件事却是不能摊在桌面上的，因为苏联人也在倾其全力搜集隐藏这些原子武器的秘密。基于上述理由，10名最重要的德国科学家于1945年夏天被带到英国，拘押在一座名为法姆堂(FarlnHall)的庄园宅邸。英国秘密安全局(BritishSecret Service)。特工人员对他们的谈话实施24小时全天候监听并将内容记录在案。当这些录音资料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被揭秘公开时，最后的一缕疑云随之消散：德国科学家的原子武器计划失败了，取而代之的美国人在这场“物理学家的战争”中成为赢家。

由于独一无二的“原子之力”成为战争结局的即时结果，美国人自己也注意到，他们已经通过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取得了支配地位，这就是在原子科技和工艺领域的造诣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1947年，基于针对国家社会主义者(National Socialist，即纳粹主义者)政权制度罪行和德国“精英群体”的愤怒，古德史密特在他的报告中描绘了一副严重扭曲德国原子研究状况、并且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图画。依照他的解释，德国物理学家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基础研究在德国的被忽视，这方面的失误位居其他任何因素之首；再者，就是德国人对“铀项目”(Uranium Project)的经办不利和管理不善。将极权主义统治与民主政治环境下的科学研究进行一番对比之后，古德史密特得出了“只有提供了理性自由权的民主政体才能使科学研究获得全面繁荣”的结论。看起来，这似乎是个真实的命题，尽管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三帝国——还有苏联——在军备研究领域位居技术进步前沿的事实。总之，塞缪尔·古德史密特的主要批评对象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尔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并将其视为德国原子研究计划的科学首领，古德史密特坚持认为，海森伯格和他的同事们是希望造出一颗原子弹的，然而最终却败于科学失误和自鸣得意。

对于这种涉及科学荣誉问题且带有侮辱性的指摘，德国科学家并不准备保持缄默，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报刊杂志上撰文回应，以澄清在纳粹政体统治德国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德意志科学工作者在专业研究领域保持有正直记录的事实。另外一些人则仅局限于个人自身学术造诣层面的描述，避免触及当年时代环境的主流政治与意识形态。通过上述这些文字的表达，向人们传达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物理学研究的专注点在于基础领域”的印象。这是德国人对于一种传说所提供的解释。

关于《希特勒的“原子弹”》的信息资料，我最早是从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室主任杨华处获得的，在她的提议和支持下决定翻译此书后，收到了华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邓壮先生转来的作者所提供英文电子版文稿、配图和相关文件，2008年夏进入翻译程序。

感谢赖纳·卡尔施先生和海科·彼得曼先生，二位作者在提供完整的图文文稿的同时，允许对注释和图片进行选择性使用，并应译者要求对原“前言”内容进行压缩和修改，作为“中文版前言”。

在近一年的翻译工作中，承蒙诸多友人的帮助和鼓励。邓壮先生承担了与德国作者联络沟通的全部工作，他不辞辛劳的努力使许多重要技术问题在第一时间得以圆满解决；责任编辑杨华女士自始至终关注出版进程，数次召集相关各方就具体问题展开磋商，她提出的诸多订正、修改和建设性意见使译稿得以完善和质量提升；北京文通天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人石生琼女士、禹成豪先生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其精心运作和热情付出使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揭秘纪实译本最终成型。他们所做的一切使本人深受感动、获益匪浅，在此谨表诚挚谢意。

特别要指出，“译者序”部分的形成，便是基于上述四位朋友的出版人职业睿智与图书市场洞察力的启发和建议。卡尔施和彼得曼的《希特勒的“原子弹”》，是在使用大量档案资料和参考文献基础上，以打破时间界限的“板块叙事”形式，向读者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秘密研发和测试核武器的鲜为人知的往事。“导语”旨在通过必要的背景链接，对一个发生在战争期间的起伏跌宕故事进行必要的“线性梳理”，同时也阐述了译者的某些个人见解。历史不乏诡异之处，常言所谓“经验-教训”，实际上也意味着某种时空“轮回”与“投射”，当年德国人没能造出“原子弹”或许是值得庆幸的，但人类从此便踏上了对核打击力量追求的不归之途。“导语”是玉种形式上的尝试，希望能够为阅读和理解卡尔施和彼得曼的叙事提供导向服务，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和原子弹实战化65周年的今天。

感谢北京文通天下图书有限公司王清华(巫解)先生、蔡晓燕女士；华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许清蓉女士；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吕维平先生。他们勤恳敬业的工作精神为《希特勒的“原子弹”》的面世提供了保障。

鉴于译者水平和知识面有限，译文中如存在疏漏、欠妥乃至错误之处，概由本人负责，敬请读者见谅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