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一届政协会，接生一个新中国。”云集172位巨星的《建国大业》，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为主线，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那段风云岁月。柳亚子等参与政协会议的爱国民主人士，如何在华润的协助下突破重重封锁线，从香港北上共商建国大业？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风云岁月中，创建于1938年的华润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适逢建国60周年，在恢宏巨著的浮光掠影中，让我们共同走进尘封已久的岁月往事，追忆共和国央企——华润集团的风云之路。

华润是我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从成立之初只有三名员工的小商号，经过七十多年的艰难创业、辛勤耕耘，今天发展成为管理科学、运营稳健、资本雄厚、整合能力强、整体效益高的新国企，成为在电力、啤酒、地产、零售等竞争性领域具市场领先地位的国有控股集团，和中港两地最具实力的多元化企业之一。几代华润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书写了一部传奇的历史。

前言

第一阶段：战争年代的华润

第一章 创建联和行

第二章 香港沦陷后坚持经营

第三章 周公馆受命

第四章 联和公司领导集体形成·建立“大连站”

第五章 打通东北与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公司改名为“华润”

第六章 华润电台

第七章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之一)

第八章 早期华润人的生活

第九章 组建华夏航运公司

第十章 贸易支前(之一)

第十一章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之二)

第十二章 活跃的香港

第十三章 国新公司

第十四章 广大华行并入华润

第十五章 “东方号”第一次航行

第十六章 贸易支前(之二)

第十七章 钱币上的“海辽轮”

第十八章 “港管委”成立

第十九章 筹建南洋商业银行

第二十章 国庆一周年

第二十一章 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第二十二章 冲封锁——神杖轮案件

第二十三章 印巴三处——为西藏解放运送物资

第二十四章 国内交通站

第二十五章 同人公约

第二十六章 反禁运——抢购、抢运

第二十七章 反禁运——法庭索赔

第二十八章 穿越东半球的海运线

第二十九章 华夏公司——新中国远洋航运的摇篮

第三十章 从“党产”到“国产”

第二阶段：五十年代的华润

第三十一章 和平年代的贸易如何发展

第三十二章 一百二十四种出口商品

第三十三章 确立华润“总代理”地位

第三十四章 华润公司工业品出口部·代理持有商标

第三十五章 华润资料室

第三十六章 华润代表的是新中国

第三十七章 广交会序曲——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第三十八章 五十年代华润人的生活

第三十九章 对台贸易

第四十章 全国外贸局长会议

第四十一章 国货公司

第三阶段：六十年代的华润

第四十二章 灾害之年进口粮食

第四十三章 灾害之年保证香港市场供应

第四十四章 争夺市场份额·把出口商品的定价权交给华润

第四十五章 三趟快车的终点站——五丰行

第四十六章 加强与国内各口岸的合作

第四十七章 “文革”初期的外贸

第四阶段：七十年代的华润

第四十八章 为香港提供石油

第四十九章 外贸促进外交

第五十章 利用交易所用期货保护现货

第五十一章 在香港购买房地产

第五十二章 价格之争——与“四人帮”作斗争

第五十三章 广交会“四办”

第五十四章 “文革”时期华润人的生活

第五十五章 华润零售的发展

第五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华润

第五十六章 协助内地省市到香港办公司

第五十七章 把外商带回内地投资

第五十八章 出口索赔条款的试行

第五十九章 实业化初探

第六十章 华润所属机构

第六十一章 三趟快车20年

第六十二章 从“无限公司”转为“有限公司”

第六十三章 华润大厦

第六十四章 三喜临门

跋

附录一：1954年以前华润员工名单

附录二：1938-1983历届董事会成员及行政领导成员

附录三：1938-1983历任主要领导人简历

附录四：杨琳小传

附录五：华润公司机构沿革表(1938-1983)

被采访人员名单

参考书目

后记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香港，10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启德机场，3万多日军进入香港的新界。

周恩来在重庆致电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潘汉年等：

将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派人帮助孙、廖两位夫人(即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邹韬奋、梁

漱溟等离港。

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开支。

香港居住着800余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

在南方局方方和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指挥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东江纵队开始了抗战以来第一场空前的营救行动。

日军进入香港后，杨琳嘱咐家人到香港半山的一所学校里躲避，他自己则投入到营救文化名人和公司善后处理等工作之中。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以及募集到的资金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联和行，他要把那些钱取出来，不能有一点闪失。另外，营救800多人，车船费、食宿费都需要钱，周恩来指示，所有费用由八路军办事处承担。

在杨琳忙于营救他人时，他的妻子王静雅承担起保护家人的重担。

此时杨琳的母亲正患眼疾，几乎双目失明。刚刚出生的小儿子不满一岁。他的妻子王静雅柔弱却刚毅，她在家里一直准备着两只箩筐，紧急时刻就把东西装进箩筐，挑起箩筐就算搬家了。在上海，在香港，为了安全，他们经常搬家，她已经习惯了自己搬家，也知道杨琳在忙于革命事业，危险的时刻，杨琳能脱险就是她的最大愿望。这次又是如此。王静雅把幼小的儿子放在箩筐里，一头挑着孩子，一头挑上生活必需品，搀着小脚的婆婆，领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侄子，七口人离开了家。王静雅挑着担子，老少三代沿着香港陡峭的山路走向半山的一所小学校，那里离海较远，在日军炮火轰炸时相对安全些。他们在那里等杨琳来接他们。香港人都在逃难，学校已经停课，商店全部关门，他们带的食品不多，处境也十分危险。

一天夜里，有人敲门，是杨琳派来的一名地下党员，一家人跟着他在夜色的掩护下离开了那所空荡荡的学校。王静雅还是挑着那副担子，两个箩筐，一头是儿子，一头是生活用品，他们老少三代，走下山坡，走到海边的码头，上了船。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王静雅一家人挤在其中，开始了逃难历程。他们一家人随船南下湛江，湛江当时是法国租借地，相对安全。此后，王静雅带着一家人就在湛汀留了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在那几年里，他们与杨琳不曾见面。

八路军办事处和东江纵队相互配合，在很短的时间里将800余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转移到内地和海外。日军拿着名单也在搜捕这些爱国人士，但是一个也没抓到。

日军占领香港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国驻港部队退守港岛，抵抗至25日，在牺牲1200人后，宣布投降。香港人民陷入空前的灾难。难民流离失所，香港人口锐减。

1942年春，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撤到广州。此时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已经公开化。由于叛徒出卖，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数十人先后被捕。5月30日，廖承志等7人被捕。

在香港募捐的三年半时间里，廖承志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由于他是何香凝之子，他的身份难以保密，很多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开朗，语言幽默，结交了许多朋友，这有利于募捐，但同时也增加了危险性。

杨琳和他的联和行没有暴露。

廖承志被捕后，杨琳携带着一笔款项秘密离开广州，他要去重庆，要把这笔经费交给党组织，并汇报南方地下党所遭受的损失。

他穿着特制的马甲，马甲上缝着许多小口袋，他把钱卷成小卷儿，塞进一个个小口袋。马甲贴身穿在里面，外面再穿上衬衣和外套，这样藏钱不易被发现。

日军到处烧杀抢掠，难民无数，交通中断，从广东经广西桂林等地到重庆，他走了近半年的时间，沿途经历了难以形容的危险。‘由于交通瘫痪，杨琳经常是徒步行走。在路上，他遇到一群和尚，为了安全起见，他也扮装成和尚，一路化缘。尽管他的身上带着很多钱，可那是党的经费，不可随意用来做个人的生活费。从春季走到深秋，他没动那笔钱，一分都没花。

经过一路周折，直到1942年10月，杨琳才到达重庆。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把随身携带的款项如数交给周恩来的特别会计袁超俊，这笔款后由钱之光转送到延安。

杨琳向周恩来及负责南洋组织工作的负责人详细汇报了香港的情况。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要求我党撤销除重庆、西安两地以外的所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保住白区的党组织，中共中央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各办事处身份比较公开的干部撤回延安，身份未暴露的干部转入地下斗争。

杨琳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由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1943年春，周恩来找他谈话，让他回到华南一带继续经商，周恩来指示杨琳：“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

杨琳回到广东后，他的公开名字从杨廉安改为杨琳。杨琳这个名字成了他后半生的正式名称，解放后一直沿用，直到去世，他的小儿子也因此姓杨，不姓秦。

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广东、香港和海南，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坚持敌后游击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在方方和林平指挥下，迅速壮大。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对日军、伪军作战1400余次，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广东及香港地区的人民。。方方、林平一直与周恩来保持着电报联系。

抗日前线需要大量物资，轮胎、药品尤为短缺。杨琳决定做轮胎生意。他悄悄回到广东、香港，打理联和行，重新雇工，让公司的经营活动开展起来。然后，他在曲江(今韶关)开办庆生行，又在桂林开办苏新建筑材料工厂和协成百货公司，通过香港-曲江-桂林之间的贸易、加工和零售获取利润。

P15-17

华润是我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从成立之初只有三名员工的小商号，经过七十多年的艰难创业、辛勤耕耘，今天发展成为管理科学、运营稳健、资本雄厚、整合能力强、整体效益高的新国企，成为在电力、啤酒、地产、零售等竞争性领域具市场领先地位的国有控股集团，和中港两地最具实力的多元化企业之一。几代华润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书写了一部传奇的历史。

我曾经分管过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对华润的历史和发展情况多有了解。回顾华润七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它是在烽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诞生，在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建设大业中成长，在风雷激荡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壮大，在不断转型不断创新中重生。华润的发展历史见证了新中国发展的历程，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也折射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变迁。

华润的历史，是一部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前赴后继、奋发图强的爱国史。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华润就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各时期都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发挥着“红色”企业的作用。战争年代，联和行积极参与党在香港领导的抗日募捐活动，将捐助物资妥为保管，辗转运至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华润完成了多项重要使命，例如，接送爱国民主人士北上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接管我党在港贸易机构，为解放区输送经济干部；配合三大战役，采购军需物资；采购国计民生物资输往被解放的城市，恢复当地生产、平抑物价等。新中国成立后，几代华润人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不遗余力、无私奉献。华润曾是我国最大的现汇来源渠道，代理贸易曾一度高达全国外贸总额的30%；华润是广交会的发起和组织者；是“三来一补”的首创者；是香港中资企业的摇篮。改革开放后，华润又积极将香港的众多优势嫁接内地，为推动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和经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华润长期服务香港社会，为确保香港繁荣稳定贡献良多。“三趟快车”的开行及上个世纪70年代缓解香港石油危机就是其中生动的例子。华润在壮大自己基业的同时，始终处处体现自己对香港、对祖国的承担……可以说，在各个历史时期，每一代华润人都肩负过历史重任，都曾承担了重要角色，发挥过重要作用，坚实地履行了历史所赋予的职责，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华润的历史，是一部始终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上下求索、不断转型的创业史。七十多年的风雨沧桑，华润都能面对风云变幻，顺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主动转型，从一个贸易公司成功转变为以实业为主体的多元化集团，企业始终保持勃勃生机。众所周知，从贸易代理起家，华润经历了五次战略转型，才形成现今的业务格局。历史上华润曾经尝试了各种贸易形态，参与了增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兴建了各种经营设施，开设众多的海外贸易机构，在中国商务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次发展的十字路口，华润都能顺利地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抓住机遇及时转型，在经济周期逆转前安然度过危机。华润历来秉持稳健经营的方针，持盈保泰，不盲目发展；按市场规律经营管理企业的意识，使华润能够未雨绸缪，领先进行改革、转型；多年来根植香港，使高层管理团队既具有国际视野，又熟悉国情，既能够充分利用香港资本市场，又能够在内地顺利展开扩张并购；勇于反思、不断找差距，一步一回头，更使华润成为善于借鉴标杆企业发展经验的学习型企业。固本培元，不断创新，这是华润的生命之树常青的根本原因。

华润的历史，是一部为着实现庄严使命，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史。纵览华润历史，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不论是多么艰苦的条件，不论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华润人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为信念坚定执着、为理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华润人始终相信国有企业一定能够搞得好，努力地以市场化的发展方式、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以明晰的战略目标和架构、以勇于创新的经理人精神去探索国企改革的新模式。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推动着华润的各个行业逐步走向成功。这种信念和使命感，是历代华润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薪火相传，永不磨灭！

重温华润的光荣历史，华润人应该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今天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历史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面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如何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如何面对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华润持续地得到发展，是新一代华润人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有不断拼搏、不断创新、不断迎接新的挑战、不断超越自我，才能使几代华润人创立的基业得到巩固并发展，才能实现华润成为优秀国有企业和知名国际企业的夙望和梦想。希望华润人能够从历史中汲取力量，获得启示，永远保持清醒冷静、戒骄戒躁，发扬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的精神，继续开拓进取，创造新的辉煌！

撰写华润史最初的动议起于2004年3月的“两会”期间，时逢全国政协成立55周年，华润前任董事长谷永江和时任董事长陈新华在会上介绍说：第一届政协大会能顺利召开，与华润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听完他们的讲述后，政协代表很感兴趣，建议他们把华润的辉煌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

就在3月，两会还没闭幕，华润集团即做出决定：撰写华润史。随即成立“华润史小组”：组长：陈新华；副组长：宁高宁、刘湖；成员：吴学先。

说实话，当时我对华润公司战争年代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怀着一种学术研究的心态，开始了资料搜集和考证工作。

关于史料来源

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包括四个渠道：

第一，档案馆。我们在中央档案馆、商务部档案馆、华润公司档案馆做足了功夫，查阅的史料从1938年至2007年长达69年，翻阅的卷宗超过4000卷。那些被尘封的文献断断续续地记录了华润几代人的活动线索，我们把这些历史的碎片连缀起来，初步勾勒出华润历史的脉络。

第二，香港中央图书馆。我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查阅了1938年至1983年四十五年以来的多种报刊文献，《华侨报》《文汇报》《华商报》《大公报》《华南早报》等，这些报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真实的历史原貌，基本再现了世界、亚洲、中国、香港的历史背景。有这些老报纸作依据，我们为华润史的脉络找到了可以信赖的全景式的背景资料。

第三，采访当事人。我们共采访了170多位华润老前辈和相关当事八。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为华润史的脉络增添了丰富的细节，这些细节正是“华润史”的灵魂和血液，有了这些细节，这本书才更加生动，增加了可读性。我们采访过的老人中，张平和巢永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对年轻时的事情记忆清晰。

第四，参考书目。采写过程中，我们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旧书，也去书店购买了数百本新书，对我党的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做了一次系统梳理，同时，还阅读了大量回忆录，从回忆录中寻找线索。这些参考书提供的内容很丰富，包括史实，包括背景，也包括细节。

写史很难，难就难在每一句话都要真实，书中所记录的每一个时问，每一个地点，每一次活动，都要有依据。而所有的史料全靠我们自己去寻找、去考证。三年中，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问用在搜集史料上。

关于史料研究

随着采访和研究的深入，初稿的一些章节不得不一次次推翻，重新写过。

比如“印巴三处”，开始时我们认为，这个公司是为了冲封锁和反禁运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是抢购棉花，出口煤。所以，印巴三处的故事就放在“抢购抢运”一章里了。当我们采访麦文澜的妻子柳立坚时，老人家讲述了该公司为西藏运送物资的事情。我们突然萌发出一个猜想：印巴三处初期的任务是不是为了配合“和平解放西藏”？这个想法让我们兴奋不已。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再次回到档案馆，翻阅老资料，终于证实了这个猜想，随后增加了“印巴三处”一章。

从2004年到2006年，第四章全面改写多达四次，主人公最初是袁超俊，后变成袁超俊和刘恕，再变成袁超俊、刘恕和钱之光。三位主人公的“赴港”经历各自游离，找不到内在联系。2006年夏季，在我们再次分析了“国共和谈”的历史后，终于找到了内在契合点，那就是：内战爆发前夕，中央决定加强香港“联和公司”的力量，他们受命前往，任务相同，只是行程不同。“赴港小分队”在中央撤离延安的同时，肩负着“发展海外经济关系，并筹划蒋管区党费接济”的使命，渡黄河，赴香港，从此，华润公司领导集体形成，外贸活动走向波澜壮阔，随之华润的使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筹划蒋管区党费接济”，变成“支援前线并支援解放区恢复生产”。

有些参考书提供的线索，是错误的，这给我们造成了许多“陷阱”。比如，《廖承志传》一书中写道：“香港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月成立，3月12日，为办事处机关作掩护的粤华公司就被港英警察查封。”依据这个线索，我们猜想，因为“粤华公司”被查封，所以需要建立“联和行”。我们就这样定下了“联和行”诞生的直接原因。与此相关联，杨廉安在“自传”中写道：粤华公司被封后，他的“联和行”更加小心。这个线索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粤华公司和联和行曾同时存在。以此推算：联和行在1938年春季就有了。可是，从我们掌握的史料中看，联和行的诞生应该在1938年夏季，不是春季。

当事人都去世了，为了考证“联和行”诞生的背景和日期，我们苦苦寻找相关线索，几个月都没有进展。后来，在阅读《宋庆龄年谱长编》时，突然看到：1939年5月，宋庆龄营救粤华公司的连贯。这短短的几十个字为我们解开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之谜，那就是，粤华公司是在1939年被查封的，与前者的记录相比，时差整整一年。

类似的考证工作，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在搜集史料过程中，我们曾默默地下决心：力争把1953年以前华润老员工的名单搞清楚，对于那些还健在的前辈，争取全部采访到。可是，我们没做到，实在是很遗憾。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很难找到联系的线索。一些老人没采访到，还有许多已经去世，这本书里肯定留下了许多空白。华润史是一代又一代华润人共同谱写的，他们每个人的贡献都是华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杨琳到张建华等华润领导，从黄美娴到李树仁等普通员工，他们都为华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华润史是一部“群英谱”。

同样，华润史的辉煌不仅仅是由华润人创造的，华润发展的历程充分体现了我党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乃至全国对出口物资的提供，解放初期多家海外“党产”并入华润，和平时期我香港机构问的协同合作，还有香港商会、团体、爱国商人的鼎力相助等等，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有华润的成功。

我们只希望以此书为“引子”，今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补充和扩写，从而把这些历史完整地记录下来。

关于写作体例

按照计划，我们是写一部《红色华润》“史”，可是，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大量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和细节很感人，如果按照“史”的写法，是不能记录的，实在可惜。2006年初，在写作工作进行到几乎一半的时候，我决定改变写作体例，放弃学术性的修史写法，在“史”中加入“传记”的成分，目的只有一个：适当保留一些“生动细节”和“传奇色彩”。对于第一本华润史来说，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否则，那些生动细节无法入“史”，经久失传，实在可惜。

当然，此书毕竟是以“记录历史”为主要目的，我们关心的首先是历史的真实性，因此，我们“链接”了许多文献资料，目的是给读者、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一部可信的史书。

在我家里的墙壁上挂着三张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地图》《香港地图》。每天我都会站在地图前，查看华润前辈活动的地点，描画华夏轮船驶过的航线。夜深入静的时候，面对地图，仿佛自己也置身于战火纷飞的前线，感受华润前辈所经历的风险，分享他们胜利的喜悦。

本书记录了1938-1983年的华润历史，对于1983年至今的华润史，需待时日进行沉淀。

我们相信，一部华润史，它所记录的绝不仅仅是华润自身的历史，它同时还是我党的早期海外贸易史，也是我党、我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润史的出现，必将为相关的史学研究提供大量史实。  这就是撰写华润史的意义所在。

历史是什么？从总结和借鉴的角度说，历史是镜子，是教科书。从记录和欣赏的角度说，历史代表着悠久。

存在的历史抹不掉，不存在的历史续不上。拥有历史，并且还在续写历史，这本身就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把华润的历史记录下来，为的是继续写下去，直到永远。

拥有辉煌历史的企业一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

华润的红色历史也是华润的品牌，是商誉。

此书的书名几经修改，初期为“华润史”，后改为“辉煌华润”，2009年，由华润集团确定为《红色华润》。在《红色华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中央档案馆、商务部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感谢华润档案馆的潘文涛。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许多方便。

感谢华润石化的宋璐、马丽君，感谢华润营造的郝捷，感谢北京中国华润的李万春、沈怡。他们曾参与抄写和整理档案卷宗，参与查阅老报纸。这类工作枯燥乏味，却又要格外认真，尤其是录入数字，不能出任何差错。由于有他们的努力，保证了第一手资料的可信性。

感谢我的同事薛清华和冯宜春，三年之中我们相互依靠，共同奋斗。在采访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感动，一起流泪；在整理旧档案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寻找线索，一起兴奋；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相互鼓励，化解烦恼。为了寻找采访人员的线索，她们二位经常一连打几十个电话。没有她们，这本书的内容不会如此翔实。她们热爱华润，已经成为华润史的义务宣传员，有机会就讲给外人听。

感谢张平、孙琼英夫妇，巢永森、许莹夫妇，他们不厌其烦，一次次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疑问，并提供了大量老照片和老物件。同时，我们对所有热心支持《红色华润》写作的老前辈及其子女表示深深的感谢。

感谢编委会的七位成员，他们对书稿进行了认真阅读，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审视历史事件，对书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

另外，有几位老前辈在我们采访之后去世，让我们在此表示深深的怀念，愿他们在天堂里安息欣慰。

感谢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是他推动了这本书的出版。感谢责任编辑许旭虹女士，她不仅对书负责，而且对事负责，是难得的好编辑。感谢美编许丽娟女士，经她排版修片，这本书才有了这么美的版式。

从接受任务到完成初稿，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三年中，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为了寻找历史线索，我常常在图书馆埋头苦读到闭馆；为了构思某个章节，常常彻夜难眠披衣伴灯到天亮。有一天夜晚，我连续写作12小时，起身时腰椎错位，身体成90度木在桌边，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接受任务时一头黑发，初稿完成时，我已经是两鬓成霜。

能有机会写作《红色华润》，与那么多华润前辈和港澳同胞悉心交谈，了解到那么多“牺牲”与“奉献”的故事，我深感荣幸。整个采访和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心灵净化的过程，许多章节我是含着眼泪写完的，这绝不是一项普通的学术课题。

在书稿即将完成之际，我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压力和惴惴不安。由于水平有限，我担心出现差错，更担心史实方面存在失误或片面，真诚地希望华润前辈和相关人士给以批评指正。

祝福华润，祝福华润人。

吴学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5月8日于香港跑马地完成初稿

2010年5月8日于北京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