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土地（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是一部讲述德国纳粹崛起的通俗历史著作。作者安德鲁·纳戈尔斯基从20世纪20～30年代旅居德国的美国人的视角，以政治外交、新闻记者、文艺体育等身份各异的美国人的亲身经历为材料，展现一战后的德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万花筒般的景象，展现希特勒和纳粹党逐步攫取权力、扩张军队、灌输极权思想，使德国走向深渊的过程；并揭示了导致美国政府和民众对纳粹德国警惕不够、对二战准备不足的主要心理误区。

作者通过梳理和分析当时目击者的证词，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政治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以全新的视角向读者讲述了希特勒和纳粹党一步步攫取德国政坛权力，爬上欧洲权力巅峰的扣人心弦的历史景象。

一战后的柏林，经济凋敝，物价横飞，却也弥漫着香艳和纵情的艺术气息。那些身在德国的美国外交官、记者、军人、文体明星和访问学者们，带着猎奇的目光感受着柏林。他们近距离地见证了希特勒和纳粹党一步步攫取权力的过程，却少有人看清政治漩涡暗暗朝着深渊翻滚，未来将有一场席卷世界的流血战争……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编著的这本《希特勒的土地（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借助目击者的日记、信件或事后回忆，为透视这段历史时期提供了丰富的脉络，以全新的视角讲述希特勒登上巅峰的过程和第三帝国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前言 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希特勒？

第1章 “精神崩溃”——“一战”的创伤与平复

 迷人的混乱中心

 贫困之海中的狂欢孤岛

 美国是朋友，法国是敌人

 “婚介”记者与社交舞会

 激昂的演说家——希特勒

 预测纳粹是否将干预巴伐利亚局势

 汉夫丹格：哈佛与希特勒的联结者

第2章 悬而未决——德国将何去何从

 领袖的魔力

 美丽女主人家的常客

 明眼人

 艺术化的魏玛

 美国支持下的经济复苏

 牢狱生涯与声名式微

 错把他乡当故乡——旅德美国人的错觉

 日耳曼式的精神世界

 从亨利福特身上汲取“反犹”灵感？

 经济崩溃的政治后果

第3章 大象还是老鼠？——如何定位纳粹势力

 纳粹崭露头角

 希特勒“重装归来”

 直指“军国主义”

 向总统宝座发起“冲锋”

 对领袖的好奇

 来自美国记者的两次著名采访

第4章 “我会为他们做示范”——美国人把纳粹领导视为小丑

 德国政客的对策

 美国记者关注些什么？

 愚弄公众的游戏

 “宫廷小丑”汉夫丹格

 真相远比看起来复杂

 令人恐惧的“纳粹蓝图”

第5章 逃走吧，越快越好——疯狂的意识形态转型

 德国的野蛮转型

 罗斯福上任后的德美外交

 “小酒馆”里的大争执

第6章 “就像足球和板球”——清洗犹太人运动

 反犹暴力事件的证据

 希特勒否认将有新战争

 盲目的包容

 责难与辩护

 欧洲会迈向战争吗？

第7章 与纳粹共舞——希特勒的“獠牙”

 “长刀之夜”

 军队向谁效忠？

 狂热和暴怒的宿命论者

 驻德记者不再是美差

 希特勒应该娶个美国老婆？

 罗曼史与“朝圣”之旅

第8章 “疯帽子的午餐会”——1936年柏林奥运会闹剧

 奥运时节来临

 纳粹的“教义”

 美国飞行家访问德国航空工业

 “一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

 沮丧和失望的美国人

第9章 “制服和枪支”——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

 认识德国的四个阶段

 1938年的三件大事

 联姻

 在刀刃上行走的希特勒

 “纳粹血旗”

 德国的军事建设

 武力扩张的新高潮

第10章 “孤立无援”——德意志不惜背弃一切

 世界大战的苗头

 这是真正的战争

 闪击波兰，惊骇世界

 代价由谁支付？

 民心渐远

第11章 喂松鼠——希特勒希望别国勿管闲事

 枪炮丛林

 善良与残忍之间的奇怪对比

 女性与家庭政策

 纳粹的美国宣传员

 东征苏联

 柏林并非无懈可击

 美国身份不再安全

第12章 最后一幕——美国驻德记者全面撤离

 莫斯科与“滑铁卢”

 对美国宣战

 受到上天眷顾的历史见证者

后记

致谢

迷人的混乱中心

即便在今天，人们提到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如同一场罗夏克墨迹测验。有人会立刻联想到政治瘫痪和社会混乱，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街头短兵相接；有人会回忆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将人们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成千上万个殷实的中产家庭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在一些人的记忆里，那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性自由的年代，而在另一些人眼中，那段时期丧尽廉耻，堕落扭曲；还有人因为非凡的文艺复兴成就而记住了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艺术和科学领域都爆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而原因就在于，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让一切都成为可能。

说来也怪，所有这些联想都是对的，都反映了相当准确的一部分历史事实。

“一战”余波过后，柏林成了主要的政治战场——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当动乱横扫整个德国，没有哪个城市像柏林那样充满了火药味。1919年2月，新选举出的国民议会选择在魏玛召开会议起草新的宪法，就是因为柏林的环境太过动荡。然而魏玛共和国的诞生却遭到了左翼和右翼人士的一致激烈反对，他们似乎都盼着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和他们所做的议会民主的尝试快点垮台。形形色色的煽动者们也在此时招兵买马，拉拢那些还深陷战败耻辱，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凡尔赛和约》中的惩罚性条款而忿忿不平的人民。

政治混乱催生经济低迷。随着马克的大幅贬值，依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开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大幅下降。日常采购——比如一片面包——动辄需要花费数千、数百万，甚至数亿、数万亿马克。现金一文不值的尴尬从一家城市剧院售票处的招牌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正厅前座：半磅黄油的价格；正厅后座：两个鸡蛋。”当然在普遍贫困之下，也有人趁机大捞一笔，过起了穷奢极侈的生活。

这种奢华放纵在性观念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根据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的描写，在他参加的诸多派对中，有一回派对上端送饮料的年轻姑娘们全身仅着一条“绣着一片银色树叶遮掩私处的透明内裤”——和美国俱乐部里的“兔女郎”不同，这些女孩“不要钱就听凭人们上下其手”，因为一晚上的开销里就包含了这些小福利。墙上的标语宣称：“所谓爱情，不过是愚蠢地高估了两个性对象之间那微不足道的差异。”

这种全民式的性自由体验是充满好奇的外国人被吸引到柏林的原因之一，不过最大的诱惑还在于柏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这个城市颇以拥有贝尔托·布莱希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琳·黛德丽以及乔治·格罗兹这样一些人物为傲，所以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富于创造力，又敢于冒险投机的人们，其中就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人们已经忘记，‘一战’后知识分子和文化革新者的聚集地已不再是巴黎，当然也不是伦敦或纽约，而是柏林。”迈克尔·丹姿这样回忆道。他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美国音乐家，会弹奏班卓琴和每一种吉他和曼陀林，在柏林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光，“柏林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首都——不管从哪一个欧洲城市开启的铁路，都以柏林作为终点。”

从一开始，很多美国人就对这里的混乱局势很感兴趣。他们试图了解汇聚在战后的德国，特别是柏林的各路政治力量，并据此来揣测魏玛共和国的未来。但是，在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的故事集和由之改编的歌舞片和电影《歌厅》（Cabaret）中，美国人关于那个非常年代的记忆，往往都折射出那股终将吞噬德国以及几乎整个欧洲的邪恶力量的影子。

早年间，纳粹还只是一个以慕尼黑为基地的小型激进运动组织。他们认为柏林是一个邪恶堕落的城市，尤其是相比于巴伐利亚州这个拥有众多纳粹支持者的地方来说。“（慕尼黑）和柏林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库尔特·卢戴克注意到。他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纳粹党，是一名热心的募资者和社会活动家，并曾数次前往美国。“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心中的圣城，而另一个是他们宿敌的大本营。”即使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坐拥整个柏林城时，他还是无法真正信任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

根据最早一批抵达战后德国的美国人回忆，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神秘迷人。本·赫克特这位未来百老汇和好莱坞的明星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在1918年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驻外记者来到德国，当时他只有24岁。在柏林的两年里，他有过这样的描述：“愚蠢而偏执的政治小丑、吹毛求疵者和肆意妄为者”就像在街头剧院表演一样，“这里的一切都关乎政治：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在写给远在芝加哥的总编亨利·贾斯汀·史密斯的一封信里，他这样总结道：“德国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崩溃。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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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希特勒？

在“一战”后至“二战”期间的所有美国驻德记者里，没有人比西格瑞德·舒尔茨更能胜任这份工作。她1893年生在芝加哥，父母是挪威人，从8岁起，她的大部分少年时光都在欧洲度过。父亲是位成功的肖像画家，主要在巴黎工作，所以西格瑞德从小上的是法语学校。后来父亲受命前往符腾堡王国‘为国王和王后画像，她又跟过去上了几个月的德语学校。这段经历不仅教会了她德语，也让她很早就洞悉了当地的人情做派。

舒尔茨回忆道：“那时还很少有外国画家能被邀请到德国宫廷作画，那些德国小女孩也在尽力对我示好。但是很明显，‘不是德国人’这一点本身就是个缺陷。任何没能在德国文化和‘日耳曼效率’面前感到目眩神迷和自惭形秽的外国人，充其量就是个被同情的对象。”

舒尔茨在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后来随父母迁居柏林。在那里，身居战败国的舒尔茨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从美国在1917年加入战争，她和父母就必须以“敌国侨民”的身份每天向警局报告，不过好在她还可以在柏林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一战”余波未尽，《芝加哥论坛报》已聘她为柏林站记者，与理查德·亨利·利特搭档，她的语言能力给利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从1919年初她与利特合作、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起，她还展现出杰出的报道能力。

舒尔茨和利特一道采访了几十名德国军官，想要了解他们在德国战败后的感受。大部分人满腔怨愤，但没有谁能盖过一名“尖酸愠怒的，穿一身蓝色海军制服的小男人，他名叫雷德尔”，舒尔茨写道。这名德国军官还告诉两位记者：“你们美国人用不着骄傲。用不了25年，我们两国还会开战。那时候赢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准备要充分得多。”

美国记者们不以为忤——他们的反应恰恰相反。“我清楚地记得1919年的那一天，我们都为一心想要复仇的小雷德尔深感惋惜。”舒尔茨在笔记中写道：“他把战败这事看得太严重。我们感觉到他正在被仇恨吞噬。”  1926年，舒尔茨成为《芝加哥论坛报》中欧分社的首席记者，直至1941年，她一直扎根柏林。战后，一波又一波的美国记者团接踵而至，团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而舒尔茨对于德国的了解和对故事的执着探询一直让他们印象深刻。她在“二战”期间写作出版了《德国将卷土重来》一书。在书中回顾自身经历时，舒尔茨认为，其实雷德尔的同胞们都怀着与他相同的仇恨以及对复仇的渴望。

当然，那时舒尔茨已经看到了这股民族仇恨带来的后果，但也有人据此质疑书中的某些描述是否经过事后润饰。不过仅就她对雷德尔的这段采访回顾而言，她只是在末尾稍加渲染，以示其预言精准：“将近23年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向美国宣战，而此时统领德国海军的，正是帝国元帅埃里克·雷德尔博士。”

市面上关于“一战”到“二战”期间旅居英法的美国人的书籍比比皆是，甚至不乏对美国人在苏联生活的记述。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舒尔茨和她的同事在内，还鲜有作者会关注那些在希特勒当权以及打造“第三帝国”时期在德国生活、工作或旅行的美国人。事实上，这群人经常为世人所遗忘。或许像乔治·凯南这样的外交家还能被人们记得，但那和他们的驻德经历没什么瓜葛。就拿乔治·凯南来说，他传记中的大部分笔墨都用来描述他如何构建出令自己声名大噪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被战后连续几届美国总统采纳为对付苏联的长期策略，相形之下，他在德国的经历就黯然失色了。其他人的情况也是一样。

因此，美国人常常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魏玛共和国的垮台、纳粹的骤然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引爆都发生在一个陌生而隔绝的国度。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问，有哪些美国人亲历过这些事件，他们对此如何看待和报道——不论其立场是出于工作职责还是普通的好奇看客，而这些报道对于美国人看待当时的德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今，人们都普遍认为希特勒的意图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而他所奉行的政策也必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大部分人都觉得很难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在德国生活或者过境的美国记者、外交官、演艺人员、社会学家、学生以及其他各色人士居然没能立刻看清并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毕竟，他们坐在最前排的席位，可以从最优越的视野注视这起20世纪最戏剧化的事件。其中一些人不仅远远观察过希特勒，还和他有过近距离的会晤和交谈，目睹他从一个慕尼黑的街头煽动者变成后来权倾柏林的独裁者。对这些人来说，希特勒不是某个抽象的邪恶化身，而是一名真实生活里的政客。一些美国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他，也有些人等到他上台之后才开始留意。即便是那些没机会接触到他的人，也亲眼看见了他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

不过这些人对德国和希特勒的解读也大相径庭。他们中有人亲眼见过希特勒，认为他代表着一股原始力量，并拥有某种能够煽动德国人民情绪、激起他们愤怒的神秘能力；有人认为希特勒只是政坛上一个来去匆匆的丑角；也有人在初始阶段对希特勒本人及其作为怀抱同情，甚至一度拥护；还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有着本能的担忧，随即迅速转为全面的警觉，他们意识到希特勒对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

……

我对这段历史一向很感兴趣，一直想了解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如何在最短时期内做到了对德国的绝对掌控，并将它一步步带进毁灭的深渊。这段历史对包括我家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的父母在波兰长大，父亲曾加入波兰陆军并参战，之后他逃到西部，加入了英国指挥下的波兰部队。战后我在爱丁堡出生，随后父母就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开始了新生活，所以我从小就是美国籍，而不是波兰籍。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曾两次到过德国，第一次是冷战结束前最后几年中的波恩之行，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去柏林。我常常写到关于德国人如何对待纳粹历史遗产的问题，但我必须承认我对在那个戏剧性的时代在柏林工作的美国人知之甚少。当然也有例外，我和我的同事都认识威廉·夏伊勒，他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德国统一后，阿德隆饭店经过重建后再次开业，夏伊勒、多萝西·汤普森以及其他明星记者们经常来此小聚。但我很少探究他们的个人历史。

后来我为了写这本书去和他们接触，才发现他们的故事里饱含丰厚的脉络，不仅让我了解到那个动荡时代里、在漩涡中心的德国工作和旅行的真实景况，也让我得以用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历史事件。通过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自己以一种少见的、强烈而直接的方式重新经历了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只要有可能，我希望尽量和读者分享这些第一手资料，分享这些受访者的视角——不论是回忆录、笔记、信件，还是那零星几位尚在人世的目击者的采访记录。

书里有些故事原先发表过，不过早已被遗忘；有些没发表的手稿和信件存在各地的档案室和图书馆里；还有一些保管在作者的子女手中。拿年轻的外交官雅各布·比姆来说，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任职于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他的儿子亚历克斯是我在莫斯科时认识的朋友，我们那会儿都是驻俄记者，他向我提供了一份他父亲尚未出版的手稿的副本。而书中很多关于在德生活的精彩描述则来自凯瑟琳（凯）·史密斯的私人手稿，她的丈夫杜鲁门·史密斯上尉是第一位会见希特勒的美国官员，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武官。

有一点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中的各位见证人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事件会将德国导向何方。确切来说，制定犹太人大屠杀详尽计划的万湖会议远在1942年1月20日才召开；德国陆军才刚刚开始在东线战场遭遇第一次严重溃败；而此时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和希特勒对美宣战，遗留在德国的美国人正在大批撤出。当然，美国人有大量机会目睹或耳闻纳粹政权对犹太人以及任何所谓敌对分子的大肆迫害，他们亲历了“二战”初期希特勒的节节胜利，也读到过有关大屠杀的早期报道。其中不少美国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远见，也有一些人畏缩不前，转移视线，个别人甚至公开倒戈，与纳粹为伍。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二战”和大屠杀前夕在德的美国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视角和经历。作为记者，我有幸参与报道了近代的几个大事件，例如苏联解体和中欧剧变，我明白要在一段颠簸的历史时期厘清风云变幻，并就置身其中的人们该如何行动提出正确的道德指引，有多么困难。即便身处风暴中心，你还是可以继续惯常的生活，只是时不时地需要自欺欺人，尽管种种畸形、荒谬和不公正的事儿都一眼可辨。

我不会急着给这些在希特勒的土地上生活的美国人下任何定论，我的重点是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假如有可能，我想让这些故事自己来说话。对这群美国人的历史评价，他们的是与非，他们的道德罗盘是完全精准还是彻底失衡，都应该从他们的自身经历出发，而不是由我们凭事后聪明妄下结论。

在阿道夫·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早期，远在其成为第三帝国强大的统治者和一系列暗杀密谋的目标之前，他曾经死里逃生。1923年11月9日，当他和鲁登道夫将军率领他们的追随者在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中做最后一搏的时候，他们遭到了警方的机枪扫射。一颗子弹击中了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一里希特，他是希特勒的心腹，两人一直挽着手并肩前进，如果那颗子弹的轨迹稍有差池，也许就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当然这纯属偶然，可第二天发生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警察闯入海伦·汉夫丹格的家中准备逮捕希特勒时，他正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对准自己，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真的打算自杀，但无可否认，正是希特勒的宣传员普奇·汉夫丹格的这位美国夫人从他手里夺下了手枪，斥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她在这桩事件里所扮演的角色，就和一天前的那颗子弹一样重要。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显然是一个错误的人出现在了一个错误的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向历史抛出了“如果”这个大命题：如果没有希特勒，“一战”后的德国会走向何方？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希特勒的崛起和纳粹时代的美国人没有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它也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所有这些美国人的描述中一直贯穿着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他们对于希特勒的迷信。他们的经历以及见闻都在强烈地暗示着我们，如果没有希特勒，纳粹永远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独裁。也许这个国家仍然会走上专制的道路，也有可能是军事独裁，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形成第三帝国这样可怕的规模，也不会产生这些可怕的后果。

即便是那些起初把这位纳粹领导人视作小丑的美国人也渐渐意识到，他拥有着某种异乎寻常的能力，能够迷惑他的追随者，又能吸引新的拥趸。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该如何巧妙地利用同胞们的恐惧、仇恨和偏见，挖掘出他们最邪恶的本能。他将自己特有的个人素质与口才结合在一起，为壮大自己的运动推波助澜。没有哪一个纳粹领导人像他这样具有鼓动力。戈林没有，戈培尔没有，他的早期对手雷戈尔·施特哈瑟也没有。虽然这些人也在试图利用国人自“一战”战败和接连的经济危机之后的愤怒和困惑，却无法收到同样的效果。

这段结局算不上体面的传奇历史表明，在那样一个史诗般悲剧的时代里，这些身处希特勒的德国的美国人，也体现了所有正常的人性上的弱点，包括一些自我中心式的狭隘。很多人的观察流于肤浅，有些人故意视而不见，甚至还有少数人会为纳粹辩护。但大多数美国人都开始了解身边发生的这一切，尽管他们常常会感到很难把握全局。这一点也不奇怪。毕竟，他们来自一个民主务实的国家，而他们所陷人的社会却正经历着一场在疯狂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可怕转型。

所有这些记者中，威廉·夏伊勒算得上是杰出的一位，他能在事件发生之时就看清走向，不会陷入一厢情愿的陷阱。这就难怪他的《柏林日记》甫一出版就令他声名鹊起，而后来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更是巩固了他作为一名杰出作家的声誉。这部著作于1960年首次出版，立即就成为畅销书，此后经年，一直是任何想要了解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历史的读者们的必要读物。

不过具备洞察力的远不止夏伊勒一人，埃德加·莫勒和西格瑞德·舒尔茨这两位记者也很少能被糊弄。乔治·麦瑟史密斯总领事能在历任的美国外交官中脱颖而出，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当然还要加上他的热情和勇气。杜鲁门·史密斯是首位同希特勒会面的美国官员，事实证明他不光是一位敏锐的政治观察家，还是一位相当能干的武官，在当时就估量出了德国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其他在柏林大使馆就职的工作人员也表现不俗，包括年轻的职员威廉·拉塞尔和雅各布·比姆。

不少美国人在离开希特勒当政的德国多年之后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比姆成为顶级的外交官，历任美国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大使。乔治·凯南不仅成为著名的遏制政策的创始人和美国驻苏联大使，还在冷战后期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频频发表批评。里察·赫姆斯步步高升，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而霍华德·K. 史密斯在网络电视一统天下的时代更成为ABC晚间新闻的特别节目主持人。

所有这些美国人——不管是记者、外交官、学者还是普通的居家百姓——都极大地受到这段在德经历的影响，有些人的烙印远比其他人要深得多。

玛莎·多德在柏林被她的苏联外交官情人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引上了间谍生涯。她在1938年回到美国，嫁给了富裕的金融家阿尔弗雷德·斯特恩，并继续担当苏联间谍。1953年，她听闻自己要被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作证，就和阿尔弗雷德一起逃到了墨西哥，又在1957年把家搬到了布拉格，那一年他们被指控为国内间谍。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这项指控在1979年的复核中被撤销，不过这对夫妇再也没有回到美国。赫姆斯在卸任中情局长多年之后，根据20世纪90年代曝光的一批截获的苏联电报断定，这两人确实都曾是某个苏联间谍组织中的成员。“她一辈子都是苏联间谍。”赫姆斯写道。他认为玛莎在柏林的工作“也许是她间谍生涯的顶峰”。1986年阿尔弗雷德逝于布拉格，1990年玛莎也在那里去世。

“二战”伊始，就有一些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人被当局以“潜在安全威胁”的名义围捕，普奇·汉夫丹格也是其中一员。之后他被转移到加拿大的一个战俘营，在那里他偷偷设法寄出了一封信，并呈到了他庄严地称之为“我的哈佛俱乐部的伙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桌前。1940年的夏天，他被转移到美国的监狱。他一到华盛顿就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埃贡，他曾经就读于哈佛，不过中途辍学加入了美国陆军，现在是一名中士，那天他就穿着制服迎接自己的父亲。

普奇为美国的情报部门提供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信息，并帮他们分析德国电台的广播内容。1944年，美国方面将他押送回英国。“二战”结束后，他又被送到德国的一所战俘营，最终于1946年9月3日被释放。他在慕尼黑度过了自己的余生。虽然普奇宣称自己对希特勒的期望早已幻灭，但他始终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和希特勒相伴的那几年是他人生的巅峰。他的孙子埃里克1954年出生在纽约，不过一直在德国长大，他回忆说，普奇总是没完没了地向人们谈起过去的日子，总喜欢吹嘘自己和希特勒一度多么亲密。埃里克说，他的那些幸福时光里，“一大半都是在回忆和希特勒有关的一切——这很可怕”。普奇活了88岁，1973年，他在去世的前一年接受一位美国学者的采访时称，希特勒“仍然活在他的骨头里”。

海伦在离婚后于1938年搬回美国，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回到了慕尼黑，1973年在那里去世。终其一生，她都对希特勒的人生惊叹不已，令人感慨的还有她曾经如此接近这位纳粹领袖，并成为他的爱慕对象这一事实。

当然，大部分美国人跟希特勒的个人交往要少得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要积极得多。整体而言，无论是最后一批到达里斯本的美国人还是在他们之前的人，都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们在德国充当美国的耳目，记录下了这段口口相传的历史的初稿。和所有的初稿一样，有些内容可能并不切题，但它却透过极不寻常的私人视角，记录了希特勒的崛起和德国走向深渊的过程。

总而言之，这些美国人帮助他们的同胞开始了解纳粹德国的性质：它是如何无情地消灭自己的政治对手；如何向国民灌输对犹太人和其他一切所谓劣等种族的仇恨；以及它如何扩充军备，鼓动国民投人到一场争夺全球霸权的战争。他们中最出色的那些人会去仔细聆听德国军国主义的鼓点，进而意识到迫近的危险。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德国的这一批美国人逐渐消弭了原先的孤立主义情绪，从心理上帮助同胞们做好了多年浴血斗争的准备，这正是身处希特勒的德国的这些美国人真正的贡献。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讲起历史来，格外扣人心弦！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审慎去“探测”史料——日记、信件、采访实录……这本书，简直就像是当年那些身在柏林的美国记者、外交官和其他所有旅德美国人全部来到我们面前，亲口讲述那个致命时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亨利·基辛格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写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编年史——《希特勒的土地》将人们对于希特勒曾经的误解描绘地栩栩如生，这些“幻象”如今回顾起来是那么地不合情理。若有任何读者醉心于解开当今世界政局之谜，他必然会为历史竟然能如此轻易脱轨而感到惊讶不止。

——美国《经济学人》

《希特勒的土地》读起来让人有种负罪般的微妙快感……太令人着迷了！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又一次展现了新闻记者对戏剧化事件特有的深刻洞察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