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文本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于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被命名为“菊与刀”，正好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本书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矛盾的日本、(美丑善恶并存的日本、)一言难尽的日本。它是一本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作。虽然很多日本学者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但在1951年此书已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在上世纪60年代已重印近40次。

《菊与刀》的启示

自卑的罪孽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守本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情义难当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情世界

第十章 道德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教育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任何一个文化传统，都具有它本身的战术兵法。就西方诸国而言，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差异存在，至少有一些战术兵法是为各国共有的。正因为西方各国所共有的文化大传统涵盖了战争行为，因此在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里，我们可以作下列这些预测：发动战争总动员有一定的方式；在局部败北的情况下恢复国民信心有一定的格式；战亡者及投降者之间的比例有一定的规律；俘虏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法则，等等。

在战争的惯例上，所有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差异，都可作为研究日本人人生观及他们对人的职守之看法的材料。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对日本民族文化及行为作一系统的研究，则日本民族在战时所表现迥异于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并不以军事的观点来衡量其重要性。事实上，每一个细节对我们的研究都可能极为重要，因为这是有关日本民族性格的问题所在，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我们要探究的。

日木为其战争辩护的理由，正好与美国相反；他们对国际局势也有不同的界定。美国把战争归回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意、德三国以征服行动邪恶地侵犯了国际和平。不管轴心国占领了中国东北、埃塞俄比亚或是波兰在都证明他们发动了欺压弱小民族的罪行。他们这项罪行，违背了“共存共荣”——或者至少维护自由贸易的“门户开放”——的国际公约。日本对战争的起因却持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还拥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世界就不能脱离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因此日本必须借战争来建立一个国际阶层组织，而由日本统驭；因为只有日本才是一个真正具有上下严谨阶层组织的国家，也因而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各守本位”的必要性。在阶层组织的前提之下，日本获致了全国统一和平，弭定内乱，建立了交通、电力系统及钢铁工业，并且令其99．5％(根据日本官方数目)的新生一代都接受公立学校教育之后，应该要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中国与日本既然同为大东亚民族，日本应该从中国境内排除美国、英国及苏俄，并令这些国家“各守本位”。所有国家必须纽成一个国际阶层组织的世界。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讨这种对阶层组织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对日本而言，他们所编织出来的这个狂想是理所当然的；可惜那些遭其蹂躏的国家并不以为然。无论如何，纵令战败的苦头，也不会使日本对其大东亚狂想产生道德上的弃绝，甚至日本最不主战的战俘也绝少怀疑日本对东亚大陆及西南太平洋的居心。将会有极长的一段时间，日本人还必然保留着一些固有的态度，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日本对阶层组织的执著与信心。虽然美国人爱好和平，不具有这种态度，但我们却必须了解在日本人心目中阶层组织的意义为何，它的优点又何在？

此外，另一差别是日本将其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不同的基础上。日本人高呼他们将赢得一场精神对物质的胜利。美国虽然地大物博，战备优异，但这又算得了什么？日本人说，他们对此心中早有准备而且毫不畏惧。日本人从他们的大报《每日新闻》里读到这些话：“如果我们畏惧数字，早就不会发动战争；敌人的丰富资源并非这次战争所创。”

甚至在日本战胜的时候，日本的文人政治家、军事指挥部以及军人也一再强调这并不是战备的竞争，而是我们对物质的信赖与他们对精神的信赖两者间的对抗。而当我们战胜了，他们也依旧重复道：在这种战斗中，物质力量终必失败。无疑的，这一信条成为日本在塞班岛及硫磺岛挫败时方便的托辞；但它并不是为了作为挫败之托辞而捏造出来的。它是日本连战皆胜的几个月间前进的号角，在珍珠港突袭之前它早就是固定的口号。1930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曾任陆军大臣的荒木大将在三篇《告全日本民族书》的文告中曾说过：日本的“真正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不足不为忧，吾人何须为物质担心？”

当然，跟任何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的确是担忧的。整个1930年代中，日本军备支出占全国岁人的比例，以天文数字不断增加。至发动珍珠港突袭，几近一半的全国岁人花用在海陆军经费上，而政府支出总额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用在军事以外的一般行政经费上。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别，并非日本不在乎物质的军备。但是，军舰大炮只不过是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就像刀是武士之勇的象征，军舰大炮充其量也只是外在的象征而已。

日本对非物质资源的利用，就像美国之执著于物质的充裕一样，是贯彻始终的。日本虽像美国一样必须发起增产运动，但所根据的是日本独特的前提。日本人认为，精神即一切，而且永恒不朽。当然，物质也是必需的，却是次要而且也无法永不枯朽。日本电台会这么宣称：“物质资源有其限度，其无法千年不灭乃是不争的事实。”日本人在战时的行动，一五一十地认定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在他们的战术问答书中用了这条口号——非为此次战争所特制，而是传统的口号：“以我训练有素之寡可敌彼之众，用我肉体之躯以克彼之钢铁。”他们的战术手册一开头即是以粗体印刷的“必读必胜”四个字。驾驶小型飞机对我们军舰做自杀撞击的日本飞行员，正是精神胜于物质的无数注脚。日本人称这些飞行员为“神风特攻队”，所谓“神风”，指的是13世纪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征日时，其船队在海上所遭遇的风暴，这阵“神风”解救了日本。P14-16

本书是露丝·本尼迪克特(1946)的全译。

著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夫人生于1887年，原姓富尔顿，1914年结婚后，乃从夫姓。

本尼迪克特就读大学时主修英语文学，曾以笔名发表诗作。这一训练背景对她影响颇深，她的研究著作，时常呈现人文学科的精神面貌。

本尼迪克特转向人类学研究之前，曾修过三年文学课程。后来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人类学大师博厄斯的早期门生之一，于1923年获博士学位，次年即开始在哥大研究所授课，本尼迪克特最初的研究，完全遵循博厄斯的门径，以探究文化特质的传播为主。

这段时期，本尼迪克特尚未矢志以人类学为终身事业，1927年至北美比马印第安部落从事田野工作，发现建立新学说的可能，才对人类学抱更大的热忱。在这次田野经验中，她发现文化并不只是形成人格的环境，而且也是“个人性格投射而扩大的银幕”。本尼迪克特将这一新见发挥，写成《文化模式》一书，这本书已成为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在此，本尼迪克特不但说明人格与文化的关系，更进一步指出，一个民族的许多不同的个人性格中，可以找出特有的共通点，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模式”。

本尼迪克特是少数几位深具人文精神的人类学家之一。她相信人文化模式。在《文化的模式》一书中，我们知道她用“日神型文化”来描述祖尼印第安人的严谨自律的文化主题，而用“酒神型文化”一词来描述瓜基乌图印第安人的粗暴与冲动的文化主题。在本书中，读者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也同样地企图用《菊与刀》的内涵来说明日本民族的双面性格。

本尼迪克特女士之所以喜欢用蕴含默示的方式来描述文化，并不是偶然的事，实际上她是以诗人的感情与气质去体会文化的巧妙内容，而企图借用诗的形式和简洁的词汇来道出文化的精华；从这一点上而言，她已不仅是在描述文化，她是在欣赏文化了！

对于受过严格社会科学训练的人类学家来说，本尼迪克特的这种文化模式研究实在有失于太印象化、太笼统化了。对于现代行为科学家而言，要追求人类行为与文化的通则，一定要做到客观的分析，最好要有量化的素养与决心，若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本尼迪克特的研究自然与之相去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的研究与自然的研究到底有所别。对于物的世界的研究，我们可以不具感情而以绝对客观的态度来处理；但是对于人所创造的文化，除去分析研究之外，具有一种欣赏的精神也许是不可缺失的。因此，我们假如把本尼迪克特女士这本名著看作是科学与文学的混合，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就大有不同了，这也许是这本出版于二十多年前的书会被翻译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乐意为译文写序的原因。

译者黄道琳君是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生。他在进入我们这个研究所之前，毕业于台大外文系，是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丰富感情的青年，所以是最合适于翻译这本具有文学气质的科学著作。黄君在翻译本书之初，曾征询我的意见，我也鼓励他赶快开始，我觉得他能把丰富的感情用之于学术名著的译述，应该是很值得的事，这是我乐意于为之写序的另一原因。

李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