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记》是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优秀作品，首先表现在它以艾芜早年的漂泊生活为创作背景，描绘了之前很少人提及到的奇特的西南边地的自然风光及风土人情，边地有奇丽的自然景观，淳朴的人们，还有一群活跃其间的野性另类的流浪汉，及在这里发生的奇特故事。

本书是著名作家艾芜的处女集，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本书将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滇缅边境下层民众的苦难与斗争，以及风情风光幽秘多彩的展现，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新领域所带给读者的惊喜和瞩目，也是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本书包括二十一个短篇，是作者解放前以第一人称手法描写南行生活的小说集。

作者在青少年时代，曾长期在我国西南边疆和东南亚流浪，在劳动人民的行列中，受尽了旧社会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凌害。1931年起，他用蘸满了血泪的笔触，写下许多刻画人微、动人心魄的篇章。其中一部分曾于1935年出版过单行本，书名《南行记》。全国解放后，作者重返西南边疆，但见站起来了的边疆各族人民，在三面红旗照耀下，正信心百倍地建设社会主义，于是用饱含着欢乐的笔调，写下不少细致含蓄、意境深远的小说，题名《南行记续篇》发表。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风俗画，塑造了一个个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在相互映照之下，极其深刻地反映了边疆人民今昔生活的两个世界，和他们在这两个世界中的精神风貌。现在仍沿前例，将这些作品分为《南行记》和《南行记续篇》出版。（其中《山官》一文是这次重印时增加的）。

《南行记》序

人生哲学的一课

山峡中

松岭上

在茅草地

洋官与鸡

我们的友人

我的爱人

山中送客记

偷马贼

森林中

荒山上

乌鸦之歌

快活的人

瞎子客店

我的旅伴

寸大哥

安全师

私烟贩子

流浪人

月夜

山官

后记

洋官与鸡

“洋官来了！”

先被马场上玩耍的小孩子望见，伸手指着，呼叫了起来。大人便忙从茅屋里跑出，把右手掌遮在额上，顺着孩子的手望去：东南面倾斜的山坡，布满蓊郁的绿色丛莽，静伏在热带五月的阳光里。坡边一条略加人工修筑的山路，如同一尾灰白色的蟒蛇，弯弯曲曲地在丛莽中隐现着。十多匹骑着人的马，就沿着这条蟒蛇缓缓地走了下来。人马的轮廓，已可看得分明了。小山谷里的人家，都忙乱着：有的在捉鸡，有的在捉鸭，都是捉来送给洋官的。～这是一向如此的老例。起初仅由于一二家人的讨好卖乖，不料怕官的人家，都争先仿效，相沿下去，就变成无法避免的成规了。

这小山谷位在滇缅交界的克钦山中，四面都是密生绿树的山岭。只是北面和南面，裂有窄狭的缺口，宛如山谷里的两道门户，从那里便露出明媚的蔚蓝的天空。由云南流入缅甸伊拉瓦底河的大盈江，就在这两个缺口下流过，波涛冲碰着峡里嶙峋的山石，成天成夜生气似地吼着。山谷里的平地依近在江边，简直小得来像一只巨人的手掌，除了四家汉人开的马店，几问简陋的克钦人住宅，及一座茅草盖成楼房的洋官行署（洋官来巡视时，只驻足一两天）而外，连可以栽种蔬菜的空地方也没有了。但是，地方虽小，却因处在滇缅通商的要道上，每天总有一二百匹驮洋货的马，从缅甸北部的商埠八莫走来过夜。这里的人家便专靠开设马店来过活。由此再走一天半的山路，才得到中国地界。每月有英国官从远处克钦山寨走来巡视一次。平日只住一个印度人，管理修筑这一带的山路的。

我的店老板，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矮汉子，鸦片烟瘾很不小，瘦削的脸上，浮现着青灰的暗色——听见洋官来了，赶快放下嘴里的烟枪，翻身下床来，吩咐我快去捉鸡，要选一只肥大的。强壮的好像一个男子汉的老板娘，就马上喝着老板的话：

“又不是你的老祖宗到了！要献个肥大的鸡做什么？”

她掉头向我说：

“老汤哥，捉那只瘦小的黑鸡好了。”

又转去叱责老板：

“肥肥的鸡自家吃不来？要给洋鬼子！”

她是汉人同傣族女人生的，自小就在干崖的傣族地方长大。一双比男子还长的足，走起路来，异常快捷，做事也很能干，只是性子没有汉族女人那样地柔顺。

“你们女人家，总是这样没见识！洋官把你送去的瘦鸡，皱着眉头看了两眼，你好意思吗？”老板一面说，一面竟来围捕这些惊逃的鸡了。

“要你才这样呆！隔壁老刘哥，前次连生病的鸡，也拿去送，不见得就犯了法。你，…哈戏！”我正赶着一只肥大的茶色母鸡过来，老板娘连十亡：扬着声，把慌张的鸡赶开去。

“学老刘！我看老刘就要吃苦头了。”老板板起他的面孔，张开两手，偏去捉那茶色母鸡。这被肥大躯体害了的鸡，惊吓无措地碰进屋里去，我们马上关门来捉，它却从围捕的几只手腕上，鼓着翅子跳上了老板的烟榻，一足踏翻了吹炯的玻璃罩子灯，燃着的火，立刻熄了。香油漫溢在紫黄色的木盘里，烟针烟杯都被油浸润着了。

“你妈的，捉着杀死你！”老板的脸色气得更青了。

“好了，好了，鸡，报了仇了。”到这时，老板娘才把紧张的脸解放了，唇上泛着爽心的微笑。

惊逃的茶色母鸡，终于做了我们的俘虏。老板忿怒地用力扭着鸡的两翅，亲身提到洋官署那边去。可怜的俘虏，用着它所有的哀声，一路喊叫着。

不久，老板现出满高兴的面孔，同两个牵着马的中国人走了回来，一路扬着谈话的笑声。

“呵，寸师爷来了，老汤哥快去打洗脸水来！”老板娘也勉强做出愉快的样子，迎接着客人。我正好把烟床上零乱的东西整理好了。

寸师爷，约莫三十年纪，一张黄而略带油黑的脸嘴上留着几根胡子。他是在缅甸长大的云南人，凭着会说几种语言的嘴巴，便做了洋官的翻译。自己喂两匹马，一匹用来坐骑，一匹驮行李，常常跟随洋官到克钦山中的各处山寨巡阅。我的老板暗里贩卖违禁的鸦片烟，对于这位洋官的师爷，特别献着许多小心，每次来时总请他来自己的店里住；吃饭，喝酒，吹烟，完全孝敬。师爷是蛮会交际的，对人总表现出笑嘻嘻的面容。有时，就连英国人的坏处，他都可以在你面前骂出来，使你十分信赖他。你有时会想着对这样的好人不设法来孝敬，心里真过不去。

午后两点钟，洋官出来巡阅，寸师爷便过去跟随着。洋官是个高长的汉子，跟着他的四个师爷（缅人，克钦人，傣族人及汉人）。以及几个克钦兵，都低了一个头。他戴顶涂有白垩粉的仿佛像船的帽子，穿着反领的白色汗衣，黄斜纹布的短裤，足套在长毛袜及黑漆皮鞋里，挺直的站在老刘的马店前面，打量着。当门的一列房子，才改建了一个多星期，完全新的。

老刘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前，嘴里慢吞吞地嚼着槟榔，唇角上溢出一点红色的汁水，时而用粗大的手指抹进口去，脸皮已皱了，现出四十来岁的样儿。他的马店生意最倒楣，人家看见他那破败的茅屋，多不愿意去住，只有从干崖担土货到八莫去卖的傣族男女，贪图店钱便宜，才肯去投宿。这样赚来的钱自然很有限，只够一家人糊口度日了。他这一两年来，夜里做梦也在想法弄钱，改建他的店房。现在他从高利贷商人那里借得了一笔款子，才算打发了一半心愿，只把当路的一列房屋，完全重新改建，他知道这是要紧的招牌，惹动旅客的广告。其余的房屋，要待发财的时候才能再修理。

洋官望了这一列的新屋子，又看看躺在足下的滇缅通商大路，便叫克钦兵拿出软尺来量量路的宽窄。随即向寸师爷讲着英语，寸师爷便翻译给老刘：

“洋官说：你新修的房子，把官家的路占了十英尺，犯了大英国的法律，叫你今天就把占了路的房子拆去，这算宽容的优待，不然，定要处罚你。”

老刘着急了，忙把口里的槟榔汁水，吐在灰色的路上，像生肺病的人唾出的血。

“我的天，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侵占官家的路！我哪里敢？房子照着原来的地基改建，一寸也没有移出。请师爷看，请洋官看，这是旧地基呀。唉唉，泥土是不会装假的呵！”

寸师爷就将老刘的话翻译给洋官。洋官又叽里咕噜说了一会，望着老刘的脸色。老刘急于要知道洋官说些什么，便向寸师爷走近了一步。寸师爷掉头转告他：

“洋官说，两年前就出过布告，官家的大路，要保持五十英尺宽，修房建屋，都不得侵占一寸。至于早年的旧房子，只好听其自然，一旦改建时，就一定要依照新规矩，丝毫不能违犯的。这是大英国的法律，你明白吗？”

“呵呵，新规矩！……新规矩！”老刘伸出双手，乱抓他的头发。面容非常难看，好像误喝了一大口怪酸的醋，猛然叫道：“我不懂！我不懂！我怎么知道？天呀，我的新房子真要被拆吗？”两个拳头在空中挥，眼角上涌出泪来。

热带的五月，午后阳光是很热人的。洋官不耐烦了，伸出他黄毛茸茸的左手，把上面的长方形小手表看了一下，口气极严肃的向寸师爷说：  “告诉他，限他两分钟答复。否则就砍倒他的房子！”

寸师爷立即警告老刘。

“不！不！我们拆了房屋，天呀，还不饿饭吗？房屋，这新房屋，好像我的独儿子。你叫我杀死独儿子么？不能！不能！”老刘乱摇着头，嘴唇不住地抖，眼泪已经流在脸上。

洋官看着这个顽梗不化的人，知道没有自拆的希望，立叫克钦兵拔刀去砍屋壁，推倒占着官路的屋柱。

老刘一把抓着寸师爷，像发羊癫疯地叫：“我的天，救命呀！救命呀！……”

他的女人也号叫起来了，嚷骂着听不清的克钦话。她是户董山寨生长的克钦人，头上缠着尺来高的黑布帕，已抖散了。气得直顿她的两只脚，膝下围着数十圈细小的黑漆藤子，不住地在阳光里闪耀。

壁已砍坏了，柱也推倒了，新的房屋也就塌了下去。老刘像气疯了，大骂起来：

“天杀的官呀！天杀的狗官呀！……”

洋官冷冰冰的面孔问寸师爷：

“这老头儿叫些什么？”

寸师爷大概也有点可怜老刘了，才不忍心把骂的话老实翻译出来，只应道：

“他不过叫叫：上帝，救救我！上帝，救救我！”

“就是上帝也不能推翻我大不列颠的法律哩！”洋官的唇上，露着讽刺的神气，喃喃自语，一面转身带着人到吴家马店去检视。

“洋鬼子，真没有良心呵！”旁观的老板娘，这时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转进屋里时，老板带着教训的口气，向她说：

“这是老刘自讨得，送病鸡的报应呵！人不会做事，会处处吃苦头。你该亲眼看见了。哼，叫我学他，真是没见识的女人！一个鸡算得什么？”老板眉宇问扬着得意的光彩。

“好，多喂几只大肥鸡，专献给你的洋爸爸，洋老祖！哼，像这样没良心的东西，我，病鸡也不给的。”老板娘的嘴，永远不让人。

老板马上沉下了脸，只骂一声“你这张嘴哟！”就倒在床上吹烟了。

一会儿，洋官又来我老板家查看了。路边马场上新插着粗竹片编成的篱栅，被洋官的蓝眼睛打量着。这是因为两礼拜前打失一匹过夜的马，才新造篱栅来遮拦的。洋官叫人量了之后，说是侵占了官路二英尺半，吩咐马上拆去篱栅。老板额上的青筋，气得暴露出来了。连分辩的话，都说不出；又眼见刚才老刘的事，说出来，也没有效，只把嘴唇用力咬着。寸师爷带着劝慰的口气低声地说：

“英国人真难说，他们的法律，铁一样，改不动。他们办公事，一点不讲人情，不像中国的官，可以随便来的。我看，你还是自己拆的好，砍，那就太不好看了。幸喜拆篱栅并不费事，是吗？”语调十分地温和。

老板娘立刻发火似的去拆，我也照样去做。老板的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都来参加这急迫的工作。因为拆下，还可以移进去插好，砍了只可当柴烧。老板娘一面拆一面喃喃地骂：

“甚么官呀！鬼官，烟堂官，尿罐罐，不要脸，黑心肺，没良心，吃你的肥鸡，给你气闷！”

一切都查看完了，寸师爷仍然回到店里，同老板睡在烟床上吹鸦片，他一面就慷慨地替老板骂英国人，不过口气还是温文尔雅地。

“英国人对待缅甸人，也是这样的。只顾在乡村地方修铁路汽车路，好运他们的洋货，到处行销，人民的苦楚死活，他们是不管的。管的时候也有，就是你犯了他们的法律。

“这里顶烦扰你们开店的，洋官也知道是那些偷马贼，但他却当做不晓得，偷几匹马，算得什么事？休想他派兵来守夜。他们官家的钱，是用来雇暗探，专查你有没有私运军火，有没有阴着捣他们政府的乱。

“这里要他派兵来，也很容易。只要是大帮匪人出现，交通断绝，洋货不能运到云南，那马上就是洋兵到了。从前，云南地方匪多，洋货去又退回，运不通，他们差不多要派兵去剿了，你说他们不热心吗？哼，为了他们自己的事，拼命都要去干的。你的苦楚是你的，同他们没关系，为什么要来管？”

洋官的随从，只有寸师爷才懂汉人话，现在寸师爷既是这样地拆穿西洋镜，谁还不放心地痛骂呢？于是，老板娘，老板的儿女，及一批来闲谈的邻家汉子，都在此时，尽量使用他们平日刻薄别人的术语，对着英国官，像箭也似地乱发，仿佛把仇敌扎成一个稻草人来射一般的痛快。

寸师爷就在这骂声盈耳中，爽心地吹着不要钱的鸦片烟。

要到黄昏了，一个克钦兵，走来店里，向寸师爷讲几句克钦话。寸师爷便向在烟床上打盹的老板，拍了一下。

“真是岂有此理，洋鬼子竟这样的厚脸皮！”

“什么？”老板睁大眼睛。望见了面前站的克钦兵，白布包在头上，腰间挂着长刀和手枪，雄赳赳的样子。

“洋官派他来说，你养的鸡，很肥大，要你再送一个去做晚饭的菜。”师爷末尾加一句，“真是厚脸皮呵！”

“妈的！”老板要骂下去。

“算了，不要为了一只鸡，再生事端了。我们中国人还要在他的地方做生意呵，老板，你是明白人，”师爷柔声劝着。

老板忍下去了，吩咐正在劈柴的我：“老汤哥，去把瘦黑鸡捉给他！”随即忿忿地叹息了，“算是又被贼偷了一只！”

嘴不让人的老板娘便趁这机会报复说：

“不呀！选一个肥大的献去，你们男子汉怎么这样气量狭小！一两只鸡，算得什么？”完全仿着老板在上午时教训她的口气，眼里射出讥讽的光芒。

老板气得手都颤抖起来了，然而回骂不出来，只有睁大两个眼睛，盯着她。

我把瘦黑鸡捉来时，克钦兵嫌小了，摇摇头，两手作势比着说：

“格八，格八。”

“格你的妈！”老板粗鲁地向旁边六岁的小女儿大喝一声。

她吓得哭起来了。

寸师爷首先哗的一声笑出来，大家也接着哄然笑了。只有克钦兵茫然的呆站着，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

1931年7月，上海。

P60-67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缅甸克钦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时，没熟人，又没有钱，而且病了，住在Maung Khine Street（当地华侨叫做五十尺路）的腾越栈内，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想驱逐我，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并且不要什么钱。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包破书和旧衣，好好地包着，叫我随身带去。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使我非常地感激，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然而到了医院，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许我住下。于是，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来。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扶我走进店门时，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塞在门口，马起脸说：

“这里住不下了！”

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

这样，我就算被驱逐了。

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的消散吧。

这情形，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很惭愧竞忘记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好半天，才想出_『半个；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生长却是安徽的原故。而且，这半个同乡，说起来，还是一位久矣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处在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自然，他明白，这是一件使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连我向他致谢的话，还没听清楚，就跟车夫一块儿溜开了。

怎么办呢？最后，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因为那时候，仅是本能地渴望着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而又是没风的地方。

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当然的，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让我住了下去。

这位令我终身铭感的，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一一万慧法师（谢无量的三弟），一让我住下之后，便好好地招呼我。而我在病好了时，就替他买菜，煮饭，扫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不住庙宇，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当然的，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现在更是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

大约是，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地的华人报纸，写点东西去卖，囚为女『些编辑都足他的朋友，倘如写得并不过分坏的话，当能大量容纳一些。为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投到《仰光日报》去。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给了二十个卢比来。于是，从此开始，我在零售劳力之外，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

但那时，我对文艺的认识不足，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

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Sule Pagoda Road（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的Globe戏院内，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记起来，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都未达到成功。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便远远地尾着追来。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国大动乱的年头，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刚要会在一块儿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突然在人间失踪，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然而，事情又凑巧得很，两人居住的囚室，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彼此可以听着声音，而且，两人的手，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伸了出来，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但是，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便是现已手握在一块了，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关于犯罪的事实，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她在一位清朝大员的府上卖艺，适值当地民军起事，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人几乎吓昏了。那时，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民军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民军的领袖，便趁此机会，把杀死清朝大员的罪名，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

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看守，逃出监狱，便飞奔到电报局去，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于是，太平洋上的美国军舰，马上乘风破浪，向中国驰来，且放出飞机，挟着炸弹，飞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绑的舞女跪在断头台上，让万众参观，给两位屠牛大汉挥刀要砍的时候，美国的飞机到了，轰然一声，炸弹从空投下。这一来，全戏院的观众，欧洲人，缅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国人，竟连素来切齿帝国主义的我，也一致辟辟拍拍大拍起手来。而美帝国主义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蛮”，“Telling The World”（这影片的剧名）的勋业，也于此大告成功了。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华民族的人们，得了这么一个暗示之后，对于帝国主义在支那轰炸的“英雄举动”，一定是要加以赞美的了。

虽然，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一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艺身上，似乎还没有这么打算过。

随后，放逐回国来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候，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时，他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的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我自己呢，当然感动，不得不努力了。那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也要像美帝国主义那些艺术家们一样“Telling The World”的。还有好友黄绰卿，在缅甸仰光的华侨报纸《仰光日报》作排字工人，不断地向工人朋友募捐来接济我，使我生活有了保障，不致为了糊口，把笔放了下来。

这本处女作，就艺术上讲，也许是说不上的。但我的决心和努力，总算在开始萌芽了。然而，这嫩弱的芽子，倘使没有朋友们从旁灌溉，也绝不会从这荒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会漂泊到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去了。

1933年11月1日，上海。

《南行记》是我写小说第一次编成的集子，里面只有八篇小说。后来又陆续写了些类于《南行记》的小说，有的收在别的小说集内，有的就一直放到现在，没有收过集子，大约将近二十篇光景。这都是解放以前写的《南行记》，现在合在一道出版，仍然名为《南行记》，只是篇幅增多了。

《南行记》里面的小说，可以说是在祖国的南方和亚洲的南部，漂泊时候，把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一些人和事，用小说的体裁，描写出来，而且采取第一人称的形式。有些是用第三人称形式写的，因为不合“记”的体例，就仍然留在别的小说集内。

我写《南行记》的时候，虽然已是南行以后好久的事了，但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的心里。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发抒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子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的一课》。

这本《南行记》，将会把今天的读者，引到过去黑暗的社会里去。但我要说一句，过去的社会，远比书里所描写的，还要黑暗的多，我还没有把它们完全写出来。如果读者在书中所写的黑暗社会里经历一番，发出极大的憎恨，而又更加热爱劳动人民，这就是我最大的欢欣了。

1963年6月1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