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城先生的《闲话闲说》是中华书局推出的“作品”系列之一种，“作品”系列为文学大家的文化随笔，包括沈从文先生《无从毕业的学校》；汪曾祺先生《八仙》；阿城先生的《闲话闲说》《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五部经典作品。

2、《闲话闲说》是阿城先生一部关于文学和世俗社会生活的随笔集，其经典性无需多言。每看一遍，有一遍的启发和收获。

3、《常识与通识》以布面精装的形式重新出版，阅读收藏两相宜。

《闲话闲说(精)》由阿城著。

作家阿城随笔代表作之一，由阿城著的《闲话闲说（精）》论世俗社会风貌，世俗文学风采。阿城自此书后对中国文化思考的独立性和建设性已经相当成熟。这部作品可谓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转折。1997作家社初版，此后十多年再无重版。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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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言之，古来中国虽有“封建”与“郡县”两制之分，但两千多年是“郡县”的延续，不同是有的，新，却不便恭维。

虽然本无新旧，一旦王朝改姓，却都是称做“创立新朝”，那些典礼手续和文告，从口气上体会，姑且算吧．

甲午战争，搞了三十多年洋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得知日本军舰刚刚换了新锅炉，节速比北洋水师军舰的高，在清廷主和以保实力。被动开战，则我旧中国人民不免眼睁睁看到了清廷海军的覆灭，留学英国回来的海军军事人才的折损。

这刺激比五十四年前与英国的鸦片战争要大，因为日本二十六年前才开始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

“戊戌”之后清廷一九。一年相应变法，废除科举，开设学堂，派遣留学生，改定官制，准备推行三权分立的宪政，倒也按部就班。

此前一八七二年，已经容闳上议，清廷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小童公费留学生，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一八八一年学成回国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容闳自己则是一八四七年私费留学美国，人了美国籍，再回上海做买办。曾国藩委派他去美国买机器，他则建议清廷办合资公司。

你们看一个半世纪之后，拿了绿卡的大陆中国留学生，还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有“古典”可寻的。

（按，此节有删减）

3

其实清廷有一项改革，与世俗之人有切肤的关系，即男人剪辫子。

也是按部就班，先海军，因为舰上机器极多，辫子绞进机器里很是危险，次新军，再次社会。

男人脑后留长辫，是满人的祖法。清廷改革中的剪辫，我认为本来是会震动世俗的，凡夫君子摸摸脑后，个个会觉得天下真要变了。

冲击视觉的形体变化是很强烈的，你们只要注意一下此地无处不在的广告当不难体会。

不过还没有剪到社会这一步，一九一一年，剪了辫子的新军在武昌造成辛亥革命，次年中华民国建立，清帝逊位．以当时四万万的人口来说，可算得是少流血的翻新革命。

秦始皇征战六国，杀人无算，建立一统的郡县制，虽然传递了两千年，却算不得善始。两千多年后，清帝逊位，可算得善终吧．

凡以汉族名分立的王朝，覆灭之后，总有大批遗民要恢复旧河山，比如元初、清初。

民初有个要复清的辫帅张勋，是既得满人利益的汉人．另一个例子是溥仪身边的汉人师傅郑孝胥．

日本人在关外立满洲国，关内的满人并不蜂拥而去。满族本身的复辟欲望，比较下来，算得淡泊，这原因没有见到什么人说过，我倒有些心得，不过是另外的话题了。

欧洲有个君主立宪小国，他们的虚位皇帝是位科学家，因为总要应付典礼实在无聊麻烦，向议会请废过几次，公民们却不答应。保鲜的活古董，又不碍事，留着是个乐子。另一个例子，你们看英国王室的日常麻烦让几家英国报纸赚了多少钱！

设若君皇尚在虚位，最少皇家生日世俗间可以用来做休息的借口。说两家兄弟和了口巴，皇太后找两家兄弟媳妇儿凑桌麻将，不计输赢，过几天也许双方的口气真就软了。

不过这话是用来做小说的，当不得真。

（按．此节有删减）

4

若说清逊之后就是新中国，却叫鲁迅先生看出是由一个皇帝变成许多皇帝，写在杂文和小说里面．

冯玉祥将逊位的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中国的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争做皇帝史，又是杀人无数。

你们对中国的近当代史都熟，知道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什么“革命”没有成功？当然是指革命的结果新中国。相同的“志”是什么？当然还是新中国。

以时髦论，恐怕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新”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当时中国要学习的西方文化里的现代派，新而且鲜。

恩格斯“甲午战争”时才逝去，列宁则一直活到一九二四年，而且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震动世界，建立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国家制度，不管后果如何，总是“新”吧？

中国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

P5－7

《逝者如斯》共收录小文三十三篇，其中包括附录两篇，涉及现当代学者五十余人。大部分文章是第一次发表，其中也有六七篇曾收入过我的其他几本书中，此次稍有增补或修订后收入是书。

文章基本以人物的学术和文化背景进行编次。第二部分的几篇文字是《北京青年报》在“私人别史”访谈中整理的口述，后又经我审订修改的，在文字上难免有些口语化的痕迹，因此单辟一类。对于在上海、扬州等地和台湾的学人，也另行归类。其中《在上海美丽园的日子》和《“翠微校史”拾零》两篇，则是对多位学者的杂忆。

“私人别史”几篇口述文字的整理，《北京青年报》副刊的资深编辑王勉女史付出了很多精力，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得到中华书局领导的厚爱和支持，尤其是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责任编辑李世文先生、徐麟翔女史的许多帮助，无论是在酌定体例，搜集图片，扫描信函、照片原件，还是在目录排列和版式设计中都提供了很多帮助，多次往返书局与寒舍之间，十分令人感动。

扬之水先生欣然为本书封面题签，陆灏先生为扉页题签，并对个别错谬给以指正，在此并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