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15日，澳门警察以毡仔居民建立工人街坊学校未经报批为由，强行拆毁围墙，殴打工人。事发后，民众反应强烈。12月3日，学生到总督府门前游行，葡警开枪打死8人，打伤212人。大丰银号总经理何贤闻讯，立即停下会议，驱车前往镜湖医院吊死问伤，布置抢救，并发表讲话：“今天中国人之团结是不可辱的，澳葡当局应负起此次事件的全部责任！”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提出澳葡当局必须立即向中国居民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等四项条件，并与何贤等13名澳门民众代表就具体方案进行会谈。会谈中，何贤等民众代表据实驳斥了澳葡当局的抵赖、狡辩，澳门当局最后不得不接受全部四项条件和澳门同胞的要求。1967年1月29日，澳门总督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在澳门民众代表面前，签署对澳门同胞认罪书。事件之后，澳门同胞称赞何贤是“真正的华人代表”。
何贤，番禺石楼镇岳溪乡应塘村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生。其父何澄溪早年做小买卖，后移居广州经营航运。父亲待人和蔼，热心社会福利的品德，对何贤影响很深。13岁时，何家家境日蹙，他到广州沙基一家粮油店做学徒。没两年就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被顺德陈村“福源号”粮油店的东家挖去当掌柜。生意日隆，何贤却说他要创业开银号。何澄溪把家中仅存的200银元交给儿子作本钱。何贤奔走于广州的交易所及茶馆酒楼，为做纸币和证券买卖的炒家充当经纪人。由于他对行情把握准确，所获佣金日渐丰厚。1929年，他与好友集资1万元，开办“汇隆”银号，21岁的何贤被推为银号经理。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何贤转赴香港做货币买卖。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前，他随难民撤到澳门。澳门是二战期间东亚唯一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人口由十几万激增至30万，转口贸易也大量移师澳门，刺激了当地各行业发展。富商大贾蜂拥而至，加上战争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一贯受到澳门当局支持的赌博业红火异常。在大起大落的金融行情中，何贤很快就在澳门金融界崭露头角。大丰银号总经理马万祺聘他任司理，他同时又受聘于葡萄牙人开办的大西洋银行任华人营业部经理。当时，市面上货币紧缺，而澳币因战争无法由葡萄牙印来。何贤建议大西洋银行董事会向澳门当局争取到增印澳门币的权利，又请江湖朋友冒死从香港偷运回一大批印钞纸。及至新澳门币投入流通，澳门市场稳定，何贤名噪澳门，不久被推选为澳门银行公会理事长，开始出入上流社会。经金融巨子钟子光介绍，何贤结识了澳门经济局局长罗保。何贤、罗保、钟子光合股开了家和安黄金公司，取得经营黄金专利权，主要由何贤经营。黄金公司财源广进，为他的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何贤陆续开办了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酒店、地产公司、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石油公司等，形成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1971年，大丰银号注册为澳门第一家银行。主要由何贤控股。
澳门人称何贤为“澳门王”，是因为凡是有利于澳门居民的事情，他总是不避劳苦危险，竭力奔走斡旋。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封锁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澳督派罗保前往交涉无效。何贤同商会的人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斗智斗勇，最终使日军解除了封锁。20世纪50年代初，大丰银号二楼挂牌“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华人代表”是百姓对澳门咨询会华人委员的俗称，由澳门总督委任。何贤认为百姓既认定自己是华人代表，就要真正为华人说话、办事。每日上午9-10点钟，他都在办事处接待居民，认真倾听意见，排忧解难。
何贤热心慈善事业。父亲何澄溪三周年祭时，他广告各界“凡欲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结果，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善款港币22.4万元。1955年1月10日，青州木屋区大火，2000多人无家可归。何贤作为澳门各界救济灾民酬募委员会会长，带头捐了55间铁皮屋，又沿门劝募，不出月灾民们便有吃有住。1962年夏，澳门政府决定拍卖一组租给贫民的房屋，何贤出钱买下这些房子，让居民不致流离失所。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他，却是澳门教育会会长、多家中小学董事长、多家义学和免费夜校的创办人。他捐建澳门八角亭图书馆，提议创立澳门首家大学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并任校董会主席。
对何贤影响最大的当数老共产党员柯麟。柯麟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以开办西医诊所为名开展地下工作。柯麟治好马万棋的肺病，两人结成朋友。马万棋又介绍何贤认识了柯麟，常在一起喝茶聊天。看到柯麟对绅士、阔太、渔民、车夫同样悉心诊治，对穷人少收甚至不收诊费药费，每日还花半天时间到镜湖医院义诊，何贤深受感动。他应柯麟之邀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值理，义务任副主席、主席达37年。在何贤的努力下，马万祺当选为商会理事，他自己当选为理事长和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日渐成为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主要舞台。新中国成立，何贤积极参与庆祝活动，1950年被推举为澳门各界庆祝国庆大会主席团主席。经柯麟介绍，何贤多次应邀回内地观光，并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何贤先后有五位夫人，育有六子七女。曾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何厚铧是其第五子。
何贤一向热心家乡建设，早在1947年就捐款扩建岳溪学校。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向番禺县和岳溪乡捐赠物资总值约400万人民币。1981年。他向广东省政府建议并支持兴建由珠海到广州公路上的四座大型桥梁。改革开放后，与何添、霍英东等人共同投资兴建番禺宾馆和大石、洛溪大桥。此后他又为石楼镇和岳溪乡兴建多项福利设施，为番禺县人民医院捐资建楼，捐资重修莲花塔，亲自在市桥选址建妇幼保健医院（即今何贤纪念医院）。 1983年12月何贤病逝，全澳门下半旗志哀三天。港澳各界举行盛大公祭仪式，众多的花圈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没有抬头、落款，只有一个浓墨淋漓的大字：“服”。
P284-286
番禺，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有确凿证据可稽的历史最古老的地理名称。这个地理名称所涵盖的行政区域范围，在过去两干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逐步缩小，到20世纪初，甚至退出了自己原来的核心——省城广州。尽管如此，番禺这个名字，两千多年从来没有被改变、被取代，更从未消失。由此看来，番禺这个名字，是一个有特殊生命力的不可替代的符号，是一种在长期的历史中凝聚而成的文化象征。
所谓的“番禺文化”，不会因一时一事的时势变化而消失，也不可能由一两个能工巧匠去打造。抱持着这一理念，番禺区和我们开始策划编写这套“番禺文化丛书”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共识，要将番禺地域文化的呈现，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中，尤其优先着力于那些在历史过程中持续累积，形成厚实的历史基础的题材。我们相信，首先在这些题材落笔，更能表达“番禺文化”的轮廓与本相。
所谓的“地域文化”，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特定地域空间中的人的活动创造的社会制度、行为习惯、物质及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因此，当地人的活动，是我们理解地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而一个地方的人的活动，是他们与自然环境共处，适应并利用自然环境，同时也改变其存在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创造了所谓文化存在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这套丛书除以人物、建筑、音乐、书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外，特别在概论中。从番禺历史与社会文化的乡土基础着眼，期望能够以较简略的方式和篇幅，呈现番禺文化的基本面貌、特性和底蕴。
在遥远的古代，番禺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狭义的珠江三角洲的全部。不过，彼时这个名称主要指今天的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其中大部分还是在珠江口的海湾中星罗棋布的海岛及其周回的陆地。其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发育，岛屿逐渐连缀起来，陆地面积不断扩大，域内陆续析置新县，作为行政区域单位的番禺的地理范围不断收缩。到明清时，番禺作为广州府的附郭县，定格在一个大致在北、东、南三面环绕着省城的县域。这个县域，便是近代“番禺”的文化认同形成的基本地理范畴。进入20世纪，先是广州市区从番禺县分离出来，番禺治所移出广州市区，继而，上番禺地区划入广州市郊区，番禺的县域只剩下广州南部的大小箍围加上其东南部的新涨沙田区。前些年，下番禺东南的沙田区的大部分又再析出，新置南沙区。今天广州市辖下的番禺区，不仅失去了古代岭南地中“亦其一都会”的广州城，也失去了两千多年来构成番禺地理疆域主体的相当大一部分，甚至近百年来在珠江口海上新生的冲积土地，也随着南沙区的崛起，渐渐离“番禺”而去。
这个现实，向我们编撰“番禺文化丛书”直接提出的问题是，这套书的叙事在时间、空间上如何界定其场域？我们觉得，所谓“番禺文化”，应该是历史上生活在番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要全面、整体地阐述番禺文化，就不能只限于今天的番禺一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作为一套由番禺区组织编撰的丛书，其基本的视域，又需要大致限定在今天番禺区的行政辖地之内，以发生在这个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事象为丛书叙事的基本内容。这样一来，我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两难的处境。拘泥于作为行政区的番禺的地界，难免破坏“番禺文化”的整体性；超越这个边界，又离开了作为今天行政辖地的文化表述这个本分。经过反复的斟酌讨论，我们选择了不去硬性地采取统一的原则和体例的做法。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六个专题分卷，有的严格以今天番禺的行政区域为界，有的则不以这个地界为限，扩展至以清代番禺籍人士组成的文化圈。大体上，扎根本地乡土社会的主题，我们主要采用前一种方式，叙事基本上以今天番禺行政区域空间为范围；而更多以城市为主要舞台的精英文化题材，则不局限在今天的行政区域，内容覆盖了历史上更为广大的番禺地区。
这样处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清晰地定下的原则，而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这说明了要表现番禺文化的不同主题，的确需要有不同的视域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达的客观要求。在这点上，《番禺人杰》一卷最为典型。该卷撰稿人说：“两千年中，以番禺冠称的行政境域变化频繁，范围不定，而以番禺地望自称的传人，体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与执着，对乡梓文化的认可与传承，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从文化的剖析及宣扬出发，本书所说的番禺名人，是对历史上以番禺为籍贯的番禺人的记述。”我们认为，这是从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展示番禺文化所必须采取的做法。这些历史上在不同领域对番禺文化的塑造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舞台一定超出乡土社会的范围；很多人士，虽然其家乡已经不在今天的番禺区辖内，但在他们的时代，他们都以番禺为自己的乡土认同，他们的社会活动，也都以番禺籍人士的身份出现。这些番禺籍人士作为一个群体在宏大历史场景中扮演的角色，从来不局限在各自的乡村社区范围，他们活动的舞台，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这个事实，显示出“番禺文化”具有超越地方一隅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我们可以拘泥于今天的行政区边界而去将其割裂开来的。
有一些地域文化的题材，除了不能割裂传统的地域整体性外，还不能离开城乡关系格局的视角。番禺在历史上作为同时是省会所在地的附郭县，有一些文化领域的发展及其特色是在这个地区的城乡连续体中形成的，这套丛书中《番禺丹青翰墨》和《禺山乐韵》两卷。即突出体现了这个视角。书画和音乐，一般都被视为精英文化的领域，而城市则是这类精致高雅文化生长的主要舞台。番禺在书画和音乐创作领域之所以能够达到一般地方文化罕有的成就和高度，涌现许多传世的不朽作品，形成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流派，离不开其依托于广州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大都市这个条件；同时，番禺人士在书画和音乐领域创造的独特品位，有其深厚的乡土根基，许多独具一格、意味隽永的作品，浸润着乡村生活的情趣。本土乡村孕育了本地书画和音乐的灵气与风味；而连接世界的都市，则提升了这些作品的品格，打开了作品的天地，使番禺的书画和音乐在民族艺术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套丛书的《番禺丹青翰墨》和《禺山乐韵》两卷所展现出来的艺术创造和传播空间。大大超越番禺一地的局限，自然是必不可免的。
我们最能够将内容划定在今天番禺辖区范围内的，是《番禺建筑》一卷。这不仅是由于建筑坐落的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在地理空间上将境内境外的界线清楚划分开来，更因为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筑的类型及其形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在今天的番禺区地域之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建筑形式大致上均已齐备，只选区内现存的代表建筑来讨论，已经足以涵盖不同时期番禺区域范围内的建筑类型和建筑风格。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是地方文化的一种非常直接的表达，我们从番禺区境内建筑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可以见到番禺区虽然今天的辖区范围大大缩小了，但仍然保存着具有整体性的地方文化特色，而这种特色也容纳了很多原来在广州城市发展出来的文化性格，这也是番禺文化是在一种城乡连续体格局下形成和延续的表征。番禺区域内传统建筑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让我们有可能立足于今日的番禺区去呈现番禺的文化传统。
如果说建筑是以物质形态保存和呈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典型形态的话，那么，地方文化传统在更深层次的存续与变迁则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备类仪式上面，这些民俗事象，今天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番禺区辖内城乡人群与周边更广大地区人群中生活习俗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而由于生态、环境和人群的多样性而存在的各种差异，在今目的番禺辖区内也都曾经共存，甚至在如今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正在发生变异，而在番禺辖区里，相对还保存得更为完整，更为原汁原味。更重要的是，虽然民俗的内容在相当大的地域空间里广泛存在，有某种普遍性，但具体的民俗事象，又是独特而乡土的，总是依存于特定的社区、人群、场所和情景之中；对民俗的观察和记录，也总是细微而具体的，只要不企图去确认某种民俗是某个行政区域所专有的，微观的观察也不必有坏其完整性之虞。
一个地方的民俗，隐藏着地域文化的内在和本质的结构。这个持续稳定的结构，是塑造地域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地方社会的民俗文化，是在本地乡土社会的土壤中生长的，这个土壤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和层累的产物。当我们要努力尝试立足于今天的番禺地域去发掘“番禺文化”的内涵时，自然把寻找其历史根基的目光。重点投到本土的乡村社会的历史上。这是我们撰写《番禺历史文化概论》的一个心思。我们很清楚，要真正概览“番禺文化”的全貌，在历史的观点上，本应以广州的城市文化为主导，从都市与乡村的互动、上下番禺乡村之间的协调、民田区和沙田区的关系着力，甚至应该把“海外番禺”也纳入视野，作一番眼界更开阔的宏大观察和叙事。然而，作为概论，前面我们提到的“大番禺”还是“小番禺”的问题更难处理。我们明白，要在概论里把已经不在今天番禺版图里的广州城厢、乡郊和大沙田区纳入一起论述，作为地方政府主持编写的这套丛书，无疑是过度越界了。我们选择了把概论聚焦在今天属于番禺区的大小箍围地区，期待能够从乡土社会的历史中，发掘番禺文化的根柢所在。我们从乡土社会历史入手探寻地方文化，并不是以为“番禺文化”只从乡村社会孕育。我们很清楚，要探究番禺地域文化的孕育，必须把以省港澳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甚至还要加上上海等近代中国的都市以及番禺人在海外的活动空间都纳入视野。从城乡互动、地方史与全球史结合的角度。才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理解。现在只能聚焦在今日的番禺辖区，也许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发生在这个地区的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形成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一个在更广大的空间的历史过程的缩影，这个历史过程形成的文化元素，积聚在今日番禺区的城乡社会，尤其是通过番禺乡土社会中一直保存下来的生活习俗、民间信仰、乡村组织和集体机制。凝结成保存番禺文化的内核或基因的制度化因素。这个基本假设，是我们相信立足于今日番禺土地上，仍然可以在一个宏观的视野里纵览番禺文化的依据。
我在这里以编写这套丛书时如何处理番禺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范畴的变化对于认识番禺文化的种种考虑为话题，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技术层面讨论丛书编写的体例问题，也不是要为丛书各卷处理叙述的地理空间范围不能采取一个统一的标准作解释或辩解。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交代，表达对这套丛书的其中一个主旨的理解，这个主旨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如何去认识和定义“番禺文化”？编写这套丛书是一种尝试，一种从小小的番禺区去阐发宏大的“番禺文化”的尝试。我不能说我们做得成功，但我以为需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既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番禺由一个广大的地区的统称，变到今日只是广州市下属的一个行政区，是否意味着“番禺文化”的消失？今日的番禺，文化建设方向何在，是逐渐成为一种狭隘的社区文化，还是一个有其深远传统和独特价值的地域文化的栖息地？这些问题，虽然要由番禺人民来回答，但我们既然承担了这套丛书的编写，也应该看成自己的一个使命。我们期待这套书能够对番禺的政府和民众有一点帮助，令他们在未来的番禺文化建设中，有更多的文化自觉和理性选择，把握本土社会的内在肌理，辨识番禺文化的遗传基因，在张开怀抱迎接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时候。坚持住番禺的文化本位，守护好乡土的精神家园。番禺文化的永久存续，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有赖大家的努力！
刘志伟
2017年1月
陈泽泓著的这本《番禺人杰》是“番禺文化丛书”之一，在对先秦至现代这段历史长河中的番禺历史名人进行扫描的基础上，选择个中事迹较为突出的60余人，分别予以具体介绍，以使读者对番禺历史人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陈泽泓著的这本《番禺人杰》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述，对“番禺”、“人杰”先做界定，在此基础上，依时代顺序对番禺历史名人作一扫描，分类概述，对人物活动的特定社会背景及其历史地位做分析，也几乎对所有列入志书为传的人物做一扫描。下编是传略，选择番禺历史名人中事迹较为突出的60余人，分别予以较具体的介绍，力争兼具故事性与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