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文、刘志伟著的这本《番禺历史文化概论》是“番禺文化丛书”的总论之作，以时间为线，探讨“番禺文化”这一地域文化观念变动与重塑的历史过程，对番禺地区的历史沿革、宗族祭祀、地方先贤、人文地理、社会风俗、文化景观等进行阐述，呈现了番禺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全景和内涵，探寻番禺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及其在珠江三角洲的重新定位，使番禺人民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有更多的文化自觉和理性选择，将番禺文化发扬光大。

本书史料丰富，内容广泛，且配以大量有关建置、风光、民俗、先贤等的图片，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使读者对番禺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有清晰完整的认识。

朱光文、刘志伟著的这本《番禺历史文化概论》的思路主要是：在引论先讲清楚“‘番禺’是什么”，“民国以前‘大番禺’及其文化的时空演变”，然后到第一章以后才落实到今天番禺区境内（即“禺南”或“大谷围地区”）的“番禺文化”。其中，“引论”部分，主要交代“番禺”意义的变迁、今番禺辖区之前古番禺县的历史沿革及其与珠三角各县的分合变迁，简单梳理民国以前“番禺”的社会与文化图景。

第一、二、三章按照历时性的原则梳理“明代以前”、“明清”、“民国”三大历史时期“番禺”空间的变化和建置沿革，“番禺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创造者及其主要形态。

第四章主要描述的是以“聚落”（包括民田区聚落和沙田区聚落）形态呈现出来的“物质性”的文化景观的演变及其产生和演变背后的那一套机制（如风水、宗法观念等）。

第五章描述的是以“民间信仰与诞会文化”、“水运网络与龙舟文化”、“宗族组织与祭祖仪式”等为主体的、以“非物质”形态呈现出来的传统社区文化。

第六章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都市化与文化融合趋势下”、“传统社区文化”及部分“传统乡村聚落文化景观”在当代的延续、复兴和再造的情状。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番禺文化”（主要是大谷围地区的“番禺文化”，部分涉及清代番禺县的部分区域）的整理、研究和重构。

最后，以“作为‘文化符号’和‘精神家园’的‘番禺文化’”为“结语”，同时也可视为全书对“番禺文化”的总结性表述。

引论 “番禺”与“番禺文化”

 第一节 “番禺”意义的变迁

 第二节 番禺县沿革及其与珠三角各县的分合变迁

 第三节 民国以前番禺县域的社会与文化图景

第一章 明代以前番禺大谷围地域社会的形成

 第一节 唐代以前大谷围地区的人文地理与空间格局

 第二节 唐宋元时期番禺大谷围的地域文化

 第三节 大谷围地区宗族的祖先记忆

第二章 明清番禺大谷围地区士大夫及其文教事功

 第一节 明代大谷围地区士大夫文化的兴起及其文化创造

 第二节 明清之际的大谷围士大夫与海云寺遗民群体

 第三节 清初到中叶大谷围地区士大夫的文化成就

 第四节 清末大谷围地区士大夫、沙茭局与地方自治

 第五节 明清禺南大谷围地区的科举望族

第三章 民国番禺县政治文化中心的南迁与新式文化

 第一节 民初“大天二”与禺南社会的动乱

 第二节 民国番禺县府的南迁及大谷围地区成为独立行政区的趋势

 第三节 民国时期禺南地方精英与乡村建设运动

第四章 番禺大谷围地区传统乡村聚落文化景观

 第一节 盗采与封禁：莲花山的保护及其风水、海防、航运意义

 第二节 民田区乡村的聚居模式与基本类型

 第三节 风水与乡村聚落的规划营建

 第四节 沙田聚落文化景观

第五章 番禺大谷围地区的传统社区文化

 第一节 民间信仰与诞会文化

 第二节 水运网络与龙舟文化

 第三节 宗族组织与祭祖仪式

第六章 “番禺历史文化”的当代建构

 第一节 传统乡村社区文化的复兴与再造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番禺文化”的整理、研究与重构

结语 作为“文化符号”和“精神家园”的“番禺文化”

后记

番禺大谷围乡村水口规划的一个范例是位于其西南部王族居住的沙头乡。沙头乡（又称碧沙乡）东南水口位也曾有一组经过精心规划的建筑群。除了水口桥迎龙桥外，其西端，过去有座刻有皇帝圣旨准王天香在村中自执白骨的碑亭。桥头有古榕数株，沿涌水松遍植，环村绿树成林，为典型的岭南水乡小桥流水景观。而迎龙桥（俗称“大桥头”）东走，还有一条蜿蜒二里的石路与市桥聚龙桥（俗称“小桥头”）相接，两桥间有门楼，上石匾书“西陲屏翰”，为清代市桥乡书法家谢天显所题。两桥与门楼三者同属一组建筑，两桥造型相似，同为沙头人王天香始建。市桥聚龙桥较长较宽，反称“小桥头”。西郊桥下急流湍濑，直泻西海（市桥水道）。一桥一楼与濒水红棉、古榕相映成趣。沙头人王青夷曾于1919年2月17日绘有《文昌阁（文塔）石拱桥景画》，记录了沙头东南水口建筑群的旧貌。沙头文塔，估计与桥配套建设高三层，内供奉文昌帝君及魁星踢斗造像；据说建于明朝中叶。至今已历400多年历史。塔门对联云“九桥锁水龙湾聚，一点明星照碧沙”，把周边的景色点缀得恰到好处。而文塔又正对沙头墟，故又称“文阁望墟”。

番禺大谷围乡村水口的规划另一个范例是位于大谷围东部陈族居住的石楼乡。清康熙初年迁海复界后，石楼陈族一方面进行聚居地的重建，另一方面也着手营建一系列的水口建筑。其中，清康熙初年修建了翰墨桥、白马庙、跃龙庙、凌云阁、浮莲塔、青云台等水口建筑，乾隆六年(1741)重修了跃龙庙，道光二十年(1840)再重修了跃龙庙，清末咸丰年间重建白马庙，清同治年间重建了凌云阁、青云台以及浮莲塔，光绪十五年(1889)修建了道元桥等多座桥梁。大约于清末民初，修建了横跨于娘妈涌与溜边河交汇的涌口处的镜海桥。经过石楼陈氏宗族从清初到民初一系列时断时续的建设，形成了三组水口建筑景观。

第一组为浮莲岗下的水口建筑群，位于溜边海汇入莲花山水道的水口处，依托石楼下水口镇山——浮莲岗和小浮莲岗而建，由浮莲塔、青云台、五大夫亭等组成的下水口建筑群。作为这组建筑所依托的浮莲岗与石楼乡隔江相望：“浮练山，在城东南一百里，又名浮莲冈，与石砺山并峙，中隔平田，下瞰狮子洋，大箍围、诸村南边皆借其屏蔽。山足多石如涛头，土人呼为花鱼石。有岩名大屋岩，又名玉宇岩。右数十武为善广岩，西行里许复有一小岩名药房，其余小岩数十，皆风涛激薄而成也。其绝顶有浮莲塔。山之西麓为青云台，石楼村所建。”在这组建筑中，“浮莲塔，一名大魁阁，又名巽峰塔，在浮练冈高峰，为石楼乡催官位，建于清康熙初年，重建于同治辛未，塔下有青云台、五大夫亭，详载青云台碑记。”接着，该乡在浮莲岗西麓，石楼乡水口位（俗称“冈尾口”）建了一座青云台，初为方形楼阁，高二层，后改为五层八角形高塔：“青云台，在浮莲冈西麓，为石楼乡镇砥水口，建于大清康熙初年，用方阁高二层，重建于同治辛未，高五层，此地有梅花书屋，小蓬瀛馆并大小亭三座，古迹则有洗砚池、神仙掌印各名胜，树木丛荫山水幽雅，列坐其次，足以游目骋怀，亭之左右又植梅柳百余株，当梅花盛开，骚人雅士咸载酒来游，畅泳其下争相唱和，粉壁留题，绝多锦囊佳制诗钞待刻，详载碑记。”塔、台、亭几类不同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出现在海拔116.6米的浮莲岗上，蔚然壮观，周围栽有100多棵梅花、桃花、桂花和杨柳，环境幽雅，常有骚人墨客到来吟咏，也有渔翁在江边悠然垂钓，自得其乐，后为石楼八景之“练溪钓月”主景，这组建筑为昔日石楼乡大水口的标志性景观，俨然是石砺山（今莲花山）省城水口建筑群的翻版。

第二组为跃龙涌的上水口建筑群，位于今石楼一村与赤山东村交界处，由跃龙涌上的翰墨桥、白马庙等组成。跃龙涌上游接近飞鹅岭。其中“翰墨桥。此桥水口为一乡发源之处，即堪舆家所谓翰墨水也，故取以为名，又名鸡公桥，在西约，大清康熙初年始砌以石，与会元桥相去四百二十五步，桥旁有白马庙，详载碑记”。又“白马庙，在石楼乡西约翰墨桥旁，建于大清康熙初年，重建于咸丰甲寅详载碑记”。关于白马庙，民国版《番禺县续志》也有记载：“白马庙，在石楼乡西约翰墨桥旁。康熙初建，咸丰四年重修。”此外。在跃龙涌上下水口之间，也建有三道石墩平板桥，均始建于清光绪十五年：“会元桥，一名汇源桥，在石楼乡中约。上至翰墨桥，相去四百三十五步。”“道元桥，一名导源桥，在石楼乡东约。上至捷元桥，相去一百六十七步。”“捷元桥，一名接源桥，在石楼乡东约，上至会元桥，相去一百六十五步。”三座平板石桥与跃龙涌的上下水口建筑组群构成一塔、两庙、五桥重重关锁的石楼水乡市镇景观。

第三组为跃龙涌的下水口建筑群，位于跃龙涌汇入溜边海的下水口处，由凌云阁、梯云桥、跃龙庙等组成。其中“凌云阁在石楼东约，高三层，建于大清康熙初年，重建于同治癸亥详载碑记”，而“梯云桥，在东约凌云阁旁，建于大清康熙初年，修于乾隆壬子，重修于同治癸亥，下至涌口步头，相去三百一十步，上至道元桥，相去五百六十五步”。又“跃龙庙，在石楼东约梯云桥旁，建于大清康熙初年，修于乾隆辛酉，增建于道光癸卯，庙右置有客厅，重修于同治癸酉，庙左置一小亭，一河两岸，地极幽雅，详载碑记”。关于跃龙庙，民国版《番禺县续志》也有记载：“跃龙庙，在石楼乡东约梯云桥旁，康熙初建，乾隆六年，道光二十年均重修。同治十二年，于庙左置一小亭，面河，风景幽雅。”三座建筑聚集于跃龙涌水口，小巧别致，成为石楼水乡市镇的一道亮丽风景。

此外，还有为娘妈涌与溜边河交汇的涌口处的镜海桥下水口建筑，“镜海桥，在石楼乡中约‘采访册’。”  P240-243

番禺，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有确凿证据可稽的历史最古老的地理名称。这个地理名称所涵盖的行政区域范围，在过去两干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在逐步缩小，到20世纪初，甚至退出了自己原来的核心——省城广州。尽管如此，番禺这个名字，两千多年从来没有被改变、被取代，更从未消失。由此看来，番禺这个名字，是一个有特殊生命力的不可替代的符号，是一种在长期的历史中凝聚而成的文化象征。

所谓的“番禺文化”，不会因一时一事的时势变化而消失，也不可能由一两个能工巧匠去打造。抱持着这一理念，番禺区和我们开始策划编写这套“番禺文化丛书”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共识，要将番禺地域文化的呈现，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中，尤其优先着力于那些在历史过程中持续累积，形成厚实的历史基础的题材。我们相信，首先在这些题材落笔，更能表达“番禺文化”的轮廓与本相。

所谓的“地域文化”，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特定地域空间中的人的活动创造的社会制度、行为习惯、物质及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因此，当地人的活动，是我们理解地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而一个地方的人的活动，是他们与自然环境共处，适应并利用自然环境，同时也改变其存在空间的过程。这个过程，创造了所谓文化存在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这套丛书除以人物、建筑、音乐、书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外，特别在概论中。从番禺历史与社会文化的乡土基础着眼，期望能够以较简略的方式和篇幅，呈现番禺文化的基本面貌、特性和底蕴。

在遥远的古代，番禺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狭义的珠江三角洲的全部。不过，彼时这个名称主要指今天的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其中大部分还是在珠江口的海湾中星罗棋布的海岛及其周回的陆地。其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发育，岛屿逐渐连缀起来，陆地面积不断扩大，域内陆续析置新县，作为行政区域单位的番禺的地理范围不断收缩。到明清时，番禺作为广州府的附郭县，定格在一个大致在北、东、南三面环绕着省城的县域。这个县域，便是近代“番禺”的文化认同形成的基本地理范畴。进入20世纪，先是广州市区从番禺县分离出来，番禺治所移出广州市区，继而，上番禺地区划入广州市郊区，番禺的县域只剩下广州南部的大小箍围加上其东南部的新涨沙田区。前些年，下番禺东南的沙田区的大部分又再析出，新置南沙区。今天广州市辖下的番禺区，不仅失去了古代岭南地中“亦其一都会”的广州城，也失去了两千多年来构成番禺地理疆域主体的相当大一部分，甚至近百年来在珠江口海上新生的冲积土地，也随着南沙区的崛起，渐渐离“番禺”而去。

这个现实，向我们编撰“番禺文化丛书”直接提出的问题是，这套书的叙事在时间、空间上如何界定其场域？我们觉得，所谓“番禺文化”，应该是历史上生活在番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要全面、整体地阐述番禺文化，就不能只限于今天的番禺一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作为一套由番禺区组织编撰的丛书，其基本的视域，又需要大致限定在今天番禺区的行政辖地之内，以发生在这个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事象为丛书叙事的基本内容。这样一来，我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两难的处境。拘泥于作为行政区的番禺的地界，难免破坏“番禺文化”的整体性；超越这个边界，又离开了作为今天行政辖地的文化表述这个本分。经过反复的斟酌讨论，我们选择了不去硬性地采取统一的原则和体例的做法。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六个专题分卷，有的严格以今天番禺的行政区域为界，有的则不以这个地界为限，扩展至以清代番禺籍人士组成的文化圈。大体上，扎根本地乡土社会的主题，我们主要采用前一种方式，叙事基本上以今天番禺行政区域空间为范围；而更多以城市为主要舞台的精英文化题材，则不局限在今天的行政区域，内容覆盖了历史上更为广大的番禺地区。

这样处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清晰地定下的原则，而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这说明了要表现番禺文化的不同主题，的确需要有不同的视域才能比较完整地表达的客观要求。在这点上，《番禺人杰》一卷最为典型。该卷撰稿人说：“两千年中，以番禺冠称的行政境域变化频繁，范围不定，而以番禺地望自称的传人，体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与执着，对乡梓文化的认可与传承，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从文化的剖析及宣扬出发，本书所说的番禺名人，是对历史上以番禺为籍贯的番禺人的记述。”我们认为，这是从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展示番禺文化所必须采取的做法。这些历史上在不同领域对番禺文化的塑造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舞台一定超出乡土社会的范围；很多人士，虽然其家乡已经不在今天的番禺区辖内，但在他们的时代，他们都以番禺为自己的乡土认同，他们的社会活动，也都以番禺籍人士的身份出现。这些番禺籍人士作为一个群体在宏大历史场景中扮演的角色，从来不局限在各自的乡村社区范围，他们活动的舞台，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这个事实，显示出“番禺文化”具有超越地方一隅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我们可以拘泥于今天的行政区边界而去将其割裂开来的。

有一些地域文化的题材，除了不能割裂传统的地域整体性外，还不能离开城乡关系格局的视角。番禺在历史上作为同时是省会所在地的附郭县，有一些文化领域的发展及其特色是在这个地区的城乡连续体中形成的，这套丛书中《番禺丹青翰墨》和《禺山乐韵》两卷。即突出体现了这个视角。书画和音乐，一般都被视为精英文化的领域，而城市则是这类精致高雅文化生长的主要舞台。番禺在书画和音乐创作领域之所以能够达到一般地方文化罕有的成就和高度，涌现许多传世的不朽作品，形成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流派，离不开其依托于广州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大都市这个条件；同时，番禺人士在书画和音乐领域创造的独特品位，有其深厚的乡土根基，许多独具一格、意味隽永的作品，浸润着乡村生活的情趣。本土乡村孕育了本地书画和音乐的灵气与风味；而连接世界的都市，则提升了这些作品的品格，打开了作品的天地，使番禺的书画和音乐在民族艺术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套丛书的《番禺丹青翰墨》和《禺山乐韵》两卷所展现出来的艺术创造和传播空间。大大超越番禺一地的局限，自然是必不可免的。

我们最能够将内容划定在今天番禺辖区范围内的，是《番禺建筑》一卷。这不仅是由于建筑坐落的位置是固定的，可以在地理空间上将境内境外的界线清楚划分开来，更因为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筑的类型及其形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在今天的番禺区地域之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建筑形式大致上均已齐备，只选区内现存的代表建筑来讨论，已经足以涵盖不同时期番禺区域范围内的建筑类型和建筑风格。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建筑是地方文化的一种非常直接的表达，我们从番禺区境内建筑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可以见到番禺区虽然今天的辖区范围大大缩小了，但仍然保存着具有整体性的地方文化特色，而这种特色也容纳了很多原来在广州城市发展出来的文化性格，这也是番禺文化是在一种城乡连续体格局下形成和延续的表征。番禺区域内传统建筑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让我们有可能立足于今日的番禺区去呈现番禺的文化传统。

如果说建筑是以物质形态保存和呈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典型形态的话，那么，地方文化传统在更深层次的存续与变迁则体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备类仪式上面，这些民俗事象，今天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番禺区辖内城乡人群与周边更广大地区人群中生活习俗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而由于生态、环境和人群的多样性而存在的各种差异，在今目的番禺辖区内也都曾经共存，甚至在如今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正在发生变异，而在番禺辖区里，相对还保存得更为完整，更为原汁原味。更重要的是，虽然民俗的内容在相当大的地域空间里广泛存在，有某种普遍性，但具体的民俗事象，又是独特而乡土的，总是依存于特定的社区、人群、场所和情景之中；对民俗的观察和记录，也总是细微而具体的，只要不企图去确认某种民俗是某个行政区域所专有的，微观的观察也不必有坏其完整性之虞。

一个地方的民俗，隐藏着地域文化的内在和本质的结构。这个持续稳定的结构，是塑造地域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地方社会的民俗文化，是在本地乡土社会的土壤中生长的，这个土壤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和层累的产物。当我们要努力尝试立足于今天的番禺地域去发掘“番禺文化”的内涵时，自然把寻找其历史根基的目光。重点投到本土的乡村社会的历史上。这是我们撰写《番禺历史文化概论》的一个心思。我们很清楚，要真正概览“番禺文化”的全貌，在历史的观点上，本应以广州的城市文化为主导，从都市与乡村的互动、上下番禺乡村之间的协调、民田区和沙田区的关系着力，甚至应该把“海外番禺”也纳入视野，作一番眼界更开阔的宏大观察和叙事。然而，作为概论，前面我们提到的“大番禺”还是“小番禺”的问题更难处理。我们明白，要在概论里把已经不在今天番禺版图里的广州城厢、乡郊和大沙田区纳入一起论述，作为地方政府主持编写的这套丛书，无疑是过度越界了。我们选择了把概论聚焦在今天属于番禺区的大小箍围地区，期待能够从乡土社会的历史中，发掘番禺文化的根柢所在。我们从乡土社会历史入手探寻地方文化，并不是以为“番禺文化”只从乡村社会孕育。我们很清楚，要探究番禺地域文化的孕育，必须把以省港澳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甚至还要加上上海等近代中国的都市以及番禺人在海外的活动空间都纳入视野。从城乡互动、地方史与全球史结合的角度。才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理解。现在只能聚焦在今日的番禺辖区，也许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就是发生在这个地区的社会变迁，以及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形成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一个在更广大的空间的历史过程的缩影，这个历史过程形成的文化元素，积聚在今日番禺区的城乡社会，尤其是通过番禺乡土社会中一直保存下来的生活习俗、民间信仰、乡村组织和集体机制。凝结成保存番禺文化的内核或基因的制度化因素。这个基本假设，是我们相信立足于今日番禺土地上，仍然可以在一个宏观的视野里纵览番禺文化的依据。

我在这里以编写这套丛书时如何处理番禺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范畴的变化对于认识番禺文化的种种考虑为话题，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技术层面讨论丛书编写的体例问题，也不是要为丛书各卷处理叙述的地理空间范围不能采取一个统一的标准作解释或辩解。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交代，表达对这套丛书的其中一个主旨的理解，这个主旨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如何去认识和定义“番禺文化”？编写这套丛书是一种尝试，一种从小小的番禺区去阐发宏大的“番禺文化”的尝试。我不能说我们做得成功，但我以为需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既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番禺由一个广大的地区的统称，变到今日只是广州市下属的一个行政区，是否意味着“番禺文化”的消失？今日的番禺，文化建设方向何在，是逐渐成为一种狭隘的社区文化，还是一个有其深远传统和独特价值的地域文化的栖息地？这些问题，虽然要由番禺人民来回答，但我们既然承担了这套丛书的编写，也应该看成自己的一个使命。我们期待这套书能够对番禺的政府和民众有一点帮助，令他们在未来的番禺文化建设中，有更多的文化自觉和理性选择，把握本土社会的内在肌理，辨识番禺文化的遗传基因，在张开怀抱迎接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时候。坚持住番禺的文化本位，守护好乡土的精神家园。番禺文化的永久存续，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有赖大家的努力！

刘志伟

2017年1月

这本书所呈现的是一个动态的“番禺”和“番禺文化”。既然叫作《番禺历史文化概论》，就不可能把“番禺文化”写得面面俱到，只能是粗线条地描绘。之所以说是动态的，是因为“番禺”和“番禺文化”在时空和内涵上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秦汉以来，随着作为行政区的“番禺”的空间的转换，“番禺文化”所涵盖的范围以及“番禺文化”的中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创造番禺文化的人群、机制以及文化本身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每每谈到“番禺”和“番禺文化”时都必须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否则就会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关于地域文化，古代社会或传统社会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理解：①从国家层面来看，岭南地域文化是随着国家权力推进和正统意识形态向这个地域渗透和控制的结果。②从地方精英的层次来看，是不断地迎合和接受王朝国家，从而提升自己在地域上的地位，从而形成大大小小地方精英控制地方的文化、经济的过程。③从民众的角度来说，他们集合在地方精英的群体之下，接受和归附王朝国家，利用一系列的文化、经济的创造，从而形成地域文化。因此，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国家、地方精英、基层民众三者互动的历史过程。

地域文化的历史进程最基础的是物质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演变、演进过程，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和符号无不以此为基础展开，如农业形态、手工业形态、商业形态无不在文化符号中体现出来。没有物质活动的生活、生产方式，文化的创造无从谈起。所以，叙述地域文化的历史进程必然离不开对物质生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描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志伟老师就对番禺沙湾开展具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乡村经济社会史系列研究，其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几年前，笔者也曾经撰写出版了一部《番禺文化遗产研究》，基于多年从事番禺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积累，写作这部书帮助我初步形成了关于番禺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接到与刘志伟老师共同承担这本《番禺历史文化概论》的编写任务之后，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该在《番禺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深化我们对番禺文化的视野和解读。于是，笔者承担了全书的撰稿任务，刘老师参与了全书的构思和后期的修改。多年来笔者在研究中就很多问题同刘老师切磋，也留意追踪刘志伟老师及其同行早期在番禺和珠江三角洲的相关研究，笔者此前出版的《番禺文化遗产研究》《名乡坑头：历史、社会与文化》，本人参与编辑出版的《番禺民间信仰与诞会文集》以及发表涉及宗族、民间信仰等的一系列论著都深受“华南研究”的学者影响。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和刘老师有更多的机会就番禺的历史文化问题进行探研、讨论，从全书的框架构思到具体的每一章节的内容修改，都是在多次的面对面商谈和邮件往来中定下来的。因此，本书一方面承继、延续了《番禺文化遗产研究》的核心观念和眼光，也吸收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又增加丰富了新的内容，扩大了视野，深化了认识，反映出我们对番禺历史文化认识的深化。

本书的思路主要是：在引论先讲清楚“‘番禺’是什么”，“民国以前‘大番禺’及其文化的时空演变”，然后到第一章以后才落实到今天番禺区境内（即“禺南”或“大谷围地区”）的“番禺文化”。其中，“引论”部分，主要交代“番禺”意义的变迁、今番禺辖区之前古番禺县的历史沿革及其与珠三角各县的分合变迁，简单梳理民国以前“番禺”的社会与文化图景。

第一、二、三章按照历时性的原则梳理“明代以前”“明清”“民国”三大历史时期“番禺”空间的变化和建置沿革，“番禺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创造者及其主要形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以前”大谷围地区的“番禺文化”主要创造者是早期的人群，唐、宋、元时期的佛、道、巫的仪式专家及“乡豪”、早期士大夫等地方精英；明清大谷围地区的“番禺文化”主要创造者基本上是明初特别是明代中叶以来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民国”大谷围地区的“番禺文化”主要创造者是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地方精英。

第四章主要描述的是以“聚落”（包括民田区聚落和沙田区聚落）形态呈现出来的“物质性”的文化景观的演变及其产生和演变背后的那一套机制（如风水、宗法观念等）。

第五章描述的是以“民间信仰与诞会文化”“水运网络与龙舟文化”“宗族组织与祭祖仪式”等为主体的、以“非物质”形态呈现出来的传统社区文化。以上两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第二、三章文化创造的结果。

第六章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都市化与文化融合趋势下”“传统社区文化”及部分“传统乡村聚落文化景观”在当代的延续、复兴和再造的情状。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的是，第六章之所以不提及从1949年前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社区文化”之外的其他当代“番禺文化”，是因为这些文化已经突破了“传统”范畴，是都市化、网络时代乃至全球化的产物，缺乏与“传统社区文化”的关联性和历史脉络的延续性，其产生的机制、创造的人群和文化的具体形态都与此前的“番禺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番禺文化”（主要是大谷围地区的“番禺文化”，部分涉及清代番禺县的部分区域）的整理、研究和重构。

最后，以“作为‘文化符号’和‘精神家园’的‘番禺文化’”为“结语”，同时也可视为全书对“番禺文化”的总结性表述。

朱光文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