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集(严家炎自述)》是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的自述文集，名之曰《问学集》，书中从多个角度，对自己一生的学术创造过程进行了系统回忆，集中谈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治学方法、师友交往等，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补阙之作。作者严家炎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他的多部文学史著作，皆为大学文科教材，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大学文学读本的概念，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中专院校中文系学生们的喜欢。

《问学集(严家炎自述)》是著名学者、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先生的自述文集，内容包括生平追述、师友交往、学术主张、序与跋等几个部分，是了解先生学术生平的难得文献。

《问学集(严家炎自述)》是严家炎先生自述文章在海内外的首次结集。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

 一 从可疑之处入手，凭原始材料立论

 二 着眼于艺术而又饱和着思想的小说评论

 三 清源方可正本，求实乃能出新

 四 现代小说流派史的研究和写作

回忆·感想·希望

 ——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

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

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

 一种曾经广为流行的评价标准的偏颇

 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评价标准”能否成立？

 决不要以作家政治身份代替作品客观评价

 还是要从总的倾向上把握和评价作品

 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不可偏废，必须统一

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三

论世而后知人，顾全方能通篇

 ——鲁迅研究的一点感想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有关文化生态平衡的思考

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设想

我为什么要研究金庸？

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随想

批评规范小议

七十自述

在我记忆中的慧修师

 附：导师杨晦、钱学熙先生为一九五六级文艺

 理论研究生规定的必读书目

心中的丰碑

 ——怀念王瑶先生

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

 附：唐弢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青年研究者开列

 的刊物与作品目录

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精神上的导师

 ——我印象中的李何林先生

忆子铭兄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序言

 附录

严家炎先生大事年表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

我从小喜欢文学。诗和小说都让我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级(一九四八年秋)在上海地方报纸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后，奠立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向。从此，“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真成了我奉献的信条和毕生的体验。

上海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解放。那个暑假，我们吴淞中学高中部八九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自动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阅渎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荃麟、葛琴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我们都相信：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次年暑假高中毕业，我为了圆文学之梦，竟违背家长要我进正规大学的愿望，上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先后参加淮南淮北的四期土改，又经历了农村建互助组和铜矿扩建改建的较长时间工作锻炼，连续过了六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刻苦生活，积累了若干素材，写了一部分作品草稿和大量笔记。

然而，一九五五年突发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那场严酷的政治风暴，使我极度震惊。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群向来被公认为进步的作家，其中还有不少党员作家——也包括我在华东革大时的教务处长、很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老师刘雪苇在内，何以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一些私人通信，又怎么会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证”？我不禁感到事情的可怕，并陷入痛苦的沉思。于是，在一次政治学习会后的晚上，我撕毁了那几年写的一部分感情内容可能被指为“不健康”、“有问题”的草稿和笔记，第二天还向党组织交出了我收藏的胡风、路翎和雪苇的几本著作，如胡风的《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论现实主义的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我决心要变换自己的环境和道路。一九五六年，恰好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我便在这年九月以同等学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从此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

一从可疑之处入手，凭原始材料立论

就在我研修了两年文艺理论专业课程，并逐渐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之时，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务让我再次转向。一几五八年十月底，因中文系急需教师，我被半途从研究生岗位上调出，准备寒假后为苏联、东欧、蒙古、朝鲜等国二十多名留学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这不仅是岗位的变更，而且是专业方向的改动，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做起。我只能结合自己的备课，采用一种较为简便的办法来开展研究工作。这就是：抓住阅读中发现的一些可疑之处，紧迫不舍，尽可能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深人开掘，最终获得成果。我之所以在最初阶段多取这种方式，也许跟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有关。

在两个月备课过程中，我首先读了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年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的“参考书”)，不久又从旧书店里买到王瑶先生一九五三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①上册；还翻阅了丁易等其他两三种相关的书。我发现五十年代前期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为了贯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断，往往在来不及阅读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就把一九一六年酝酿、一九一七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当作“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划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时期”，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当时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对此说持怀疑态度，于是连续二十多天到北大图书馆去查阅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年问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我第一次去接触《新青年》，我阅读了这个刊物上所有署名陈独秀或以“记者”名义发表的文章，还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论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这番阅读不断带给我许多惊喜。我终于坚信：一九一八年以前，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还只是激进的民主派，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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