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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最初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时，我一点也没有看出来他身上有什么不同凡响的东西。然而，现如今，没有谁还会否定他的伟大。我这里说的伟大，不是平步青云的政治家所取得的光环，也不是功成名就的军人赢得的声誉。这些人的伟大属于他们的地位，与个人无关，环境一变化，那种盛名就会大打折扣，名不副实。首相退下官位，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将军脱下戎装，不过是集镇上一介草莽英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伟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是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对他不感兴趣。他让你不得安生，乖乖就范。他被人取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为他辩护或者说他的好话，都不再被看作性格古怪或言辞偏激。他的种种毛病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是他取得成就的必需品。他在艺术上的地位仍有讨论的余地，赞美者的奉承也许像诋毁者的非议一样率性而为，捉摸不定。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赋。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个性鲜明，即使他有一千个毛病，我也愿意原谅。我以为，与艾尔·格列柯①相比，委拉斯开兹①是一个更高明的画家，但是习惯作祟，无人对他顶礼膜拜。而那个沉迷声色、结局可悲的克里特岛人把他灵魂的秘密当作祭祀品呈现出来。一个艺术家，画家、诗人、音乐家，用他非凡美丽的作品作装饰，满足了大众的审美意识，但是这也类似性本能，有野蛮的一面。他在你面前呈现的还有他本人更了不起的天分。对一个艺术家的秘密追根溯源，和津津有味地阅读一个侦探故事不相上下。这种秘密和宇宙一样，妙在没有答案。斯特里克兰德画作的最微不足道之处，都显示出一种罕见、扭曲以及复杂的个性。正是因为这点，就是那些不喜欢他画作的人，都做不到对他的画作漠然视之；也正是因为这点，世人对他的生平和性格充满了兴趣和好奇。
斯特里克兰德死后不到四年，莫里斯·赫雷特敢为人先，在《法兰西信使》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后来的作家或多或少惯随大溜，这才纷纷循声发表文章了。在很长时间里，法国没人享有比赫雷特更无可争议的权威，他提出的看法不可能不给人留下印象。他的说法看起来有夸大之嫌，但是后来的各种评价肯定了他的看法，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也在他先前制定的路线上站稳了脚跟。斯特里克兰德的声誉平地崛起，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但是，我并不打算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妄加评论，除非有作品触及他的性格。我不能苟同一些画家的出言不逊，说什么门外汉对绘画一窍不通，要表明对他们画作的青睐，最好是三缄其口、掏出支票簿。他们认为艺术是一种才艺，只有手艺人才真正理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而感情则讲着一种芸芸大众都能听懂的语言。不过我承认，批评家要是对技巧缺乏实践的知识，很少能够对有真实价值的画作说出点什么来，而我就对绘画一窍不通。还好，我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是一个写作高手，又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①里详尽地论说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大部分作品。他的叙述风格令人着迷，堪称样板。可说来遗憾，大部分叙述风格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根深蒂固。
莫里斯·赫雷特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予以简述，伏笔不少，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他对艺术没有感情用事，只是一心想唤起有识之士对一个天才的注意，因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不过他是一个深谙此道的记者，很清楚“人们的兴趣”可以让他更容易达成目的。有些人过去与斯特里克兰德接触过，比如在伦敦就知道他的作家，还有在蒙特马特咖啡馆与他相遇的画家。他们当时只不过视他为一个落魄的艺术家，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如今却极其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而他们却与他失之交臂。于是法国和美国的许多杂志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文章，一方面各种回忆不断涌现，一方面欣赏评析接二连三。这下让斯特里克兰德名声大噪，挑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却又不满足他们。这个题目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肯下功夫的维特布雷希特一罗特霍尔兹在其令人难忘的专题论文②里，开出了一份各方权威的清单。P1-3
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在了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
——弗吉尼亚·伍尔夫
在英国的作家，甚至整个西方的作家中，毛姆的小说一直排在最引人入胜之列。如果说阅读西方小说需要读到五十至一百页以后才能进入阅读角色，那么毛姆的小说只需读过二十页，读者就欲罢不能了。像他的著名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读者甚至完全可以当作《福尔摩斯探案集》来读。小说中的“我”是福尔摩斯，小说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谜案。“我”在第一章里大发宏论，把斯特里克兰德的谜案搞得吊人胃口，由一个证券经纪人变身画家，无论他儿子写的传记还是评论家的乱评，都让人云里雾里。接下来的几章写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热衷于与文人墨客打交道，频频举办宴会沙龙，男主人首次露面，“我”只是见到一个“体形宽大、厚重，手大脚大，身穿晚礼服，略显笨拙”的男人，还未来得及深入熟悉，这个一家之主就弃家出走了!伦敦上流社会一时热闹起来，流言盛传斯特里克兰德是被某个茶庄的年轻女子勾引走了。“我”受托去巴黎寻找斯特里克兰德，侦破的结果大相径庭，斯特里克兰德不仅没有被女子勾引，甚至极端厌恶女人的纠缠。他离家出走，只是因为他决意摆脱家庭缧绁，改行学习画画。此时他已年届四十。“我”的任务也因此由侦破斯特里克兰德离家出走的原因而转变成了“我”对斯特里克兰德的个人行为、性格和追求的侦察和探讨。
斯特里克兰德在巴黎待下来，“我”在好奇心驱使下五年后也到了巴黎。“我”发现斯特里克兰德五年来在巴黎住廉价旅馆，生活简朴到邋遢，人潦倒到可怜，而“我”来巴黎却是驾轻就熟，还有老朋友斯特罗伊夫经常相聚，叙谈往日的美好记忆。斯特罗伊夫是一个画家，靠卖通俗画和安静本分的妻子布兰奇把日子过得温馨而小康。他对绘画十分在行，对经典大师顶礼膜拜，对新兴的现代派画家深表同情，有伯乐的眼光、赞美的态度。斯特里克兰德看不起他的画，出言不逊，斯特罗伊夫仍然把他看作天才，包容他，理解他。作为人，他真诚，坦率，热心快肠。斯特里克兰德卖不出去画，他不仅帮助推销，还借钱给他；斯特里克兰德得了重病，他叫上“我”一起把斯特里克兰德弄到自己家里治疗、看护、将养。然而，斯特里克兰德病刚好便反客为主，不仅在他家作画，还把他的爱妻拐到了手。斯特罗伊夫痛苦万分，又不忍心赶走斯特里克兰德和爱妻，只好自己净身出户了。他以为过一段时间爱妻会回心转意，岂知斯特里克兰德开始厌恶他的妻子布兰奇时，布兰奇喝草酸自杀了，好端端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了。斯特罗伊夫充当了《农夫与蛇》中可悲的农夫角色，可他热爱天才，理解天才，因此原谅了斯特里克兰德，形单影只地回了故乡荷兰。
斯特里克兰德似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画没有画商购买，参加画展不啻天方夜谭。“我”因为斯特里克兰德毁坏了斯特罗伊夫的美好家庭，对他极端厌恶，不愿意和他来往。斯特里克兰德特立独行，偏偏愿意和“我”交往，“我”对他渐渐有了更深入的探索和认识。斯特里克兰德拙于表达，但在夫妻关系或说男女关系上却自有理论：“情欲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获得快感的工具，我没有耐心满足她们的要求，充当什么配偶、伙伴和伴侣之类的角色。”“男人的灵魂漫游于宇宙最遥远的地域，女人却热衷于把男人的灵魂囚禁在家庭收支账簿的小圈子里。”“布兰奇·斯特罗伊夫不是因为我离她而去才自杀的，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愚蠢、失衡的女人。”“我”因此一步步捕捉到了一个热烈的、饱受折磨的灵魂，感觉它瞄准了某种更伟大的东西，这是任何与肉体绑缚在一起的东西都无法企及的。斯特里克兰德破天荒地让“我”看他的画作，“我”却着实被他笨拙的绘画技巧吓了一跳，画面涂抹得像出自一个醉醺醺的马车夫之手。画的颜色在我看来出奇地死板，满眼都是残缺不全的符号，仿佛画家在混沌中摸索，灵魂因此极度痛苦。他画里的符号无法与同胞享受共同的价值，意义模糊，他的画注定卖不出去。
斯特里克兰德沦落成了流浪汉，不得不在舍汤救济所和夜宿救济所里混日子，有一餐无一顿，在举目无亲的巴黎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然而他潦倒却没有落魄，在绘画的道路上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朝圣者，走向一座也许根本不存在的神坛。最终，他赶上了一艘开往南太平洋的轮船，来到了塔希提岛上。这时候，他……福斯特等等，在现代派文学写作中颇有建树，都是各路评论家和大学讲坛大书特书、大讲特讲的作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美丽新世界》《尤利西斯》《达洛维夫人》和《霍华德庄园》等大量现代派小说，不仅在传统小说中突围，而且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势力，一度让传统写作难有立身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去世，毛姆基本上没有再写出重要的作品。一方面是他进入古稀之年，创作力不如当年；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现代派成了世界文坛的主流声音，他索性歇手不写了。
进入2l世纪，甚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大量普通读者流失，支撑文学的基础发生动摇，二三流批评家、文学史家、高等学府的教授感觉到他们大吹特吹现代派作品没有什么意思，再闹下去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学基础都会不复存在，传统作品或说经典作品才渐渐反弹，各就其位。顺带一提的是，世界范围内，各路批评家都是二三流脑子(主要根据是他们不能创作原著，只能依靠别人的成果说三道四)。像勃兰兑斯这样的顶级批评家凤毛麟角，远远低于顶级作家和一流学者的概率。如今世界文坛的创作越来越不知所措，读者群体越来越小，二三流批评家难辞其咎。可惜清醒的文人学者不多，没有下功夫探讨这个原因。比如说，对普通读者来说，批评家们炒作了近一个世纪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只能束之高阁，《月亮与六便士》却能一口气读完，既能看见一个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又能发现一个象征主义画家的原型，收获是双重的。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文坛各领风骚的现代派作家中，毛姆能坚持传统写作并取得成功，如今看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毛姆周游世界，来过中国，写过一本《在中国屏风上》，其中一篇著名速写叫《中国速写》，把中国劳苦大众的谋生状态写得冷静、冷峻、犀利而充满同情，一粒小小水珠映照出毛姆放眼世界的视野。毛姆说：
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得到的回报应该在创作的乐趣中和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对其他东西都不必介意，无论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在所不计。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外国文学季刊》审稿、编稿。《月亮与六便士》先在季刊发表，而后成书出版，我看得津津有味，手不释卷。编辑部诸人对毛姆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书名猜测各异，各抒己见。一位老同事最后下结论说：“‘月亮’应该指艺术，‘六便士’当指世俗价值观。”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亲手把《月亮与六便士》译出，我觉得毛姆没有这样的观念。无论是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还是毛姆在小说中构建的故事情节以及相当篇幅的夹叙夹议，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应该是：月亮重要，六便士也重要，性格即命运，命中注定哪样就是哪样。
一位年逾四十的证券经纪人突然放弃优裕的生活，疯狂迷恋上了绘画。为了追求艺术理想，他饱尝贫穷与饥饿的煎熬．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最终遁迹与世隔绝的塔西提岛，并成为自成一格的画家。《月亮与六便士(精)》的主人公一生的轨迹仿佛就是在解构小说原型高更的画作主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想到何处去？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用幽默的文字、动人的情节、深刻的思想编织了一位艺术家的传奇人生，探索了艺术与生活的矛盾与相互作用。这部堪称完美的小说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被一代又一代渎者奉为必读佳作。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编著的《月亮与六便士(精)》这是一部关于梦想与追寻的小说，“月亮”美好而遥远，象征着人们追寻的梦想；“六便士”却象征着世俗、琐碎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四十岁的证券经纪人，为了追求艺术理想，饱尝贫穷，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最终遁迹荒岛，成为自成一格的画家。其一生的轨迹仿佛就是在解构小说原型高更的画作主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