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加速了的战争自然需要新的装备来支撑。德军的配备无须多言。而法军不行，至少尚有不足。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缺少坦克，缺少飞机，缺少卡车、摩托车和拖拉机，这导致我们从一开始就无法令人满意地作战。这一切无疑是木已成舟了；还可以确定的是，这可悲而又致命的装备匮乏并不全是军队的过错。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然而，一些人的过失并不能成为另一些人做错事的借口，最高指挥部是没有资格自称清白的。

如果您愿意，就让我们一起谴责那个导致诺尔战役溃败的重大战略失误吧：三个摩托化师、三个轻装机械师、多个移动炮队旅的装备，外加一支集团军的所有坦克，不是直接拱手相让敌军，便是就地遗弃在佛兰德的海滩上。这些东西要是放在索姆河或埃纳河（Aisne）的战场上一定威力无边，没有哪个国家有比这更精良的装备！但我在此关心的只是战争爆发前的准备工作。如果说我们缺少足量的坦克、飞机和拖拉机的话，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度地把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消耗在后防线上；而即便如此，我们竟也没有想到要在和东部战线一样暴露在敌军铁蹄之下的北部战线上布置严防。这是因为我们被灌输了太多对马其诺防线（Maginot）的信心，这条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费周章建起的防线由于左侧太短，最终被敌军从莱茵河上绕过，甚至攻破（但是有关取道莱茵河的骇人消息我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就跟没说一样）；这是因为在最后的时刻，上级仓促地决定要在诺尔省再浇筑一些碉堡来应对前线的攻势，于是我们的部队便背对着后方、全力以赴地深挖反坦克战壕，以期能掩护康布雷和圣康坦，可在某个晴朗的白天，德军却从康布雷和圣康坦杀将出来；这是因为在军事理论家中盛行的一种理论声称，我们已经迎来了军事战略史上装甲足以抵御炮火的时刻——换言之，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然而，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位指挥官敢继续严格遵照这个理论（按此理论，至少在比利时的冒险是要受到谴责的）；这是因为许多权威的军事家质疑机械化部队，断定它们过于沉重而难以移动（根据官方的统计，它们的速度确实很慢，但那是因为官方认为为了安全，摩托车只能在夜晚行动；而一场高速的战争几乎都是在白天进行的）；这是因为军事学院中的骑兵（装甲兵）课程向学生如此灌输——坦克作为防御装备还算过得去，但要是用来进攻则毫无用处；这是因为技术人员或自称技师的人认为炮轰要比空袭更有效率，却没有考虑到大炮要用的弹药需要通过长途跋涉来运送，而飞机在自己的双翼上就能载满所需的全部；总而言之，这是因为我们的领袖们陷于诸多矛盾之中，却一心妄想在1940年重新打一场1915—1918年的战争。可德国人打的是1940年的战争。

有人说希特勒在制定作战计划之前，召集了一批心理学专家。我不知道这个段子是否属实。似乎并不是不可能。从德军如此精湛的空袭战术来看，他们显然深知神经的敏感性和使之崩溃的方法。只要是听过的人，有谁会忘记轰炸机在投下炸弹之前向地面“俯冲”时发出的呼啸声？那刺耳的长啸声不仅使人联想到死亡和毁灭的画面，其本身的声音——凭借我所谓的一定的听觉上的特质——也足以让人感到无比紧张甚至惊慌。而且，德国人似乎通过各种器械故意地强化了这种声音。其实，毁灭性攻击和屠杀并非德军进行空袭的初衷。无论投下的炸弹多么密集，落在人们头上的终究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但是，轰炸对人们神经的摧残却颇具意义，其可在一片广阔的区域内击垮抵抗部队的士气。毫无疑问，这就是敌军指挥部派出一浪接着一浪的空袭部队的主要目的。结局恰恰是他们想要的。

再一次，我不得不探讨一个我甚至不愿触及的话题，至少是其与这场战争有关的部分。只有真正的战士才有权利谈论危险、勇敢和勇敢者的踌躇。无论如何，我打算如实地叙述一次简短的经历。在1940年的战争中，我是在5月22日佛兰德的公路上接受战火洗礼的（上一次洗礼是在1914年的马恩河）：因为我没有把距离杜埃较远的轰炸和朗斯附近的轰炸算进去。那天早上，我所在的车队先是遭到了霰弹的轰击，接着又遭到飞机的轰炸。霰弹的轰击杀死了离我不远处的一个人，但这并没有吓倒我。当然，与死亡擦肩而过从来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当枪林弹雨停止后，我十分自然地体会到一种满足感。但是自始至终，我的不安更多的是理智的，而非本能的。这是一种冷静的害怕：没有什么比这与真正的恐惧更不相同了。据我所知，空中轰炸并没有杀死一兵一卒，至少我身边的人都平安无事。但它仍然使我震惊，当我从狂轰中蜷身躲藏的战壕里爬出来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当时直哆嗦。在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经历了几次颇为严重的地面炮轰——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我是最不会夸大其词的——但我并未因此惊慌失措，我相信我没有丧失理智。然而，空中轰炸却永远让人无法保持和平时一样的泰然自若，除非竭尽全力地控制情绪。

或许，我已经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自从1914年的阿尔贡之后，子弹的嗡嗡声就一直在我的脑中盘旋，就像是一张唱片，只要手柄一转就会唱出蜡上封存的曲调；而我的听力也不算太坏，21年以来始终没有忘记通过声音来判断弹道和弹着点的艺术。我对高空轰炸的经验就要少得多了。我发现，面对这种危险时，我和新兵们几乎一样稚嫩。然而，在我之前描述的三种情绪中，程度的差异表示着完全不同的特质，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中深层次的而非个人的缘由。我们的飞行员竟然几乎从未在敌人的头顶上出现过，这可悲的缺席倒是让敌军的轰炸手颇为受用，却也大大削弱了我军的士气。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眼前的一切。

P38-40

在《奇怪的战败》中，布洛克所发出的是一个失败者的道德与政治之声：他没有把法国在1940年的沦陷看做德国人的胜利，而是将此视为“奇怪”——但非不可挽救——的战败。

——卡罗尔·芬克（《马克·布洛克：历史人生》作者）

尽管有关法国在1940年的溃败已经有、且还会有许多论著，但似乎没有什么能比布洛克的这份证词更为准确、更为生动地呈现事实的真相。

——P.J.菲利普（《纽约时报书评》）

战争，总是热血男儿们最热衷的话题。驰骋沙场，建功立业，鲜花夹道，奏凯而回；赢得美人芳心，换来众人景仰。可若亲爱的读者们，您在寻找这些的话，眼前的这本小书恐怕要让您失望了。恰恰相反，这里有的是受缚疆场，无功而返，心中愤懑情，纵横两行泪；这是一场没有鲜花的战争，一场无比离奇的溃败。

马克·布洛克一直是译者最仰慕的历史学家，也是20世纪法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工作者。纵观当代史，能文能武者本就不多，而像布洛克这般执笔、从戎都卓有成就的人就更显难得了。笔者第一次听说这本小书时，是在恩师吕一民教授主讲的“20世纪世界史”课堂上。当时我便打趣说，要做这本经典之作的中文译介者。没想到，竟能得偿所愿。在吕老师的力荐和谭徐锋、王琬莹与曹磊几位编辑的热情帮助之下，这本写于70余年前的“证词”终于跃然在国人的眼前。此外，还要感谢翟怡小姐和陶力行先生，他们是译稿最初的读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译者在翻译本书时，采用了法文版（L‘etrange defaite，Armand Colin，1957），并同时参考了英文版（Strange Defeat，W.W.Norton&COmpany，1968）。为了方便读者追溯原文，我在几乎所有的专业名词（尤其是书中大量出现的军事名词）与人名、地名之后都保留了法文。另外，为了更好地向读者介绍这部小书的成书背景与作者其人，译者还邀请了第一部布洛克传记的作者卡萝尔·芬克教授为本书撰写了一篇前言。

这是笔者的第一部译作，翻译中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汪少卿于厄巴纳

2013年3月

第一章　目击者的陈述

第二章　一个战败者的证词

第三章　一个法国人的自省

附录：马克布洛克的遗嘱

译后记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迻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布洛克编著的这本《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之一，意在剖析法国在1940年的战败。这本小书在短短两个月内写成，在战争中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46年才得以出版。书中对法国历史上“最可怕的崩溃”（亦是影响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大事件）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融合了作者的个人情感、政治见解和历史解读。《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象征着布洛克历史写作的重大转变。它更像是一部回忆录，而不是学术著作；素以社会与经济史研究著称的布洛克在这里更多地强调了人的因素。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军不到一个月就溃败于德军闪击战下。五十四岁毅然从军的马克·布洛克，以他亲身的经历和史家的角度，评断这场“奇怪的战败”。《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写于1940年7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被德国打败之后。但于布洛克死后才出版，也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内容是对1940年法军步兵猝败于德国闪击战下的简略评论。由于他亲身经历战败的过程，甚至仍处在危险之境，但依旧清晰镇静地写下对法国军方的失误检讨，其评判严厉但正确，对于我们了解这场德法之间的决战具有重要意义，作者的反思更堪称经典，认为史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把他的分析能力应用在他所置身的社会现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