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冻似的月光铺满眼前的晒坪,在晒坪四角的草垛里,我、梁福现、陆路、陆世色和四支枪正窥探出来,那一年,我们的年龄分别是六岁、七岁和九岁。我们的枪,是清一色的用木头做的红缨枪。红缨枪对于那时的孩子来说,是真正的枪。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晒坪上的生产队的桐果。
夜,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充满了神秘和诱惑。草虫在鸣叫,月光洒落四处。偶尔有不明的夜鸟掠过天幕,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然后再无踪迹。天上除了月亮,几抹淡云,就是深黑的蓝色了。这时候,走村串户的人们渐渐稀少,村路上再没有什么行人,只有田鼠在白色的月光下觅食。在空荡荡的田野里,连稻草都垛起来准备用来喂养畜牲了,哪里还有什么粮食?老鼠们发出了饥饿的鸣叫。
不会有人来偷桐果的!大人们似乎相信他们的直觉,因此把守护桐果的任务交给了小孩。那时收割时节已过,大人们都在忙着修筑一个名叫达村的水库。现在,人们已很少能看到那种热闹的万人大会战的场面了:山谷里的树被砍光了,山岭被挖出一排硕大的字,填上石头洒上石灰,远远看去显得那么醒目。指挥部选在山顶,每天天刚亮,从指挥部飘下来的革命歌曲响彻整个大山。人们在广播声中开始忙碌,他们把山谷填平,夯实,又向下深挖。我记得我第一次面对那深洞时的情景,那个无底的深洞,使我感觉到自己幼小的生命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整个提了起来,显得多么孤依无助。无数的人在这个深坑里或边缘忙碌着,他们抗土,搬土,填土,谁也不会顾及到我们这些小孩。只有几个戴着袖章走来走去的人,不时地喝斥着企图靠近深坑的我们……现在,夜已深,劳累的人们在家中或工棚里渐渐进入睡眠,偶尔飘来几声轻微的鼾声和磨牙声,也显得那么遥远。只有我们四个小孩躲在乡村的草垛里,静静地守候着。从心里说,我们乐于接受这样光荣的任务,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解放军战士了,我们要抓的是一切入侵的敌人。
也许草垛的温暖挡住了夜晚的寒冷的入侵,我们竟丧失了意志,渐渐地也睡着了。后半夜,露水渐重,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们惊醒。透过草垛的隙缝,我看见晒坪上一个人影正在往布袋里装桐果。桐果经过几天的曝晒,几乎就要晒干了,轻微的触碰就会使它发出细碎的声音。我感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它发出怦怦的声音,仿佛就要跳出我的胸口。我想,当时我们都吓坏了,直到那人装好了桐果,把袋口扎紧,准备往自己的肩上扛的时候,我们才回过神来。不知是谁先喊出了一声“抓贼”,我们几乎同时冲出了草垛。
梁福现、陆路、陆世色抱住了那人的大腿和腰,而我则用力地扯住装满了桐果的袋子。那人挣扎着想摆脱我们,但他刚甩掉一个,另一个又粘了上去。眼看挣脱无望,他一屁股坐在了晒坪上。这时闻声而来的大人们早已把我们团团围住,在月光、电筒光和火光的照耀下,他紧紧地低着头,低到了自己的裆部,只露出一个长着杂草般头发的后脑勺。
直到第二天,我才在人群里看清了他的脸。他的脸那么瘦小,上面布满了皱纹。他的身材不高,就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少年,但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脚有些瘸,不知是天生的还是被谁踢打过。他的肩上扛着一袋沉沉的桐果,那是他昨晚的赃物。袋子上写着:我是贼。在几个民兵的押送下,一个跟与我同龄的小女孩紧紧地扯着他的衣角,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扛着那个装满了桐果的硕大的袋子,在大会战的工地和附近的村村寨寨里,一路走一路高喊着:“我是贼!我是贼!我偷了达村的桐果!”他的叫喊声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大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边议论边嘲笑着,孩子们则跟在他和小女孩的身后,向他们掷着小石子。我记得我躲在人群里,心里却没有当了英雄的那种豪情。那个紧紧地扯着父亲衣角的小女孩,她眼睛里的无助、茫然、恐惧,深深地刺伤了我。也许,我的童年就在这次乡村事件中过早地结束了。我变成了一个早熟的儿童,谨慎,敏感,无所适从。待我真正明白了世事之后,我常想,要是在童年的那个晚上,我、梁福现、陆路和陆世色谁也不出声,那情况会是怎样呢?我想,至少我不会像现在那样不快乐。但我知道,命运里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假设的。
第二年我进村小学,开始了自己的学生生涯。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女孩就和我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她是一个沉默的女孩,除了老师叫她朗读课本或回答问题,我从没见过她说过话。她的眼睛似乎从未注视过周围的人和事物,只注视着自己的内心。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和我一起读书的伙伴们一个个地从教室里消失了, 只有我和她还在坚持着。但我们却从没说过一句话。初中毕业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失去了她的消息,几年后我才知道,她考上了地区卫校,成为了一名为别人医治创伤的医生。每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我偶尔会在村路上遇见她,我们会点点头,只有一次她轻轻地跟我说了声:回来啦?我想我是没有气力问她父亲的情况的。直到有一年,我看见迎面走来的她,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她的脸上洋溢着一位母亲的幸福的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不知是谁说的,文学就是一次感伤的旅程。多年以后的夜晚,我在江南淡村路的一间两居室里写完成了一个小说:《洗衣机》,这同样是一篇令人不快乐的小说,小说的结尾我写道,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可以洗去人们的忧伤的洗衣机了。责编这个小说的编辑后来对我说,黄土路,你的小说写得挺怪诞的,却让人一点都笑不起来。我想我能说什么呢?在我的记忆里,月光总是像寒霜般布满土地、房屋和树木,远山总是一片迷蒙。我的记忆就像一张在天气不好时拍的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多年以后,在城市里忙碌着,我的乡村已渐渐远去,但我依然感觉自己还是那个躲在草垛里不安地向外张望的少年,只是,我尽量地克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庞白:首先回答一个大问题:你如何理解散文,如何评论自己写的散文?我是说“写”而不是“创作”,我不太喜欢“创作”这个词。
黄土路: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散文是写,或者记,而不是创作。在我看来,散文首先就是一种记录。它是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的,它也是作家看社会和人生的一只眼睛,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就像一个人,他心里憋着有话要说,那他就写散文。散文就是说出来。我写散文最初就是想留下那些远去的事物,比如母亲、乡村的事物……现在看来,我的散文就是记录了一个进城的农村孩子的轨迹,他在城里四处招摇,却拖着一条乡村的尾巴。
庞白:你说得对,我注意到你的散文,非常重视对“根”的联系。比如《故乡的草味》《谁都不出声》等,而且我偏爱你这类与故乡联系紧密的散文,而不是与城市联系紧密的那种。故乡是我们绕不开的情结。你认同故乡是我们一辈子的写作基础吗?
黄土路:我重视到你说的这个“根”的东西,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心里越来越有着一种恐慌。《谁都不出声》里的记忆,梗在我的心里很久了,如果不把它写出来,我就永远处在一种不安之中。今年春节,我和父亲坐在火塘边聊起村庄的事情。我很惊讶,小村庄才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现在已经荒芜了。随着城市的发展,也许有一天它终将消失。这是令人十分悲伤的。不知父亲这一代算不算最后的乡村的守望者,而我们是不是第一代永远回不到家乡的人。但乡村生活在我生命里打下的烙印,就像我额上和身上的伤疤,抹也抹不掉。所以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故乡就是我们生命的底色,当然也是我们写作的底色。乡村的教育,就是一种善良的教育,这种教育使我们即使生活在日新月异的城市,也无法改变自己乡巴佬的形象。我为我儿子这一代感到悲哀:如果一代人的生活里,没有乡村的记忆,那将是十分苍白的。
庞白:有几个字不得不让我感慨:善良、伤疤、悲伤……同时“乡巴佬”这三个字又让我骄傲。我也感觉出你对自己的乡巴佬身份的骄傲了。这是一种无以替代的自豪和从容。乡村给了我们何其多的东西,让我们感谢乡村。从乡村到城市,从世俗的低到世俗的高,保持了内心的平和,这从你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我特别喜欢你那篇《故乡的草味》,字里行间有一种温情和天伦以及无法抹去的忧伤在弥漫。可以说说写完这篇文章之后的感想吗?
黄土路:我和弟弟妹妹都在外工作,父亲可能是我与乡村唯一的联系了。每次父亲到城里来,我总感觉到父亲与城市之间的那种尴尬。父亲的别扭正是我自己的别扭。因此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才感觉到,真实,才是散文的力量所在。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处在一种虚伪之中:虚假的风景,千篇一律的抒情。殊不知,有时候一个简单动人的细节,它的力量却超过千言万语! 庞白:谢有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期待这一种感官话语的崛起,期待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在文学中重新复活。”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的。真实的力量无与伦比。打动我们的那些东西,比如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我与地坛》等等,很难想象其中有不真实。但是你的散文里也有一些让人感觉到是“虚构”的篇章,这主要是写城市的那些,是不是因为行文的方式掺进了小说的写法,让我有这样的看法呢?
黄土路:谢有顺说得很好,我觉得他是针对现在写作个性的消失来说的。现在的文学,不是没有眼睛、耳朵和鼻子,而是许多人共用一个眼睛、耳朵和鼻子,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十分可怕的。每个人的写作当然希望都能打上自己的标签。把“虚构”引入散文写作,就是我有意的尝试。就像我也尝试用“细节”把小说、散文、诗歌的写作打通一样。前不久,我在《健报》开的专栏里写了篇短文《让更多的人看到火车》,为了让更多的乡亲们看到火车,我虚构了在山地上用木头造一列木头火车的可笑的事情。但我觉得,尽管内容是虚构的,但我表达的愿望和感情是十分真实的,这种真实也同样也能把读者打动。这种情感我觉得才是散文的内核所在。
把虚构引入散文,也引起了些有趣的误读,比如有朋友把它当小说来读,有些书把我的散文当小小说收入。但我不管那么多了,在很多人都在练习好好走路和奔跑的时候,我在尝试飞,也许有一天我真能飞起来。
庞白:当前一些年轻的散文写作者在写作中不守“规则”,不按常理出牌,引发不少争论,比如近期的“新散文”之争,你认为这样的争论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你“帮”谁?
黄土路:这种争论有必要也没有必要,因为写作这种东西,没有必要争来争去,关键在于写。我也希望有一种全新的散文写作,能打破既有的各种规则。由于做杂志,长期读一些十分“八股”的来稿,感到十分郁闷,它就像一种很沉重的东西压迫着我的呼吸。如果年轻的散文作者能用自己的写作拆掉樊篱,戳穿这种压抑,给散文界透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来,那真是令人欢呼的事情,哪管他用了哪种方式?散文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由。散文期待着全新的解放。至少,我会站在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队伍里。
庞白:你如何处理散文和生活的关系,即如何把生活散文化?
黄土路:年轻的时候,希望生活像诗。现在,青春已经远去了,像我们这样正处在“青春晚期”的(我非常喜欢和认同“青春晚期”这个称谓,它来自我的一个朋友、青年作家徐虹的一部小说的书名),越来越感觉到生活就是散文,至少是散文化的。它随意,散淡,有些压迫,有些小小的悲伤,有些肤浅的快乐,有一点点希望。所以不存在如何把生活散文化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散散淡淡得像一篇散文,也许有时候更杂乱无章得像一篇无法修改的没有头绪的小学生作文。我觉得散文很多时候关注的是常态的生活,所以才称之为散文;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非常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得写小说了。
庞白:另一个问题:我有些怀疑散文的写作方向是我们生命里注定的,有可能?
黄土路:我非常认同,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是散文。当我们老了,“脑袋垂到椅子上”,这时候很多事情都看淡了,世事都能通透明达了,那境界就真正的是一篇散文了。我觉得“老”本来就是一种境界,需要一辈子的修炼才能达到的。不过我觉得生命的结局倒像是戏剧,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落幕方式。我曾说过,我希望将来自己的墓碑上就写一个字:土。不过我的朋友们还是建议我改成另一个字:黄。黄也好,土也好,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字透出的意蕴。它是我生命的底色。
庞白:我对你刚才说的生活的常态和非常态很感兴趣。可以解说一下吗?这两种状态在散文和小说中的地位有其突出之处?诗歌中这两种态度是不是也有体现?
黄土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既定的轨道,我们早上出门去上班,晚上大都回到家里来,吃,喝,拉,撒,说着无聊的话,睡觉,重复着重复,单调着单调,似乎没什么可超出你的想象,这种日常化的生活大概就是常态的生活吧。散文很多时候是关注常态的,只是不同的眼睛,在常态里观照出不同的人生况味来。偶尔有一天,一个人出门去了,一辆车在街头冲向了他,或者从什么地方冲出一个人来,从背后给了他一刀,这种冲突就是非常态的;或者还有一种理解:很多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但偏偏他的生活是那样的,那么他的生活也许也是一种非常态。在非常态里,我们往往更能看到人性的冲突,看清人性的复杂,这才是小说要关心的。我很高兴近年来有一种关注生活的诗歌,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发现使人灵机一动的美。这种诗歌,放下了诗歌尊贵的架子,把诗歌放到大众生活的层面来,使读者有了可触可感的可能。它使写诗成了平平常常的事情。我非常喜欢这种状态。“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好像是谁的诗吧。
庞白:我注意到,你对摄影的兴趣好像和写作的兴趣一样浓,在你的网络相册里,我看到祥和的村庄、平静的湖水、荒芜的野草、破败的墙壁,还有脸上挂着鼻涕的孩童……这些好像大都来自你的故乡。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摄影?它与写作,二者有相通之处?
黄土路:十多年前,当我还在河池师专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要离校见习,去一个名叫北海的城市。临行前我向中文系一位名叫莫蔚的同学借了一部相机。为了教会我摄影,他在一张巴掌大的纸条上,写了一行字,教我在哪种情况下用多少光圈,在哪种情况下设置多少快门速度。我的摄影生涯便开始了。我喜欢摄影,是因为按下快门的那种快乐使我十分迷恋。当你移动着镜头,在镜头里寻找着合理的构图,当你在放大的镜头里,捕捉着使你心动的瞬间,你会发现,其实摄影也是寻找细节,关注细节的。相同的风景,从相同的角度,拍出来的照片往往大同小异,只有注意到细节的人,才能拍出不同的照片来,这与散文写作应该是一样的。
庞白:最后一个问题:你喜欢什么样的散文?
黄土路:我读的散文其实不是很多。但我还是喜欢那种轻松有趣的,贴近当下人们生活情绪的,有着真挚情感的,能打动人的文字。我不喜欢故弄玄虚的、冷漠的、虚伪的文字。因为我希望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我的散文就是记录了一个进城的农村孩子的轨迹,他在城里四处招摇,却拖着一条乡村的尾巴。”
在这本《谁都不出声(精)》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文集中,作者黄土路娓娓诉说着自己的童年、亲人、故乡、田野等这些已经离他远去的,令他魂萦梦牵的人、事、物,让它们以文字的方式得以永久留存。
在《父亲传》《母亲,送你去土地的深处》《祖父与齐秦》《故乡的草味》等篇章中,作者记录了最深刻、最沉重的亲情:留守在乡村,因不善表达而显得严肃冷酷的父亲;温柔慈爱,在作者少年时便早早去世的母亲……
而在《谁都不出声》《把手举过头》《想念菜地》中,作者回忆了自己并不十分愉快的童年,和童年时光在人生中留下的深深烙印。
从乡村逃离到城市,像城里人一样工作、生活、写作的作者,却发现融入城市对自己而言并不容易。而随着岁月流逝,作者对故乡的怀恋日益增长,往事历历在目,驱使他一笔一划地写下这些在心中翻涌的字字句句。
长大后到城市打拼,农村老家唯有年迈父母留守,类似这样的情节,发生在70、80后的很多人身上。独在异乡为异客,从古至今,诗人从来不吝啬写下思念故乡的诗句。在城乡差距增大,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思乡又多了更多的内容。是回去,还是留下?这是很多人心中存在的问题。在这本《谁都不出声(精)》散文集中,作者黄土路也同样发出这样的疑问并进行思考,读者在欣赏散文的同时,同样能够找到心灵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