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市众业达电器有限公司创办于1984年，总部坐落于广东省汕头市中心地带。公司经过21年的经营发展，现已发展成长为一家专业营销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中、低压配电电器产品及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的大型经营公司，是施耐德、ABB、西门子、穆勒、罗克韦尔、菲尼克斯、海格、厦门华电、常熟开关厂、上海人民电器、许继、阿继、红申电器、上海华通、长征电器、美兰尼尔等国内外名牌电器产品的一级代理、分销商。陈斯文编著的《三十而立（一家民营企业的创业历程）》梳理企业成立30年以来的历程，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参考。

众业达电气业务始于1984年，总部坐落于广东省汕头市中心地带。公司业务经过30年的经营发展，现已发展成长为一家专业分销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工业电气元器件产品，以及进行系统集成产品和成套制造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大型经营公司，已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47家子公司，90个办事处，7个物流中心，近年保持稳健的增长。目前，成为中国工业电气分销行业的龙头企业，年销售额已超过75亿元。陈斯文编著的《三十而立（一家民营企业的创业历程）》梳理了企业30年来的风雨历程，以此为企业发展提供参考。

第一章 创业

 体制内外

 特区带来的机会

 体制内的采购

 转折点

 达濠机电公司

第二章 计划年代的达濠机电

 流通的困境

 市场的领先者

 经营的原则（一）

 经营的原则（二）

 经营的原则（三）

 达濠机电的优势与扩张的可能性

第三章 变革的时代

 全国化的开始

 立足广州

 如何走在潮流前面

 行业之变

 上升的需求与扩张的公司

第四章 黄金年代

 执行者与市场环境

 从一个人的努力到一群人的事业

 原则的延续

 新伙伴

 十年树木

第五章 核心能力与众业达

 市场的拐点

 市场的进取者

 公司的新一代

 以品牌带动增长

 有专业能力的分销商

第六章 扩张之路

 拓荒者

 新人的考验

 选择合适的合作者

 本地化的力量

 从了解需求到创造价值

 大公司体系

 专业化

第七章 新业务的曲折之路

 工业控制的新市场

 信任的力量

 能力是怎样炼成的

 与客户共同创新

第八章 领先者的方向

 为客户需求而持续改进

 攀登新高峰

第三节：人本公司

 动机

 上市

第九章 公司的动力

 改变

 新能力带来的成果

 众业达的管理新模式

 永无止境

第十章 未来

 午餐会上的新众业达人

 创业者留下的财富

体制内外

作为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计划经济已经从中国人的生活里消失了。

今天，我们虽然还能偶尔看到“计划经济”这个词，但和许多存在过而又消失了的事物一样，它只存在于记载与记忆当中。但人们必须承认的是，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如同一台结构严密、全面封闭的机器，主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

就在本书一系列故事即将发生的1984年，计划经济这台机器还在隆隆作响，继续着它的运转。不过，在过去的几年里，巨变却已经发生。这个变化，并没有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的广东小乡村。

1979年，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在政治高层中讨论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特区”悄然走向现实。这一年的1月，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开发区。半年之后，深圳特区开始建立，1980年，珠海与汕头也被辟为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改革之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当。

特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内地的工厂都是国家投资建立；而在特区，却允许外来资本投资建厂。起初政府只允许“三来一补”，也就是让外资利用国内劳动力，对进口原料进行加工再返销国际市场，后来政策逐步放开，也允许这些产品进入内地销售。

这个政策带来了很好的赢利机会，所以极大地吸引了国外资本的进入，成为南方工业兴起的主要模式。当时港台商人一时之间几乎把几个特区都挤满了。有资料记载，当时港商在深圳办厂，因为要与香港那边联系，所以深圳只要有公用电话的地方，都会排起几百米的长队。为这件事，深圳特区政府的官员们每次开会都朝邮电局局长发火——因为通信跟不上，很多外商投资的机会都丢掉了。

在此后四五年的时间里，几个沿海特区表现出空前的发展速度，到1983年，深圳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比特区成立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1984年的早春，邓小平来到广东，随后马不停蹄地走遍特区，并留下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样的题词，这在民间和媒体上，被称为“邓小平南行”。很明显，这位政治家是在用行动，表明自己对特区与改革的支持。

邓小平南行所带来的改革热情，出乎人们预料。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因为拥有宽松的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特区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一下子带动了基建，使当时的广东全境都成了一个大工地。外资在特区内投资建厂，政府则在城市里建写字楼，出租给外资企业当总部；甚至很多村镇都忙着盖厂房——有大资本的外资企业当然可以自己盖楼，但那些资本不大的小企业来了，就只能租本地人盖的厂房了。在当时，沿着广东境内的西江、北江和东江逆流而上，就可以看见沿江农村成片建设中的标准厂房。

密集的工程建设，带来了对各类原材料的广泛需求。这个突然出现的需求，是国家高层始料不及的，在过去5年里，改革的设计者们一直把重点放在制度变革和资本引入上，却忽视了商品流通环节上已经出现的困局。

在当时，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民营资本还非常弱小，无力大规模制造商品；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则保持观望；所以绝大多数的社会商品，仍然是由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工厂生产和制造出来的。但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都由国家来调控。各生产企业在采购、定价和销售上，并没有自主权力。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大车间，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运行体系。

我们随后就会看到，随着改革的进行，刚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日益市场化的环境下，开始一点点暴露出它的不合理性，一些已经沿袭多年的规则，不得不发生变化，乃至于最后土崩瓦解。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和个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1984年的广东汕头，一个名叫吴开贤的采购员在汕头电气控制设备厂工作了十多年后，走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关键点上。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