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国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日，结束在法国的任期后，我的父亲裕庚大人以及我的母亲带着家人、随从、随从家属、仆人等共五十五人乘船回到上海。我们抵达上海的时候，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这可是件麻烦事。安置众多的随从对我们来说尚成问题，更不用说照看大堆的行李了。根据我们以往的旅行经历，在眼下这种时刻，这些随从、仆人中没有一个能指望得上的。因此，我们只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母亲身上。毫无疑问，母亲在处理这些麻烦事情上是个天才。
船抵达法租界的港口时，我们见到了上海道台(上海最高行政长官)以及众多上海的地方官员，他们都身穿朝服。上海道台告诉我父亲，他们已经准备好天后宫供我们在上海逗留期间居住。但是，我的父亲拒绝了道台的好意，他告诉道台，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给法租界的侨民饭店打去电话，想必那里已经为我们打点好了一切。一八九五年，父亲作为驻日公使前往日本就任的途中，我们曾在“天后宫”短暂居住。鉴于以往不愉快的经历，我们也不想再住一次。
天后宫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刚刚建成的时候非常漂亮，但如今年久失修，已经破烂不堪。按照朝廷规定，高官经过地方时，地方官员必须为高官提供食宿，而高官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会客随主便，但是，我的父亲总会婉言谢绝这些帮助。
最后，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侨民饭店。到那里才得知朝廷已经两次打来电话要求父亲即刻进京。但那时通往天津的航道还处在冰封期，加上父亲年迈多病，离不开医生的看护，因此没有办法成行。如果绕道秦皇岛，父亲的身体也是禁受不起一路颠簸劳累的。于是，父亲打电话说，待贝普河(Peiho River)一开冻，我们会立即离开上海，赶往天津。
二月二十二号我们离开上海，二十六号抵达天津。如先前在上海的经历一样，天津的道台及当地的一干随从接待了我们。
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风俗，所有从国外归来的高官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要立刻去请圣安，以祈求皇帝安康。像道台这样的低级官员是没有资格享有这种殊荣的。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也在那里。他派了一位很精干的官员，负责安排我父亲请圣安的时间和地点。一切妥当后，我父亲和袁世凯就向万寿宫进发了。他们都身穿蟒袍，外披马褂，颈挂朝珠(琥珀色)，顶戴孔雀花翎及红珊瑚珠。
万寿宫主要用于举行接见仪式。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一群官衔较低的人在那里等候了。在这座宫殿，或者庙坛的后殿中央，摆放着一张狭长的桌子，桌子上面供奉的是皇上和太后的圣位，圣位上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督，也就是袁世凯以及其他官员已经先行到达。袁世凯站在长桌左边，其他官员自动分立在长桌两厢。然后我父亲径直走到长桌前面跪下，嘴里说道：臣裕庚恭请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请过圣安后，我父亲立即站起来，问候圣体安康。袁世凯回答说他们一切安好。就这样，整个仪式就算结束了。
我们在天津停留了三天，二十九号到达北京。父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提出四个月的假期去休养身体，得到慈禧太后恩准。
在我们去巴黎之前，原已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大宅院。但一九〇〇年，这座宅院在义和拳运动中不幸遭到毁坏，我们损失至少一万两白银。最后我们租了一处宅院，暂时安定下来。
其实我们的老房子也不完全是新建的。在我们买那座宅院的时候，院中已经有一座精美的老房子。那原是一位王爷的府邸，经过一番巧妙的重装改造后，这座府邸就变成一座漂亮的西式住宅了。在这里用“西式”，只是说它表面看起来偏西式，比如门、窗、走廊、室内陈设等等，从根本上说它还是一座中式住宅。房子的整体布局以及庭院与北京的大多数房子无异，都是同一种闲适的风格。此外，院中还有一个大约十英亩的花园。
在我们去巴黎的时候，这座房子才刚刚装修完。在建造和装修这座房子上，我们花费了大量金钱、时间，所以仅仅住了四天就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让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遗憾。然而，对于中国的高官来说，不知道他们一生中还要承受多少这种磨难，这只不过是无数磨难中的一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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