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开始，欧洲挂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从丝绸、瓷器、家具、园林到诗歌、哲学等等，中国的文化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被欧洲上层阶级从宫廷到贵族所追捧，并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审美趣味和时尚风格。《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精)》作者休·昂纳是艺术史专家，运用大量的史料，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中国风”对17世纪以来欧洲文化和艺术的影响和具体表现。

从17世纪始，欧洲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l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圣鄂多立克等曾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们、传教士们的有力助推，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从17世纪开始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所谓的中国风尚趋之若骛；中国风更直接形塑了西方时尚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这场中国风在18世纪中叶时达到顶峰，直到19世纪才逐渐消退。华托、布歇、皮耶芒、齐彭代尔、钱伯斯、瑞普顿等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大师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设计师、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中式建筑、艺术品和工艺品为后人记录和保存了它席卷欧洲大陆的深刻痕迹。

《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精)》作者休·昂纳以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细腻笔触和艺术家的敏感梳理了西方文化中中国风的兴起、兴盛及其衰落、流变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诚如作者所言，在19世纪以前的大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神州并非真实的场景，而仅仅是一个幻境；虽然不乏中国元素，但像哥特风一样，中国风归根结底仍是一种欧洲风格，它表明的是欧洲人对一个在距离上遥远、心理上神秘的古老国度的理想化的认识和理解，而非某些汉学家所言，仅仅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

本书恢弘的气势、严谨的考察和细腻的分析使其成为西方为数众多的中国风相关著述中的经典之作，至今无出其右。

序

第一章 神州幻象

 虚构的大陆

 大汗的帝国

 进贡的使团

 哲学家的帝国

 神州的衰落

第二章 中国风之开端

 赛里斯国：丝绸之国

 中国：瓷器之国

 东印度公司

 从“中国产品”到中国风

 英国：茶之国

第三章 巴洛克式中国风

 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中国风

 凡尔赛之典范

 王朝复辟时期的中国风

 织工的牢骚

 巴洛克式中国风

第四章 洛可可式中国风

 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猴子和中国官吏

 瓷

 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洛可可式中国风

 意大利式中国风

第五章 英国洛可可式中国风

 英国的中国迷和讽刺作家

 中式阁楼

第六章 中英式花园

 优雅的无序

 英中园林

第七章 中国风的衰落

 中式风格与新古典主义

 路易十六时期的中国风

 王子与凉亭

第八章 中国与日本

 中国风的幸存与复兴

 日式风格

 后记

附录

译者后记

虚构的大陆

1601年，当坚忍不拔的耶稣教会传教士马泰奥·里奇(Matteo Rtcci)抵达北京的时候，他遍览了城中奇观，然后开始查找神州之所在。他在澳门和南京待了19年的时间，对中国已是十分熟悉：现在，他渴望找到那片神奇的土地。还在意大利国内的时候，他就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这片土地神奇而动人的故事。又过了若干时间他才勉强相信自己早已身处其中。

后来也有很多到中国来的人都经历了类似的失望。跟里奇一样，他们发现，即便不是不可能，但也很难把先前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同它实际的状况画上等号。1742年随安森船长(Captain Anson)一同抵达广东的理查德·沃尔特牧师(Rev．Richard Walter)失望地发现，天朝帝国同那个“安定、仁爱的民族”大相径庭，他曾读到，“在那里唯一要争的，是谁能做到最为人道，最为慈善”。又过了一个世纪，植物标本采集者罗伯特·福琼(Robert：Fortune)从海上凝望着中国南部海岸上光秃秃的山冈，牢骚满腹地问道，是否这会是“‘那个花开遍野之地’，那个我在英国多次听说的盛开着杜鹃花、山茶花和玫瑰花的地方”。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Sir Osbert Sitwell)仍在说，“自抵达中国后”，他也只是在北京游览皇室的私人宫殿房间的时候，才开始“领悟到中国风这个概念最初是如何引起了我们祖先的兴趣的”。不管山山水水有多么美，也不管建筑和中国人有多么独特，一旦看到现实与他们梦想中的那片土地相差太远，欧洲的游客们常常会感到极度震惊和失望。跟里奇一样，他们发现，就算是在北京，神州也依旧是遥不可及。

神州就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过去就是)那一望无垠的大陆，它处于已知世界的东边疆界之外。关于这片充满神秘色彩、魅力无穷的土地，诗人才是唯一的历史学家，而瓷器画匠才是最可靠的地形学专家。唯有他们才能准确地表现出山水之美的印象：陡峭的山脉积雪盖顶，翠绿的平原上散布着几座矗立着梦中宝塔的城市，还有几条小河蜿蜒其间，那清澈的河水上航行着制作精良的舢板船队，船上飘动着画着龙的三角旗，满载着翡翠、瓷器、锦缎、丝绸、嫩姜以及清香四溢的茶叶等贵重货物。岸边，在凤尾竹和一大片奇花异草中间，棕榈树和垂柳枝繁叶茂。硕大的花比比皆是：菊花比侍弄它们的人还要高，牡丹花让那些在枝间筑巢的鸟儿显得像小可怜，牵牛花的花朵用来当帽子、阳伞，甚至有时候还当作茅屋之顶。的的确确，自然风光是如此之美，以至于在设计花园的时候神州人一心只想用缩微景观来把它再现出来：一条条曲径通向人造假山圆圆的山丘、蜿蜒的小溪和树枝扭曲的小树林。野生动物也是同样奇特。每一个山洞里都有巨大的火龙藏身其中，大如角嘴海雀的蝴蝶在紫藤垂下的花间翩翩起舞，尾巴柔软的金鱼在溪流和池塘中的睡莲和贵橄榄石之间自由嬉戏。  神州的居民身材矮小但打扮整洁。他们戴高帽，穿厚靴，颧骨突出，而胡须、辫子和手指甲都无节制地留得很长。众所周知，他们外表相似——他们在很多方面也都如此，但他们却用千变万化的服饰竭力掩盖这一点。饰以精美黄金的飘逸的丝绸礼服是人们的最爱，因为这可以遮盖他们矮小的身躯，突出他们高贵的气质以及他们故作优雅的举止。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或许也还是一个柔弱的民族)除非是听到祖先预言战争的声音，或者遭到身披厚重铠甲的塔塔尔勇士从大漠发起突然袭击，否则他们绝不会诉诸武力。他们真正的才能在于追求安宁、静思的生活。唯有神州才会如此推崇阳春白雪；皇上本人就是哲学家和诗人，而在他无所不及的仁慈的专制之下，官员们也是凭借自己精美的诗文才得到任命和提拔。

除了那些开心地看护着自己的牛羊、在水牛背上安然入睡的乡下人，除了那些把粉彩水罐优雅地提到泉水边的少女们，在这个有着用不尽的午后时光、贪图安逸的国度，在这个把消闲普遍当作生活大事的地方，劳作似乎永远停滞了。偶尔，侍臣们也会骑上装备华丽的骏马去猎杀怪兽。但大多数的神州居民不会这样紧张地打发他们的时光，他们会轻轻地荡着秋千，或者斜倚在柳木屋中看着鸬鹚从附近的小溪中把金鱼叼回来。一连数个时辰，他们都会坐在自己的花园之中，和着高雅的乐队不时发出的微弱的砰砰声和响亮的叮咚声，跳起高贵的利戈顿舞，而他们的孩子则玩着非常复杂的游戏，用陶瓷或象牙做的金银细丝球灵巧地玩着杂耍，放着稀奇古怪的风筝。

为了适应这种闲适的生活，这个奢侈的民族还创造了一种建筑风格。这个樱桃花开不断、四季如春的国家并不需要非常厚重的建筑，这里的天气使得轻薄的建筑也同样持久耐用。正因为如此，建筑师的奇思妙想才能如天马行空，创造出无比精美、漆色艳丽的格子花纹的宅子，玉石楼阁，不封顶的逍遥宫，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珍奇鸟儿巢穴的树上小屋，用陶瓷建的高高的宝塔，还有横跨在永远都不会发生洪水的河流上的纺锤形的桥。每一栋建筑的屋檐(非常宽，而且都在角落处上翘)都挂着一排编钟，每当附近的寺庙洪亮的钟声引发回响之时，它们就会叮咚作响。

这就是很多西方人眼中的那个神州的景象。中国人自己一直也苦于证明，它同康熙或乾隆的中国没有关系，同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的中国就更没有关系了。然而，尽管寺庙的大钟和神州之钟现在已经悄无声息，轻盈的楼阁已经破败，园子里已经杂草丛生，侍弄园子的古怪小人儿也已经埋入黄土，但总有一丝记忆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在世界东方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欧洲的价值观被彻底颠倒过来了，一个西方世界从未见到过的更为高雅和仁慈、更为复杂和精致的文明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难怪欧洲的旅行家来到中国后都会感到失望。因为中国与神州差异之大，恰如商殷青铜鼎与中国品味的迈森瓷壁炉台之不同。

除偶有提及之外，本书并不侧重中国或中国的物件。本书的宗旨是中国风，可以定义为欧洲人对于神州景象做出的表达。而切入正题之前，必须先讲讲旅行家们的故事。它们有些是真实的，有的是半真实的，而很多则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都给神州的传说提供了养料。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直到19世纪的植物标本采集者，要完整地记录所有这些内容，就需要写一本比本书厚得多的著作。在此，我们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一些常萦绕于心头的故事，它们由早期的旅行家从东方带回来并在吃惊而好奇的听众中激发出他们的神州幻象。

P2-5

已经有不少鸿篇巨制阐述过欧洲与中国之间在艺术、经济和哲学等各方面的联系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著作将来还会出现得更多。不过本书不在其列。本书是为那些像我自己一样的人而写的：我们对中国艺术知之不多，同时又想知道，我们称之为“中国风”的欧洲风格究竟是怎样出现的，而且为什么会出现。我也只能从一个纯粹的欧洲人的立场来探讨这个问题，以便考察从中世纪至19世纪这段时间里，西方的艺术家和工匠如何看待东方，如何表达他们对东方的认识。这是因为，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而不是像一些汉学家常常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国艺术的拙劣模仿。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思想方法，同催生出18世纪哥特复兴的思想方法相仿。正如草莓山和芳特希尔教堂的建筑师凭借一幅色彩艳丽的中世纪图画就能引发人们的奇思异想一样，尚蒂伊城堡的“大猴子室”(Grande Singerie)和阿兰胡埃斯的瓷器厅这些中国风杰作的设计者们，则把他们对于一个同样充满奇思妙想和诗情画意、在距离上而不是年代上显得遥远的世界的认识化为不朽之作。

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说明，在欧洲，这种对于中华帝国的理想化认识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我因此也试图梳理艺术如何表达这一认识，以及中国风如何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风格并反过来增进了欧洲人对于东方的了解。这个令人好奇的文化杂合过程本身就同中国的七巧板一样复杂难辨，所以最好还是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吧。

儿时的我对中国就有了十分清晰的概念。我们每天就餐使用的带有柳树图案的盘子让我看到了一幅生动的中国山水画，而我不久又听说了两个恋人的故事，他们在拱桥上被其中一方恼羞成怒的父亲追赶上了，于是化身为盘子顶端那两只翱翔于云朵间的鸟儿。

中国服饰我也是熟悉的，因为就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我偶尔也会装扮成官吏的模样参加化装舞会。我的行头甚是齐全：刺绣的丝绸套衫、草编的软帮鞋、吊在脑后的辫子，还有粘在上嘴唇垂落下来的胡须。在我自己和别人的家里，大家指着让我看一些产自这个遥远国度的青花姜罐、色彩艳丽的搪瓷托盘以及真漆嵌板，而游历了邱园(Kew Gardens)以后，我又熟悉了它的建筑。所有这些东西就在我幼稚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幅中国的独特的画面：这是一个颠三倒四的国家，既有烂漫的鲜花，也有妖魔鬼怪和脆弱的建筑；在那里，大多数的欧洲价值观都被颠倒过来了。即便是时隔数年我发现这些认识全都是在欧洲炮制出来的以后，原来的那个印象依然牢牢地占据了我的脑海。

在相对较近的这段时期以前，在欧洲很少能见到在中国为中国人制作的不是用于出口的画、陶器和家具。直到19世纪初期，欧洲读者连有关中国的准确介绍都无法看到。故此，17和18世纪的欧洲作家只得根据他们自己对旅行家写的故事的理解，塑造出一个东方学者眼中的帝国。而那些故事，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则是部分真实的，而其余的，坦率地讲，则只能是杜撰之物。同样，艺术家们也只能根据任何来自东方的材料，甭管是二手、三手或四手，提炼出他们用于创作的中国风格。很多这种中国风的器皿都会让中国人感到费解。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描写他的世界公民李安济造访一位品位高雅的女士。当主人提出评论一下她庭院里那个中国庙宇美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困惑不解的东方人却回答说：“夫人……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没有哪样不是既可以称为埃及金字塔又可以称为中国庙宇，因为那个小建筑跟埃及金字塔和中国庙宇都很像。”

要想在一部著作里讲清楚中国风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我就得十分严格地限定本书的范围。这个篇幅(我估计读者也有足够的耐心)使我能够对制作于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那些数目众多且赏心悦目的中国风作品加以描述和说明。我也尽可能追踪历史上那些极具魅力且颇有情趣的作品。对那些在中国风发展过程中作用并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出口器皿，我就没有进行分析了，顺便提到的除外。我也没有花费任何笔墨，去讲那些于17世纪以及后来的时间在欧洲各地(尤其是荷兰)出现的中国器皿仿品(赝品就更不用说了)。与它们所模仿的进口器皿相比，这些东西并不一定会对神州幻象产生更大的影响。

印在正文后面的附录列出了我的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即正文中没有注明的)，还列出了我无法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一些参考文献——这都是中国风的一些有趣的反映。附录排列的顺序与划分的章节相对应，同时鉴于个别章节的篇幅较短，我还对参考文献进行了编号处理。我希望这些内容最终会对有志于深入研究中国风具体风貌的人们有所帮助。

要列完所有那些不管是在通信中还是在交谈里给我提供了建议或信息的人的名字，我得用上好几页的篇幅。他们不但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给我提供照片，而且有好几位还带我步入我不熟悉的领域，让我特别关注原本我完全会忽略掉的物件以及印刷材料。在这些人当中，我要特别感谢的有：A.F.巴格肖先生、约翰·贝奇维斯先生、古德蒙·伯森先生、大卫·卡里特先生、艾尔斯·德·卡瓦略先生、安东尼·M.克拉克先生、爱德华·克罗夫特一莫瑞先生、彼得·戴维斯先生、伊冯·哈肯布罗赫小姐、迈尔斯·哈德菲尔德先生、约翰·哈里斯先生、卡尔文·S.哈撒韦先生、约翰·海沃德先生、特伦斯·霍奇金森先生、杰弗里·霍顿一布朗先生、尊贵的艾奥尼迪斯夫人、克劳斯·兰克海特教授、詹姆士·利斯一米尔恩先生、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罗伯特·德·米绍先生、亨利·P.麦基尔亨尼先生、乌尔里希·米德尔多夫教授、克利福德·马斯格雷夫先生、诺艾列斯子爵、L_G.G.拉姆齐先生、D.斯内尔格罗夫先生、E.施泰因格雷伯博士，以及维托里奥·维亚莱教授。我还想感谢哈罗德·阿克顿先生给我建议和鼓励。我要向那些校对了部分磁带录音稿、让我少出现好几处错误和疏漏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是：道格拉斯·库珀先生，克里斯托弗·于塞先生，尼古拉斯·鲍威尔先生，以及F.J.B.沃森先生。最后，我想感谢约翰·弗莱明先生，是他在本书的各个阶段给我以鼓励和帮助。

阿索罗

1961年3月

虽然知识渊博的休·昂纳本人并不情愿将这部《中国风》纳入“鸿篇巨制”之列，但它那史诗般的恢弘、严谨的考察和细腻的分析，却无疑使它成为中国风研究中特色独具、意义非凡之作。

这样一部杰作的翻译工作是异常艰辛的。过去，外国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没有统一的规范可循，并非现代通行的规范译名，有的甚至很难同史料和工具书中的信息对应起来。另外，书稿中夹杂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汉语拼音、日语拼音等语言的文字，时不时地还会出现古旧、过时的词汇和有着不同的拼写方式的单词，有的技术术语甚至无法在现代工具书中查阅到。以上这些问题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译者参考了不少著作、论文、工具书、地图册和史料，并多方咨询各专业专家学者。对于这样一部高难度的论著，译者不求无错，但求少错，以期将因各种因素造成的失误降到最低。

在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上，译者除了尊重史料上的习惯译法外，还尽可能按照现代通行的人名和地名翻译手册进行了规范。

译者在翻译英语之外的外语文字时专门请教了相关专家。如果没有这些专家朋友的帮助，相关译文将无法完成。在此，译者要特别向广州外国语大学法语专家刘波教授致谢。他对译作的顺利完成给予了大量无私的帮助。法语文字，尤其是其中大段大段的法语诗文的翻译，就是刘波教授的功劳。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识积淀传神地传达出原文文字的风采和韵律。

这个艰辛的翻译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研究、甄别的过程，也让译者受益匪浅。其中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