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徐惟诚著的《徐惟诚文集(第13卷)》,说来说去大体上都离不开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但是作者说得较多的又往往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无源之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只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今的中国又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前进,也不断产生许多前所未见的、要求人们解决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各种思想困惑无不与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也只能联系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去寻找答案。作者的一些作品只是这个探索过程的一些记录。
作者徐惟诚长期关注少年儿童的成长。几十年来写作了大量面向少年儿童的作品,出版了十多本少年儿童读物,内容以少年儿童品德修养为主。1963年出版的《给小红的信》、1979年出版的《祝你学习好》发行都超过60万册,并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本卷将这两本书全文收入。《故事新讲》《做有经济头脑的人》被选人“少年百科丛书”;《想到2000年》《你也可以做英雄》被选人“小图书馆丛书”;《八十年寻路记》被评为“中学生最喜爱的读物”,并获全国少儿读物二等奖;《少年修养100题》被列入新闻出版总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项目。本卷从这些作品中选取了210多篇。编辑将其梳理成给小红的信、理想有什么用处、每天变好一点点、祝你学习好、怎样才能自由、英雄少年时、中国人是怎样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等部分,以便读者查阅。
《徐惟诚文集(第13卷)》收入的讲话(演讲)稿均为作者本人撰写,或根据录音记录整理而成。
一做革命的“后来人”
小红:
很高兴和你通信。你和你的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有些什么争论,都欢迎你写信告诉我。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提出我的看法,供你们参考。
首先需要声明:我虽然比你大几岁,但是有许多问题我也懂得不多。在有些问题上,我也只是一个大孩子、大学生。如果你觉得我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你把不同的意见,直率地提出来。让我们像同志一样,在共同讨论中一起提高。
你在来信中说,你们班上的同学常常在议论:“长大了干什么?”有人想做一个新农民,在祖国的田野上,为多打粮食劳动。有人想做个工人,制造更多的精巧的产品,为祖国增光。有的想当解放军,狠狠地打击帝国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有的想做医生、护士。有的想做科学家。有的想做宇宙飞行员。有的想做人民教师,等等。你觉得这些想法都很好,却不知道究竟做什么才是最好的。你要求我发表意见,这倒给我出了一个难题目。
因为,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统一的标准答案。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条件不一样,国家对他的要求也不一样,将来做的工作,当然不可能是一样的。我觉得,在解决“长大了干什么”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想一想将来自己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有什么好想的,当然是做一个好人。”你也许会这样说。
做一个好人,当然很好,但是,什么人是好人呢?现在世界上还有资产阶级,有帝国主义者;也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什么样的人才算好人,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好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却说中国共产党人“最坏”。我们应该听谁的话?做哪一个阶级的好人呢?一个少年先锋队员,应该立志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也许你还记得革命烈士夏明翰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夏明翰烈士牺牲时写的。无数革命烈士,刀搁在头颈上,一点不害怕,却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主义真”,相信共产主义是真理,“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一定会有千千万万个“后来人”起来为这个真理奋斗,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烈士的鲜血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无数“后来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终于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倒了。你知道,这三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是这样争得来的。
过去要革命,要做革命者,现在革命已经胜利,还要不要革命呢?革谁的命呢?还要不要做革命者呢?回答是:一定要革命,一定要做革命者!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反动派,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当家做主了,我们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这还不等于革命最后成功,更不能说革命已经结束了,过去了。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告诉我们:“……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不是一封短信里能讲得清楚的。简单地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也没有剥削和阶级压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消灭了,一切生产资料都归社会所公有;社会的生产力将有极大的提高,能够生产比现在多不知多少倍的财富;人们都有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劳动成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大家都能够自觉地为整个社会而不只是为自己尽力工作;人们的科学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也极大地提高了;消费品的分配,将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也将要消灭。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是为了向这样的社会前进。但是,有人却对这个前途不高兴。对社会主义抱敌对态度的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都不高兴。因为在那个社会里,他们没有特权了,不能剥削人、压迫人了。他们就要来反对我们,破坏我们,想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拉回到殖民地的地位去,想叫中国人民重新受他们的欺负,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存在这些情况能不能忘记革命呢?不能,一定不能!P5-7
这是我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作品的文集。
帮助我编辑的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按照文章的内容、体裁、对象做了分类。这是编辑工作的必要,对于读者检索某一方面的内容也有好处。但是在作者自己看来,我写的这些东西,大体上都是杂文。内容是庞杂的,遇到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大多数文章又只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文字既来不及雕琢,论述也未能深人堂奥。有的文章写得长一点儿,涉及一些基本理论,但明眼人也可看出实际上功底是不够的,论述也往往离不开杂文的风格。究其原因,既有我对杂文的偏好,更和我的工作经历以及学识不足有关。
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曾三次考入高等学校,但都因为党的地下工作没能认真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连年打报告要求回学校读书,都未获批准。到1956年以后才死了这条心,下决心自学。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时间。这一条好办,主要是同自己做斗争。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快一点儿,把休息和娱乐减少一点儿,一分一秒不放过,时间就挤出来了。另外一条是客观的需要。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处在这个变化迅速的大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又长期从事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注意力被迫不断地转移。于是对许多问题的学习、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最后成了对多门学科都略知皮毛的“万金油”。
我写作的时间多半在晚上10时到次日凌晨1时,行笔匆匆,又由于客观需要急于发表,来不及从容地谋篇布局,更顾不上精雕细刻。我也知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道理,但实在是力所不及,只能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和盘托出、粗头淡服、素面朝天,也就谈不上什么文采了。
我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同青少年思想修养有关。这是因为我早年曾经长期做共青团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正式分配从事少先对的工作。所以写了一大批面向少年的作品,除了因为在认识上我感到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真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就不能不努力去培育,还有一点儿偶然的因素。1959年我的朋友林剑修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社长。我们曾在一起交换对当时出版的少年儿童读物的看法。我认为对少年儿童不宜说教,但是不是不能说理。可是后面这一类书太少。他说组稿有困难。还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给小红的信》就是被他“将军”将出来的。
《给小红的信》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多次重印,印了几十万册。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成了一条大罪状——“用黑修养毒害少年”。我反正已被打倒,罪状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可是还成立了一个批判此书的全国联络站,许多小学教员因向学生推荐此书也挨批。株连了这么多人,我这个“罪魁祸首”却束手无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渐渐听说,有的教师根据自己的回忆.把书中的内容油印发给学生;有的教师把图书馆查封的书偷偷拿出来给孩子看。这些事使我很感动,总觉得欠孩子们一些什么,得为他们再做点儿事。1979年写了《祝你学习好》,以后又为《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信箱陆续答复了一批孩子的来信。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一个愿,要每年给孩子们写一本书。实际上虽然写了一批,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一方面是挤不出那么多时间,另一方面是少儿读物出版的形势越来越好,新书越来越多,我自己写书的愿望就不那么迫切了。1996年以后我转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下决心要为中国儿童编一套最好的、能启发孩子求知欲的百科全书,即《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这套书后来发展为面向少年儿童的系列百科全书,花的精力远胜于自己写若干本书。但这些都是集体的成果,与此文集无关。
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的转移,我写的东西涉及的内容也陆续有些变化。涉及比较多的,大体上有党的宣传工作、新闻出版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家庭文化、家庭教育、文化扶贫、学校品德教育、党员修养、青少年修养这样一些方面。由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大都和伦理道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也就自然地参加了中国伦理学会的一些活动。上海的周原冰同志、北京的罗国杰同志,于我都是亦师亦友,曾经得到他们很多帮助。我自己偶有所得,也大胆地提出来向学界的同仁请教。这就是文集中一部分涉及伦理学的文章的来历。
收入本文集的作品,说来说去大体上都离不开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但是作者说得较多的又往往是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都不是无源之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是基础,意识形态只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当今的中国又处于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成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前进,也不断产生许多前所未见的、要求人们解决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各种思想困惑无不与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密切相关,也只能联系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动去寻找答案。作者的一些作品只是这个探索过程的一些记录。
历史在发展,探索更须继续,这些记录当然不免有许多局限一但是作为认识的一种过程,这次收入文集时,除了个别文字,都.仍其旧。这样做,可能比较有利于如实地反映当时当地遇到的问题以及作者的实际认识。
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既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我是做思想工作的。我写的东西大体上都不同程度地与思想、观念以及在各种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有关。但这不能说明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别人的都不对。事实上,无论是我所论及的话题、评点的观念是非、探讨的思想工作规律,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或者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一叶一花,都取自五彩的世界。撷取的过程,或直接或间接,都是我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我希望我还能继续学习,能比过去再有一点儿新的进步。
感谢孔令一同志、李宏同志,在他们的努力下,才把我几十年中拉拉杂杂的作品的主要部分收集整理出来。也感谢中国出版集团及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们为这部文集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是为序。
徐惟诚
2014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