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韦纳著，文嘉译的《幸福地图——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讲述了一个美国记者，手持幸福指南针，游走世界十国，从地理到心理，绘就一幅色彩斑斓的幸福地图。

幸福与地理的关系，向来虚无缥缈，也捉摸不定。而埃里克·韦纳，这个自诩为牢骚满腹、有些忧郁的美国记者，却勇敢地踏上了为时一年的幸福之旅，并写下这本哲学幽默旅行笔记，并立即进入《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榜。记者精准的眼光、田野作业般的精神、细致入微的观察，外加点脱口秀演员的俏皮话儿，让这趟幸福之旅变得有趣!

作为知名记者，埃里克走访过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出现在新闻发生的每一个现场，可是，不幸的人加不幸的地方加不幸的故事，才是好新闻的素材，新闻发生地多是灾难和痛苦的发生地，埃里克看到太多不幸，他很想知道，什么是幸福。

埃里克带着自己的疑问走上了寻找幸福的旅途。他带领读者走访各国：开始研究幸福指数的荷兰、民主的瑞士、国王倡导计算“国民幸福值”的不丹、富裕的卡塔尔、幸福快乐的冰岛、幸福指数远低于正常值的摩尔多瓦、不追问思考幸福的泰国和不断思考创造幸福的英国以及迅速发展的印度，最后回到美国。通过自己的走访、观察和思考，以及当地人自己对幸福或不幸的看法，作者成功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

作者以自己的寻访行程为线索，将地缘政治分析、科学研究和幽默的行文完美结合，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幸福地图。

埃里克·韦纳著，文嘉译的《幸福地图——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新版还增加了作者旅行照片和给中国读者的序《如何才能更幸福？》，并加入手绘小册子，在简洁好读的图书文字之外，补充图书周边的有趣内容。

第1站 荷兰 幸福是一组数据

第2站 瑞士 幸福是一种无聊

第3站 不丹 幸福是一项政策

第4站 卡塔尔 幸福是一张中奖的彩票

第5站 冰岛 幸福是一次失败

第6站 摩尔多瓦 幸福是身在别处

第7站 泰国 幸福是不用思考

第8站 英国 幸福是一项努力之中的工作

第9站 印度 幸福是矛盾

第10站 美国 幸福是回家

尾声：幸福在哪里？

致谢

美国是一个极度乐观的国家，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在我看来，有了希望，才会幸福。

当论及对幸福的思考、咀嚼、忧心、追逐，以及对它不曾亲近的哀叹，美国却是一个超级大国。十个美国人中，有八个自称每周至少思考过一次幸福的问题。况且单凭美国励志产业的规模和前景，就足以证明美国人不满足于现状、急于提高自身的决心。

纵观各国，除美国外，无一在开国宣言之中宣扬对幸福的膜拜。诚然，《独立宣言》仅仅强调了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至于追求与否，那是人们自己的事——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妙语所言。追求幸福有很多方式，有些合法，有些不合法，有些明智，有些却不怎么聪明。

美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之一便是迁徙。美国是建立于动荡之上的国家，如果“幸福难民”们不去寻找幸福之所，英国清教徒当初又如何会移居美洲？若不是满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又何来“开拓精神”的蔓延？“在美国，闯荡世界即是要离开我们业已熟知的世界。”杂志编辑兼教师艾勒里·赛德维克在他的自传《幸福的职业》一书中写道。

赛德维克于一九四六年写下了这句话。在那以后，美国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每年迁居的美国人将近四千万。其中不少人无疑是为了得到新的工作机会，或是为了照顾患病的亲属。但更多人迁徙的原因，却只是相信自己的幸福尚在别处。

我这一路见到的不少“幸福难民”，如琳达、丽莎、罗布、杰瑞德等人，大都怀有这一想法。吸引这些人的是这些地方的“能量”吗？我不确定。但我认为，他们的迁徙还有更好的解释，即他们愿意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人。

在人类历史中，对居住地的自由选择算是件新鲜事。几个世纪以来，世人大多认定一处扎根发芽，开枝散叶。只有遇上天灾人祸，如洪水、饥荒，或是新邻居蒙古不时进行的骚扰，才会举家迁徙。除一些极为富有的人外(有钱多作怪)，普通人并不会为了寻开心而不停换地方住。冒险——特指褒义的冒险——是现代的新词。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冒险大多是人们不得己而为之的事情，不曾有人主动去找这个罪受，自然更不会心甘情愿为它掏腰包。中国有句老话说“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就是无奈之语。

美国最幸福的地方又在何处？我在幸福学中并没有找到答案，也找不到任何确切的说法。密歇根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彼得森告诉我，越往西行，越接近幸福。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大卫·施卡得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与同事们对加利福尼亚和密歇根的居民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幸福(或是不幸福，一切取决于看待问题的角度)程度相当。施卡得将其称为“聚焦幻觉”：身处密歇根的寒冷萧瑟之中，人们便以为加州的生活幸福无比，但他们往往没有考虑到负面因素，如交通堵塞、高昂的房价、山林野火等等。于是施卡得得出结论：人们所聚焦的事物，其实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改变。

再看看其他研究成果，有的指出美国最幸福的地方在中西部地区，有的则认为密苏里州最为幸福，还有的索性把目光锁定在那些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市。结论之多，让人眼花缭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地区之间的幸福水平差异并不会大于国与国之间的差异。

我试着喜欢上迈阿密，我真的尽力了。我努力融入迈阿密的生活。我去海滩，我学习西班牙语，我大喝古巴咖啡，我甚至考虑过隆胸。但迈阿密充足的阳光却丝毫温暖不了我的心。

我若身为拉美人，没准真能喜欢上迈阿密。拉美人并不算富裕，但十分幸福。有研究表明，拉美人在移居美国之后，幸福感仍然不减一分。我问过古巴籍美国人乔伊·加西亚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原因一部分在于拉美人对家庭的重视。某天，我与乔伊学迈阿密人一样懒懒地坐在一家常有名流出没的咖啡馆里消磨时间，乔伊说道：“成为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后，你的存在便被放大。于是，也就凸显了活在当下的重要。西班牙语有句老话，翻译过来就是‘你舞蹈过，但你带不走这支舞蹈’。”

道理不错，可是我的舞跳得很糟。难怪迈阿密与我不合。一个人的天堂可能是他人的地狱，反之亦然。几个世纪前，欧洲传教士们首次踏足格陵兰岛时，一心想劝当地的异教徒们皈依基督。于是，传教士们故技重演，软硬兼施地吓唬当地人说：信奉基督者有机会上天堂，不信者则会被打入永恒的地狱。

格陵兰岛人于是好奇地问：“地狱是什么样子呢？”

“噢，那里很热，很热。”传教士们想了想，说道，“一年热到头。”

格陵兰岛人扫了一眼他们的家园——那片漫无边际的北极冻原，然后回答道：“多谢您了，我们还是下地狱吧。”

“天堂早就过时了。”（P372-374）

如何才能更幸福？——给中国读者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头看看“幸福”的定义。

幸福仅仅是指愉悦感的获得，还是具备更广泛的意义？所有的文明都追求幸福，但追求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对幸福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中国人深受儒学文化影响，把幸福看作群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中国式幸福更多指的是“我们”而非“我”。我并不认为中国人需要改变这一信念，他们没必要为了追求幸福而将自己西化。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中国人更需要的是找回自己的中国根。

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国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还在不久之前，站在譬如北京这类中国大城市的主干道旁数数往来的车辆，你会发现数量如此之少。而今天，更多的中国人拥有了汽车，频繁发生的交通拥堵便是最好的证明。

变化是好事，但硬币也有另外一面。即使是积极的变化也会令人感到不安，令人失去幸福感。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乡村来到城市，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迁徙确实改善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他们学会了新技能，赚了更多的钱，也有了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变化并不都是积极的，这种迁徙也带来难以置信的混乱与不安。用anomie这个法语词汇来形容这种情况再贴切不过。Anomie在字典中的定义是“由于缺失目标和信念而令个体感觉到动荡、疏离以及不安定”。重要的是，这种感觉往往在发生巨大变化时产生，不管这变化是好是坏。我想，中国人必须认清这一事实，必须意识到变化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极为突然地到来。

面对中国排山倒海般的变化，中国人不应被动去接受。即使你无法掌控巨浪，也可以学习冲浪，学着应对扑面而来的这股力量，顺势而为。幸福并不像身高一样与生俱来，不可改变。幸福的程度可以为我们所掌控，可控程度虽然达不到100%，但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认为，追求幸福感不应单纯倚仗经济的增长，而必须转变心态，重新安排生命中的轻重缓急。

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人到底如何增强自身的幸福感？在我看来，这件事必须通过好几个步骤来做，包括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第一步，即是寻找幸福的根源。

举个例子吧。不少人都以为，高期望值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能够激励人爬升到更高的高度。话虽在理，但高期望值同样会起阻碍作用。事实上，它正是幸福之路上的最大阻碍之一。丹麦人对此最有发言权。调查发现，在欧洲国家之中，丹麦人的期望值处于最低水平(该项数据由欧盟委员会的官方民调机构Eurobarometer公布)，而丹麦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说来，中国人应该成天倒在沙发上大嚼薯片，只要期望值够低就没问题？

当然不是。我认为，终极目标并不是降低期望值，而是不抱任何期待。印度教经文《薄伽梵歌》有写到，克利须那神劝诫阿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工作，但不要对结果抱任何期望。诚然，这并不容易做到。当我们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努力，必定对结果抱有极大的期待。而这种态度，从某种方面而言，也会给我们带来失望和不幸福的情绪。

在如今的中国，人们的期望值已上升到新的高度。中国人不但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甚至开始等待美好未来的到来。如我所言，这正是失望的诱因。到底该怎么做？我认为，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知足常乐，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对于金钱和幸福的态度。研究发现，钱若是多一点，确实会令人幸福，但多了太多又会令人不幸福。事实上，能左右我们幸福感的并不是金钱的数量，而是我们的金钱观。研究表明，崇尚物质的人并不幸福，不管他们拥有多少都是一样。这同样还是金钱观在作祟，而不是银行存款搞的鬼。人们对于金钱的狂热，尤其是对于奢侈品的狂热，已经到了病态的境地。金钱能打开一扇扇门，也会建起一堵堵墙。富有的人们藏在这一堵堵墙后，再也无法相信他人。

信任是幸福拼图中最重要的一块。我所说的信任并不只是对亲戚朋友的信任(这种信任相对容易)，而是对于关系不那么亲密的熟人，甚至对于陌生人的信任，以及对于社会制度的信任。

告诉我，你同意这句话吗：大部分人都是值得信任的。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其实这个问题刻意问得很宽泛。什么类型的人？在什么环境下？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若是信任有了条件，这场仗你已经打输了。

而今天，我看见信任感在坍塌。那些轰动性的负面新闻，无论是被污染的牛奶，还是肮脏的宠物食品，都在侵蚀着公众对于基本制度的信任。如果连喝的牛奶和开的车都无法让我们信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幸福？

前不久，我见了一个男人。这个人从方方面面而言都已经实现了中国梦。他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我们在他的家乡杭州一起坐下喝茶。我发现马云是个非常快乐的人，他的幸福感不仅来自于财富。这个男人安然自得地做着自己。我认为他对这些问题会有独到的见解，于是问他，中国人怎样才能比现在更幸福，更有创造力？他的回答令我惊讶。他说，中国人必须回归自己的精神本源。“要我说，中国已经丢掉了它的文化、它的信仰。那些古老的教义中包含了很多能够带来启迪的思想，对于创造性和幸福感都有着非常实用的意义。”

马云说出了真相。追求幸福的中国人应该回头审视自己的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可寻求到许多答案和许多智慧。我想到了老庄的道家学派，孔盂的儒家学派。中国人都知道结婚的象征足两个喜字相连。其实，所有的关系都是如此。我在环游世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幸福不是名词，也不是动词，幸福是连词，幸福是结缔组织。中国人对于社会关系的拓展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当变化在身旁涌动，他们也需要继续施展这一天赋。

和不少杭州人一样，马云热爱着西湖。几个世纪以来，这湖水一直是杭州人民灵感与幸福的来源。这很重要。我总是担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会失去与自然的联系。北京的空气质量已是不能忽视的问题，但还有更多问题没有得到关注。每砍伐一棵树木，或是建起一座堤坝，我们都在失去微小而又重要的一丁点幸福感。我在瑞士学到的一课即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元素正是我们与自然的联系，或者如自然学家爱·奥·威尔森所称的亲生命性。中国急匆匆走向现代化，快马加鞭地发展经济，也在快速地失掉这种联系。对自然的体验并不需要上升到宏观角度，一些小乐趣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比如种种花草，或是在西湖边散散步。

信不信由你，幸福还有一个重要部分是对待失败的态度。冰岛人在这方面可谓是专家。他们并不把失败看作是缺陷，却当成是机会，甚至美德。一位冰岛音乐家告诉我：“为正确的原因失败，总好过为错误的原因成功。”诚然，最近冰岛也经历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失败，但他们对此安之若素，这远远好过那些把失败看作是深重罪孽的国家。我认为，中国人也要学会如何消化失败。还是那句老话，从自己的圣贤教义中寻找答案。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没错，中国的文化蕴藏了海量的智慧。但我个人认为，对于追求幸福的中国人而言，还是要保持一颗谦恭的心，记住世界上最睿智的话语往往来自于最不起眼的国家。中国可以学习邻居不丹，让幸福成为一项政策，一项国民目标，一定能做得更好。这个不起眼的喜马拉雅山区小国制订了国民幸福总值。政府做出每一项决定前都必须先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样做能不能让人民更加幸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但价值斐然。

其实，各种迹象都已表明，中国正在改变。中国领导人开始谈论起幸福感。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说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令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表明，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认真对待幸福二字。《洛杉矶时报》的著名评论员巴巴拉·迪米克在报道中写道：“为了争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头衔，中国城市纷纷开始计算幸福指数。”这当然是好事。但也要记住，不可通过政府来下达幸福的考量指标。幸福感的提升并不像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同于经济增长。它来自于人的内心。

最后，还要温馨提醒一句：“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着迷也会降低幸福感，是不是有点讽刺。其实，过上幸福生活的秘诀之一，正是不要过多去想幸福这件事。这个度你可得把握好。正如英国哲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言，“应像螃蟹横行一般，从侧面而非正面去接近幸福。”所以，追求幸福的人们啊，可别忘了脚步要轻。记住，幸福不应直接去追求，而应是美满生活的附加之物。

幸福在哪里？

我的幸福之旅终于告一段落。在这段旅途中，我走过了几千英里路程，经历了冰岛正午的黑暗，也领教了卡塔尔有形的热浪。见识了瑞士井然的秩序，也感受了印度的不可预知。我逃过了一场军事政变，尝到了灵光一闪的甜头，还痛失了一支贵得离谱的钢笔。我本来还能拯救一只笨蛋臭虫的小命。我抽过了摩洛哥大麻，品尝了腐烂的鲨鱼肉，甚至还戒了咖啡，虽然只坚持了短短几天。

现在，我又回到了纽约机场，在这小小的机场世界里一边等待回迈阿密的航班起飞，一边消磨着时间。我的肚子正顶着酒吧的吧台，口中灌下第二杯血腥玛丽。我真爱机场的酒吧。这里的每个人都来自别处，并将去往别处，还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温馨氛围。每个人都享受着这躲不开的当下时光。

我越来越像个佛教徒了。我想着，突然瞟到侍者的铭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铭牌上写着“幸福”二字。

“你真名就叫幸福吗？”我问他。

“没错，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感到幸福无比，于是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是这样。我想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知道的——它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秘密，成为你、成为幸福的秘密。”

“保持微笑。就算心情不好，也要微笑。”

显然，这回答算不上深刻，但堪称睿智。“幸福”侍者没有费气力去为幸福定性——傻瓜和哲学家才会那么做。我不是哲学家，所以也只能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对幸福做一个总结：金钱很重要，但绝非万能，也并非必要；家庭是宝，朋友也一样；嫉妒是毒药，多虑也不好；海滩可有可无，信任和感恩必不可少。

但是，若想再进一步阐释幸福，却会驶入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而幸福这头海豹却滑滑溜溜，叫人怎么都捉它不住。一路上所见的矛盾总让我困惑：瑞士人极端保守，却很幸福；泰国人松懈懒散，也很幸福；冰岛人从纵饮中寻找幸福，摩尔多瓦人却借酒消愁愁更愁。也许只有印度人的脑子才消化得了这些矛盾，我却不行。一筹莫展之下，我给幸福学首席学者约翰·赫利威尔打了个电话，盼着他能为我解惑。

“很简单。”赫利威尔说，“通往幸福的路不止一条。”

对呀，我怎么忘了这茬？托尔斯泰微微颔首：不幸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幸福的国家各有各的幸福。

想想碳元素吧，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碳元素是一切生命、一切幸福以及所有事物的基础。碳原子的善变足以媲美变色龙。若是将碳原子环环相扣，紧密结合，便能得到钻石；若是换一种组合方式，将它们松散地堆成一团，却是一把煤灰。排列的不同，带来万千形态。  地方也是一样——组成元素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在于排列组合，在于比例分配。将各元素以某一方式组合，便得到了瑞士，换一种方式组合，却成了摩尔多瓦。掌握平衡最为重要。卡塔尔空有财富，却缺了文化，纵使家财万贯，也无法消化。

还有冰岛，本来绝无幸福的可能，冰岛人民却真真切切地幸福着。冰岛深谙平衡之道，虽为小国，却处处彰显国际都市的魅力。冰岛把黑暗和光明，高效和懒散，美国人的进取心和欧洲人的社会责任感完美而又幸福地结合在一起。而文化则是将这个国家粘连在一起的胶水。有了文化，一切便大不相同。

在这趟旅行中，我还生出一些恼人的疑惑，其中有不少现在还困扰着我。我怀疑，幸福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上上之善。也许诗丽。诗丽·若威香卡古儒吉说得没错，爱的确比幸福重要。是啊，幸福有时只是一个题外话。去问一个辛劳工作的单身妈妈是否幸福，她很可能会没好气地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虽然渴望幸福，但也要挑对时间。我们之中大多数人会选择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而不会选择幸福但却空虚的生活——当然，前提是空虚与幸福有可能并存。

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说过：“不幸自然有其作用。”此话不假。不幸能够提醒我们警惕将至的危险，刺激我们想象力的进发。冰岛的例子证明，不幸也有着甘甜的滋味。

一天，BBC网站上的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目光，标题是“接触泥土，得到幸福”。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土壤中的“友好”细菌注射进肺癌患者体内。结果，患者们的幸福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也相应改善。虽然研究者们最终并未得出确凿的结论，却也指出了一个事实：肮脏能让人类茁壮成长。地理学家段义孚也说过：“美好生活……并非只存在于温室之中，粗砂的磨砺和刺耳的真话必不可少。”

段义孚是这个时代一位默默无闻的地理大师，在我寻找幸福的旅途中，多亏他的著作陪伴我一路颠簸。段义孚将自传中的一章取名为“救命的地理”，这题目难免有些不够严肃。其实，倒也在理，地理的确能够成为人类的救赎，环境造就了人类。如果将这一道学理念往前推进一步，似乎可以断言，我们即是由所处的环境所塑。环境之内外并无区别。由此观之，存在也变得热闹许多。

“乌托邦”一词有两层意思，既指“好地方”，又指“不存在的地方”。这便是了。最为幸福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在天堂的另一头。人若是完美无瑕，想必也叫人无法与之相处；地方若是完美无瑕，自然也无法为人类所居住。“一辈子的幸福？简直与活地狱无异！谁堪忍受！”萧伯纳在剧本《人与超人》中如是说。

幸福数据库的保管员费恩霍芬说得不错：“幸福虽离不开生活的基本条件，但绝不需要天堂的养尊处优。”人类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我们平安度过了冰河时期，我们可以适应一切环境。人类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寻找幸福，甚至这地方本身也可以改变——这点闭塞小镇斯劳的居民可以作证。幸福祭坛上的铭文定是铅笔所刻。

我的护照又躺回了书桌抽屉。我也得以重温家庭给予我的欢愉，重拾每天早晨在同一张床上苏醒的惬意，重新认识亲情让人安心而不是让人担心的愉快道理。

旅行的意义也不时带给我惊喜。某天，我的iPod摔坏了，里面收藏的近两千首歌曲全部丢失。要是在过去，我的怒气怕是能掀翻屋顶。可这次，脾气却像夏日的雷雨，来得快也去得快。我还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开始把泰国人的口头禅“没关系”挂在嘴上。没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如今，我越发警惕嫉妒对人格的腐蚀，并尽力在它冒出苗头之前将其掐灭。我不再把失败看作万劫不复，也学会了欣赏冬日夜空的美感。我从二十码外就能分辨笑容的真伪，并新近培养起对新鲜蔬果的热爱。

走过了这么多地方，见过了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人时常让我记起——他就是卡玛·尤拉，不丹学者，也是癌症幸存者。“个人的幸福并不存在。”卡玛·尤拉曾告诉我，“幸福百分之百是相互联系的。”当时，我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总觉得他在夸大其词，只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想象中重要而已。

如今我却发现，卡玛的话并无半点夸张。我们的幸福完全且绝对与他人有关——亲人、朋友、邻居，甚至那个你不曾正眼看过，却天天为你打扫办公室的清洁大婶。幸福不是名词，也不是动词。幸福是连词，幸福是结缔组织。

那么，我们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之地？我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家里还是堆着一柜子满满当当的包，我抑郁的倾向也越发严重，但我还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经历过的幸福时光。我正竭力听从奥登的建议，“抓住机会，跳舞吧”。我很庆幸奥登并没有在“跳舞”之前加上“优美”二字。

我的幸福并没达到百分百的纯度。要我说，用“费弗提费弗提”形容也不为过。但若是将所有因素考虑进来，我觉得这并不算是坏事。没错，一点也不坏。

理与幸福之间的联系虚无缥缈，捉摸不定，本书却像一道耀眼的强光穿透层层浓雾，直达真理。

——作家Henry Alford

一本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见解独到的游记。作者韦纳是难得的好旅伴。甫读一二章，你已经喜欢上他；再读一章，这感觉愈演愈烈；待到旅行结束，你不禁盼着何日能与他再度同行。本书实在是一段难得的快乐之旅。

——《华盛顿邮报》

读完此书，就好像跟随韦纳这位迷人且博识的向导，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环球之旅。当然，手中还握着一个不可或缺却常被忽视的指南针：幸福。

——《国家地理旅行者》

作者韦纳的旅行故事——在冰岛品烂鲨鱼肉，在印度的静修所努力冥想——给读者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出版商周刊》

作者韦纳采用新方法，探究何为幸福源泉——这个困扰世人已久的难题，以及其深层原由，值得称道。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