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所著《蛙》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小说也是作者自己对人生几十年的回顾，在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掩藏着很多个人的私念和私心。

莫言所著《蛙》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听取蛙声一片——代后记

1953年，村民们对新法接生还很抗拒，原因是那些“老娘婆”背后造谣。她们说新法接生出来的孩子会得风症。“老娘婆”为什么造谣?因为一旦新法接生推广开，就断了她们的财路。她们接生一个孩子，可以在产妇家饱餐一顿并能得到两条毛巾、十个鸡蛋的酬劳。提起这些“老娘婆”，姑姑就恨得咬牙切齿。姑姑说不知道有多少婴儿、产妇死在这些老妖婆的手里。姑姑的描绘给我们留下恐怖的印象。那些“老娘婆”似乎都留着长长的指甲，眼睛里闪烁着鬼火般的绿光，嘴巴里喷着臭气。姑姑说她们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她们还用破布堵住产妇的嘴巴，仿佛孩子会从嘴巴里钻出来一样。姑姑说她们一点解剖学知识都没有，根本不了解妇女的生理结构。姑姑说碰上难产她们就会把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她们甚至把胎儿和子宫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让我选择一批最可恨的人拉出去枪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老娘婆”。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姑姑的偏激。那种野蛮的、愚昧的“老娘婆”肯定是存在的，但有经验的、靠自身经验体悟到了女性身体秘密的“老娘婆”也是肯定存在的。其实我奶奶就是一个“老娘婆”。我奶奶是一个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娘婆”，她认为瓜熟自落，她认为一个好的“老娘婆”就是多给产妇鼓励，等孩子生下来，用剪刀剪断脐带，敷上生石灰，包扎起来即可。但我奶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老娘婆”，人们都说她懒。人们似乎更喜欢那种手忙脚乱、里外乱窜、大喊大叫、与产妇一样汗流浃背的“老娘婆”。

我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了。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他回到老家时，我老奶奶还活着。他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熬绿豆汤的香气。老奶奶赶紧涮锅点火熬绿豆汤，儿媳妇想帮忙，被她用拐棒拨拉到一边。我大爷爷坐在门槛上，焦急地等待着。姑姑对我们说那时她已经记事了，让她叫“大”她不叫，躲在娘背后偷着看。姑姑说从小就听娘和奶奶唠叨爹的事，终于见到了，却觉得好陌生。姑姑说大爷爷坐在门槛上，脸色蜡黄，头发长长，虱子在脖子上爬。穿着一件破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姑姑说她的奶奶也就是我们的老奶奶一边烧火一边流泪。绿豆汤熬出来了。大爷爷急不可耐，不顾汤热烫嘴，捧着碗急喝。老奶奶叨叨着：儿啊，不用急，锅里还有呢!姑姑说大爷爷双手哆嗦。喝了一碗，又添了一碗。喝完第二碗后他就不哆嗦了。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流下来。眼珠渐渐地活泛了，脸上有了血色。姑姑说她听到大爷爷肚子里呼噜呼噜响，好像推磨一样。一个时辰后，姑姑说大爷爷到厕所里去，拉了个稀里哗啦，似乎连肠子都拉了出来。然后就慢慢地好起来，两个月后就精神健旺生龙活虎了。  我对姑姑说，曾在《儒林外史》上看到过类似的故事。姑姑问我：《儒林外史》是什么?我说是古典文学名著。姑姑瞪我一眼，说：连古典文学名著上都有，你还怀疑什么?!

大爷爷病愈之后，就要回太行山找部队。老奶奶说：儿啊，我没几天活头了，给我送了终你再走。大奶奶自己不好说，就让姑姑说。姑姑说：爹，俺娘说了，你要走也行，但要给俺留下个弟弟再走。

这时，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动员大爷爷加入。大爷爷是诺尔曼·白求恩的弟子，名气很大。大爷爷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人。胶东军区的人说，都是共产党的人，在哪里干不一样啊?我们这里正缺您这样的人，老万，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您留下。许司令说了，用八人大轿抬不来，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先兵后礼，老子摆大宴请他!就这样，大爷爷留在了胶东，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

P11-P13

题目是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一句。这是我孩提时代就知晓的一句宋词。知晓并且牢记不忘，就因为这其中的“蛙声一片”与我童年的记忆密切关联。读过我的小说的人，应该记得我曾经多次描写_过蛙声，但不一定知道我对青蛙的恐惧。人们有理由对毒蛇猛兽产生畏惧之心，但对有益于人并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没理由害怕。但我确实怕极了青蛙。我一想到它们那鼓凸的眼睛和潮湿的皮肤便感到不寒而栗。为什么怕?我不知道。这也许就是我以《蛙》来做这部小说题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一样，我确有一个姑姑，是一位从业多年的妇科医生。我们高密东北乡数千名婴儿，都是在她的帮助下来到人间。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婴儿，在未见天日之前，夭折在她的手下。小说中的姑姑，与生活中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别。真实的姑姑，只是触发我创作灵感的一个原型。她如今生活在乡下，子孙满堂，过着平安宁静的生活。

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动笔写这部小说，当时的题目叫《蝌蚪丸》。这题目的灵感得之于一九五八年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男女行房前吐吞十四只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从这条新闻中读出荒谬。但在当时，此法竟大为盛行。这情形与几十年后风靡大江南北的“打鸡血”、“喝红茶菌”十分相似。我沿着这条思路写了足有十五万字，但忽觉这写法无意中又在重复荒诞夸张之旧套路，况且，所用的结构方法(以一个剧作者在剧场中观看舞台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写话剧时的诸多回忆联想为经纬)也有过分刻意之嫌，因此，便将此稿放下，开始构思并创作《生死疲劳》。直到二〇〇七年，又重起炉灶写这部书，结构改为书信体，并易题为《蛙》。当然，我是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地讲述一个故事的，因此，小说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与正文部分相互补充的带有某些灵幻色彩的话剧，希望读者能从这两种文体的转换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陆的计划生育，实行三十年来，的确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在执行这“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确也发生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尤其复杂，它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

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政策是否继续执行的问题，已有相当激烈的争论。争鸣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发表这些争鸣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体。互联网上有关这问题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由此可见，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万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转化，随着数亿农民获得了流动和就业的自由，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落实。农民们可以流动着生，偷着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亿万家产的愿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资微薄的小公务员，依然在遵守着“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一是不敢拿饭碗冒险，二是负担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费用，即便让他们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

在良心的指引下，选择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素材；在我的小说美学的指导下，决定小说的形式；在一种强烈的自我剖析的意识引导下，在揭示人物内心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内心袒露给读者。这是我在写《蛙》时遵循的并将在今后的创作中继续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

写完这部书后，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