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史(5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1850-1890)(精)》作者诺曼·里奇是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史学者，他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重点解读了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纷繁演变。书中讲述了欧洲协调、英俄中亚大角逐、俾斯麦大陆同盟体系、巴尔干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的必要前提。

读者将本卷评价为《现代欧洲史》系列里最好的一本，它讲述了许多背景历史，诸如克里米亚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出现；俾斯麦的执政时期（也被称为“欧洲的俾斯麦时代”，在此之前依次是梅特涅时代、拿破仑时代、开明君主时代以及太阳王时代），书中还讲述了普法战争与俾斯麦的大陆同盟体系，这个体系像蜘蛛网一般错综复杂，但是却给欧洲带来了难得的和平。

诺曼·里奇著的《现代欧洲史(5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1850-1890)(精)》是“现代欧洲史”系列的第5卷，主要讲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帝国主义扩张的进程。

1848年的革命清除了欧洲保守主义的极端支持者，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政治家，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拿破仑三世。他作为民族革命初期的主要发起者，希望重建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但是却被俾斯麦操控下的德意志帝国击败了。德意志于1871年取得政治统一，之后开始了军事扩张。在首相俾斯麦的纵横捭阖之下，德国与俄国、奥匈帝国建立同盟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揭开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在和平时期缔结秘密条约的历史，而且主导了“一战”前夕的欧洲国际关系格局。

民族革命也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扩张。新兴的民族国家刚一独立，就被卷入帝国扩张或者反抗帝国扩张的浪潮。德国、意大利与英法俄在非洲、亚洲和美洲争夺殖民势力范围，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他们几乎控制了这些地区所有未开发的土地，最终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欧洲辉煌。

初版前言

地图

第一章 经济与社会变革

 生产革命

 新型农业·工业化席卷欧洲·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通信业·经济企业的新规模

 工业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变革·女性角色的转变·城市化与社会转型

第二章 思想与文化氛围

 基督教会的深远影响

 物质主义和现实主义：新权威原则

 信仰科学：达尔文与达尔文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

 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

 抗议之声：尼采

 艺术

 流行艺术与官方艺术·文学：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绘画：现实主义与印象

 派·音乐：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

第三章 国家权力日益增长

 国家的新要求

 官僚政府的扩张·军队与新型武器·义务教育

 帝国主义

第四章 “欧洲协调”的瓦解

 路易·拿破仑与法国新统治

 总统与议会·1851年政变

 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

 战争实况·战后余波

第二帝国

 经济政策·自由帝国·帝国外交政策·第二帝国的衰落

第五章 1850—1870年的民族革命

 哈布斯堡帝国

 解放农民与工业革命·弗朗茨·约瑟夫·施瓦岑贝格政府与巴赫体系

 意大利的统一

 加富尔·加富尔的外交·1859年战争及其后果·加里波第征服意大利南部·加富尔和加里波第

 德意志的统一

 德意志邦联以及普奥竞争·1862年之前的普鲁士·普鲁士的宪法斗争·俾

 斯麦·俾斯麦的政策·波兰起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与丹麦战

 争·1866年普奥战争·普鲁士宪法纠纷的终结

 普法战争

第六章 大英帝国与俄国的改革进程

 19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

 帕默斯顿·1867年之前的国内改革·1867年《改革法案》·格莱斯顿的首届内

 阁，1868—1874·迪斯雷利的第二届内阁，1874—1880·格莱斯顿的第二届

 内阁，1880—1885·格莱斯顿与索尔兹伯里，1885—1895

 1850年之后的俄国

 亚历山大二世与改革问题·农奴解放·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军队的改革·俄国工业革命·酝酿革命·亚历山大三世·领土扩张

第七章 新政府

 法国，1870—1890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开端·1875年宪法·议会制的胜利·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布朗热危机

 1890年之前的意大利

 统一问题·政治演变

 1890年之前的哈布斯堡帝国

 奥匈帝国的建立·协定之后的奥地利·1867年之后的匈牙利德意志帝国，1871—1890

 文化斗争·与自由主义人士的新冲突以及反社会主义运动·新的政治融

 合、保护主义与经济扩张·国家社会主义·金融危机与俾斯麦倒台

第八章 寻求国际新稳定，1871—1890

 寻求东欧稳定

 三大国的首次联盟·巴尔干危机，1875—1878·柏林会议·1879年德奥

 联盟·三大国再次联盟·奥地利对巴尔干政策·保加利亚问题

 寻求西欧稳定

 德意志与法国·1882年三国联盟·英国占领埃及·俾斯麦的殖民政策

 俾斯麦联盟体系的高潮

 充满希望的黄金时代

推荐阅读

专有名词对照表

俾斯麦联盟体系的高潮

伴随费里政府的垮台，法国国内迅速出现了对费里政策的反对声音。殖民扩张已经让法国在海外与其他国家发生了代价高昂的冲突，也激起了诸多反对之声。对于许多法国的爱国人士而言，整个殖民交易似乎就是德意志布下的一个局，要转移和分散法国恢复阿尔萨斯–洛林的资源和注意力，而费里与俾斯麦的合作就是叛国。法国在印度支那战败，法国爱国主义团体焦虑不安，要求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使得法国的反德意志情绪强势复苏。而基本上就是这股情绪将能够带领法国成功复仇、对抗德意志的布朗热将军推上了高位。

在法国出现反德意志浪潮和布朗热地位上升的同时，俄国在保加利亚遭遇挫败，同样也引发了反德意志的浪潮。俾斯麦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危险的外交境地。三国联盟在1887年失效，而俄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再续订。尽管俄国沙皇不喜欢法国的共和政府，但俄国很有可能与法国联盟。而一旦俄法联盟，两国中任何一个性急的领导人都可能决定是时候与德意志和奥地利进行清算了。到时候德意志就腹背受敌，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即使德意志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也收不到任何的好处，无法弥补其在战争中付出的高昂代价和遭受的危险。所以到目前为止，对于德意志而言最好的政策就是维护和平，而如何维护和平则成为俾斯麦政治生涯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

俾斯麦通过一系列最为复杂、精明的联盟解决了这一难题。俄国最初在1886年确实是拒绝继续三国联盟的，很明显，俄国对于奥地利的不信任使得俄国不可能与奥地利达成什么协议，就像法国不可能与德意志达成协议一样。但德意志与俄国之间达成协议却并非不可能，而这似乎也是防止法俄联盟、避免德意志腹背受敌最简单、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可是要与俄国联盟，德意志就要消除俄国对德政策的所有怀疑，让俄国看到与德意志结盟比与法国结盟所能获得的更具实质性的好处。

同时，俾斯麦不打算抛弃奥地利，也无意让俄国在东欧占据政治主导地位，扰乱欧洲大国间的势力平衡。如果德意志要偏向俄国一方，奥地利就要获得额外的支持来保证其在东欧的位置。而实际上奥地利会成为反俄联盟的核心，德意志不加入反俄联盟，所以就有与俄国讨价还价的自由。

奥地利在几个大国中最明显的盟友就是英国，但如果要战胜英国的孤立主义，就要使英国确信结盟国家能够分担其控制俄国的重担，德意志与奥地利不会允许俄国将势力扩张到地中海地区。只要有其他国家的支持，土耳其就能够作为对抗俄国的一个盟友。奥地利已经与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组成了防御性同盟，保加利亚对俄国仍然怀有敌意。有了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以及巴尔干地区国家的支持，奥地利的处境就会极好。德意志也能够对俄国做出必要的让步，因为俄国会被奥地利联盟所限制。这样的联盟会给德意志带来进一步的好处，置法国于孤立无援之地。

在1886年的最后几个星期和1887年年初，俾斯麦忙于进行四项谈判：恢复三国联盟，确保奥地利背后不受意大利的攻击；签订一个以奥英两国为主的协议，维持巴尔干地区和近东的现状；签订一个以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为核心的协议，维持地中海地区的现状；签订一个德意志与俄国之间的协议。

这个复杂联盟网络中的第一个三国协议就是1887年签订的所谓的《第一次地中海协定》（The First Mediterranean Agreement of 1887），这个协定并不是正式的条约，而是相关国家以互换照会的形式秘密签订而成。协定旨在维持地中海地区、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的现状。意大利支持英国在埃及的政策，英国支持意大利在北非的政策，英奥之间的照会强调了两国在近东的共同利益。虽然照会措辞松散，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还是为相关国家的合作及共同利益的明确提供了基础。

1887年2月20日，三国联盟又续签了五年。意大利清晰地看到法、俄两国的反德意志情绪增加了意大利作为盟友的重要性，因此提高了与自己结盟的代价。之前的三国联盟条约没有改动，但为了满足意大利新增的要求，条约增加了独立的、秘密签署的奥地利–意大利、德意志–意大利照会作为补充条款。奥地利–意大利照会旨在维持近东的现状，规定如果不能维持现状的话，意大利就会参与到近东的事务之中。德意志–意大利之间的照会旨在维持北非的现状，德意志做出承诺，如果法国在北非的行动威胁到了意大利的利益，德意志会予以协助。英国也对意大利做出了同样的保证。俾斯麦有信心，德意志和英国能够一起防止意大利滥用这些承诺中的支持。

随着《第一次地中海协定》的签署，以及三国联盟条约的续签，形势已经明朗，俾斯麦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与俄国进行沟通。正如俾斯麦料想的那样，虽然俄国沙皇断然拒绝与奥地利继续签订任何协议，但并不反对与德意志签订协议。即使如此，俄国与德意志之间的谈判仍是相当困难的。俾斯麦最需要的是俄国做出保证，如果法国攻击德意志的话，俄国要保持中立，但俄国对此犹豫不决。

P356-359

综观欧洲现代史，几乎每个时期都经历了某种革命。19世纪下半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已经在欧洲部分地区进行的科技和社会革命持续不断、步伐加快；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改欧洲的社会、经济面貌，其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史无前例。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爆发了民族革命，遍及波兰、巴尔干地区（the Balkans）、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

民族革命在欧洲历史上并非新现象。民族主义思想曾在宗教改革、荷兰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有所体现。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越发高涨，其神秘色彩愈加浓重，作为主要的思想力量，推动欧洲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1815—1848年间，欧洲各国政府在压制民族革命运动中，屡获成功。然而，一些历史学者却坚决反对用“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来形容当时大国间的合作，因为各国间的不和谐局面其实更为显著。但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当时的政治家普遍认为，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分歧比使用武力更安全。因为即使战争取得胜利，也会释放出一股他们无法控制的革命力量。因此，即使英国已经强大到可以退出“欧洲协调”，它也只是在不会因此而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寻求独立的。当英国的利益受到欧洲大陆的严重影响时，其政治家就会在由欧洲大国组建的委员会上据理力争。

1815年建立的国际体系在1848年的革命中得以保存，然而在革命进程中，国际保守主义的极端支持者被肃清，这其中就包括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Prince Klemens von Metternich），他声名之大，一度曾是旧秩序的代名词。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政治家，他们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已经淡忘，或者说他们的政治抱负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维护欧洲君主制国家的共同利益了。

新一批领导人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拿破仑三世，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目标是把法国从1815年《巴黎条约》的限制中解救出来。随着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的爆发，欧洲大国间的有效合作暂告一段落，这对拿破仑三世而言是个好机会。于是，他在存在竞争的对手国家之间鼓动民族革命，希望能够乘胜追击，领导这些民族运动，重建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召集起来的军队，而从“欧洲协调”的瓦解中获利更大的，是那些比他更残暴、更精明的政治投机主义者。最终，他毁于自己辛苦召集起来的军队力量。

1871年，意大利、德意志分别以独立民族的身份取得了政治统一；在一个全新的奥匈帝国内，匈牙利也获得准独立。这些民族的成功独立为其他民族提供了全新的动力。在大英帝国，爱尔兰独立成为主要问题；俄国、奥匈帝国饱受民族分裂的困扰；在希腊推翻土耳其统治、获得部分或完全独立后，黑山与塞尔维亚（the Montenegrins and Serbs）、罗马尼亚（Rumanians）与保加利亚（Bulgars）也随即寻求独立；而后，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也开始面临瓦解的危险。当时，德意志帝国是最重要的新兴民族国家，政治地位开始凸显，军事力量欧洲领先，一改之前大国间的关系格局。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欧洲各国政府开始了全新的合作，这些合作看似稳固，实则暗流涌动，一直持续到1914年。

同时，民族主义也发展成扩张主义。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刚一宣布主权独立，便想征服其他民族。大国间，意大利、德意志同英、法、俄争夺扩张的战利品；而小国间，巴尔干地区的新兴民族国家也不惜同土耳其、奥地利等国争权夺利，寻求扩张。

单有民族主义是不足以引发民族革命的。这些革命爆发在前所未有的社会与经济混乱时期。工业化、人口增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些都促使欧洲社会与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转变。欧洲各国政府认识到，若要应对这些社会和经济变化，就要对已有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进行长远意义上的修订。简言之，就是改革。

改革的动力源于人们相信社会能发展、人类能进步。19世纪的物质进步让许多欧洲人眼花缭乱，他们把科学发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视为人类迈向更高层次、更完善的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步。当时人们普遍坚信，在未来，依靠科技进步和人类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人类问题，消除所有恶习。这种乐观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天真，因为许多关于人类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当时，人们对人类进步抱有信心，在政治宗教运动中强调努力工作，这都大大推动了19世纪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当时欧洲人一致认为，世界应摒弃奴隶制，摆脱折磨，消除饥饿与疾病。政府常常出于人道主义，立法缓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压力。广大民众得知童工的惨状或土耳其帝国的暴行，大为震惊；欧洲各地民众对改革的呼声不容忽视。

由于英国的议会制政府传统悠久，多数改革者期盼国会能通过立法实现必要的改变。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是扩大公民权，让公众对立法产生影响。英国议会制政府中的改革者是有理由自信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平稳地度过了19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未出现大的动乱。所以说，各国民众期盼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改革，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在欧洲，许多建于1848年或更早时期的议会制政府，由于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和愿望而不被信任。相反，专制型政府却符合社会变革的需求，其中大多采用立宪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运作模式。欧洲大国中真正实行议会制的政府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因为议会势力和传统的薄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成功运作所需的必备要素，即国家的主要群体在基本问题上要达成共识。19世纪末，爱尔兰寻求独立，英国不予承认，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国内没有达成共识，深受影响。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不仅要处理地主与农民、工厂主与工人的社会阶级矛盾，还要解决持续数世纪的政治和宗教分裂问题——巴伐利亚人（Bavarians）与普鲁士人（Prussians）、普鲁士人与波兰人（Poles）、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彼此敌对。倘若没有一个强大的专制集权政府，想要在如此大的分歧下维持一个新兴帝国的统治是不可能的，至于要有效地治理国家更是无稽之谈。

无论是议会制政府，还是专制型政府，都是由不同行政部门组成的专业管理机构执行政策。虽然管理机构是政府领导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能把它与领导班子混为一谈。专业管理人员确保政府持续运转，他们可能会对政府首脑产生巨大影响，但决策权还是掌控在行政领导班子的手中。因此，一个国家中，领导班子的执政水平始终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专制型国家，一旦专制集团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统治者的个人品性将成为影响国家政策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新经济和军事权力，而正是统治者最终决定是否要使用这些权力推动国家迈向现代化。

随着19世纪的发展，国家开始拥有或理应拥有更大的权力，同时也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国家颁布法律解放奴隶，监管矿场与工厂的工作状况，为新兴城市修建下水管道和供水线路，为免费义务的基础教育配备设施。国家既保护公民免受国内动乱和国外威胁，实现爱国者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又回应全世界人民对于辉煌帝国的要求。

随着政府扩大职能，其管理机构也扩大了职能。科技创新开始为其所用：电报、印刷机、铁路、蒸汽船、机关枪和膛线铁炮开始成为政府部门、秘密警察、陆军、海军和收税员统治国家的工具。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让每一个身体状况符合要求的男性青年为国效力；实施义务教育，教导公民要热爱祖国，忠于国家。

19世纪末，国家权力空前强大，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身体。而民族主义者和改革家实际上十分认同这种来自国家的控制，因为这将是他们实现理想最有效的手段。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政府自古带有政治压迫的特点，国内有诸多无政府主义和相关政治学说的拥护者，他们抵制国家政府的一切统治。但也有个别预言家，如德国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俄国的小说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dor Dostoevsky），他们清楚预知了国家控制的最终影响。当时，乐观和自信是时代的标志，所以，人们大多也就忽视了国家政权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