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短暂，理论视野却相当开阔，在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都有一定的建树。他的生平、交往等，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李大钊的书信，既有与当时著名学者的学术交流，反映了李大钊的思想成果；也有与当时政治人物的书信来往，反映了他的政治活动；还有李大钊对进步学生的关怀、支持，及其他各类信件，可以从中感受到李大钊的人格魅力。全面了解这些书信的内容，对研究李大钊具有重要意义。周芳、李继华、宋彬编著的《李大钊书信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李大钊书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完成了《李大钊书信集》的编注。分为四个部分：㈠个人书信；㈡联名书信；㈢其他人致李大钊的书信；㈣附录：李大钊往来书信线索。

周芳、李继华、宋彬编著的《李大钊书信集》除了原有的书信外，还增补了近年新发现的篇目。同时对所有书信都按时间顺序编排，对原文加以简明扼要的注释。在对原文进行注释时，编注者一方面参考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李大钊全集》注释本与修订本的有关题解、注释和《李大钊全集》河北版的有关题解。同时又对以上三种《李大钊全集》中不尽准确的注释加以更正，对本书编注者认为应注而未注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一）个人书信

 致存哥

 覆景学钤

 致郁宪章

 致《甲寅》杂志记者——厌世心与自觉心

 附:《甲寅》杂志记者(章士钊)跋语

 致霍例白(一)

 致霍例白（二）

 乐亭通信——守常自乐亭寄

 致李泰棻

 致白坚武(摘要)

 致《太平洋》杂志记者——此日

 致白坚武(摘要)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一）

 附:张国威来信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二）——参观清华学校杂记

 致袁守和（一）

 致高元——强力

 致周启明（一）

 致袁守和（二）

 致李辛白（一）

 致《晨报》印刷所某人

 致李辛白（二）

 致李辛白（三）

 致李辛白（四）

 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

 目录致胡适（一）

 致蔡元培

 致李辛白（五）

 致李辛白（六）

 致李辛白(七)

 致吉野作造

 致袁守和（三）

 致王若愚、曾慕韩

 致周启明（二）

 致袁守和（四）

 致宫崎龙介（一）

 致宫崎龙介（二）

 致二哥

 致大黑坨村诸人

 致北京大学会计课

 致北京大学注册部（一）

 致钱玄同

 附:陈独秀致李大钊等

 致胡适（二）

 致胡适（三）

 附1:周作人致李大钊

 附2:周作人致李大钊

 复胡适

 附:胡适致李大钊等

 致胡适(四)

 致齐櫽斋

 致周太玄

 致周起明（三）

 致蒋梦麟

 复北京大学注册部（二）

 致沈士远

 致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

 致《晨报》记者

 附:失恋与结婚自由

 致孙伏庐

 附:新凯致李大钊

 致胡适（五）

 致起明

 致锡五

 致胡适(六)

 致胡适(七)

 致吴弱男

 附：读《新发现李大钊致吴弱男的信》

 致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

 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

 致徐瑞麟、吴亚男夫妇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

 致韦青云

 给某同志的信（一）

 给某同志的信（二）

 致加拉罕

 致刘伯坚——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

 致魏野畴——国民二军中工作应注意之事

 守同志来信

 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谦、顾孟余

 致冯玉祥

 致刘震东

（二）联名书信

 致某君

 致宫崎龙介（三）

 致北京大学评议会

 致姚憾

 致孙中山

 附: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

 致顾维钧、王正廷

 致顾维钧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穆欣（一）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穆欣（二）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致共产国际东方部

（三）其他人致李大钊信

 殷汝耕致李大钊

 陈独秀致李大钊等

 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

 卫德致李大钊

 蔡和森致李大钊

附录：李大钊往来书信线索

[1]这封信最早收录于《李大钊全集》河北版，但未作探究。《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和修订本在题解中说明此信“由方行先生提供”，“写信日期尚无法确定”，对其收信人未作探究。

对收信人“存哥”，本书编者认为，应为李大钊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一位本家兄长李存年。理由是：从信的内容看，收信人是李大钊的“自家兄弟”，应为李大钊本家或其妻赵纫兰娘家的族中兄弟。查阅这些兄弟的名或字，其中带有“存”字，又与李大钊来往关系较为密切的，当为李存年。

据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刘荆山介绍：李存年，字辛亭，是李大钊曾祖父李为模的同胞兄弟李为梁或李为枢的后代，生卒年不详，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且思想比较开明。李大钊主编的《言治》杂志，曾经送其阅读。

在刘荆山所写《李大钊轶事补遗》中提到：“李大钊曾在华严寺创办学堂，学堂的革新表现在招生(收)女孩子上学。上学的女孩子都得放脚，李大钊不准裹小脚。有的家长思想守旧不让去，村中的会头和办学的发起人都起带头作用。首先上学报名的有赵焕章的女儿赵素贞，罗泰昌的女儿罗印平后改名罗国维，李存年的女儿李玉兰等。”这里提到的“李存年”，名字中有“存”，又支持李大钊等人在村中办新式学堂，带头送女儿入学，可见思想比较开明。他很可能就是李大钊的“存哥”。

[2]原件未署日期。根据信的内容看，其写作时间应为1912年9月或1913年3月。首先，信中说“弟于上月底来津，顺抵校”，意为李大钊于“上月底”来到天津，顺利抵达学校。这里所说的学校，应该就是设在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仔细考究起来，李大钊在天津就读的学校，在辛亥革命之前称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辛亥革命之后才称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这一点来考虑，特别是联系到李大钊在信中所说“抵校”，则此信可能写于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9月或1913年3月。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此后，许多学堂相继改称学校。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湖南高等学堂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改名为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船政学堂于1913年改为海军学校。照此来看，北洋法政学堂也应在1912年改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略史》中记载：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张恩绶来长斯校，自是更监督之名为校长。”民国元年(1912年)“除招生毕业外，无甚事迹。”按照这里所说，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改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似乎应在1911年“八月”(公历9月)，即辛亥革命之前。如果真是这样，也算是开风气之先了。但是，直到1912年7月18日《大公报》刊载的《直隶学司照会北洋法政学堂准驳各事文》，还提及“拟将监督改为校长”，“办法甚佳”。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北洋法政改“堂”为“校”，还是应该在1912年8月间。有论著认为，不早于1912年7月。李大钊在信中称“校”，则应在改“堂”为“校”后秋季开学的1912年9月或春季开学的1913年3月。

按照《北洋法政学堂章程》的规定，“年假自十二月二十日至正月二十日”，“暑假自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十日”。循此查阅年历，1912年的“七月初十日”为公历8月22日，1913年的“正月二十日”则为公历2月25日。据此，李大钊信中所说“上月底来津，顺抵校”的“上月底”，应即1912年8月底或1913年2月底，写信的时间则应为1912年9月或1913年3月。

另外，信中说“所有一切照拂之处，弟感激存心”，表明此时的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正是需要亲友“照拂”之时。这也与李大钊在1912下半年到1913年上半年时的家庭状况相切合。

P3-P4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短暂，理论视野却相当开阔，在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都有一定的建树。他的生平、交往等，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李大钊的书信，正是上述内容的一个侧面。这些书信，既有与当时著名学者的学术交流，反映了李大钊的思想成果；也有与当时政治人物的书信来往，反映了他的政治活动；还有李大钊对进步学生的关怀、支持及其他各类信件，可以从中感受到李大钊的人格魅力。全面了解这些书信的内容，对研究李大钊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的研究，对李大钊书信集的编注似乎注意不够。虽然重视了李大钊书信的挖掘和解读，专门的李大钊书信集则一直是个空白。在1999年版的《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李大钊全集》河北版)中，将书信与其他文体的文字统一按时间排列。这固然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李大钊生平、交往与思想演变的时间脉络，却有把李大钊书信淹没于其他文体之感。在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人民出版社版，以下简称《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和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修订本(以下简称《李大钊全集》修订本)中，虽然在第五卷设立了“书信”专辑，却又将一些书信作为“论文”分散于各卷中；虽然对收录的书信加了注释，其中的差误却也难免。本书正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李大钊书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完成了《李大钊书信集》的编注。

《李大钊书信集》是编注者经过认真搜集资料，并进行整理、校勘而编成的。本书分为四个部分：(一)个人书信；(二)联名书信；(三)其他人致李大钊的书信；(四)附录：李大钊往来书信线索。除了原有的书信外，还增补了近年新发现的篇目。同时对所有书信都按时间顺序编排，对原文加以简明扼要的注释。在对原文进行注释时，编注者一方面参考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李大钊全集》注释本与修订本的有关题解、注释和《李大钊全集》河北版的有关题解。同时又对以上三种《李大钊全集》中不尽准确的注释加以更正，对本书编注者认为应注而未注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为方便读者，注释一律置于各篇末。另外，编者还将搜集到的李大钊书信手迹附于相应的书信正文之后。这样做既可以丰富李大钊书信集的内容，也便于研究者和读者对正文和手迹相互对照(在最新出版的《李大钊全集》修订本所收书信中，仍有排印文字与手迹不一致的情况)。最后附录的“李大钊往来书信线索”，可以使今天的人们窥见李大钊的书信往来之广泛，对李大钊书信的挖掘或许不无益处。

其他人致李大钊的信，与李大钊的信有密切关系，对理解李大钊的信有重要意义，故作为李大钊所写信件的附录一并收入。凡是能与李大钊的书信相对应的，都作为李大钊相关书信的附录；不能与李大钊的书信相对应的，则放入第三部分中。如果能将其他人致李大钊的信函尽量收集，编一本《李大钊往来书信集》，应该可以大大丰富《李大钊书信集》的内容。可惜由于李大钊牺牲过早，在短暂的一生中历尽艰难，对其他人的来信保留下来的很少，能收入本《书信集》的就只是很少一部分，且难以与李大钊的书信一一对应了。

在《李大钊书信集》的编注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最大努力。在此对有关论著的作者，特别是对《李大钊全集》注释本、修订本与河北版的编注者，对给予许多指导的张静如先生，对几经努力促成该书出版的北京人文在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潘萌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注者的能力和客观条件所限，也由于本书的出书过程较为曲折，书中还可能存在一些欠缺，敬请各位专家及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