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大年初一，对于孙海洋一家来说，才算是真正的新年伊开始。2007年至2021年，14年又57天的寻找，30多个城市的奔波，5172个日夜的守望，孙海洋终于找到了儿子并带他回家，一家人整整齐齐，圆圆满满，这是真正的小团圆。孙海洋的半辈子都在奔跑：15岁开始，他陆续在武汉、三峡、永顺和深圳为了生计东奔西跑；33岁，儿子失踪后，他背着一个装满资料的旧书包继续奔跑；47岁，他终于在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了孩子，但是他依然在奔跑……
在“结局”之外，希望此书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仍旧在路上前行的寻找者，关注到国家和社会层面在司法变革之上所不断做出的努力。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都与我们相关，这个世界也值得我们鼓起勇气坚持对希望的追寻。

孙悦 本书执笔人，1998年生于湖北，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7年弟弟孙卓被拐后，父亲的寻子经历从此填满了她的成长过程。她是故事的亲历者、旁观者。2021年一家团聚后，她也成为一名讲述者。

15岁出门远行
她相信，我也相信
我要我妈妈吃的鱼
追、追、追
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
我怕连骗子都不骗我
60 万粒灰尘
梦
命运的囚徒
烈火
如果“当时”有他在就好了
《打开你的心结》
救救孩子
起风了
《亲爱的》
门缝里的孩子
席地而坐的人
第14年又57天
第二次“生离”
亲爱的孙卓，我们回家
但悲不见小剑锋
在“结局”之外
后记
附录

人生能有几个14年？孙海洋始终在寻子的路上坚持着，他被称为“英雄父亲”，但是实际上，他也是无数仍在坚持寻找的人的缩影。他将自己所遭遇的坎坷、所经历的破碎的人生，也将更多的来自国家和社会、媒体、朋友，以及无数善意的陌生人等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记录在书中。
在个体故事和时代变迁的交织中看到社会力量的推动：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士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嵘、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樊劲松、《楚天都市报》的记者陈杏兰、“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创始人张宝艳、志愿者上官正义、深圳市以及各地公安局的警官们等，所有这些名字都和孙海洋等人多年的找寻之路，一起促成了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流浪儿童救助和管理制度，以及全国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等制度的完善，2016年，“团圆系统”正式上线。2021年，公安部部署持续深入推进“团圆”行动……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
神圣的事，无论是在以写作
为梦想的学生时代，还是在
今天。
写这本书的初始，我对
自己充满了怀疑。我怕自己
没有能力讲好这个故事，怕
自己会消减它本身的意义，
或者挖掘不出它应有的内在
力量。我怕我“浪费”了它，
又怕我“利用”了它。
因为在写第一个字之前
，我就知道这本书可能会被
许多人读到，这给我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
我但愿自己的工作能给
它带来足够的价值，无论是
社会价值还是文学意义上的
价值。但是对于这个厚重的
故事来说，我缺乏社会经验
，缺乏写作训练，缺乏法律
知识，缺乏成熟的道德思考
，缺乏针砭时弊所需的社会
洞察力。这让我很痛苦，也
成了驱使我快速进步的动力
。我要额外感谢我的编辑老
师程利盼，她向我提出了不
少有效的、敏锐的意见，且
几度不吝于肯定和鼓励我。
很快我意识到，我有能力讲
述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
我有责任讲述它。
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
我是这个悲喜剧世界内部一
粒隐隐作痛的沙。
除了母亲，几乎没有人
比我更熟悉我笔下的主人公
孙海洋。我24岁，父亲寻找
弟弟的旅途倾轧过我大半的
生命历程，是我成长的纹路
。这个故事脱胎于他，是他
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是他
的双手所造、脚步所及谱写
出了这个故事。他用朴实有
力的语言将故事讲给我听，
不仅仅在成书之前，也在这
漫长的14年又57天当中。
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努力将
个人感情隔绝在写作之外。
我甚至几度在写作过程中忽
然停下来大哭不止。这也导
致我没能将故事讲得足够克
制，但我想这种感情并非多
余。既然我无法从中抽身，
就尽全力发出真诚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
找到弟弟孙卓之前，写下这
本书就曾是我的一个小小的
梦想。
2020年9月15日，我曾在
日记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打造一个全无希望的心境
，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这就是我面对一切之前首先
去做的事。我和他完全相反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突
然很惊讶，意识到他的脊梁
骨也是脆弱的钙质，而非某
种生猛不可欺的金属。我无
法想象有一天那种力量不再
像既枯又荣的野草一样野蛮
生长，脊椎也在27小时的站
立中折断了，我害怕他身边
没人能接下他的担子，哪怕
一天。每一次他跟我讲故事
，我从头沉默到尾，但每个
细节我都记得。照理说我应
该把它们全部写下来，毕竟
那也与我有关。可是在那之
前我认为自己是做不到的，
即使做到了，好像也没有意
义。”
那是孙卓被拐的第13个
年头，可见我感到一切何其
灰暗，但他从未灰暗，他一
直有照亮前路的火把。我万
不能想到，就在次年，一切
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的世界乍然放亮。孙卓能
够回家，除了父亲的寻子精
神，更离不开警方14年来的
不懈努力，也要感谢媒体、
社会各界打拐人士及无数热
心人的关心和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有两种
关系是我想要深入探索和传
达的。一是真实与虚构的关
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对于第一点，我深知自己必
然有立场之局限，但求在写
作过程中尽我所能还原既有
的事实。我希望能够像书写
历史一样客观地记录真实、
剖析真实、刺破真实。但这
个故事也必须具有文学性，
具有细节、想象和象征，这
些东西才能带来可读性。我
认为可读性并不会减损严肃
的意义，反而有能力呈现深
藏于真实内部的力量。对于
父亲，我也不愿刻意塑造他
，我更愿意“还原”他。多年
来，许多热心人称他为“打
拐英雄”，其实“英雄”这个
名号对普通人来说是值得警
惕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想
到，他所发出的声音不应该
是英雄的哀鸣，而是“人”的
哀鸣。人走过大地，留下深
深浅浅的渺小脚印，这比英
雄的呼号更动人。也只有看
到具体的人，我们才能直面
具体的困境。
至于第二点，我想我努
力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我想
讲述的并不是关乎一个孩子
、一个家庭、一个案件的故
事，而是关乎千千万万寻亲
者，关乎社会甚至时代的故
事。通过一粒灰尘漫长漂流
和得以落地的历史，我们能
够窥见“60万粒灰尘”的历史
。个体的命运是时代的形象
，每一笔无论如何微不足道
、无人知晓，都应该掷地有
声。所以我试图以父亲为中
心，像树木的根须寻找水源
一样努力去触碰更多故事，
也试图将故事的镜头拉远，
让父亲偶尔成为画面上一个
小点，把余下的景观留给更
宏观的哀痛。
20世纪90年代，农民进
城务工成为热潮，人口流动
性剧增，全国各地暴发大量
拐卖妇女、儿童案。从内部
看，重男轻女、养儿防老、
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保守
的思想观念是酿成悲剧的内
因，而从外部看，法律存在
漏洞，基层执法不严，户籍
管理混乱，这些都是显而易
见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
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在
进步之中，比如2009年之
后立案制度的明确变革。到
今天，公众对拐卖儿童问题
的广泛关注和深度共情也让
我们有理由相信，落后的观
念正在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
。试想，如果有一天．比起
村里某户人家没有儿子，

我尝试紧闭双眼，屏住呼吸，同时握紧手里那把铁锹，狠狠地一铲。
炉灰松动了，炉火一闪，手背的皮肤被烧得发紧。我努力睁眼，眯成一条极细的缝，勉强看准了铁桶的位置，眼疾手快地把炉灰铲进去。噗的一声，滚烫的炉灰翻腾起来，我的眼睛登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烧。我的鼻腔里吸入了大量煤灰，呼吸也乱了。我只好硬起头皮，横竖又是一铲下去：噗、噗、噗……
炉灰越是被铲走，炉火就烧得越旺，好像能烧透我的一层脸皮。我没办法继续憋气了，鼻腔又堵塞，只好急促地张口，囫囵吃了不少灰进嘴里。直到我铲出来满满两桶炉灰。
我拎起两个铁桶往外走，倒进垃圾桶，又回来趴在炉子跟前儿，试图把剩余的边角也清理干净。我能感觉到吸满了煤灰的黑色汗水在往眼睛里流，蜇得生疼。
眯缝着眼睛，我用余光瞄了一眼老板，他看起来很满意。
我被留了下来。
在监利县城里的一个小餐馆打杂，这算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对此很感激。那年我16岁。
1974年腊月十八，我出生在湖北监利县的农村。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们住的是“壁子屋”。长江两岸多生芦苇，人们将芦苇的梗捆起来，一根一根捆扎成草房子，就成了我们说的壁子屋。壁子屋的成本很低，只不过大风刮来了会摇摇欲坠，一把火来了顷刻间被烧成灰，下雨天则会四处漏雨，漏得没有地方落脚。
不知道为什么，在村里经常会听到有人去世的事情。我常常听大人说这个人吊颈死了，那个人喝农药死了。这也导致我小时候很怕鬼，天一黑就要赶紧睡觉。我们的壁子屋上有个大洞，大得一头牛都能随意走进来，一直没有补起来。夜里，鸡鸣声、狗吠声、农田里呼呼的风声都会放肆地闯进屋子里。闭上眼睛之后，我的胸口会因为这些格外清晰的响动而怦怦直跳，我害怕会有死去的鬼魂把我捉走。
我在8岁时住上了砖头房。那些砖头是父亲用河里的稀泥巴一块一块烧出来的，烧了三年多，烧成了两万多块砖。父亲又亲手把这些砖头垒成了我们的新房。父亲是富农的儿子，也曾因此被绑起来游街，在村里总是挨欺负。一家人住进这间砖头房后，父亲似乎在村里终于抬起了头。
我已经上小学了，从新家去学校要走两公里泥巴路。晴天和夏天是最好的，因为雨天我经常摔得浑身淌泥巴，而冬天我没有袜子。除了语文和数学课本，我还有一本哥哥姐姐们用过的旧字典。他们传给我用时，字典里很多页已经遗失了。
当时，我不明白的是，父母每日早出晚归地劳作，家里却并不是总有足够的食物。记忆中，过年之前母亲经常会去跟舅舅借米，等到第二年有了收成再还回去，这样我们才能挨过这个年。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动静。我以为是鬼，吓得惊醒过来，从被子里偷偷地探出头。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门外悄悄走进来，原来是母亲。那是半夜三四点，屋外下着鹅毛大雪，风声呼啸如鬼哭。母亲背后是一片幽深的黑夜，为她照明的似乎唯有雪片儿。她卷着衣袖和裤脚，手腕和脚踝裸露在外，手里还拎着一个蛇皮袋子。
我吃了一惊，心想：她半夜三更在做什么呢？
她小心翼翼地将蛇皮袋放在桌上，有东西从袋口窸窸窣窣地掉出来。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几棵菜薹。我忽然意识到，母亲去田地里偷了一袋菜回来。
母亲接着把她卷起来的裤脚放下来，坚硬的雪块也跟着掉落，摔在地上噼啪作响。雪块砸在地上发出的那种细响，过了很多年我都无法忘怀。那是母亲在地里奔跑时卷进去的雪。
大概是在那个冬夜，我第一次萌生了一种想要离开的愿望。父亲种了一辈子地，累驼了背，家里却常常没有饭吃。母亲除了去借，被逼无奈还学会了去偷。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雪夜，有人冻死在外面都很难被发现。她只敢选在这样的夜晚去偷，这其实不是怯懦，而是作为母亲的勇敢。只不过她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轻，把菜薹看得贵重罢了。
我拒绝重复这样扭曲的命运。
小学毕业后，我又跟着一个远房舅舅读了两年书。舅舅是“文革”后被平反释放出来的，他确实有些文化，奈何我和“文化”这东西“井水不犯河水”。《三字经》《百家姓》和《弟子规》，这些学问在当时都很难帮助我吃上饭。我想学一门有用的手艺。
15岁那年，借着一个表哥的关系，我终于得以离开我的村庄，在县城里当上了汽修学徒。那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但是很快我就发现，短期内我也很难实现靠当汽修工谋生。6个月后，我决定转战到餐馆，至少在餐馆我总能填饱肚子。
白天我在汽修店，晚上我就偷偷溜出去在街上游荡。很快，我看准了一家刚开业的餐馆，里面人来人往，生意很火爆。我壮着胆子走进去，问老板“这里需不需要人做事”。
老板问：“你会做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说自己什么都会。
老板一刻不停地忙活，顺手指着餐馆的炉子大声说：“那先把炉灰都扒掉。”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我从来没有扒过炉灰，不过这事儿并不难，只是一般人不愿意干。我把炉灰扒得干干净净，顺利得到了我的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