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著,周彧绘的《故人何寂寞(风雨中的民国故居)》讲述民国名人故居故事
袁克文、张伯驹、白先勇、俞平伯、傅雷、老舍、张大千、曹禺、梁启超、顾随、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谭鑫培、苏雪林、冯沅君、林海音、方令孺、蔡元培、胡适、张伯苓、史量才、刘髯公、陈翔鹤、丁西林、林语堂、汪静之、等名人故居背后历史的印记,是一个城市的体温。故人风流都已飘散,但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其中弥漫的氤氲之气,仍然可以让人瞬间忘却烦嚣,沉入内心的体察与冥想。
每一所房子,都是城市的体温,篆刻着历史的印记。
每一所房子,都写满了离别与相聚,见证了兴衰与更迭。
那个逝去的时代,其实从未离开。
本书作者从小在青岛的一幢老房子里长大,许多年后,他突然发现,那些曾经熟视无睹的老房子不仅美丽,还有着无数的故事。然而,老房子里的人们,往往不知道过往的故事,哪怕他们在此居住了几十年,熟悉楼里的每一块木地板。对作者而言,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外观,更在于故事,不管是沧桑悲凉,还是美丽动人。这些年,作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过的故居不下二百处。叶克飞著,周彧绘的《故人何寂寞(风雨中的民国故居)》选取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杭州、厦门、苏州等城市的数十处名人故居,以此为切人点,钩沉故人旧事。名人故居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体温。那个逝去的时代,其实从未离开。
不好好读书,偏偏聪明过人,诗文书法都不点自通。袁世凯对他偏爱,也绝非无缘无故。他收藏古籍古玩、金石钱币,本是贪玩,可不久后便浸淫为大玩家。跟尔谦和李盛铎学了半年,便颇通版本学,收藏大量宋元刻本,花费无数。
我一直认为,真正洞悉政治本质的人,绝不是一头扎进政治迷局中的人,不管他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对权力能够唾手可得去『1敬而远之的那种人,才真正洞悉政治本质。
权力实在太诱人了。自古以来,对权力视而不见者极少,肯放弃权力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有很多人,没有能力获得权力,便说葡萄是酸的,但若得到了哪怕一丁点儿权力,也“物尽其用”,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袁克文呢?作为袁世凯最宠爱的儿子,他若是想混官场,前程自是大好。袁世凯打算称帝时,亦有心立其为“世子”,还使得真正热衷复辟帝制、满心想做“太子”的长子袁克定大为不满,险些上演“相煎何太急”的老戏。可袁克文却始终不为所动,只是沉溺于书画戏剧、美人醇酒,视权力如无物。即使后来袁家失势,他又将家财花尽、日子极度拮据之时,仍有傲骨。当时张作霖和张宗昌都曾有意聘他做高级参议,以借重他的名气,他却一一回绝,决不为了生计蹬这潭浑水。
有人也许会说,不就是个浪荡公子哥吗?这种花钱如流水的败家子,无非是不干正事罢了,跟放弃权力有何关系?可是,何谓正事?收藏古籍古玩算不算正事?享受人生、避开政治旋涡算不算正事?袁克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追求。
如今说起袁世凯的一生评价,史学界已有较客观态度,是非功过分得清晰,逐渐摆脱了阶级斗争思维的桎梏。有趣的是,即使是评价一边倒的当年,史家对袁克文的评价也颇“留情”。
复辟帝制之举最烈时,袁克文曾作诗一首:“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东去骄凤黯九城。隙驹留身争一瞬,蛰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意有所指。他那个对复辟最为热心的哥哥袁克定,还持诗找袁世凯告状,说最后两句明显是在讥刺老爹。“袁门子建”因此得名。
袁世凯死后,袁家在政治领域败落,但家产极丰厚,每个儿子都得到一笔遗产。又因袁克文曾被过继给沈氏,一人兼挑两房,所以还得了两份遗产。
可钱对于袁克文来说,委实只有两种形态:一是“不在乎”,二是“不够花”。他分到的钱,很快便花完,日子开始拮据。袁克文的最可贵之处,恰恰在这时呈现。因为政治上的失势,袁家子弟普遍有不平之气,所以,即使有些人衣食无忧,仍终日愤懑。袁克文却恰恰相反,不管是刚拿到遗产还是钱已花光,都极恬淡。
落魄时,他曾卖字卖文。他写字极独特,可以不用桌子,将纸悬空,由人拉着两端,笔力极深,纸却不损。又因终日躺着抽大烟,连起身都懒得,所以写小字时,常常仰卧在床上,一手拿毛笔,一手拿纸,换别人这样来写,即使用钢笔圆珠笔,也肯定歪歪扭扭,他却仍能写出一笔娟秀的小字。据说,若他手上有钱,哪怕只是十块大洋,他便决不肯再写字卖字,“攒钱”二字在他的字典之外。
与卖字相比,他卖文似乎更为容易。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可是一个各媒体疯抢的专栏作者。他给很多报刊写过笔记,多为晚清民初的掌故,政界文坛艺林,无所不涉。据说他文如其人,闲淡温润,不张牙舞爪,也无酸腐之气,只是平淡叙事,加上涉猎又广,不乏秘闻,所以其专栏总能带动销量。比如他为《晶报》所写的“辛丙秘苑”,便极受欢迎。又因他懒散无比,时常拖稿,主编俞大雄每日上门催稿,还得了“脚编辑”的雅号。他的文字,不因身世沉浮而愤懑不平。
让他沉溺最深的,还属戏剧。他的儿子袁家缉曾回忆:“旧社会的演艺界人士,社会地位低下,不被人看重,认为是‘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我父亲登台演出也受家人的阻拦。我祖父袁世凯死后,由我大伯天津名人袁克定主持家政,他竭力反对我父亲登台演出,认为有辱家门。一次,我父亲准备在‘新民大戏院’义演《游园惊梦》。伯父听说后,便到警察局派人想把父亲扣起来不让演出,结果我父亲还是如期登台,演出不误。天津警察总监劝我父亲不要唱了。我父亲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就不再唱了。’结果还是照演,我伯父也奈何不得。”当年票友登台唱戏,还得自付费用,袁克文唱这两场,足足花了三四千银圆。据说,他最爱演《审头刺汤》一剧,每次都饰演汤勤,只因那句“人情薄如纸,两年几度阅沧桑”。(P8-10)
某年某月某日,我从波兰古城托伦出发,驾车前往华沙。途中,我去了一个译名非常拗口的地方——热拉佐瓦沃拉。这里位于华沙西南方,距离华沙仅仅60公里,1810年,肖邦在此诞生。
如今的肖邦故居早已不复旧观,而是粉刷一新,白墙不染纤尘,灰瓦整整齐齐覆盖于上。如此简洁的造型,却宛若童话,大门两侧那一丛丛绣球花出力不少。
当年,这栋小楼还仅仅是一幢简陋的平房,仅仅是一座贵族府邸的角落。那时,府邸主人家族鼎盛,院落气派,花园极大,还有许多田地。肖邦的父亲是家族远亲,在府邸里担任法语教师,与妻子在此诞下肖邦。
多年后,曾经鼎盛的家族已经烟消云散,曾经矗立在这里的宫殿式建筑群也在火灾、劫掠中荡然无存。唯一保留下来、并被修葺一新的建筑,恰恰是肖邦故居。
那天中午,艳阳高照,我坐在故居旁的长椅上,听着例行的钢琴演奏会。在我身边,还有许多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或来自美国、或来自德国、或来自俄罗斯,或来自日本……他们用各种交通方式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有肖邦。
也是在那一刻,我更懂得了名人故居的意义。它见证历史,因人而荣,也成为后世之人与居住者之间的纽带。它静静而立,却能穿越时空。
抒情已毕,说点实在的。
作为一个名人故居爱好者,我的旅行总以寻访故居为第一要务。多年下来,走过的海内外名人故居不下数百处。
国外名人故居往往保存极好,修缮完整,若辟成博物馆,更是大有可观之处。相比之下,国内名人故居的情况复杂得多。它大致分几种:一是挂牌并变身纪念馆,二是挂牌保护,并以用代养,成为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的办公地点,或是供商业用途,三是挂牌保护,但仍是民宅,四是未挂牌的民宅。
寻访第一种最为简单,后三种都要点运气,不然就会吃闭门羹。越是多户居住的名人故居,寻访障碍越多,但这类名人故居偏偏为数最多。而且,因为产权模糊不清,也导致许多名人故居难以妥善保护。
相比之下,变身纪念馆的名人故居最为幸运。但一处故居要成为纪念馆并非易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它未必与故居主人的名气有直接关系,标准极为飘忽。
有时,它与故居主人的背景和政治立场有关。有时,它与当地的名人故居数量有关。名人故居一多,难免“排资论辈”。而且,许多名人在同一个城市有多处故居,但能挂牌的只有一处。如北京有七八处老舍故居,其中几处已拆除,唯一挂牌保护的是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
有时,它又与当地政府对“名人”一词的界定有关。南京的广州路小粉桥1号一度失修,并准备拆迁。但1996年《拉贝日记》公开,德国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后筹建难民收容所,救济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小粉桥1号是其故居,也是收容所之一。经呼吁,有关单位叫停拆迁,并开辟纪念馆,这简直就是一场“生死时速”。
成为机关办公地点或用于商业,也是名人故居较好的“前途”。最典型例子当属杭州“秋水山庄”,这是史量才为沈秋水建的爱巢,颇具传奇色彩。史量才遭暗杀后,心灰意冷的沈秋水将之捐给了慈善机构,后成为著名的新新饭店所在地。在名人故居保护较好的天津,这类故居也不在少数,如俗称“疙瘩楼”的马连良故居,辟为餐馆后声名远播,内部还有马连良纪念展室,可算双赢。苏州保存最好的名人故居当属章太炎故居,它也恰恰是以用代养的典范,一方面按原貌进行加固修缮,并开辟纪念室,另一方面以用代养,防止故居废弃,如今是苏州市侨办和华侨活动中心。
仍作为民居使用的名人故居为数最多。以青岛为例,数十处名人故居大多是民宅。这些二至三层的欧式小楼均由几家人共同居住,不少非常破败。如梁实秋故居就有七户人居住,共用两个厕所。当年,老舍在青岛写成《骆驼祥子》,其故居后来也成了民宅,一度破败不堪,杂草比人高,前几年改造为纪念馆后才焕发新颜。
如果任由名人故居破败,最终的结果多半是被拆毁。当年我寻访苏州的苏雪林故居时,发现那栋小楼居然成了废品收购站,肮脏不堪,仅存框架。到了2011年,这处故居更是险遭拆毁,屋顶已被掀掉,好在有人向媒体爆料,方得保全。
即使产权明晰,甚至仍在名人后代之手,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妥善保护。厦门林语堂故居就一度成了危房,它的产权原属林语堂夫人廖翠凤的亲族,后卖给某企业,但买家与廖家子孙商议搬迁时,后者又舍不得搬走,因为他们无法承受厦门房价,当地政府依照政策又无法提供安置房,结果导致僵持,也使得老楼失修。相比台湾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境遇真是天差地别。
至于众所周知的城镇化大潮,逐利的开发商用推土机粗暴解决问题,社会力量更是很难阻止。因此,可以寄望的唯有官方。首先便是立法,解决如今无法可依的困境。立法必须对“名人”有详细的定义,抛开意识形态的桎梏,客观评价人物。同时厘清产权,不回避历史问题。同时可以多借助社会力量,推广以用代养的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办公用地的形式自行承担,也可以推动商用,如咖啡厅、餐厅、图书馆等。这些都是欧洲名人故居普遍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形式,国内如天津等地的做法也已颇为成熟。尽管实际操作中难免遇到各种困难,比如原住户的坐地起价和安置问题等,但若想跟时间赛跑,妥善保护名人故居,立法和官方支持是绕不开的两步。
这本《故人何寂寞Ⅱ》,承接《故人何寂寞Ⅰ》的模式,仍是一个故居一篇文字,再配一张插画。唯一例外是陈翔鹤故居,因为它与汪静之故居同在一楼,二者共用一图。
对于寻访者来说,与故居的相遇多半是走马观花,甚至仅限于留影。所以,故人难免寂寞。那么,能不能与故居有更深入的交流?我想是可以的,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2017年4月与广东中山
民国故居,见证历史,因人而荣,亦成为后世之人与居住者之间的纽带。它静静而立,却能穿越时空。
对于寻访者来说,与故居的相遇多半是走马观花,甚至仅限于留影。所以,故人难免寂寞。那么,能不能与故居有更深入的交流呢?我想是可以的。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每当我在民国史料中见到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时,我便想去他的故居看看——那也许是最好的沟通。只要我的手触摸到故居斑驳的墙,彼此的时空便可重合。
——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