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那一代中国人是在抗日和内战两个大动乱之中成长的，即使未曾经历什么可歌可泣之事，也都会被大时代打上难以磨灭的印记，莫名其妙地影响一生。
抗战中我在重庆出生，呱呱堕地不久，便受大轰炸洗礼，母亲从防空洞抱我回到枣子岚垭寓所，房子已经沦为瓦砾。当时父亲所服务的机关在市郊一个叫龙井湾的山坳上盖起了办公厅和宿舍，我们一家便搬到那边，在小山坡上的茅庐安身，度过其后五年艰苦时光。对无知小孩子来说，那其实是个蛮有趣的地方：屋前有空地可玩耍，屋旁有畦圃可摘西红柿和豌豆，就地生剥了吃；山上乱跑没有人管，山下不远有小朋友来往，一切自由自在。它的清贫与闭塞既是与生俱来，也就浑然不觉。
不过，也不完全如此。记忆中第一个印象是睡午觉醒来，母亲在床头用粗麻线和旧布片打鞋底；第一次心灵创伤是肚子饿得发慌，傻乎乎地凑到工友煮红烧肉的炉旁，被戏弄取笑，回家后更被气急败坏的母亲绑起来重责，却完全不明所以；第一趟美好经验是大年夜连吃十五个菜肉饺子，在椅子上撑直了动弹不得。至于在医院吃到母亲带来的奶油蛋糕，觉得天下美味无过于此，则是后话了。那时即使在山上也得跑警报，但那和郊游差不多：下午两点钟喇叭呜呜地响起来，就拿小凳子和一个白煮鸡蛋，跟随大人走到附近防空洞待上一两个钟头，然后高高兴兴散伙回家——日本人的炸弹从来不会浪费在那穷乡僻壤，所以警报并不吓人，和城里有天渊之别。
当时父亲仍然在城里上班，两星期才回家一趟，姐姐在外地上学，家里只剩下母亲为我讲述《新儿童》故事。它是半月刊，来得稀疏，应付不了急速增长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因此父亲回家成为日夜盼望的大事。他工作紧张不在话下，星期六还得排一两个钟头的队才能够搭上水泄不通的所谓“疏建”交通车，摇摇晃晃奔向郊外，到家往往已经过了晚饭时分。但记忆中他却总显得那么轻松、诙谐、自在，不但会造奇妙的弹弓、水枪、泥人种种玩意，令我入迷。在山林间散步时，会撮唇模仿各种鸟类叫声吸引它们响应。斜靠在藤椅上的时候，腹中更有无穷的《三国》《水浒》和公冶长故事：跃马檀溪、刮骨疗毒、倒拔垂杨、大闹野猪林等情节，由是深印脑海。
静姐比我大十七岁，我们之间本来还有两个小哥哥，都不幸夭折，所以母亲四十多岁把我生下来是天大惊喜。姐姐起初在南开中学寄宿，毕业后进西南联大，我们姐弟初次相聚已经是1943年夏天，她千方百计弄到黑市机票回家探亲。我刚三岁半，被母亲宠得不成样子，这位姐姐却能言善道，恩威并用，既立下规矩要小弟弟遵守，又带回来满脑子故事和无数新鲜事物，把他哄得眉开眼笑，贴贴服服。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当数石林，虽然只是小小几张黑白照片上的影像，但那奇诡矗立的石壁、石笋形状，往后几十年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陪姐姐重游昆明，方才了却心愿。那时战火已经烧到了广州和香港，父亲许多朋友的子女狼狈逃来大后方，经常到龙井湾落脚。其中最稔熟的是余舜华伯伯的淑本、戴维、大尹三姐弟，和李朴生伯伯的李薇、李秀姐弟，他们刚二十上下，正要找工作、考大学，或者从军，虽然前路茫茫，却仍然精力充沛，兴致勃勃，为山坳茅屋平添无限喧嚷和乐趣。余家兄弟秋天上山在小溪摸虾，隆冬叠砌雪人、抛打雪球，都是我最起劲跟随的乐事，毕生难忘。不过，我的得意杰作，还是趁父母出门几天，佣人珍姐没空看管，偷偷用毛笔蘸饱蓝墨水，在前堂粉壁上画满了人物、房屋，中央还有一辆大大的马车，让父母进门大吃一惊，哭笑不得，“画马车”自是成为家中佳话。P3－5
回顾自己一生，其实是很普通、平淡的。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大陆易手那两个翻天覆地的巨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那已经是十岁以前的事情，年代湮远，记忆也模糊了。此后在香港读书，到美国留学，返回香港教书、做事、做研究，一切有如幽村溪流，平静自然，没有风浪波折，其间两趟事业转向，工作性质大变，却仍然留在同一机构，同一环境，可谓鲁钝守成，不思进取之至。说来惊心，不知不觉间，我在中文大学竟然已经呆上整整半个世纪了！在这五十年间，我很幸运，见证了中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一穷二白到经济腾飞的巨变，香港从老牌殖民地、转口港，脱胎换骨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历程，更有机会交接、认识、亲炙象牙塔内外众多人物，他们不乏学究天人、名重当世的学者，也尽多奋发有为、叱咤风云的豪杰之士，更不乏宁静致远的谦谦君子，与和光同尘的市井隐逸。我既无如椽巨笔来记录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变幻莫测和令人惊愕的时代，亦乏生花妙笔来描绘所接触到的那些多姿多彩人物，但由于种种机缘，却也对身边的经历和人事留下不少零碎记忆、印象、赞叹、思念，和心血来潮的议论。正所谓朝花夕拾，把它们扫拢来就成为这本集子了。
记得六十年代在拔兰大学念研究院时，一天晚上去听做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多年，那时刚卸任不久的杜勒斯演讲。他回忆自己刚入外交界的时候派驻维也纳，有人拉他去见个有趣的家伙，他推托事忙，日后才知道那人便是列宁，悔之无及。其实，人人生命中都充满了这样擦肩而过的机会，还有无意中碰上，但当时不明究竟，从而轻轻放过的事件。像那趟听演讲的时候，我便全没有意识到大学里面有两位奇人，是应该认识的。一位是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战时他在战略情报处（OSS，即中情局前身）工作，上司是我念本科时的欧洲外交史教授朗格（WilliamLanger），此时却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大众消费社会的旗手，其新著《单向人》在年轻学子间风行一时。另一位则是火爆的安琪那·戴维斯（AngelaDavies），马尔库塞的门生。她当时还在念本科，却已经到处演讲宣传革命，日后成为民权运动领袖、美国共产党骨干，闹出许多天大的新闻。又例如1970年我在西西里岛参加理论物理工作坊，听李政道演讲，主题是“弱作用的历史”，当时觉得平淡无奇，但似乎又有些不对劲，直到十四年后才恍然大悟，那就是“李杨之争”的爆发点。然而，这些都远远及不上我第一趟上学的那个故事，它的意义是跨越了六七十年漫长岁月之后，才以绝难想象的方式，戏剧性地陡然跃入眼帘。所以，看似平淡的生命，往往也隐藏引人入胜之处，值得细细回味。
这里所收辑的文章多半已经发表，它们是过去三十年来在不同场合所写，在此又经不同程度的修订、删改，细节见书后“来源说明”；至于第一辑多篇较长而还未曾发表的文章，则是去年6月间接受心脏手术前后趁余暇所作，因此颇有点“沉思往事立残阳”的味道了。最后，李怀宇兄热心建议我编辑这本集子并推动出版，多年老友耀基兄挥毫题款，对两位的情谊谨在此一并拜谢。
2016年初夏
陈方正著的《用庐忆旧（精）》是一位华人物理学家的回忆性散文集，记录了作者成长和求学的经历、对中西文化的感悟以及与众多中外文化名人的交往，有杨振宁、何炳棣、高琨、乔姆斯基等。作者把几十年生命经历中与时代和命运密切相关而又具有鲜明个性的故事娓娓道来，对时代和中西文化有深入的思考，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可读性。
陈方正著的《用庐忆旧（精）》所收辑的文章多半已经发表，它们是过去三十年来在不同场合所写，在此又经不同程度的修订、删改，细节见书后“来源说明”；至于第一辑多篇较长而还未曾发表的文章，则是去年6月间接受心脏手术前后趁余暇所作，因此颇有点“沉思往事立残阳”的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