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中国儒家的古训，但是，中国人在思想上对这一古训的认可是一回事，对它在实际生活中的拒拆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中国历史生活中的矛盾现象。然而，这一矛盾现象却有着它的顽强生命力，即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也是如此。加拿大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朱爱岚的这一本书就说明了儒家的这一古训在中国当代生活中的重构。

本书是作者于1986－1995年对山东省三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的反思性成果。这一反思通过两条线索进行：第一条线索是社会性别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中心位置及其在当代的转变过程，其中特别密切关注的是社会性别在国家权力运作中的位置；第二条线索是中国农村的权力关系，这牵涉到重新评价国家权力对以社会性别为中心位置的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新定义。

　　本书作者在1986-1990年对山东省三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各个社区对改革作出的迥然不同反应，并详尽地剖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北方农村妇女地位、生产活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这一研究表明，尽管在家庭领域甚至在家庭企业中妇女的境遇已大为改观，但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尤其是在村政府和村级集体企业中男性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主要职位，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性别与权力关系在婚姻家庭、就业、参政、社会组织与网络等诸多私人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运作与流变。

序言

第一章 导言：关于德行

第二章 分地

第三章 村办企业

第四章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第五章 “户”：在国家与家庭之间

第六章 妇女与能动性

第七章 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表格

有关量度与家庭术语的解释

引用的文献

注释

索引

干部或前干部身份：学术文献中对于现任或前任干部在农村商品经济中的优势已有一些关注(戴慕珍，1989)。槐里的证据倾向于证实，某些干部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已成功地将他们以前的政治地位转化为经济领导权或优势。然而，这一经济优势采取的形式是不同的，其中包括继续就任干部，担任工厂管理工作以及从事像木材等稀有商品的买卖。

现任干部的身份同经营像槐里那样的成功的家庭企业事实上是不相融的。开办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家庭企业的一个30来岁的男子担任了一个次要的领导职位，而他在被推举为已上了年纪的党支书(该村最主要的官员)接班人的问题上遇到了压力。他发现这一要求很难同他很耗时的家庭责任协调起来。村里的其他人评论说，他要兼做两者特别困难，因为他非常能干的妻子是个文盲，所以不能完全取代他来管理企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是槐里面临这种处境的国定或自定专业户中的惟一一人。这种户更普遍的情形是户中含有前干部，例如，一个男性担任会计有20余年，他现在正经营批发业，但现有数据不足以得出超出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的任何结论。

特别行业或技能：这是极其有益的。某些行业受到了较长学徒期和有限获取机会的限制，这可能取决于是否出生于经营此业的家庭中。村里假牙制造者和木匠的情况皆如此。这两人有一样的家庭背景，即在政治环境允许之时经营此业，并在为期数年的学徒生涯受过其父亲的培训。槐里的芝麻油生产者也都说通过父系继嗣关系学会了这个较简单的技能。生产芝麻油在技术上的要求不如做生意，但的确需要技能和设备；取决于现时的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末非常有利)，它可能是相当有利可图的。

其他一些技能可以通过将较短暂的教育、阅读有关书刊以及同实践相结合来获得。就槐里而言，这些包括养蜂、种蘑菇及民间牙科。该村少数行家在知识更广泛传布的领域(如缝纫、修自行车、开拖拉机)从业，所以，他们的企业有赖于比通常更高的技能，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比别人拥有更多或更好的设备。槐里的拖拉机拥有者一驾驶者有些是在集体化时代学得他们当拖拉机手的技能的。

企业家的才能：这是某些专业户特别是更商业化的专业户获得成功的一个因素。认定一个有前途的商业领域、并抢在出现竞争之前就进入其中是很重要的。同供应商特别是稀有货物的供应商、顾客、地方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以及敏锐的信贷管理(获得与给予)都有助于一个企业的成功，这些是当地在评估一个企业家能力时提到的一些因素。

企业家的才能向来特别重要，因为槐里专业户的壮大不曾依赖大量投资款项。这些企业中的每一个都以来自家庭储蓄或从亲戚处借来的小额资金启动(一般的只有数百元钱)，并伴随由企业创造的收入而发展起来的。商业性贷款很罕见，而且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实际上是得不到的。早先贷款的主要几例都有能够确保偿款的可观财产，如一辆新拖拉机或建立在较好的商业不动产之上的旅店建筑物。获得资金可能并不是决定槐里谁最先进入商品生产与商业领域的一个主要因素，尽管它在将来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因为较之20世纪80年代农户之间已更不平等得多了，获得贷款也更难了。

             P114-P115

惟有田野工作者的姓名出现在标题页的惯例，是人类学著述中经久未变、令人困惑的事情之一。就像跨文化理解的任何一项努力一样，造就了本书的这一研究是一项共同的事业。我最深切地感激中国北方三个村落——张家车道、前儒林和槐里的村民们，是他们接纳我走进其社区，并帮助我去理解其生活。他们的慷慨大度兴许是本书任何有价值之处的源泉。我想他们将会发现，我在这里所撰写的只是对他们生活之丰富性和勇气所作的一些平淡的思索。

这项调查的主管机构或者当地政府至少有一名官方代表陪同我前往每个村。他们每个人分别从社会学职业、从妇女工作或者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每个人在协助此研究上也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此外，每个村的领导代表均不惜花时间为日常的研究进程做了安排，并且常常投身其中。每当遇到麻烦以及因我的在场而引起工作负担倍增时，所有这些官方陪同都很乐于助人。

这项研究的完成得到了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的一系列资助：该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年和1987—1988年的交流资助；该委员会1986年的一般研究资助；给西安大略大学(1987—1989年)和马尼托巴大学(1989--1992年)的加拿大研究奖学金以及该委员会1990--1991年的研究资助。加拿大研究奖学金是由西安大略大学和马尼托巴大学的大学捐赠基金的配套资金和马尼托巴大学的校友基金支持的。在中国境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山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山东省妇联及山东省各级政府均提供了帮助。

在加拿大，我在不同阶段分别得到了西安大略大学人类学系、安大略工作研究奖学金项目以及马尼托巴大学人类学系的许多研究助理的协助。上述资助也使他们涉入此项工作有了可能。他们分别是吕秀嫒、苏莱恩。塞吉恩、傅小江、利奧·单、傅梦松、刘东扬、布雷特·韦德尔、沙伦·格里奥克斯和佛朗哥司·加布里。

本研究获益于许多同事和朋友们的大量建议和评论。我要特别感谢孔迈隆、伊莎贝尔·克鲁克、诺玛·戴蒙德、格雷厄姆·约翰逊、戴安娜·拉里、桑德拉·萨克斯、卢比·沃森及马丁·金怀特。

第二章的一部分最初曾以“分地，合地”的标题刊于《中国季刊》1992年第130卷第338—356页。第六章的一部分原载《太平洋事务》1990年第63卷第l期第40一61页，题为“‘男人更有本事’：中国农村妇女对社会性别与能动性的看法”。我很感谢这些刊物慨允我将这些材料集结在此。

我非常感激我的家人这些年来对我工作给予的支持和表现出的兴趣。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婶婶。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1989年6月我妹妹珍妮特·勒萨格帮助我在中国确定研究地并使我建立起联系，这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这么做的。她对于我撰写这本书稿也做出巨大的贡献。我还要特别感谢克里斯·伊根为加速其完成所做的不懈努力。

这一书稿获益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编辑们的关注。我要特別对穆里尔·贝尔、埃伦·史密斯和维多利亚·斯科特的工作表达我的谢意。该书的索引是由维多利亚·奧尔森完成的。

最后，如果说存在着惟独我的名字出现在标题页的真正缘由的话，那就是我对这里所做出的解释以及该研究中所有的其他缺憾负惟一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