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这是陈晓农第四次获准探望父亲。除了在1979年12月、1980年5月两度探监之外，在宣判后不久，1981年3月，儿子陈晓农曾第三次获准探监。
1981年8月5日，陈晓农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翌日清早，陈晓农就直奔公安部所属复兴医院。通常，犯人生病，住在这所医院里。江青在关押期间患病，便曾多次住在这所医院。这所医院的病房，类似监房。陈伯达生病，也多次住这里。就在陈晓农这回来到复兴医院时，李作鹏正住在这所医院。
令陈晓农感到惊讶的是，那里公安部的监管干部告诉他：陈伯达原本住在这里，昨天被送往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另外，陈伯达现在已改由北京市公安局监管。
且不说陈伯达所住的北京友谊医院是北京的大医院，而且居然住进了那里的干部病房。陈伯达从复兴医院监房式的病房，一下子“大跃进”，“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格外优待的保外就医。
也就是说，陈伯达保外就医的日子是1981年8月5日。
陈伯达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实际上也就是1981年7月15日那两人所传达的中央精神：“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
陈晓农随即赶往北京友谊医院，发觉父亲所住的病房里还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跟复兴医院里的犯人病房简直天差地别，伙食也好多了。陈伯达告诉儿子，由于生病，已经几年没有洗澡，昨天来到友谊医院，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舒服极了！
就在陈晓农这次探望父亲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王科长与他商量了有关陈伯达治疗、护理问题。至于日后如何安排陈伯达的生活，当时定不下来。陈晓农在北京待了几天，又回到了石家庄。
陈伯达的病情已经缓解，却仍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干部病房。医院已经几次三番催促他出院，但是，陈伯达仍在那里住着，前后达两个来月。
陈伯达羁留在北京友谊医院迟迟没有出院，其中的原因是中央已经指示“治好病不再回去”，这“回去”当然是指回秦城监狱。
陈伯达不回秦城监狱，而他日后的生活一下子难以安排。
陈伯达住到哪里去呢？显然，他已无法回到米粮库胡同那座四合院里。
北京市公安局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希望住平房。”
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诸多不便。 可是，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在北京东郊安排了一幢僻远的新楼顶层的一套房间。
公安人员住在他的隔壁，便于进行监管并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经许可的来访者。
房子解决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谁来照料他呢？
他曾有过三次婚姻，生有三子一女：
最初的妻子叫诸有仁，生过一个儿子，取名陈小达。陈小达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回国后遇上挫折，一时想不开，于1960年不幸自杀身亡。
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又生一个儿子，取名陈小农。这名字是田家英取的。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本书为了前后文统一起见，在此处作一交代之后，都用陈晓农这一名字。
陈伯达跟余文菲离婚后，与刘肃晏（后来改名刘叔晏）结婚，先生一女，取名陈岭梅，在南京从事电子技术工作；再生一子，取名陈小弟，后来改为陈晓悌、陈晓云，在北方某大学教物理。笔者见过陈小弟，文弱书生一个。另外，刘叔晏与前夫刘光曾生一女，叫刘小英。
在“文革”中，陈伯达与刘叔晏不和，曾分居。他俩说过离婚，但又未办过正式离婚手续。
虽然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宴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再在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
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之后，才八九岁的他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曾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1960年代的大学生。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的。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P26－27
我在完成了总题为《“四人帮”传》的4部系列长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长篇传记——之后，又写完了这部陈伯达的传记。
写王、张、江、姚四部长篇传记时，我占“地利”优势。因为“四人帮”亦称“上海帮”，上海是他们的“基地”，作为上海作家来写“上海帮”，确实要比外地作家方便得多。写这部《陈伯达传》则不然，我一次又一次前往北京采访，最后才终于完成全书。
比之于王、张、江、姚来，陈伯达的资历要深得多，历史的跨度也大得多，因此写作的难度更高。他的错综复杂的一生，从未有人写过。见诸报刊的关于陈伯达的报道，不过几篇千把字的文章而已，本书是第一部关于他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毛、林、周、陈、康——中最后逝去的一位，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研究“文革”史，不能不研究陈伯达史。正因为这样，写作这部陈伯达长篇传记，是“文革”史研究这样的“母题”之下一个必不可少的“子题”。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尽管康生也自诩“理论家”，但康生“述而不作”，而陈伯达手中的笔一直在写：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写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常常是主要执笔者）《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陈伯达又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与毛泽东有着许多交往，而且两次同赴苏联，分别与斯大林及赫鲁晓夫会谈。
在“文革”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犯下严重错误。“文革”初期，他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打倒了这位“天才理论家”……
陈伯达的一生，与中国许多著名人物、著名文件、著名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这样，写作陈伯达传记，我把史实的准确性放在第一位。这是一部严肃的长篇传记，不是“野史”，不是“传奇”，我是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创作的。
我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一系列文件，查阅了中央专案组关于陈伯达的审查报告以及罪证材料，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陈伯达的有关材料和审判记录，查阅了陈伯达的众多的著作及“文革”中各种讲话记录。 我访问了许多熟悉、了解陈伯达历史的知情人，而且直接采访了陈伯达本人。我请陈伯达回忆往事，同时又把他的回忆与档案、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实。
我采用类似江南先生的《蒋经国传》的方式写作本书，强调了史料的翔实、第一手和准确性，坚决摒弃胡编乱造的不严肃的作风。但是，陈伯达漫长的80多年的人生道路，涉及众多的历史事件，作者所掌握的史料毕竟有限，而且有些当事人的回忆因年事已高、年代久远变得依稀模糊，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予以指正，以求将来在修订再版时加以补正。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予笔者许多帮助，我的兄长给我提供了整套有关陈伯达的档案文件，在此一并致谢。
叶永烈
1989年5月10日初稿
2016年4月9日改定
于上海“沉思斋”
为了写作本书，我曾多次专程赴京采访陈伯达本人，还采访了陈伯达亲属、秘书以及有关人员。
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于1989年5月9日写出《陈伯达传》初稿。本来想请陈伯达本人审阅全稿，但他因年迈体衰不能读这样的长篇，对我说：“相信你会如实地写。相信你会写得好。”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去世前的一星期，我还采访他，为他拍了许多照片，他题字送我——这成为他一生的绝照和绝笔。
在陈伯达去世之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样，在1989年10月3日，完成全书初稿。
在陈伯达刚刚去世之际，限于当时的情况，有些内容尚不能公开，初稿删去10万字，以《陈伯达其人》为书名，35万字，于1990年3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胡乔木曾审看了《陈伯达其人》一书清样。
后来，在1993年，恢复初稿全文及原书名《陈伯达传》，并作若干修改，45万字，于1993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前，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审读全书。
此后，我对《陈伯达传》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篇幅扩充至58万字，收录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叶永烈文集》。
本次再版，根据最新研究资料进行了修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的许多帮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叶永烈
2016年4月9日
于上海“沉思斋”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谦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
《陈伯达传》是海内外关于陈伯达的唯一长篇传记，以7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了陈伯达85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身为国民党少校的他如何加入中共，他留苏与托派的关系，他的被捕和出狱，他怎样进入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他如何跃为中共“理论家”、《红旗》总编，他与毛泽东、江青、康生、林彪之间复杂的关系，他在“文革”中怎样由江青的同伙变为林彪的盟友……
本书作者叶永烈多次直接采访了陈伯达本人，并访问了众多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历史资料，以准确、全面的史料和新颖独特的专访，公正、客观、生动地展现了陈伯达不寻常的一生。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有影响的“理论家”，中央小组组长，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陈伯达是了解中国当代史不可不读的人物。
作者叶永烈先生曾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还访问了许多与陈伯达有关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与有关资料。
《陈伯达传》不仅内容丰富，立论公平，而且其中有不少内幕资料，翔实可靠，这不仅是陈伯达个人的一篇传记，亦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秘史来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者所不可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