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顾准读希腊史笔记》由两部分组成，辑一是《希腊城邦制度》，辑二是两篇顾准与其胞弟陈敏之的通信，即《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和《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希腊城邦制度》一书是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的，是研究世界历史计划中的一环。他原拟写毕后再做修改，生命却不允许他在人世间多做逗留。在看来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他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使学界重视的见解。这是对此书比较公正的评价。

希腊的官制、兵制与中国或其他亚洲政体有多少差异？希腊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有何不同？希腊的城邦制度与航海技术的真正来源又是什么？克里特文明源自何处？斯巴达为何会是城邦制度中的变例？为什么当代的民主政治起源于雅典城邦以及许多关于希腊历史的问题，都是顾准希望能在《新编顾准读希腊史笔记》中予以解答，甚至已经给出答案的。

第一篇 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写在前面

 前言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第五章 公元前8-6世纪的希腊世界

第一节 总述

第二节 国际环境、大移民和海外城邦

第三节 雅典民主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第四节 僭主、立法者和民选调解官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希波战争

第三节 提洛同盟与雅典帝国

第四节 伯里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

第二篇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附录 基督教(译文)

第三篇 僭主政治与民主

 附录一 希腊的僭主政治(译文)

 附录二 托马斯“政治学”语录

后记

第四章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一、希腊本土政治演变的多种类型

(前面)已经指出，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直到公元前8世纪为止，希腊本土是处在“黑暗时代”之中。这个时期本土各邦的历史演变，有不少史料留传下来，其中例如雅典，因为是后来希腊文明的中心，古代希腊的作家对它远古的历史就作过不少研究，晚近还发现了亚里士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但是，所有留传下来的史料，都分属各邦，综合的史料是没有的。尤其是要探讨希腊本土诸邦历史演变受到了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怎样的影响，影响的具体过程又如何，材料特别缺乏，多年只能根据相关的史实作一些推测而已。无论如何，影响是有的，而且有理由推定影响是深刻的。在通观公元前8世纪以后到古典时代希腊各邦历史演变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影响：(一)首先见于本土的海上交通特别便利的，科林斯地峡上的科林斯、麦加拉(Megara)、西息温(Sicyon)；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lcis)、爱勒特里亚(Eretria)和萨洛尼克湾中小岛埃吉纳。它们是本土的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它们的领土很小，其中最大的科林斯的领土不见得比小亚细亚那些“分裂繁殖”殖民城邦大多少，其他都不过是一个城市及其附郭的规模。(二)除这些最早受到影响也变得最快的城邦以外，还有第二类国家，原是一片农业地区，有不相统属的小巴西琉斯各据城堡，分立割据，在黑喑时代中统一起来了，王政消失了，成立了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大城邦，或者成为若干自治城市所组成的联盟。这种类型的演变方式在希腊本土发生的最多，早期的雅典、彼奥提亚、洛克里斯(Locris)、福西斯(Phocis)、伊利斯(Elis)，后期(这里所谓后期，时间下限一直可以推到公元前3世纪，甚至还要晚些，那已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以后了)的阿尔卡迪亚(Arcadia)、亚该亚(Achoea)、埃托利亚(Aetolia)都属于这一类。(三)斯巴达和特萨利亚属于另一个类型，那里一直存在着农奴阶级，“边区居民”和贵族阶级或特权公民之间的严峻界限和深刻矛盾，而且这两个国家又都是领土广阔，严格说来，它们都是领土国家。然而它们的政制在某些方面还是城邦化了的，不过它们的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使它们不可能彻底“城邦化”，而各各保持了自己的特殊面貌。(四)还有介于二三两种类型之间的国家，至少可以举出一个阿尔哥斯。它的演变过程后面也要约略提到。

希腊本土无论如何狭小，总是具有内陆纵深的地区，它的天然条件决不可以和“缀在蛮邦原野这片织锦”上的“花边”——海外殖民城邦相比。本土诸国的城邦化多半同时又是某种程度的集团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通观希腊史，我们就会感觉到，多中心的希腊幸亏有这种集团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则的话，成串的富裕的滨海工商业城市，等不到罗马的征服，就会听令东方大帝国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无抵抗力量了。

希腊本土政制演变的一个环节，即王政的消失，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几乎都已完成。亚里士多德解释此种变革的原因是：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由于那时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诸王都曾对人民积有功德，同时少数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对世人全无恩泽，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拥戴。随后，有同样才德的人增多了，他们不甘心受制于一个，要求共同参加治理，这样就产生了立宪政体。

亚里士多德上面这段话是政治学，也是史论，它确实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腊人的自由精神，虽然据说他搜集过一百多个希腊城邦政制史作过研究，我还宁愿从脱因比之说：立宪政体，“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渊源于小亚细亚传布到希腊本土。唯有在这种先例影响之下，贵族阶级起来消灭王政成为时代风尚，这种和平过渡才得以实现。一个著名的传统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脱因比的看法。历史时代希腊诸邦保存王制的仅有的例子是斯巴达，但是斯巴达的王的权利，在所谓来库古(Lycurgus)立法和监察委员会取得巨大权力以后，削弱到仅仅保持出征时统帅军队的程度，其时在公元前七世纪。普鲁塔克(Plutarch)说，当时斯巴达两王之一、色奥庞波(Theopompus)的王后，谴责他所能留给后代的王权少于他从前王留传下来的权力，色奥庞波王回答说：“不对，我留下来的比从前更多，因为从此王权可以保持得更为久远”(普鲁塔克：《来库古传》)。色奥庞波这样回答，显然因为他看到时代潮流不允许古代的王制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小亚细亚殖民城邦风尚影响本土的具体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许已经漫不可考了。(p065-067)

董辅初致罗银胜同志信

罗银胜同志：

您好！

信收到了。

顾准同志秉性刚直，极聪明，作学问扎实，功底很深，能独立思考，非我辈所及。他的著作我读得不多。会计我一向未认真学，这方面他的著作我未读过，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许多思想，可惜未全写出来，或未展开。冶方同志在世时曾得到他的启示。我是知道的。关于他的学术观点，可能张纯音同志更了解一些。

如能把他的传记写好，自然对我国经济学是一项贡献。

他是个奇才，可惜命运不好，未展其才，又早逝了。痛哉！

十年“文革”中，顾准的大部分时光被迫让批斗、检讨、揭发、劳改、下乡等等所充斥，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1969年11月，顾准随经济研究所一起下放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他们利用劳改的空隙，读书学习。干校期间与顾准盘桓求教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诸如吴敬琏、赵人伟、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张卓元、陈瑞铭甚至是随他们一起下放的子女，如张纯音的女儿徐方（小名“咪咪”）、骆耕漠的几个女儿，还有宋晓梧等等。赵人伟曾忆述道：他与顾准“1971－74年，即干校后期和返京初期。这一段接触较多，较深。当时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向他学习，即学英语和学经济学。由于他教得好，又乐于教人，所以当时向他请教的人很多，除吴敬琏最为突出以外，还有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等。在我同顾准的交往中，这一段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这一段的向他求教，为我在1978年以后赶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是我今天能够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基础。”②其中顾准与吴敬琏比较接近些，两人经常在一起读书，谈感想，慢慢地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吴敬琏非常珍惜和顾准一起读书讨论的日子里，他从中深受教益。他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就这样，顾准和吴敬琏等志同道合者从希腊史人手，一面看，一面议论。除了希腊史，他们也看一点中国史的书。当时，已经传出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和“评法批儒”的“最高指示”。为了自己来判断是非和探索“文革”领导人深层的思想，他们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以及《苟子》《韩非子》等书。对于为宣扬施行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的韩非自不必说，像被尊为圣人的荀况也公然主张“才行反时者杀无赦”，实在使人吃惊。从这里，看到了所谓“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多么源远流长。这样，对于探索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源头和兴趣也就更大了。他们在相互探讨中意识到，过去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书籍总是说，希腊、罗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继承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复归。但是这种说法，是同在原始社会与古代民主政体之间中间隔着王政时代和寡头专制的历史事实不符的。既然希腊城邦民主制不是一种从原始公社直接演化来的，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为了求解，顾准与吴敬琏反复讨论，进行“思想试验”来证实或是否定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假说。后来他根据希腊的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主制的形成先于本土的事实和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得到启发，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为逃债，或者被放逐到那里去的。他们的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羁绊已经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他们只能以独立平等的成员的身份组成共同体。城邦民主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然后，母邦再把殖民地的制度移植过去。很欣赏这种解释。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那种情况下，以其得天独厚的知识学养，通过交流，让思想不再枯竭，让思维不再艰涩，真是件幸福的事。

1972年秋天，他从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这时对顾准的批斗基本停止，他可以利用时间进行学习与研究。

可是，顾准由于长期的煎熬、迫害、营养不良，身体每况愈下。正如吴敬琏所说：顾准“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这样，顾准拖着痰中带血的病体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回来挑灯夜战，加紧把在干校酝酿成熟的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著作写出来。

从此时到他溘然长逝的短短两年当中，他以生命为代价，遍览古今中外各种书籍，比如，他读了《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漠）、《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国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选》、《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研究》（郭沫若）、《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杂志、《考古》杂志、《国外科技动态》杂志、《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长制度》、《汉书》、《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苟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以上书单只是顾准阅读的一部分，仅此可见他之勤奋好学，涉猎之广，令人叹服。其间，还翻译了大量外文文献，并与弟弟陈敏之秘密通讯（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顾准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他的弟弟陈敏之就自沪抵京，共盘桓了约十天左右，共同讨论许多都关心的问题，顾准钻研历史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弟弟。陈敏之介绍了顾准打算以希腊文明的研究为起点，进行中西方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冀望探求处于停滞徘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他说：“离别十年，劫后重逢，当然是高兴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说过去。曾经设法让五哥……研究西方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他为了弄清楚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作为欧洲古典文明发源地的希腊，也是地中海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希腊是西方文明发源地，神庙是希腊文明的象征。这些神庙起初是万神庙，直到罗马统一欧洲，最终皈依基督教，万神庙改为基督教堂，产生普世观念。因此，从希腊作为欧洲古典文明发源地人手，是包容西方话语体系，实现东西方大和解的支点。正如陈敏之所云“我不能不在古代希腊的高度文明面前震惊不已（这决不是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它的繁荣的经济，它的高度的民主政治，它的自然哲学，它的灿烂的艺术文化……不仅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截然不同于我国的古代历史。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使其然的呢？”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论述了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演变、确立和多样化的过程。顾准在书中揭示了希腊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其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这种贵族政治并不是一两个杰出的贵族的“人治”，而是合议制的“法治”。顾准钩沉稽古，发现在公元前七世纪，希腊文明再次从小亚细亚移回本土，实现的是僭主政治，发生了多次征服战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城邦。如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斯巴达、特萨利亚和后来成为希腊文明中心的雅典。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末，是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

在顾准本书中，对人们看来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中，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比如，顾准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他通过严密的分析指出：希腊城邦制度，其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语）截然不同，也就是我们古代的专政主义政体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虽然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是“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城邦（Polis波里斯，最初指城堡或卫城，后转义为城市国家）是古希腊的政治组织。就基本含义而言，城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小而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大多数政治、社会和宗教活动在其中心地点进行。顾准在书中认为：“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顾准的定义是从政治实体的层面加以考虑的。然而，城邦除了以一个公民社会的实体形式而存在外，还是一种精神的共同体：“正是希腊人享有某种公认的公共的与私人的特权和责任，这种特权和责任使他们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同体突显出来”。希腊城邦包含着一个城市或城镇及其周边围绕的乡村。城市或城镇构成了城邦公民为政治、社会、宗教活动集聚在一起的中心。但是，城邦所拥有的农村土地往往构成它的主要经济基础。而且在观念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从构成上看，城邦一般包括：享用政治权利的公民（成年男性）、不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女性和儿童）、非公民（奴隶和客居的外邦人）。

顾准根据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考古发现，认为在城邦民主制度之前，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其实也像东方世界一样流行着帝王专制的国家制度。城邦民主制是城邦贵族推翻君主专制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很艰难很漫长。顾准所引述的著作，都是比《古代城邦》《古代社会》晚出的著作，再加上考古学的新成果，所以材料更具有说服力。

顾准去世后，《希腊城邦制度》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被收入《顾准文集》。《希腊城邦制》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关注，还作为代表作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现在，为纪念顾准先生诞辰100周年，重新编订的《新编顾准读希腊史笔记》，是对旧版《希腊城邦制度》的全面修订、补增，更加完备全面地反映了顾准对古希腊文明研究的精华，冀求对顾准的研究事业有所推动。

2015年2月3日于上海圣礽书屋

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著名哲学家李慎之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著名历史学家、作家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