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伯尔和汉密尔顿来到平台中央，听取对他们的最后指示。汉密尔顿作为被挑战方，优先选择位置。他选择了上游方向或者说靠北的那边。这可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因为早晨的阳光和河面反射的阳光会正面照射在他的脸上。按规定决斗双方必须相隔十步远，因此他俩几乎都到了这个平台的边缘。根据事先约定，当两个决斗者都准备好时，潘德尔顿会说“举枪!”，接着两个人都可以举起手枪，朝对方射击。若其中一人开枪先于另外一人，那么未开枪一方的助手会说“一、二、三，射击!”若决斗者在这之后还是没有开枪，那么就丧失了一次机会。当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双方都射击但均未击中对方时，双方则要开会决定，是继续下一轮决斗，还是认定决斗的光荣义务已经完成。
在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发出最后命令之前，汉密尔顿要求先暂停一会儿。他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了眼镜，调了调后戴上。然后，他逆着炫目的阳光，眯起眼睛，举起手枪，对着几个假想目标做瞄准动作。最后，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整个过程中，伯尔都耐心、冷静地等待着。没有证据表明，伯尔知道汉密尔顿放弃第一次射击或故意射偏的意图，而且，汉密尔顿在这个最后时刻的举动，显然似乎并非出于善意。若他不想击中伯尔，为什么要戴眼镜呢?这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是一个更难解的谜。实际上，关于之后四五秒时间的各种矛盾的叙述，可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证据：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实，历史真实不过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谜和无数不确定的观念。为了让我们的叙述沿着一开始就确立的无可争议的路线继续下去，我们现在必须跳过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在叙述完这段历史插曲之后，再回过头来探讨这四五秒钟的情况。
人们听到了两声枪响，汉密尔顿被击中了。那颗一盎司重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肋，形成了一个直径两英寸的洞，这个洞离臀部四英寸。子弹击毁了他的胸腔，从肋骨上弹离，接着向上穿过肝脏和横膈膜，击裂了第二节腰椎，并最终停留在那里。即使利用现代医学的全部知识，汉密尔顿体内受到的伤害也足以让他死亡，最乐观的情况也不过是终身残疾。考虑到当时医学的局限，汉密尔顿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汉密尔顿也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当霍萨克医生冲过来检查他的伤势时，他平静地说道：“这是个致命伤，医生。”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与此同时，伯尔似乎有些惊讶，并对自己开枪射击造成的后果感到懊悔。他冲向倒下的汉密尔顿，但是范·内斯拦住了他，并且引领他离开现场，向划艇走去。整个过程中，内斯都用一把伞遮住伯尔，这显然是出于否认知悉决斗的目的，以使汉密尔顿一方可以在法庭上宣称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沿着那条通往河边的路走到一半的时候，伯尔停了下来，坚持要回去看一下。他央求道：“我必须回去，和他说上几句话。”但是范·内斯拒绝了他的要求，继续领着他上了船，穿过河面，回到了纽约市。
P7-8
生动而富有启发性……让读者对美国建国阶段有了深刻的了解……一部一针见血的、富有洞察力的著作。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大师级的……引人入迷的……埃利斯是一个行文优雅的作家……他抓住了革命事业的奠基者们的激情……一部非常精妙的著作。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绚丽……富有启发性……一部杰作。它那富有洞见的结论是建立在广泛研究基础上的，作者的行文生动、简洁。
——《圣路易斯快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埃利斯在这部著作中展示了他渊博的知识……他为读者将问题抽丝剥茧，揭示了美国人民第一次遭遇“党派”这种有组织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时所面临的各种核心假设和主要担忧。
——《华盛顿邮报书评世界》（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美国历史上，除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外，再没有哪个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是如此不可能，但事后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了。就美国独立战争的必然性而言，当时确实有人鼓动那些爱国者将美国独立看作美国服从天定命运的第一步。例如，托马斯·潘恩就宣称，一个岛国不可能统治一片大陆，这不过是个常识问题。而托马斯·杰斐逊富有激情地为整个独立运动抒写理由，强调有关原理是不证自明的。
其他几位著名的美国独立人物谈到独立战争时的口气，好像他们不过是根据某种神授剧本上演历史剧的演员而已。约翰·亚当斯晚年时回忆，很早他就意识到某种神秘力量在起作用。“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东西……”他在1807年这样写道，“比我通过观察得出的这个结论更古老了：艺术、科学和帝国总是在向西前进。而且在平日交谈中，从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起，我就总是强调，历史将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利坚。”亚当斯甚至在独立战争开始以前，就让妻子阿比盖尔仔细保管他的所有信件。后来在1776年6月，他购买了“文件夹”来保存所有的往来信函。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样做的目的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伟大事件以及正在发生的更为伟大的事件”。当然，我们总是倾向于记住那些被证明做出了正确预言的预言家，但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们确实有一种广泛的共识：他们处在“创造历史的现场”。
这些对美国命运的早期预言因美国独立战争实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用杰斐逊的话来说)的政治理想而得以强化，并且已经封存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欧洲强权的前殖民地都纷纷赢得了独立。它们独立的过程如此一致，以至于其殖民地地位不过是往昔遗留下来的一点奇怪遗迹，不过是国家兴起过程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而已。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大胆开创的共和政府实践，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但这一实践完全击溃了19世纪的君主王朝，以及如杰斐逊预言的那样，击溃了之后20世纪的极权专制政体。当代某位政治哲学家宣称“历史的终结点”已经到来，这虽然听起来有点极端，但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形态，看起来都不过是在与美利坚合众国于18世纪初次开创的自由制度和思想，做着徒劳无益的对抗。至少可以这样说，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的某种代议制政府，以及由公民积极推动的某种市场经济形态，已经成了全世界成功国家普遍接受的真理。这些遗产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的成功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不可避免地认为，成就这些遗产的年代，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一环而已。
尽管潘恩、杰斐逊和亚当斯等领袖做出了自信的、顺应天意的宣言，但是这个在我们看来结局已定的年代，对他们而言，却是茫然未知的。如古谚云：人类创造历史，独立战争那一代的领袖人物意识到了他们正在创造着历史，然而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正在创造怎样的历史。我们可以往回看并认定美国独立战争是历史的中间点，从这一点我们既可以回溯历史，也可以展望历史，但是他们却只知道此前的历史。费城医生、《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本杰明·拉什晚年喜欢讲的一则轶闻，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776年7月4日，当时大陆会议已经修改完成《独立宣言》并送交印刷，拉什无意间听到了弗吉尼亚的本杰明·哈里森和马萨诸塞的格里之间的对话。“到时候我的情况会比你有利多了，格里先生，”哈里森这样说道，“若我们都因为我们现在从事的事业而被绞死的话。我身躯庞大，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咽气。而你身躯轻盈，到时候你非得在空中晃荡上一两个钟头才会死去。”拉什回忆说，这句话“让格里微微笑了一下，但马上又恢复了修改《独立宣言》时那种庄严肃穆的神色”。
根据我们目前对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军事历史的了解，若英国指挥官在早期更有魄力地作战，大陆军可能早早地就被摧毁，美国独立运动也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那些《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就会遭到追捕、审讯，然后以叛国罪处死，这样美国历史就可能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了。
长远来看，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之下，美国在19世纪将不容。奴隶制问题在这个新生国家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根源；消灭奴隶制，可能会打乱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形成的脆弱融合。让奴隶制自行消亡是否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灭亡，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也是书中一则故事的主旨。不论人们以事后之明和现代种族观念为道德指导，对这个假设问题最终做出何种结论，独立战争那一代人都认为，解决奴隶制问题的风险远远高于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拒绝在国家或联邦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刻意将解决奴隶制问题推迟了。
其四，在约翰·特朗布尔、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和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完成的肖像画中，那些注视着我们的人，是如此庄严、高贵；那些穿越历史长河到达我们耳际的声音，是如此抑扬顿挫、具有英雄气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来瞻仰他们，聆听教诲。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所有先锋人物，都敏锐地觉察到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他们当时正在创造着能让他们流芳百世的历史。他们开始为后代做出姿态，给我们写信，就好像他们之间相互通信一样，尤其在各自职业生涯的后期。若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像大理石雕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样子。(约翰·亚当斯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生来就没有能力一直保持那种尊贵的姿态。他那醍醐灌顶但有些无礼的坦率，为我们提供了最明亮的窗口，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窥探这些人深藏的野心和骚动不安的空虚。)若他们有时候看起来像历史剧中的演员，这正是他们经常自认的形象。实际上，我们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同谋，因为我们正是观看他们表演的观众。知道我们一定会来观看表演，这促使他们展现自己行为最好的一面。
编年史，正如谚语所说，是心灵脆弱者的最后避难所，是历史学家的唯一招数。我的叙述尽管故意编排得像一个个插曲——它们不是对全部事件的完整记录，但依然遵循了编年史路径。其中只有第一则故事，即阿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不是按照年代顺序叙述。它不仅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还引入了在之后所有故事中回荡的主题，可谓例外恰恰证明了规则的存在。这是独立战争年代因政见不一而最终导致暴力和死亡的唯一事例。对于伯尔，若我说得没错，是共和国早期精英阶层中唯一一位与整体格格不入的人物。他是一位丰富多彩、迷人的人物，这没有错，但是他的品性不够格。
为这段历史涂光抹彩和定调定性的著作已经很多了。若后文中的故事确实汇聚为某个更宏大意义的话，那么把握这个意义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阅读这些故事本身。那是1804年夏季一个炎热的早晨。阿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正各自划着船穿过哈德逊河，前往他们约好的地点——维霍肯(Weehawken)①的平原。河水显得格外宁静，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雾气……
约瑟夫·J.埃利斯著邓海平、邓友平编译的《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精)》是对美国建国之父们纠缠在一起的生活历程富有启迪意义的描述。这些建国之父包括：约翰·亚当斯、阿伦·伯尔、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 埃利斯集中讨论了六个不同的时刻，这些时刻展示了这个脆弱的新生国家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秘密晚宴；富兰克林提出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亚当斯作为华盛顿的继任者所经历的困难，以及据称他有将总统之位传给自己儿子的阴谋；最后，亚当斯和杰斐逊在晚年的通信往来：其间他们比较了他们对独立战争及其遗产的不同观点。
在这个邓海平、邓友平编译的历史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精)》中，凭借《美国的狮身人面像》一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约瑟夫·J.埃利斯探讨了一群极有天赋但又有很大缺陷的人——汉密尔顿，杰斐逊，富兰克林，华盛顿，亚当斯和麦迪逊——他们对抗了压倒性的挑战并为美国之后的发展设计了前程。美利坚合众国在1790年更像是一个脆弱的希望。在随后的十年里，开国元勋们将理想的《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内容相结合，将美国政府建立并实际运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