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强所著的《罗竹风传略》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罗竹风的传记著作。作者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罗竹风的生平事迹，反映出他作为革命者兼学者的风范和品格。本书史料丰富，大量援引了罗竹风早期创办的期刊资料、书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图文并茂，对了解罗竹风的道德文章、精神性情，及其学术成就均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张忠强所著的《罗竹风传略》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现代著名语言学家、出版家罗竹风的传记著作。该书根据深入的研究，客观地叙述了罗竹风的生平事迹，反映出他作为一位革命者兼学者、出版家的风范和品格。本书资料丰富，大量援引了罗竹风早期创办的期刊资料、佚文和书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对了解罗竹风的精神世界及其革命活动、文化成就以及现当代历史、文化史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章 坎坷求学的少年

 耕读之家

 革命启蒙教育

 辗转读高中

第二章 北大时期的觉醒

 南下示威

 主编《北大新闻》与《冰流》

 《看画》

 向鲁迅请教

 推广新文字

第三章 返鲁执教中学

 在省立烟台中学

 在益都中学

第四章 平度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的建立

 罗乔会晤

 平掖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武装队伍

 乔八爷入伙

第五章 北上掖县

 助攻掖城

 三支队收编平度游击队

 马保三东进

 南扰张金铭

 《抗战日报》社社长

 主编《海涛》半月刊

第六章 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

 受命回乡

 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

 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一号令

 开展武装斗争

 地雷战之乡

 烽火连天办教育

 杨家惨案

 马少波奇迹生还

 收养烈士遗孤

第七章 “肃托”之祸

 神秘被捕

 平反释放

第八章 与胶东抗战报刊

 为《文化防线》与《胶东青年》撰稿

 与《胶东大众》

 与《大众报》

第九章 胶东解放区新闻创作与文字改革

 胶东解放区新闻创作

 与《大威周刊》

 《论简字》概述

 文字简化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分析

 简字规律的分析

 简字的认识和展望

第十章 在山东大学的日子

 奉命接管山大

 在山大的初期工作

 登门认先生

 山东大学第二个“黄金时代”

 “对不起，同学们!”

 “罗老”和“刘公”

 山大和华大的合并

 告别华岗校长

第十一章 “文革”前与宗教

 母亲的故事

 听周恩来总理谈宗教

 寻找刘牧师

 三自运动

第十二章 上海出版局长

 务实的出版局长

 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中

第十三章 “杂家”风波

 “骆漠”是谁

 “杂家”风波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十四章 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

 “杂家”事件

 暴风骤雨

 “免费”的蟹子宴

 平度老家来人了

 探望陈望道

第十五章 重生后的喜悦

 “文革”结束获重生

 旁听“四人帮”受审

第十六章 与上海社联的“归去来兮”

 参与创立

 “我们对人民欠了债”

 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编辑是杂家

第十七章 “文革”后的宗教工作

 “第三次鸦片战争”

 为现代宗教研究奠基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第十八章 修订《辞海》

 风雨中修订《辞海》

 顶多再做一次牛鬼蛇神

 “辞海”精神

第十九章 《汉语大词典》主编

 临危受命

 初战告捷

 一场始料未及的官司

 大功告成

第二十章 文字改革的先行者

 文字改革的尝试

 文字改革三大任务

第二十一章 《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之一

 《中国人名大词典》概貌

 “我是无名氏，决不入典”

第二十二章 崇尚鲁迅风的杂文家

 学习鲁迅纪念鲁迅

 “现代宋士杰”

 推动杂文事业前行

第二十三章 1980年代的隐痛

 未发表的杂文

 痛别《民主与法制》

 隐痛下谈民主

第二十四章 生活轶事

 真知灼见

 严己宽人

 淡泊名利

 视战友为亲人

 “AA制”的八十寿辰

 关于学习

第二十五章 在华东医院的日子

 提议出版《华岗文集》

 最后的杂文

 听“秋声”

第二十六章 与几个朋友的故事

 与孙志斐

 与杨新民

 与刘禹轩

第二十七章 故乡情深

 家乡之行

 任《平度县志》顾问

 抢救平度党史资料

 为学生立传

 与《平度大众》

 “人民尚安居乐业否”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时光

 谈修身与爱国

 俯首甘为孺子牛

 寄往家乡的最后书信

附录 罗竹风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知务中学毕业后，罗竹风考入黄县崇实中学读书。这也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是一位美国牧师，还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蒲其维。从平度到黄县大约有360里，当时的交通十分落后，还没有长途汽车，只能徒步或“雇脚”，就是雇小毛驴代步；一般是25至30里就会有驿站。在平度通往黄县的交通干线上有许多人以“赶脚”为生，来往不绝，一般一站“脚力”为两三吊钱，即铜板约100枚，罗竹风就是利用这种交通工具到黄县读书的，有时没有“顺头脚”就早早背上行李赶一程。在崇实中学上学期间，罗竹风认识了同样来自平度县的葛畔珩，即后来的葛佩琦。葛佩琦半工半读维持学业，男生宿舍早晨起床、晚上熄灯，都由他摇铃作为“号令”，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学监”。罗竹风和这位小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自从进入高中，罗竹风对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都认真学习，成绩也很优秀，他尤其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产生了兴趣，如饥似渴地看了不少小说，有鲁迅的《呐喊》、《彷徨》，许地山的《空山灵雨》、《缀网劳蛛》，王统照的《一叶》，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等，这些作品深深吸引了罗竹风，读后让他耳目一新。他和几位同学成立读书会，就文学有关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有时也写小说、诗歌、读后感，大约过了两年，他的阅读和写作有了很大进步。

1930年，当时的北伐军已到山东，国民党政府下令所有的私立中学立案，才承认其合法地位；崇实中学是教会学校，美国人不肯立案，于是学生们借日本侵华军队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两周年之机大闹一场。5月3日，崇实中学学生会要纪念“五三”惨案两周年，召开全校学生勿忘国耻纪念大会。大会仪式单上列着“向国旗三鞠躬”。但学校的美国校长说，这是崇拜“偶像”，违背了基督教教义，要求学生会取消这一项仪式，但学生们坚决反对。在开会时，全体同学毅然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第二天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美国教员停止了上课，中国老师继续上课。在老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组织起读书维持会，维持学校秩序，保证正常上课。到了6月中旬，举行了期末考试，学校名义上宣布放暑假，实际上学校就此解散了。而此时罗竹风离高中毕业还差一年。

1930年暑假期间，罗竹风和一位同班同学怀着热烈而又迷茫的心情，从烟台搭轮渡到塘沽，然后改乘火车去北平，临时住在沙滩新开路的一家公寓里。北平当时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有家专门出售新文艺书刊的书店，罗竹风和同学经常到那里看看翻翻，他是第一次接触《语丝》半月刊，并买到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此外，还在东安市场的书摊上买到了更多的新书，其中有好多翻译小说。看过以后，罗竹风顿觉视野更加广阔了。1930年秋天，罗竹风考进了外交部街的大同中学，在大同中学顺利领到了高中毕业文凭。

高中毕业后，罗竹风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就业，但在当时的社会，毕业即失业；第二条道路就是报考大学，取得更高的学历，作为“敲门砖”撞开社会就业的大门。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考大学。但报考什么学校呢?他曾经考虑过，税务专门学校是培养海关人才的，毕业后有丰厚的待遇，算得上是铁饭碗。因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加上自己的努力，他的英语一直很好，报考“税专”，他竟然被录取了。同时他还报考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和清华大学的生物系，结果都被录取了。因罗竹风崇尚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喜爱读进步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最后他决定上北京大学，而这一年北大中文系只录取了六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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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罗竹风

我与罗竹风从未谋面，我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尽管他多次回到平度故乡，探望旧友，包括抗战时期的警卫员和乡亲们，但他无法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孩子的存在。

我真正关注罗竹风是因为前些年研究胶东报业史，从抗战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个时段，罗竹风的名字时常出现，也格外醒目。因为报刊往往将作者“罗竹风”三个字以手书形式放在标题之下，显然作为重头文章。其次，由于同乡的关系，看到这个名字和熟悉的笔迹总有几分亲切感。

有一次，我在翻阅1946至1947年《大威周刊》(王明亮博士推荐)的时候，发现罗竹风一篇学术文章《论简字》，长达六千言。文中对于简字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作出学理分析，显示了极好的学养。我当时就想，这位战争中的革命者，在胶东和临沂两个解放区之间奔波，竟然如此从容不迫地进入学术状态，考证每一个文字的演变过程，这得需要多大的定力啊!于是，我翻阅了罗竹风早期关于语言改革的文章，写下《出版家罗竹风佚文(论简字)与胶东解放区文字改革》。

之后，看到罗竹风大量的佚文，谨慎起见，每一次都打电话联系罗竹风的女儿，确认文章未经刊发和收藏。据他的女儿讲，罗竹风在世的时候，很不注重收集自己的文章。我推测原因诸多，起码有这样几个：一是他吃过文章获罪的苦头，抗战时期被打成托派，死里逃生。“文革”之前，因为一篇杂文与姚文元笔战，“文革”成为把柄。以文获罪，是历代文人之祸难。其次，他身为出版局主要领导，不收集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实为避嫌。

终于我鼓足勇气，将罗竹风早期的新闻活动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下来，为此，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资料收集工作，成为罗竹风新闻活动研究的一个开端。国内第一篇以罗竹风新闻活动为选题的硕士论文由此诞生。之后与张忠强一同参加了在湖北大学主办的“20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学术研讨会”，发表了《罗竹风与胶东抗战报刊》。会上，有专家恍然，原来罗竹风是一位报人啊!

至于参与《罗竹风传略》的策划并为之写序，完全是罗竹风的好友孙志斐和作者张忠强的催动。

我与罗竹风的好友孙志斐

孙志斐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一位下放干部，在平度扎根。孙志斐称得上艺术通才，“文革”时期，他的家就是一个艺术沙龙。像我这样痴迷艺术的孩子，在他家里可以看到许多世界名画的图片和文字，听他的讲解。特别西方美术，裸体造型十分普遍，也是禁忌之物，但我们早就习以为常，这种艺术启蒙影响了一生的审美视野。

就是这位孙志斐先生，“文革”时期受县武装部的委托，前往上海寻找当事人罗竹风撰写平度抗战回忆录，以获得一手材料。而罗竹风当时正落难，无人搭理，避之若瘟，想不到家乡来人，礼貌周全，情义厚重，谈话推心置腹，从此两人成为患难之交。

“文革”结束之后，罗竹风官复原职，首次回平度，探望的第一个人就是孙志斐。由于这种交情，罗竹风与孙志斐就有了长期的书信往来，从“文革”到罗去世，多达二百余通。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手札的原件，是因为要做一个课题，关于“文革”时期城乡文化传播的内容。孙志斐拿出书信，亲自给我翻看，我手持相机翻拍。书信内容连贯起来，就是那一段历史的缩影。单从罗竹风的个人传记来说，将他20年来的基本行踪、生活细节甚至内心思虑记录成文，真是难得。包括去何处开会，办什么刊物，写什么文章，到哪里考察，生病了，住院了，刊物停办了，回老家了，上海菜价涨了，老百姓有什么怨言了，出现什么腐败问题了，如此等等。当然，还伴随着罗竹风回平度期间与孙志斐的一些合影，图文并茂。孙志斐与罗竹风的这段交往，为传略的写作提供了系统的原始资料。张忠强为此受益良多。有时候感觉传略写得比较枯燥，缺乏故事的时候，我就提醒张忠强，再翻读一下那些书信吧。很多情况下，就会获得一些带有体温的东西。

孙志斐为《罗竹风传略》题签，我感觉十分得体。其一作为罗竹风的好友；其二作为家乡的书法家；其三作为魏碑书体，大泽山摩崖石刻成为平度文化的代表，孙志斐写了一辈子魏碑，作为平度现代书坛魏碑的始发人，当之无愧；其四大泽山正是罗竹风带领抗战队伍打游击的根据地，他每回故乡，必来此地。这个题签真是恰到好处，墨迹就保存在我这里。

我与罗竹风研究者张忠强

张忠强是平度市的一位青年干部，喜欢当地的风土文化，偶然的机会，开始关注罗竹风，收集了一些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罗竹风的文章，一时成为当地研究罗竹风的专家。

有一次，孙志斐给我邮寄的图书中就夹着一封张忠强的来信，无非自我介绍，希望拜师，以期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云云，我浏览了一下，感觉年轻人总喜欢做些事情嘛，也不很在意。

后来，孙志斐来访，张忠强陪同，这才与他见面，并且留下极深的印象。

山大威海校区的松林里面有一处景观，叫作先贤林，立着几十尊修石，上刻山大历任校长和著名学人的名字和简介。张忠强对此大感兴趣，清早就拉着孙志斐拜谒先贤林，逐一观看。会面时孙志斐对我说，这片景观还不错，但石头倒地好几块，无人管理，小张费了好大劲才扶起来，干了一个早上。张忠强憨憨笑着，身上还有几块泥巴。小张却对先贤林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先贤之中，应该有罗竹风的位置，一是因为罗竹风做过山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代行校长职务)；二是罗竹风曾任山大中文系教授，其学术成就也足以立碑。哈哈!他心里只有罗竹风。

第二次见面是在平度，居然也与大石头有关。我们的约见确定了一个时间，但张忠强未能按时到达，这很不符合他的行为方式。后来小张出现了，连声说对不起，然后讲述自己开车差点儿撞上路中央一块大石头，真险!下车想把那块石头挪开，可石头太大。拦车求助人家不理，害怕招惹麻烦，好歹找到一个扫街的老汉，帮着把石头挪开了。他边说边到卫生间洗手，用毛巾擦着衣服上的泥巴。

张忠强很擅长做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关于罗竹风的著作、书信、手稿、佚文，以及亲友的纪念回忆性文章，仅书信就有600余封，这些摆满了书架子。为此他走访了许多罗竹风生前的朋友，每一件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段离奇的故事。

他的兴趣爱好差不多也是以罗竹风研究而展开的，比如他喜欢工具书，尤其喜欢查阅《辞海》和《汉语大词典》，这都是罗竹风担任主编的辞书，张忠强的学问也由此得以增长。他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追“风”之路，我的(辞海)情缘》，十分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的这段生活与心境。当然，局限性也是存在的，做学问需要更大的知识基础和人文素养。

张忠强跟我探讨罗竹风，是因为他有意出版一部关于罗竹风的文集，我看了目录，都是他近年来写的一些资料和介绍性文章，也有一些个人读书心得之类，长短不一，文体不一。我便建议他强化资料文字，写出人物传记。

张忠强似乎有些犹豫，商量了很长时间，初步定为“传略”。可进展并不顺利。

有一天，突然接到张忠强的电话，说有一位外地访客，准备着手撰写《罗竹风传》，特别来平度实地探访罗竹风生活的地方，并登门收集资料。在这种刺激下，传略写作的紧迫感显然突出了。自家人写自家事，平度文化人的心态。

初稿的完成使张忠强很亢奋，以为大功告成。其实问题是不少的，书稿内容完全是一种人物盛赞，真正有分量的史料反而省略了。既然张忠强视我为老师，我便毫不客气地否定了，态度之严厉，过后真有些懊悔。关系平等嘛，你是谁啊?张口训人!我这样自问。

第二稿开始收集原始资料并仔细研读，特别是罗竹风早期在北京大学创办的报刊，返回胶东所创办的抗战报刊，不断有所发现，大量的佚文也随之而来。研究获得进展。他随后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纪念抗战七十周年的学术会议，获得专家们的好评。

书稿的写作中，我与张忠强时有交流，时有争论，有的时候很激烈。几次争论大都涉及人物传记中作者的立场问题，我坚持价值中立的观点，为保证传记的客观性。  最后落实到罗竹风一生当中的负面，应不应该写?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比如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如此等等。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在如此繁复的政治运动中，没有人能够保持白璧无瑕，一尘不染，罗竹风也是如此，他自己也在文章中反思，挨过整，也整过人。我有时也想，为什么罗竹风最终选择了词典的编辑工作，原因诸多，其中之一，在于词典学是一个相对超越时代与政治的领域，他以自己的学术专长尽最大可能地规避政治运动，保持一个党内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

但张忠强还是感觉下不了笔。他太爱家乡了，太爱罗老了，他从来不直呼罗竹风的名字，所有言谈中总是称“罗老”。然而，持续不断的学术探讨让他理解到史笔的分量。终于有一天他将自己保存的资料拿出来，商量这部分负面史料如何处理的问题。记得网上交流时他有一句话：“老师，这就是所说的不为尊者讳，是吗?”原来他心知肚明。

传略终于杀青了，我感到释然，动笔写了这篇序文。

“你为什么写起了罗竹风?”这是许多人，包括罗竹风的亲属问过我的问题。是啊，我并非从事文史工作，我为什么写起了罗竹风呢?

罗老是我的同乡。我是一个与他从未谋面的晚辈。2009年春，出于对家乡的一片热忱，也受平度社会发展的感染，毫无文学功底的我，想写一篇《平度赋》，以此来推介平度。这要涉及诸多平度山川、人文和历史人物。于是，登门拜访了平度多位文化前辈。他们提到平度名人，都不假思索地说：“就文化贡献来讲，平度现当代最了不起的人物当数罗竹风先生，他编纂了《辞海》和《汉语大词典》，功在当今，利在千秋。”我这才知道，编纂《辞海》并担任常务副主编和《汉语大词典》主编的罗竹风竟然是我们平度人。当打开1999年版的《辞海》，“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的字眼赫然入目。瞬间，我被亲切、自豪、景仰的情绪所包围。由此，开启了我的逐“风”之路。

接下来几年，我开始关注、搜集和整理罗竹风的资料，从《行云流水六十秋》、《罗竹风纪念文集》到他主编的辞书、作序的图书，包括“文革”期间批判他的报刊、传单，以及他的书信，满满当当摆满了书架，每一件资料都有一段难忘的故事。这期间，我结识了罗竹风的多位亲属、朋友、同事、学生等，幸赖罗老生前甘棠遗爱，我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热情帮助，对我帮助尤其大的是罗老好友孙志斐、杨新民和刘禹轩三位老人，他们把手头与罗老有关的资料、书信、照片等慷慨地与我共享，他们对罗老饱含的深情，再一次打动了我。

随着资料的不断收集，得知罗竹风为党为国奉献一生，自己还没有一部传记时，我萌生了为罗老立传的念头。后看到夏征农(《辞海》主编、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曾建议出一本《罗竹风传》时，更坚定了我立传的想法。

2015年8月，孙志斐举办信札展，其中包括罗竹风所写的几封亲笔信，引起不小的轰动。山东大学的周怡教授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在平度长大，从小跟孙志斐学画画，称孙志斐为孙叔。这期间，我们三人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主要是讨论罗竹风研究的有关问题。周教授概述了罗竹风一生的几个主要时期和业绩。我们谈得很投机。很晚了，办信札展的新华书店要关门了，我们不得不下楼。我们三人站在华灯初上的马路边，继续交谈着，记得教授最后说：“罗竹风这个人物，即使现在我们不做，总有一天，还会有人要做。既然要做．那就从我们开始吧。”

2015年10月，平度文广新局刘成爱局长找我谈，问是否可以把前几年写罗竹风的有关论文、短文结集出版，我答应了下来，我把以前写的东西找来，加上罗竹风信札、佚文等，凑成一本书稿，名为“竹林沐风”，为这一书名还高兴了一阵子。没想到，周教授看后，表示此书价值不大，都是普通简介和赞誉性文字。完全可以凭借目前的资料，撰写一部《罗竹风传略》。我犹豫了，因为手头资料有限，尤其上海方面的资料更少，但教授鼓励说，拿起笔，就是成功的一半。

于是我一边采集资料，一边整理撰写，几个月的早起晚睡，《传略》基本成型。我没有想到，教授看后说，怎么全是赞誉?哪一个历史人物只有光辉、伟岸的一面，有完美的圣人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罗作为一个领导者，他不可能一贯正确，谁也不可能跳出历史的大潮流。当然，运动负面影响，这笔账不能记在罗的头上，是历史造就的，谁也不能幸免，但要如实地记录，更不能伪饰。

的确，罗竹风在反右等运动中，写下一些文字。但我面对这些资料确实下不了笔，在我的心目中罗竹风只有功绩，没有过失。几天下来，我有失重之感。在网上，和教授交流，他说：“你是在写史，还是在写表扬稿?正反两方面才是完整的人生，人不可能超越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于是我进行了这部分内容的撰写，完稿之后．恍然大悟。这些不但没有贬低罗竹风，反而让人觉得罗老的亲切和真实。运动之初，罗竹风作为政策的执行者行事，事后，他又以个人的身份和影响，最大程度地减小了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恪守了一位党内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记得教授再次看完书稿后，给我写道：“前期工作投入给予充分肯定，大赞!克服困难，就是前进一步。从书稿最初，我的全面否定和残酷打击，一直走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几大步的突破，其中甘苦只有你我最清楚，有时候我们彼此都几乎翻脸，几近崩溃。然而，你终不放弃，知难而进，终于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便是成功的感觉。希望你牢记罗老‘满招损，谦受益’的话．再上一层楼。”

另外，此书写作，还得到了平度的王琳珺老师、青岛的田广渠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杨洪勋老师的大力帮助。孙志斐老师用魏碑体题写了书名，周怡教授不仅详细地指导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还提笔写了序言，创作了罗竹风的肖像图，甚至为我修改字句等。平度文史专家李树老师，八旬高龄，为我修改了部分章节和年表。周怡教授学生武海凤、杨学舟，他们的硕士论文涉及罗竹风的部分内容，为此书有关章节提供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罗竹风的多位亲属，尤其是他在青岛的女儿罗黛眉和远在苏州的胞妹罗元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舞。罗老的外甥姜涛先生、平度九中的孙付平老师、济南稼轩学校的侯月阳老师、辛桂芝大姐和孙连英女士都通读并修改了全稿。北京大学的李新峰教授、李岩老师，还有我的同学孙岩、朱文琰、张新峰、孙士杰，平度图书馆孙洪军等为本书资料查阅分别作出贡献。平度街道西七里河子等村的乡亲们，热情地为我提供了众多关于罗老有价值的信息。上海社联和平度档案局等部门在资料提供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家乡的前辈、学者、诸位老师和亲友汇集在一起，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大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共同缅怀先贤——罗竹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