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李思达28岁生日刚过完没多久，他这间租屋便迎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客人”。这人便是程玫儿，贵州一户农民家的女儿，也是李思达的母校武汉大学的跨届校友。因为她是贫困生，所以有缘成为李思达的资助对象，也是他唯一的资助对象。
李思达对程玫儿的资助是从2005年秋季开始的，正值程玫儿大一升大二。
那年，离校有年的李思达受邀参加武大的校庆，在母校与两位昔日同窗偶然相遇。老同学久别重逢，煮酒论英雄势在难免。开怀畅饮间，李思达得知那两人与他相似，或早或晚地选择了去上海发展事业。面对这种不谋而合，李思达给出的理由最为充分。
“其实说白了，理想不就是离乡吗？离乡去哪儿？北京拼的是背景，我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上海是商海，来碰碰运气也还算明智吧？想必二位也是。”
同窗加同城，此类相聚，虽不似“冤家路窄”那样夸张，可口味寡淡的家常联谊远不及辛鲜麻辣的同门攀比来得酣畅淋漓，这是不争的事实。那种快感，好比十年一度的华山论剑，同样惊险刺激，任你三十年河东还是河西，酒走一圈便可分出高下。
这一攀比，就攀比到“回馈母校”这个焦点上来，这也许是当下展示各自实力最完美无痕的表现手法。说到底，无论是为了报恩而狂秀肌肉，还是为了狂秀肌肉而报恩，都还算是健康可爱的。
李思达自然也不甘示弱，当下表示正有此意。第二天，他与那两人结伴，与学生会帮扶结对活动的联络小组取得联系，在一叠名单里相中了经济条件最糟糕的程玫儿。
最终，李思达虽在资助人数上不比那两位，但有幸选中最急需的资助对象，其意义也相当非凡。装×有时也未见得就是坏事，正如李思达平日无心哼唱的那首被改了词的老歌：只要人人都装出一点×，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李思达当场签下一份贫困生资助协议，承诺资助程玫儿三年共六个学期，每学期的资助金额为6000元。这在2005年算得上一项慷慨的善举，只因那时李思达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可他当时没有计划与程玫儿见上一面再走，甚至连权衡那样做的必要性都省略了，校庆一结束便匆匆返沪。
此后，李思达每学期都会收到一封校方寄来的成绩单。他与程玫儿也同步保持着书信往来。他的书信，多是些礼节性鼓励的话语，催她上进。程玫儿对恩人自然是感激不尽，每每总要长篇累牍地表达那样一种味同嚼蜡的单一情感，其间少不了还要点缀些“学成后报效祖国”一类足以铭碑的励志豪言。直到程玫儿毕业，三年间共六个来回。
尽管李思达这种小人物对资助生将来是否真会报效祖国并不十分关心，也从未奢望能得到她任何意义上的回报，这是他善良的一面，至少保全了做人的本分，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设想，因果循环有时也会离谱地跑偏，终有一天，曾经对他感激涕零的人也会在他胸口插上令人绝望的一刀。
作为一个新上海人，李思达曾经小有成就。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来上海之初，曾就职于一家报社，第二年便跳到了房地产行业，一干就是五年。起先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搞企业宣传，一年后这家公司成立了一个有关地产广告的子公司，由他负责，管理着十几人的小团队。
到了第三年，他们的业务独立出来，拓展到全行业，并独立创办了上海市第一本房地产期刊。后来他又与高校联合，挂着房产经济学会的招牌创办了一本房产金融学术杂志，吸引了很多投资，也拉来了大量的广告，为母公司挣了不少钱。李思达本人也因此有资格认购了母公司一定份额的原始股。
2007年，母公司在A股上市，李思达一夜之间跨入了“百万富翁”行列，新股上市15个交易日内浮盈500万。母公司的老总，也就是李思达的大老板赵浮云，更是坐拥近8亿股票资产收益。
春风得意之时，李思达交往的都是上层名流。他与海外投资商谈过合作，跟大开发商打过高尔夫，也曾频繁出入高级会所，与同行精英交际，与售楼小姐逢场作戏。但喧闹繁华过后，他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租屋里睡觉，而且睡前唯一不会缺席的一件事便是读书，他只读文学，那能让他的心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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