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家拜年
今年春来早，大年初一便是立春了，早上出门去拜年，沐浴在满街辉耀的阳光里。岁交春是个吉祥瑞和的日子，预示这一年的福祉和丰硕的年景。
当我住在上海的时候，有几年我和老友徐开垒相约同去拜年，一是巴金家，一是柯灵家。这两位都是我们尊敬的，相识多年的前辈作家。我多次到他们两家的客厅里，坐一会也是一种幸福。
但是两老年事已高，对高龄的老作家来说，黄昏岁月里的每一分钟胜似黄金。他们健康时伏案写作，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精神财富。过于频繁的接待来访者，实际上造成无可弥补的时光流失。他们身体不适时，重要的是安心休养，不宜会客。因此近年来虽然我长住上海，却很少去拜访他们，以免干扰他们写作与休息必要的宁静。
然而春节拜年应是例外。他们两家寓居的楼宇相距不远，都是在布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旁。由近至远，先到柯灵府上，随后再到巴金居住的宅第。不管相隔多长时间，每次到巴老的客厅里总是很亲切的。
客厅光线柔和淡雅。巴老为了方便，照例坐在屋角的靠背椅上，靠着阳台前的长长窗户，俯临沙发上他的客人们。今天阳光明媚，屋外宽阔的草坪透着嫩绿的早春气息。巴老总要颤巍巍地起身相迎，他折骨后至今行动仍不灵便，我们赶紧趋前，向他祝贺新年。
“又是一年了！”巴金说。
我咀嚼着老人的轻声感喟，是对逝去岁月的回顾，又是对未来的希望。我坐在他的前侧，谈话时必须转过身去，仰首面向他的满头银发，倾听他谈起这一时期的生活起居。我们大家都十分关注他的健康，他只是说，夜半常常醒过来，睡眠时间很短，而且是断断续续的。我们谈话时，时时有几个娃娃向巴金爷爷拜年，客厅里有一种欢愉的节日气氛。
说实话，每次我去巴金家里，从未有意识地准备过什么提问。我不愿将难得的会晤用于采访。我也确实没有写过一篇巴金访问记。我只是想去看看他，看看这位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沉浸在他光辉作品里的老作家，在他那里小坐片刻，我就感到很大的快慰。
但是这一天我心里却带了一个问题。在巴金《随想录》的十种不同版本里，有一本四川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讲真话的书》，其中也包括五卷《随想录》，却没有收入那篇震撼人心的文章《“文革”博物馆》，我有些纳闷。
因为这许多年总有些“文革”题材像梦魇似的一直缠绕着我。“文革”开始后，全国如同沦入一个恐怖与灾难的地狱。我无法忘记，在当时某文化单位的大院里，一个来自上海搞戏剧的青年，自称“三代工人血统”，俨然以造反派的头目自居。他每天穿着一身黑衣衫裤，手持棍棒，吆喝着管辖“牛鬼蛇神”，那凶神恶煞般的狰狞形象，使我想起德国法西斯的纳粹分子，野蛮的褐衫党匪徒。此人后来犯罪堕落，自食其果，没有好下场，不值得多说，但是这个黑衣入的阴影始终压在我的心上。想不到前两年，我却在报上赫然看到他的大名，他还在文艺界公然活动。这样的人本来早应作为“展品”送入“文革”博物馆去了。这是我想写的“文革”旧事一篇文章的构思。我还没有动笔，而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那篇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文章，忽被抽掉了，我大惑不解。
巴金说：“没有，没有抽掉，其他版本的《随想录》都保留了这篇文章。”从作者口中取得证实后，我感到宽慰。是的，这是不能抽掉也抽不掉的。正如巴金在文中所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我没有谈那个早应送到“文革”博物馆去“展览”的黑衣人，却谈起我在这客厅里一次难忘的回忆。
六十年代初，大约是我去福建工作后的第二个冬天，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并存的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一个寒凝大地的薄暮，我来到巴金的寓所。这是我第一次拜访很早就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的老作家。
巴金夫人萧珊为我开门，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见到这位热情好客的主妇。他们家的宠物，小狗包弟滚动着黄绒绒的身子，不无兴奋地随同我一起进入客厅。这时，比我先到的赵丹已在座。他带来一束玫瑰花，盛开的玫瑰花红艳照人。客厅里升起炉火，我一进门就感到温暖，坐定后更觉得无比温馨。主人款待咖啡西饼，我们坐在软软的沙发上，享受着一个美好的冬日下午。
那天的谈话几乎完全想不起来了。也许我记过一页日记，在动乱的年代里不知去向。但是三十年来，那个富有浓浓情意的客厅，客厅里主人夫妇的昔日风貌，还有那逗人喜爱的小狗包弟，总是难忘。
历经劫难灾祸，人世沧桑，现在我又坐在这间熟悉的客厅里，当年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我情不自禁地终于向巴老谈起那次聚会。他仔细倾听着，默不作声，似乎陷入往事的沉思，后来说了一句：“我是一九五四年住入这楼房的。”接着又说：“我的文章写狗的有三篇。”
话题转到他的写作。他现在握笔很困难，身体好的时候，每天还写几十字，就在他坐椅旁一张临时的小小桌子，位于长窗下。
巴金说：
“我还要写，不一定发表。”
这句话无疑涵盖面很广，包容也多。我不便多问。不过我想，他将继续写下对人生对社会对祖国的《随想录》，以他的人格力量，掏出自己的心，写下真话，让历史作证，与人民同在。大师的劳作是终生不懈的。他拥有一个至高的思想境界。他和千万读者永远在一起。
临走前，我又环顾了这一间接待过无数来访者的客厅。在这新春佳节的第一天，自有众多的客人借此机会向我们的文学大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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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不觉，何为先生逝世已经五年。
那是2011年元月，我往何为先生的寓所打电话，可是接连好几天，拨去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我隐隐感觉到有几分不安。果然，10日下午传来消息，何为先生于清晨六时去世。
至此，福建文坛的三位耆宿、三棵常青树在四年间相继辞世。三位老人中，身体最强健的蔡其矫先生走得最早。在参加六次作代会时，他即感身体不适，中途离会。一个月后，2007年1月3日驾鹤仙去。郭风先生住院已经四年，2009年12月24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翌年1月3日凌晨离世。而这次又是元月，好像冥冥中三位老人有个约定，相约在冬季，在寒风凛冽、雨雪霏霏中联袂同行。
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三位老人彼此间已很少见面。何为先生蛰居上海老屋，郭风先生亦藏身福州西郊凤凰池，只有蔡其矫先生生性好动，如候鸟般在福州和全国各地间来来往往。
在我的相册里，留有几张珍贵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三位文学老人相挨而坐，依次是郭风、何为、蔡其矫。时秋阳朗照，房间里十分明亮。郭风先生穿的是一件藏青色夹克衫，拉链向上拉在胸口，神态安详；蔡其矫先生则是一件枣红色的夹克衫，衣襟敞开，双眼微眯；而何为先生只穿一件白衬衫，端坐正中，神采奕奕。那是2004年11月，《福建文学》编辑部和文联理论室在福州联合举办一场“何为先生创作七十周年作品研讨会”，这也是何为先生多年的愿望。他兴致勃勃地回到福州。会上，除了众多学者、教授，还特地请来了郭风先生和蔡其矫先生。这天开会前，郭风先生和蔡其矫先生一起来到何为先生下榻的客房，于是，便有了三位老人合影的珍贵照片资料。
这是何为先生最后一次到福州。福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于1959年调来福建工作，1994年回到上海定居，在福建生活了三十多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福州。他很喜欢福州，为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留下许多美好的篇章。
给何为先生定期打电话始于1998年。这之前，只是一些书信来往。那一年，何为先生要办结房贴，请我帮忙。其间有一套颇为繁杂的程序，不少环节需要电话沟通。这之后，便成了惯例，十天半个月，一定要给何先生去一次电话。十二年来，从没间断。有时我因为出差开会，耽误了，何为先生便会主动挂到我家里来。好在我妻子打小就认识何先生，她和何先生的公子何亮亮是初中时的同学，因此在电话里常会提起过往的岁月。
何为先生曾这样写道：“老来闲居，电话是与尘世相连的一条热线。”蛰居在上海寓所里的老人，自老伴去世后，便一人独守老房子，读书、写作，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一部电话，几乎是他对外交往的全部。像旅居福州时一样，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愿趋奉热闹。他的性格内敛而矜持，一如他含蓄严谨的文风。
透过千里长线传来老人的声音，依然那样清晰、有力，思维敏捷、谈锋甚健。我甚至想象得出，即便在寓所里打电话，何为先生也一定是正襟危坐，衣着整洁、头发纤丝不乱。 、
在电话中，何为先生曾谈及省文联要为他编文集的事。不知为什么，耽误了下来。这件事，让何为先生时常萦系于怀。他说，他已到垂暮之年，而且视力很差，看文字都要靠放大镜。我感觉得到，他有一种紧迫感。
何为先生成名很早，但创作力持久而旺盛，八十高龄后仍写作不辍，又连续出版了三本散文集。写作已经融入他的身体之中，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步入晚年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他说：“只要写起文章来，就觉得人生很有意思，不会感到孤寂。”让人尤为感佩的是，有时为一篇文章中一个字的误排，他会连续打好几个长途电话到编辑部来，他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令年轻编辑敬畏有加。
本来，读书和写作已是何为先生生命的全部内容。但天不假人。几年前，他的视力大大减退，三步之外，几乎看不见东西。他在电话里坦言他的极度痛苦。就是这样，他借用放大镜，仍然坚持写作，此外，每天请人为他读书、读报。不过，他的听力始终很好，反映特别敏捷，而且说话依然幽默而深刻。于是我安慰他说：“人说聪明聪明，您虽然现在失去了明，但还有聪。”他听罢哈哈大笑。在这笑声里，我分明听到了岁月的沧桑和寂寞中的坚强。就这样，他在七十年精心筑就的散文长廊里低吟浅唱，固守着自己的散文品格。
在省文艺界领导的关怀下，《何为集》得以顺利付梓。编辑过程中，还得到何亮亮先生的支持，提供宝贵资料。这本文集，共收入何为先生112篇作品，时间跨度达七十年。内容囊括何为一生中创作的重要篇章，还有他晚年在报纸副刊发表的从未入选过集子的短文。编罢文集，我不由想起，何为先生去世时，我曾写下这样一副挽联：“百万言心中风景，锦文多绣山川里；九十载纸上烟云，健笔长存天地间。”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坚守和坚持，足显一位散文作家的风范。
黄文山
2015年11月
海滨邹鲁左海风流
——《闽派诗文丛书》总序
谢冕
一
记得那年在长安旧地，古城墙，大雁塔，兴庆宫，花萼相辉楼，遍地的秦砖汉瓦，令人遐想汉唐气象。风从潼关那边吹过来，吹皱了洒满月光的渭水，由此一路向西，向着八百里秦川的悠悠古道，咸阳，鄂县，马嵬坡，盏屋，武功，扶风，岐山过了是凤翔，即使是秦岭深深处，空气里也飘洒着唐诗的清香。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认识：中华文明古远而悠长。后来到了河南安阳，那情景就更让人震撼了。殷墟遗址，妇好墓，新建的一座宫殿，美丽而英武的妇好是武丁的爱妃，那陈列的几只玉笄，尚留存着她鬓间悠远的香泽。那是甲骨文的故乡，小屯，一个小小的村落，四十亩的地面，遍布大大小小的深坑，无字的、刻了字的甲骨成堆地堆积在一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些公元前至少一千五百年前的古文字，刻写的是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
我曾行走在安阳的淇河岸边，望着那从远古流淌至今的河水，耳边响起的是至少三干多年前、至今依然青春的歌唱：“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绣莹”。(《诗经·淇奥》)那歌谣幽幽地传递着中华文化的悠长旷远的声音，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从母亲河黄河孕育、展开而流传至今的。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中原，中原腹地有华夏母亲的心跳。
此刻说到我的家乡福建，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古为蛮荒之地，开发较晚。福建文物之盛当然比不过中原。但福建的文化之脉同样悠远地接续于中原。都说，我们的祖先都来自山西洪洞县的那棵大槐树下，也许竟是。犹记前些年曾托友人寻根问祖，问到了一个叫作“杭城试馆”的地方，(其实那“杭”是“航”之误)，据说我的出生地距此不远，当时瞎猜：杭城？杭州？上杭？后来得知，是航城，航行的航。历史就由此推到了三国的吴，我的祖籍长乐旧称吴航，长乐滨海，是吴国孙权制造战船的地方。航城试馆，长乐子弟来省城应试居住的旅馆。猜想，应试子弟中也许就有谢姓的远祖。
从来中原多战乱，三国之后，晋室东迁，史称衣冠南渡，文化中心逐渐东移南下，八闽大地于是蒙得泽惠。记忆中秦淮河畔乌衣巷口的芳草野花，叙说着当年王、谢两大家族的显赫，是一个证明。上面讲的今日的长乐、昔日的吴航成为当时南方的造船中心，也是一例。但无可讳言，文化的重心仍在北方，汉赋唐诗，华清歌舞，也还在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地域展开。那时的潼关烽烟，骊山鼙鼓，马嵬风波，也都还在遥远的远方进行。福建依然还是僻远静谧的一隅。
二
说句有点昧心的话，福建的文化繁荣还是得益于当年的动荡时势，这里讲的主要是宋代。当年北宋为避日益逼近的外族威胁，自汴梁迁都于临安，即今日的杭州。此地乃是人间天上，锦绣繁华之地。尽管君王乐不思蜀，偏安一隅，但文化的中心向南偏移却是战乱造成的事实。福建和浙江是邻省，福州和杭州距离也不远，人员往来频繁，彼此是互为影响的。宋室南迁，以迄于元、明，一些重要的文学家、学者和诗人，与福建的关系密切，来往频繁。陆游、辛弃疾、曾巩等(李纲是福建人，自不在话下)，均有写福建的诗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于熙宁十年出任福州知州，有诗赞过当地风光：“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唯有青青草色齐。”至于冯梦龙更是在寿宁任职多年，他的“三言”写作与此攸关。这些南下东进的文人，他们的到临有力地促进了内地与福建的文化交流。
在泉州古城，城边上有一座洛阳桥，那是南迁的官民为了寄托往日的记忆而取的名字。洛阳桥头有宋代书法家蔡襄的题字。蔡襄福建仙游人。他的书法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为宋四家之一。泉州旧时遍植刺桐，古代西亚商人行旅多以刺桐记泉州，《马可波罗行纪》亦以此名之。刺桐港是当时世界重要的港口，也是当年国际交流的中心城市，不仅是物资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泉州当年就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泉州城里至今尚完好地保留着穆罕默德两位弟子三贤、四贤的墓茔，这城市各个角落遍布着寺庙和教堂。在世界各重要的宗教中，不仅是佛教和道教盛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盛行，彼此和平相处，互相尊重。泉州开元寺，建于武则天时代的垂拱三年。庙宇辉煌，法相庄严，大雄宝殿两侧，石柱上镌刻着朱熹撰的联句：
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
对联系弘一法师所书，笔力婉秀而道劲。撰联者与书写者，一位朱熹，一位李叔同，都是与福建缘分很深的学者大师。泉州开元寺的古旧辉煌，加上这副对联的撰联者和书写者，印证了历史中的福建文化昌荣的恢弘气象。南宋偏安江南一隅，虽然彼时家国多艰，然文化的血脉还是顽健地留存并发展着。以临安为中心，沿富春江、钱塘江一线、环太湖三角洲，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融入了江南文化明媚浪漫的因素，延续并繁衍了中华文明以达于极致。
……
这方面，可圈可点者多，远的如明朝的李贽，近世如辜鸿铭。李贽，晋江人，回族。以“异端”自居，招收女弟子，猛烈抨击孔孟之道，痛斥孔子“无学无术”，也激烈批判宋明理学，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虚伪说教。最后死于监狱。是一个奇人。辜鸿铭，福建同安人，出生于南洋。早年留学英、德、法诸国，精通包括拉丁、希腊在内的多种语文。他是第一个将《论语》《中庸》译成英语的中国人，也是唯一的拖着长辫给学生上课的北大教授。他是民国学界一道奇特的风景。此类奇才，史中屡见，邵武有严羽，崇安有柳永，他们的学问人生均具传奇性，也都是本地“特产”。
五
纵观八闽文运，每能于平凡处见奇崛，于淡泊处显神韵，气势恢宏而临危受命者若林则徐，缠绵悱恻而慷慨赴死者若林旭、林觉民，细究其因，不外上述。这篇长文的开头，我写了篇名，八个大字：“海滨邹鲁，左海风流”。意在以此概括福建的文采飞扬的非凡气势。从历史看，先南洋而接踵西洋，因江南而际会中原，加上宋以后出现的以朱熹为代表的学界翘楚，其影响绵延至今，使福建文化能置身于浩浩中华文明之中而独显其优势与魅力。本文以上所列举的那些人和事，都是闽山闽水育就的奇花异果，他们在各个时期，均能以自己的方式彰显了时代的风貌。
近年以来，闽省宣传部门领导关注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建设，举凡整理出版八闽文库之类的大型文献丛书，出版总数三十余卷的闽派文艺批评家的文集，召开相关的专门研讨与诗歌集会，以及出版现在这套闽派诗文总集，都是令人欣慰的可喜可贺之事。就福建而言，其文化的自成特色是事实，但闽学是否有“派”？尚是存疑待考。去岁榕城开会，此会日闽派文艺评论家的聚会，我当时就对吾闽之文艺批评是否有“派”置疑，谓，日闽籍即可，日闽派则未必。但不论如何，闽江水自分水关悠悠南下，过崇安、邵武，沿途纳松溪、建溪、富屯溪诸水而会于南平，而后经福州浩浩东流入海，又何尝不是激流一派？辜言之、信之可也。
闽省郭风、何为、蔡其矫三先生，师辈人也，素所敬仰。郭风先生为人宽厚谦和，有长者风，他是四十年代最早发表拙作的前辈，多年扶植，素未谋面。时隔三十余年后，八十年代初期，我与刘心武、李陀、孔捷生联袂访闽，郭先生亲赴义序机场迎迓，语及旧事，方感知遇恩重。何为先生文雅睿智，他的美文我十分喜欢，也影响了我，前年拜谒上杭临江楼，先生之大文在焉！诵文思人，在心中默默为先生的健康祝祷。蔡其矫先生也是福建山水造就的一位奇才，集激情的革命者与浪漫诗人于一身，在思想禁锢的年代，敢于喊出“少女万岁”的，国中能有几人？唯独蔡先生做到了。闽派诗文集能由郭、何、蔡三先生文集领衔，自能充分展现当代福建的文坛的实绩，实为至幸。
闽派诗文总集编成有日，文集编委会命撰序文于我，乡情为重，不遑轻忽！旁置冗务，溽暑伏案，日致数言，乱章叠句，方成此篇。内中涉及文史故典颇多，案边尤缺参阅资料，谬误错乱之处难免，期待方家指谬，是所至幸。
2015年9月3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采薇阁
由黄文山选编的《何为集/闽派诗文丛书》精选何为先生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附《何为创作年表》。何为先生原名何敬业，当代著名作家，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著有作品集《青弋江》《第二次考试》《织锦集》《小树与大地》《闽居纪程》《何为散文选》《何为散文选粹》、《何为散文选集》、《何为散文长廊》等。其的散文常常以写人为主，广泛借用小说和电影的创作手法，叙事简洁疏朗，情思清新隽永，语言凝练、形象而传神。他晚年的作品更显苍劲深沉，高远辽阔，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肃、艺术个性十分鲜明的作家。
何为先生是福建文坛的三位耆宿、三棵常青树之一。这本由黄文山选编的《何为集/闽派诗文丛书》，共收入何为先生112篇作品，时间跨度达七十年。文章内容囊括何为一生中创作的重要篇章，还有他晚年在报纸副刊发表的从未入选过集子的短文，全书分为“文缘人缘”“书事二三”“人生如歌”“闽居纪程”等几个部分。
